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媒體人，自己沒有思想，你就很難去理解、捕捉、傳遞事情的真相。” 　　 　　“1000，就1000！” 　　 　　1月5日，約好在“萬圣書園”談談“改革開放30年”，賀延光忙里偷閑和家政服務公司的保姆在電話里談工資。
　　這位《中國青年報》高級記者、圖片總監(jiān)，正為5歲的小兒子找新保姆，對方開出1800元的月薪，超出了他的接受范圍。
　　改革開放30年給賀延光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肯定比過去上了好幾個臺階，你不是大款但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開始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這個世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1978年常被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元年，但描述今天的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賀延光，卻要從更早的1971年的“9•13事件”，特別是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開始。
　　
　　業(yè)余記錄者
　　
　　1972年5月6日，賀延光以“特困”為由“像是一個逃兵”地從勞動了4年的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回到北京。待業(yè)一年多，被分配到崇文區(qū)化學纖維廠。
　　家里的房子“大的一間，12平米；小的一間，也就8平米”，“比起周圍其他人，還算不錯的。”這12平米的“有兩個小沙發(fā)”的大屋在“文革”中屢次用來掩藏父親那些被錯打成“叛徒”的戰(zhàn)友。
　　1971年“9•13事件”的震撼還在，鄧小平1975年復出后的實績又讓賀延光衷心擁護。在他心中，對當時主流政治觀念的質(zhì)疑越來越多。
　　1976年4月1日，賀延光帶著廠里80多位團員和青年，舉著自制的大花圈走去天安門廣場。
　　賀延光把四五張大16開的悼詞貼在了廣場紀念碑的南側(cè)：“……堅決與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實際穿著資產(chǎn)階級奇裝異服的黨內(nèi)野心家、陰謀家血戰(zhàn)到底……”悼念儀式唱起了《國際歌》，“不光我們80多人，圍觀的數(shù)百人都和我們一起唱”。
　　4月2日，賀延光就發(fā)現(xiàn)花圈被有關方面連夜收走，于是又重寫了一遍悼詞“裱上塑料膜”貼上去。“他們把花圈晚上撤走，第二天人們又把鐵制的花圈用大吊車吊過來”，民眾的勇猛抗議鼓勵著賀延光拿起了照相機去“真正拍社會生活”――除了自家的120相機，他還借了一臺135相機，“那時專業(yè)記者只拍‘批鄧’”。
　　5月6日，賀延光被實施逮捕，工友孫正一和陳瑞也相繼被捕，三人被定為“賀孫陳反黨集團”。
　　1976年12月4日，賀延光被釋放，崇文區(qū)化學纖維廠的車子把他直接接回了家。直到1978年3－4月間，《人民日報》國內(nèi)部記者于國厚、谷家旺和《中國青年》雜志記者張道誠開始秘密采訪“天安門事件”。賀延光很佩服當時《人民日報》主政者提前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準備輿論的遠見和魄力――賀延光個人的平反大會1978年8月在崇文區(qū)工人俱樂部舉行，“我母親坐在臺下第一排”；而“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11月才正式平反。
　　為了促成“天安門事件”的最終平反，賀延光在被平反后頻繁接受各單位邀請，做了70多場報告，“我成了新聞人物，當時新華社的領導朱穆之、穆青接見了我，接見我的外交部團委書記是陳毅的女兒”。
　　1978年10月12日，反映賀延光在“天安門事件”前后的長篇通訊《暴風雨中的海燕》在《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同日發(fā)表，“肯定是兩家‘串通’好的”，“其實這不是嚴格的新聞的寫法”――這篇報道里不慎虛構(gòu)了一個毛澤東去世時賀延光“淚流滿面”的情節(jié)。
　　時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夫人、北京市紡織局黨委書記李昭約見賀延光，“老太太談了二十多分鐘，沒現(xiàn)在（的官員）這么多譜兒�！�
　　在胡耀邦的建議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吸收一批反“四人幫”的年輕人。1978年10月16日，賀延光當選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主席團成員，最后被選為團中央委員。
