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初，正值全國的中小學生高高興興進入新學期時，有的城市對專為外來務工者子女開辦的“打工子弟學�！钡尿�(qū)逐和取締，也達到了高峰。在北京豐臺區(qū)，一些治安聯(lián)防隊員把守“打工子弟學�！钡拇箝T，阻止學生們進入學校。

　　但是，沒有一個學生和家長與取締者發(fā)生爭執(zhí)。他們默默地走開。

　　幾天或十幾天后，被取締的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或在原地、或遷址復課。

　　知情者說，這已是該區(qū)近幾年來第3次大規(guī)模地行動，就像前兩次行動一樣，“打工子弟學�！辈�沒有如取締者所愿消失，而是以更隱秘的方式加大規(guī)模擴辦。

　　北京有著全國最多的外來務工者。他們在為這座國際化大都市提供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和全面的社會服務時，他們的子女，在失去原籍地正常的義務教育權益、流入地教育體制留有缺口的現(xiàn)實下，也為“打工子弟學�！钡拇嬖谔峁┝素S富的生源。

　　有資料顯示，在全國大約8000萬名農(nóng)村進城務工者身邊，有200多萬學齡子女同行。

　　在社會學研究者那里，就像農(nóng)村進城的外來務工者被稱為“社會弱勢群體”一樣，這些外來流動兒童被稱為“社會處境不利群體兒童”。

　　1986年7月1日起實施的國家義務教育法規(guī)定，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要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不論是城市還是農(nóng)村，凡達到學齡的兒童以及青少年，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接受教育的義務。隨父母進城打工的孩子也應該不例外。

　　但盡管打工子弟學校受到城市流動人口的歡迎，并像雨后春筍般地快速增長，但在許多地方，它還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

　　盡管1998年國家教委和公安部就已下發(fā)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流入地管理為主”，允許公民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蚝喴讓W校。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
盡管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已有200多所，城郊結合部的1000人以上的也已超過10所，但至今仍無一家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申請獲得批準。

　　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在它出現(xiàn)七八年后的今天，仍在“黑”著。

　　據(jù)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今年5月完成的調(diào)查報告稱：北京現(xiàn)有約20萬外來務工人口子女，其小學階段入學率為90％，而初中階段入學率僅為20％。有相當數(shù)量的外來學齡人口面臨就學困難或就學但沒有質(zhì)量保障的不利處境。

　　這種情況在全國經(jīng)濟發(fā)達的大中城市帶有普遍性。

　　目前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在京就學的方式大致有三類：在正常繳納借讀費后進入市區(qū)公立學校；
進入收費較貴的政府批準的私立學校；
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現(xiàn)實情況是，進城務工者身處低收入階層，靠借助當?shù)卦�有教育資源解決子女入學問題基本上是不現(xiàn)實的，在外來流動兒童小學階段90％的入學率中，實際上有90％以上的小學教育是由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的。

　　許多社會學學者、教育學學者在對外來務工者子女接受教育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調(diào)查后建議，在現(xiàn)階段，打工子弟學校是解決城市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最合適的選擇。

　　據(jù)北京市社科院社會學博士韓嘉陵的調(diào)查，開始時的流動學校是外來人口由于無法繳納“高額的贊助費及借讀費”，但又不能“坐視子女成為新文盲”而采取的一種“自力救濟”、“自行解決”的無奈嘗試。

　　韓博士的調(diào)查顯示，在京的流動兒童學校學生的家長以賣蔬菜水果的個體小商販、清潔工和廢品收購人員、近郊的菜農(nóng)等為主。對家長或?qū)W生的有關收入的問卷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每戶每月1000元收入是較普遍的情況。在她的調(diào)查中，其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20.2％，501～800元的占16.1％，801～1000元的占27.1％。按照北京市劃定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線，很多有兩個孩子的外來人口家庭基本上生活在城市貧困線以下。他們對子女就學的選擇，一如他們選擇質(zhì)次價低的生活用品一樣，很自然地趨向教育水平雖低但收費低廉的打工子弟學校，屬“現(xiàn)實而無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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