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美國總統(tǒng)布什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華盛頓會晤后發(fā)表聯合聲明，一致確認和共同捍衛(wèi)“市場經濟和開放的民主社會是保障公民豐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闭�整一年后的2002年11月，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在北京召開，江澤民在報告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論斷。這是執(zhí)政黨治黨治國經驗的科學總結，順應了時代進步的潮流，標志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東方大國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物質文明進步的基礎上，開始理性地揚起走向政治文明的世紀風帆。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演變中，所構成的社會結構都是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統(tǒng)一體，相應地，人類文明的結構也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統(tǒng)一體。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是人類社會文明系統(tǒng)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物質文明是構成人類文明的基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構成人類文明的上層建筑。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政治文明是社會進步程度的集中體現，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fā)展。沒有政治文明的充分發(fā)展，就不可能有現代進步的文明社會。

　　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等。屬于價值層面的政治理念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精神指導；
屬于制度層面的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繩”，是政治理念的規(guī)則化和政治行為的規(guī)范化；
屬于實踐層面的政治行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具體體現。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是民主政治，沒有民主政治，就沒有政治文明。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相對立，專制政治屬于政治黑暗，民主政治屬于政治文明。

　　美國尼布爾認為，“人行正義的潛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傾向使得民主成為必要�！痹谂c專制制度長期斗爭中形成的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結晶和寶貴財富，具有普世性和全球性價值。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和社會，都不可能繞開“民主”而求得可持續(xù)發(fā)展。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向往，已經走過了上百年的艱難歷程。孫中山當年面對席卷世界的民主潮流，欣然寫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警世名言；
毛澤東說共產黨找到了“民主”這個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
鄧小平則干脆宣稱“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今天，在共產黨最高文獻中正式提出建設“政治文明”，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進步。

　　建設政治理念文明，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長期實踐中創(chuàng)造和積累起來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等政治理念文明，是人類社會充滿智慧的結晶和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在建設政治文明中大膽吸收和借鑒。這就迫切需要人們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一要突破狹隘的國情論情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區(qū)別于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宗教、人口及自然地理國情。但像在中國一些人中盛行以國情為由排斥人類政治文明以及拒絕政治革新的“國情崇拜”情結者卻世所罕見。自從天朝大國遭遇西方文明以來，祭起國情之旗只學西方物質文明而拒絕西方政治文明的“洋務派思想”就代代相傳。從世界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大致可分為民主原生型國家和民主后發(fā)型國家。所謂民主原生型國家，是指在與本國的專制主義斗爭中自我實現民主政治的歐美等國；
民主后發(fā)型國家，是指本國專制主義異常強大而無法自我生成民主政治的亞非拉等國。作為“亞細亞專制主義”典型代表的中國顯然屬于民主后發(fā)型國家。民主后發(fā)型國家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除了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外，別無他途。只有徹底打破幾千年盛行的中國“專制主義國情”，才能成功建設現代政治文明。

　　二是突破傳統(tǒng)的蘇聯模式的禁錮。蘇聯以其自掘墳墓葬送在二十世紀末而宣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建國后，當中國本土強大的專制主義與蘇聯輸入的極權主義聯姻后，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就遭到了最致命的扼殺。在封建主義和極權主義雙重奴役下，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只有中國人自己才有刻骨銘心的感受。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倡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走出一條既區(qū)別于資本主義，又不同于蘇式社會主義的新路來。改革開放的過程，其實質就是不斷突破傳統(tǒng)蘇聯模式嚴重禁錮、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這在經濟改革上十分明顯，已經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跨越。但不可否認，以政治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蘇聯極權主義政治對我國有著最為嚴重的消極影響。雖然毛澤東、鄧小平都認識到蘇聯極權政治模式的嚴重弊端，但由于種種原因，蘇聯極權政治模式對我國政治的嚴重影響尚未得到全面清理。

　　三是突破僵化的冷戰(zhàn)思維的局限。作為曾經毫不猶豫“倒向蘇聯一邊”幾十年的中國，在與西方全面對抗的冷戰(zhàn)中，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陷入了冷戰(zhàn)思維的泥淖之中，其突出表現在姓“資”姓“社”的主觀偏見上。在資本主義母胎中孕育和發(fā)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對資本主義辯證的否定而不是全盤的否定。對此，馬克思主義老祖宗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在創(chuàng)造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偉大歷史作用。馬克思高度稱贊美國的《獨立宣言》是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當林肯當選為美國總統(tǒng)時，馬克思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專門發(fā)出賀信：“歐洲工人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自己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制度的史無前例的戰(zhàn)斗，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馬克思還由衷地稱贊美國是“最先產生了偉大的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地方�！� 但后來，囿于冷戰(zhàn)思維的局限，一些人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演變成對資本主義的全盤否定，以全面仇視的眼光看待資本主義，患上了嚴重的“恐資病”。這就使得人們在對發(fā)達國家創(chuàng)造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吸收和借鑒上長期“裹足不前”。