　　多年以后，賀延光的回憶格外平靜：“我是‘天安門事件’的親歷者，對‘四人幫’的不滿和抗爭是在十年動亂中逐步形成的，這種形成是對生活認識的感受過程，這個過程是對常識和良知的堅守，并沒有在理論上制度上到了張志新、遇羅克、顧準那樣的高度”，“盡管如此，‘天安門事件’是數(shù)百萬群眾第一次面對專制主義自發(fā)地、自覺地集體抗爭，它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厚實的社會基礎”。
　　在民間舉行的慶祝“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活動中，采用的相關照片卻多是業(yè)余攝影者的作品，這讓賀延光立下了忠實記錄這個時代的職業(yè)心愿，哪怕很多照片暫時還不能公開發(fā)表。
　　25年后，賀延光克服重重困難深入北京市地壇醫(yī)院拍攝非典時，秉持的職業(yè)自覺和1978年時一脈相承：“因為我是新聞記者，當若干年后人們要看我的ＳＡＲＳ照片，那時，如果我為交‘白卷’而去解釋什么當年的‘紀律’，不僅蒼白無力，而且肯定無地自容�！�
　　
　　思想的力量
　　1979年4月，賀延光參加由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率領的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賀延光是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坐飛機。
　　臨行前學習的幾首日本歌曲，賀延光只學會了《櫻花》這一首。所到之處的日本民眾家家戶戶在傍晚的櫻花樹下席地而坐，處處是歡笑，“第一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那么和諧”。日本農(nóng)村和城市的貧富區(qū)別不大，冰箱、電視機和汽車都很常見。一連走訪了東京、奈良、大阪等四五個城市。奈良的一座公園自由放養(yǎng)著梅花鹿，工作人員給游客分發(fā)了梅花鹿的飼料，賀延光“以為是自己吃的”還吃了幾口。
　　看到日本人抽的“萬寶路”牌香煙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對方打了一個讓他迄今仍記憶猶新的比方：“我們首相也抽這個煙�！苯哟�方安排了代表團與當時當紅的日本歌手、影視巨星山口百惠在后臺見面。1979年的賀延光根本不知道山口百惠的分量。
　　訪日歸來，代表團定做的一套西裝和一套中山裝必須上交一套給組織上，賀延光留下了中山裝，“那時把西服穿出去的機會不是很多�！�
　　也是1979年，賀延光被調(diào)到北京市團市委，1980年他成為《北京青年報》復刊籌備組的六名成員之一，“我是先當記者，后學攝影，在這個過程中又正好趕上國家的改革開放。”1983年，《中國青年報》攝影組一位老記者退休，賀延光得知訪日時的同伴王石正是總編輯，趕緊去找他，很快就順利調(diào)入。
　　近30年，賀延光拍出了《小平您好》、《老山戰(zhàn)事》、《民主進程》、《深圳又長高了》、《廣西大排雷》、《九江決口》、《巴楚地震》和《面對生命》、《兩黨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等著名照片，先后七次在國內(nèi)最高新聞獎評比中獲獎，是中國新聞界唯一一位既獲攝影一等獎又獲文字特別獎的平面媒體記者。
　　1981年5月，他拍出了第一張獲獎照片《個體戶上街》，通過一位賣大碗茶的小伙子來反映民營經(jīng)濟和個體經(jīng)濟的萌芽。但時任美聯(lián)社駐華攝影記者劉香成1980年代初拍攝的《可口可樂走進故宮》卻讓賀延光短暫的喜悅煙消云散――自己的照片缺少天安門的大背景，而劉香成的照片卻集故宮午門、軍大衣、可口可樂標志等飽滿元素于方寸之間。
　　迄今為止還沒辦過個人影展，“時機還不成熟”；個人攝影集也少之又少。上海一家公司策劃的“國內(nèi)十位最具影響力攝影家”叢書收錄了他最新的攝影集，將于今年春節(jié)前夕問世。
　　新聞攝影界的一些年輕人佩服賀延光，但也忍不住假設：如果后來不擔任《中國青年報》的攝影部主任和圖片總監(jiān)，而是轉(zhuǎn)投一個真正有國際聲譽的圖片社，賀延光可能會取得比現(xiàn)在還大的成就。同輩朋友中的楊浪、錢鋼等后來在市場化媒體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業(yè)績。
　　賀延光對服務了25年的報紙有著復雜的眷戀，“在中青報當記者的20多年，我最大的收益，是讓我從一個所謂的宣傳工作者，轉(zhuǎn)變成為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我不再認為記者是工具，道理很簡單，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做媒體恰恰是最需要展示思想的。做一個媒體人，自己沒有思想，你就很難去理解、捕捉、傳遞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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