戴維•格雷伯說，今年他有三大目標：一是推廣他的新書，二是學會開車，三是發(fā)動一場席卷全球的革命。 　　如今，第一個目標進展順利，第二個目標看來沒戲了，第三個則正如火如荼。
　　世界左翼運動的一名老兵
　　格雷伯現(xiàn)年50歲，美國人，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人類學教授。他的研究對象極為生僻，比如北美印第安易洛魁族人的貝殼念珠、加拿大夸扣特爾人的冬節(jié)等。在學術圈里，他小有名氣。有人說，他是當今世界最聰明的人之一。
　　此外，他還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過去10年里，他參加了無數示威活動，如抗議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世界經濟論壇等，堪稱“世界左翼運動一名老兵”。魁北克、熱那亞、費城、紐約、倫敦……無不留下他“革命”的足跡。
　　今年，他的“革命事業(yè)”步入高峰。年初，他與數萬名大學生、高校雇員走上倫敦街頭，抗議政府大幅提高大學學費。入夏，他與幾名志同道合者策劃了占領祖科蒂公園的計劃。誰曾想，這個原本是幾個人的“行為藝術”，竟演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全球化”運動。
　　如果稱格雷伯是“占領華爾街”運動領袖，那么錯了，因為他恪守的“非等級化”理念視這種表述為“異端邪說”；他也不是什么發(fā)言人，因為至今他仍拒絕為這次運動歸納具體訴求。即便在祖科蒂公園里，他的名字也不見得如雷貫耳。但毫無疑問，在這個歷史時刻，他表達了一個群體最復雜的悲憤和渴望。
　　“我們正目睹新一代美國人的誕生，他們勇于反抗，希望結束令其失業(yè)、沒有前途、永遠背負巨額債務的體制，”格雷伯在9月25日為英國《衛(wèi)報》網絡版撰寫的社論中如此寫道，“他們希望與盜走其未來的金融巨鱷們展開對話，難道這真的令人意外嗎？”
　　格雷伯的政治主張一半來自這些年“為正義而戰(zhàn)”的人生經歷，一半來自他的專業(yè)研究�！罢碱I華爾街”運動開始前兩個月，他的新作《債務：最初5000年》面市。這是一部關于貨幣和市場起源的另類解讀，向傳統(tǒng)觀點發(fā)起挑戰(zhàn)。他寫道，從西非的蒂夫人到古老的蘇美爾人，從中世紀的愛爾蘭到現(xiàn)代美國，人們對于債務存在種種矛盾態(tài)度：或是責任，或是罪孽，或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或是壓迫的工具。他試圖解答一些困擾人類許久的問題，比如在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約而同地深信，還債關乎道德，靠借貸為生是可恥的？
　　格雷伯的觀點顯然與主流經濟理論格格不入，他因此而長期被學術界忽視。然而，“時勢造英雄”，當下的艱難時世令其觀點廣為流傳。他的著作為“占領華爾街”提供了某種歷史溯源和學術依據。運動之初，憤怒的抗議者最關注的問題正是債務。
　　“他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占領華爾街”發(fā)起人之一、溫哥華《廣告克星》雜志創(chuàng)辦人卡爾•拉森說，“他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在經歷一場1968年那樣的運動嗎？它類似于法國大革命嗎？”
　　正如格雷伯所言，這場運動有著更為廣闊的意義：縱觀整個歷史，債務對于國家而言，都是一種控制臣民并剝奪其資源的手段。當足夠多的人欠下足夠多的債務時，往往就會爆發(fā)某種形式的造反。
　　打造紐約的“解放廣場”
　　今年夏天，格雷伯從倫敦回到紐約度假。他經常光顧華爾街附近一個名叫“16海貍”的藝術家沙龍，那里聚集了一堆活躍的知識分子，談論諸如符號學、黑客、土著人的奮斗之類的話題。和許多活動家一樣，格雷伯對埃及人占領“解放廣場”、“憤怒者”接管馬德里等事件十分著迷。6月中旬，他在《廣告克星》發(fā)表短文，提出如果西方發(fā)生類似起義會怎樣？這正是“16海貍”在這個夏天最熱門的話題。