　　建設政治制度文明，就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對于斯大林的暴政，毛澤東曾感嘆地說這在歐美民主國家“不可能發(fā)生”；
對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總結說這固然與領導個人的品質和作風有關，但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前蘇聯高級官員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說：“我們從斯大林后四十年中應該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在政治機制方面必須破舊立新，必須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眾意識。我堅信，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務。我們能否解決這一任務，解決到何種程度，關系到我們強國的未來，甚至關系到我們的國家究競還有沒有未來�！睙o獨有偶，中國《求是》雜志總編輯王天璽在其總撰稿的《東方之光——三個代表與理論創(chuàng)新》中說：“沒有一個優(yōu)越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即使有顯著的技術創(chuàng)新成就，也不能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這是鐵的歷史法則�！比魏卧趦r值層面極好的東西，只有經過相應的制度層面路徑，才能在實踐層面得到較好的體現。政治制度建設對于建設政治文明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內容是法治。政治制度源于國家的誕生。國家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是人們共同意志的體現，卻是個人無奈的選擇。一旦誕生了國家，就產生了公共權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公共權力被當作“私器”追逐和獨家壟斷，統(tǒng)治階級無不用人民的鮮血鋪就一條通向權力巔峰的“紅地毯”。面對政治愚昧時期的“叢林法則”，柏拉圖向我們描繪了他心中的“理想國”：“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個階級，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要確保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只有實行法治。實行法治，是人類迄今為止最耀眼的政治文明成果。

　　憲法是實行法治的依據。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其基本職能在于約束公共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國憲法不但使美國獲得了民主實踐的巨大成功，而且使后來的世界各國爭相效尤。但有憲法未必有憲政。不少國家僅僅有憲法之名而無憲法之實。為此，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維爾早在160多年前就不無感嘆地說：“美國的聯邦憲法，好象能工巧匠創(chuàng)造的一件只能使發(fā)明人成名發(fā)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但同時，托克維爾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乃至壓迫人民還要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被仡欀袊�近百年的憲制史，一個共同點就是憲法形同虛設。從1905年起，古老的中國就開始有了制憲的歷史。從欽定憲法大綱，到中華民國約法，從中華民國憲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可謂百年憲法無間斷。新中國成立后，先后頒布了四部憲法，現行憲法也進行了多次修改。憲法能否真正實行，實行的憲法是不是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的“良法”，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法治程度。亞里士多德說過，“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實行憲政的前提在于除了憲法 ，就沒有任何別的權威，也就是說，不允許有任何個人和組織凌駕于憲法之上。鑒于文革的沉痛教訓，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就特別強調樹立憲法權威，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十二大就明確規(guī)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笔�五大又進一步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國家，必須進行相應的制度變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

　　法治的真諦是人權�！叭魏握�治結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是二百多年前法國《人權宣言》的莊嚴宣告。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定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在文革中，面對洶涌如潮的紅衛(wèi)兵抄家、批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手捧憲法也保護不了自己的公民權利，最終慘死在自己與戰(zhàn)友們親手締造的共和國手里，更遑論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保障了。繞了一個大彎以后，1997年9月，江澤民在十五大上正式提出共產黨執(zhí)政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政府歷史性地向世界公開聲明尊重《世界人權宣言》和履行《國際人權憲章》，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先后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28日九屆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批準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中國建設政治文明的重大舉措。

　　建設政治制度文明，關鍵在于以民主化為取向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像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化為取向一樣，這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建設政治行為文明，就必須使政治行為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實現公開化、平等化、非暴力化。政治行為文明不僅是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制度文明在實踐中的具體展現，而且是折射整個政治文明的標尺。政治行為分為政治組織行為和政治個體行為，政治組織行為是指政黨、國家和政府以及社會政治團體在政治參與中的一切活動；
政治個體行為是指政治家、公職人員和公民個人等在政治參與中的一切活動。

　　政治行為公開化，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與政治黑暗的專制主義慣于奉行“政治神秘化”和“暗箱操作”迥異，政治公開化要求一切政治活動都在人們的注視下公開運作。在現代信息社會，政治公開化、透明化客觀上要求新聞輿論獨立和新聞輿論自由。政治行為平等化，是現代政治文明題中應有之義。與專制主義奉行等級特權不同，政治行為平等化就是一切參與政治的主體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它實現了從“人服從人”到“人只服從正義和法律”的跨越。政治行為非暴力化，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內在要求。與充滿血腥暴力的專制政治使奪得權力的人沾滿政敵和人民的鮮血、失去權力的人就要失去生命和自由相反，現代政治行為文明則以非暴力、人道的與和平方式，在法定的程序中解決政治爭端，實現權力的交接。

　　“道德是一個民意所歸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動力”。這句名言出自美國國父華盛頓之口。世界政治文明史已經昭示，政治家杰出的個人道德、傾人的社會良知和使人景仰的政治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政治行為文明。這在古代有中國堯舜禪讓的傳說，在近代有美國華盛頓的光輝典范，在現代有南非曼德拉的偉大壯舉。中國堯舜禪讓的傳說且不說，華盛頓的政治遺產尤其是他個人的政治選擇，在歲月的流逝中已經構成了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在中國乾隆皇帝四海宣揚皇威的時候，戰(zhàn)功赫赫的華盛頓完全沒有“奪天下坐天下”的皇帝思想，他“使世界因此多了一位總統(tǒng)，而使王冠從此黯然失色”。令那些拼命奪取權力、死死抓住權力不放的政治“巨無霸”們更汗顏的是，僅擔任兩屆總統(tǒng)且年富力強的華盛頓掛冠而去，開創(chuàng)了美國總統(tǒng)至多連任兩屆的慣例。后世似乎只有曼德拉可與之相比。

　　建設政治文明，當務之急就是實行教育理念的變革和教育制度的創(chuàng)新。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zhí)政的黨；
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边@就要求對傳統(tǒng)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進行大變革，實現從革命黨的黨化教育向執(zhí)政黨的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轉變，普及和提高全體國民的公民意識和憲法觀念，這是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作者單位：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當代黨建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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