　　6月13日，《廣告克星》發(fā)出號召，呼吁人們于9月17日占領華爾街。當時，一個名叫“反對削減預算的紐約客”組織已經在市政廳外的街道上安營扎寨，其成員多為來自紐約最窮地區(qū)的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和社區(qū)領袖。他們非常欣賞《廣告克星》的主意，開始倡導“人民大會”的主張，為“占領華爾街”造勢。
　　“人民大會”可謂是當代無政府主義的核心理念。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任何強迫都只能導致暴政，這是革命的根源�！叭嗣翊髸�”采用集體討論的形式，所有決定不取決于少數領袖，甚至不取決于多數意見，而必須全體一致通過，哪怕這個“全體”是數千人、上萬人。這顯然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占領華爾街”的任務之一就是向更多人推廣“人民大會”理念。
　　“人民大會”計劃在曼哈頓的保齡綠坪公園舉行，那里矗立著著名的象征著華爾街的公牛雕像。格雷伯得知此事后，和兩個朋友于8月2日趕往保齡綠坪公園。然而，他們失望了。他們所見到的“人民大會”依然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集會：先是簡短碰頭，然后前往華爾街提出一系列預定訴求。用無政府主義者的行話來說，這是自上而下的“垂直模式”，而不是理想中的“水平模式”。
　　于是，格雷伯一行3人招募了幾名同樣不滿于現(xiàn)狀的人，在公園南側另起爐灶，組織起自己的“人民大會”。開始只有十幾人，但到當晚，原本準備去華爾街游行的五十多名示威者全部被“策反”過來。
　　接下來的一個半月里，格雷伯不僅要料理“人民大會”事務，還要組織關于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法律和醫(yī)療培訓，忙得不亦樂乎，他的學車計劃受到嚴重干擾。“人民大會”一直在無休止地討論是否要提訴求、提怎樣的訴求，這些問題至今未達成共識。
　　9月10日，“人民大會”終于選定占領目標――曼哈頓廣場，同時制定了備用方案。由于準備充分，當警方于9月16日晚封鎖曼哈頓廣場后，兩千多名抗議者于次日從容轉戰(zhàn)祖科蒂公園，使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曼哈頓一角一夜成名，成為紐約的“解放廣場”。
　　從不認為無政府主義瘋狂
　　格雷伯在紐約一棟由工會資助建造的公寓樓里長大，那里充斥著各種激進思想。11歲時，他迷上了瑪雅人的象形文字，將自己的原創(chuàng)翻譯寄給一名學術權威。那人很是驚訝，幫其申請到馬薩諸塞州菲利普學院的獎學金到那兒學習深造。
　　格雷伯的父母四十來歲才得子，都是工人，深受上世紀30年代政治思潮影響。母親是一名制衣工，后因在百老匯主演由國際婦女制衣工聯(lián)盟贊助的音樂劇而小有名氣。父親在印刷廠工作，曾在西班牙內戰(zhàn)中為共和黨而戰(zhàn)，而共和黨中有不少人是無政府主義者。
　　“大多數人認為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并不賴，只是有點瘋狂，”格雷伯說，“沒有監(jiān)獄，沒有警察，沒有分等級的權威架構，聽起來是不錯，但不現(xiàn)實，不是嗎？”但格雷伯的父親從不認為瘋狂，“因此，我也從小就不認為它瘋狂。”
　　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時，格雷伯接觸到一個非常獨特的無政府主義社會組織――馬達加斯加的貝塔富。這是一個由貴族和奴隸后代組成、實行平等主義的社區(qū)， １萬名成員在做決定時采取一致通過的方式，哪怕有人犯了罪，需要處死，也必須得到其父母的同意。格雷伯對這一現(xiàn)象做了深入研究，并撰寫了《失落的人》一書。
　　之后，他成為耶魯大學的副教授，專注于學術研究，直到1999年西雅圖召開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夢寐以求的運動來了：“如果你真的致力于某項事業(yè)，一切會水到渠成：你第一次參與其中，完全是一個局外人，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第二次就什么都明白了；第三次則可以發(fā)揮領導作用。只要你愿意投入時間和精力，任何人都可以�！�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在耶魯，他是一名學者；在紐約，他是一名活動家。他結識了一個松散的組織“直接行動網絡”，都是一些活動家、藝術家和愛惡作劇的人。他們經常組織示威活動，或者舉行“攻占街頭”之類的狂歡。
　　2005年，好日子結束了，耶魯大學終止與格雷伯的合同。格雷伯上訴，但未獲成功，他的案例后來成為耶魯一門課程。他認定自己遭解聘是因為參與政治活動，而旁觀者認為，耶魯大學正是格雷伯所鄙視的那種等級森嚴的機構，與其脾氣不對路子。
　　格雷伯的耶魯同事托馬斯•布羅姆•漢森說：“在學校，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沒有人懷疑他的學術成就，但他真的對枯燥乏味的學術生活沒有興趣�！�
　　“藥方”：免除一切債務
　　“占領華爾街”的任何一個組織者，包括格雷伯、《廣告克星》的編輯、“反對削減預算的紐約客”在內，誰都沒有料到，這場運動會如此轟動。美國左翼力量向來人員混雜，有激進派、反戰(zhàn)者、自由派、馬克思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現(xiàn)實主義者，他們最終往往因分歧和誤會而分裂。格雷伯認為，這次的意外成功主要得利于運氣、時機以及彌漫于全社會的憤怒和幻滅情緒：工作機會寥寥，政治無為，個人和國家均負債累累。
　　格雷伯在書中寫道，債務的根本問題不在于其多寡，而是它扭曲了人們互相幫助的本性。亞當•斯密說，貨幣和市場的出現(xiàn)是因為人類有“易貨”本性。貨幣出現(xiàn)之前，人們用7只雞換1只羊，或用1袋米換1雙鞋。一些聰明的商人意識到，可以用一種通用的媒介對所有東西定價，比如銀子或貝殼，這樣交易起來更為方便。然而，人類學家長期認為，這種易貨經濟可能從來就沒存在過。格雷伯在書中引用人類學家卡羅琳•漢弗萊的話說：“從未有人描述過單純的易貨經濟，更不要說貨幣由此產生。”
　　在沒有貨幣的年代，人們并不“易貨”。他們會相互饋贈，有時以進貢的形式，有時會在晚些時候得到回贈，有時則是純粹的禮物。貨幣的出現(xiàn)，不是為了交易更方便，而是埃及等古國或蘇美爾的神職人員為更有效地收稅或計算財富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價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場應運而生，它們吞噬了人類社會原本擁有的一切脈脈溫情。是金錢讓責任和義務變成債務，欠債還錢的“常識”腐蝕了人類彼此關愛的本性。
　　格雷伯認為，一旦我們理解了債務的社會起源，就會樂于在條件發(fā)生改變的時候重新協(xié)商債務問題，無論它是抵押貸款、信用卡債務、學生貸款，還是整個國家的債務。
　　“主權最終屬于人民，至少理論上如此。是你給了銀行制造貨幣的權力，然后借貸給你，”格雷伯說，“我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這個東西，我們也可以改變它。”
　　在書的最后，格雷伯開出一劑“藥方”：免除所有國際和消費者債務�！斑@會奏效，因為它不僅能大大消除人們切實的苦難，而且提醒人們，金錢并非妙不可言，還債不是道德的核心，這一切都是人為的安排。如果說民主至高無上，那么我們應一致同意以另一種方式做出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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