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再三磨合，大體上有這么些共識：必須鼓勵新見，更要發(fā)掘新見，但無論新見舊識，著眼點首先都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進中國的現(xiàn)代化，而不是其他；其次，《讀書》不是學術性雜志，文章可讀與否，是它的生命線。它是知識分子的高級休閑刊物，應當可供他們“臥讀”，而不是同人的學術雜志
　　
　　自嘲為“不良老年”的沈昌文先生，江湖人稱“沈公”。老先生在出版界“廝混”了50年，用他的話說，“不是小數了，滿夠吹吹的�！弊�1980年調入三聯(lián)，至1996年退休，這50年里倒有16年在編《讀書》。
　　老先生風趣機敏，活得瀟灑，76歲高齡打扮得像個二十啷當的小年輕，紅T恤、八分褲，背只大大的雙肩包。他笑嘻嘻說自己很忙的，天天要上網潛水，“新浪博客我都要看，方舟子跟人吵架我也很關心�！�
　　可是最近有點煩。對于網絡上有人稱他為此次《讀書》編輯部改組的幕后黑手，老人家很是郁悶。他說自己早已退休，只是一介老頭兒，對于三聯(lián)的事情，“他們（指現(xiàn)任領導）來問我，我就說說。他們問我好不好，無論什么事情，我都說好。假如他們想去哪里投顆原子彈，要問問我們這些退休老頭的意見，我也會毫不猶豫說聲‘好’�！�
　　“我說過我看不懂現(xiàn)在的《讀書》，早就不看了。但是換不換人是他們的事情，我這個老頭退就退了，絕對不管身后之事�！�
　　
　　不管事不等于不發(fā)言不表明立場，大多數人吞吞吐吐，或者避而不談的時候，老先生旗幟鮮明，“我摯誠竭力地擁護吳彬同志當選執(zhí)行主編”，因為“她是創(chuàng)刊時就在的元老，是成熟又有能力的編輯”。至于汪暉，他也表示要為他說句公道話，“他是三聯(lián)從外面延請的主編，一用11年，如果說因為《讀書》不好看了，所以不用人家了，那么為什么一直拖到現(xiàn)在才說這個事兒？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到他身上�！�
　　他很是為吳彬擔心，因為“時代不同了，過去我們辦刊，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現(xiàn)在很難了……慢慢來吧”。忽然又警醒起來，“哎呀，人家提醒我了，叫我不要評價吳彬，更不能表揚她，越是這樣她越為難�！�
　　總之，老先生覺得評說當下甚是為難且不是時候，“就說點過去的事兒吧，不然我們就不要談了�！�
　　這一談，不得了，老先生連稱痛快。
　　
　　“你們憑什么辦思想評論刊物啊，不是已經有《紅旗》了嗎？”
　　
　　我是1980年調到三聯(lián)編輯部的，當時《讀書》已經創(chuàng)辦一年了，但是并沒有一個獨立的編輯部。三聯(lián)編輯部隸屬人民出版社，《讀書》的編輯工作就歸在這個編輯部。
　　我并不想去，我會洋涇浜的英文，此外還會世界語、波蘭語等四五種外文，都是自學的，我想去商務印書館，搞外文出版。但是領導堅持讓我去《讀書》，因為我的黨員身份，特別派我去，把關吧有點這個意思。
　　我那時是很聽黨的話的，絕對忠誠的。后來嘛，因為辦刊常常被上峰批評，學滑了，學了些“跪著造反”的技巧。
　　《讀書》兩個字看著簡單，其實非常不簡單的。我雖然沒有趕上創(chuàng)刊，但是因為就在一個樓里辦公，并且就在一層樓里，前后我都清楚的。
　　它創(chuàng)刊于1979年4月，實際籌劃工作是從1978年底開始的。1978年底，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在這年11月召開。這次會議過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空前活躍，那不是一陣春風吹來，簡直是“刮”來。
　　回頭看看創(chuàng)刊當時的組織安排，應當也是大手筆所為�！蹲x書》創(chuàng)辦時，是屬于國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機構則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義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當時不是獨立機構，僅有一名義而已）。這一來，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就自然集合在一起了。
　　陳翰伯為主牽頭，他是時任出版局局長，相當于現(xiàn)在的新聞出版署署長。陳原任主編，但他的職務又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這二位主要是遙領，對的，遙控領導。在當時，他們心情激動，思想熱忱，關心時局，非常堅定地要做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
　　
　　在他倆之下，史枚任執(zhí)行副主編，馮亦代、倪子明是副主編，范用是個中靈魂人物，他當時擔任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分工負責這個部門。
　　1980年我去的時候，職務是編輯室主任，其后歷任執(zhí)行副主編、主編，名義上正式當家是在1986年后。
　　“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這是《讀書》的辦刊宗旨。我起初并不很知道這個宗旨的分量，無非是執(zhí)行而已。有一天，聽一位輿論界的領導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辦起思想評論雜志來了，那不已經有了《紅旗》嗎？”
　　這一下，我才怵然有覺。后來常有人批評我們，我主持工作之后，悄悄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二字，這是小聰明，不敢跟那些耿直的硬腦殼比，只是這兩個字加上之后，哈哈，批評果然就少些了。
　　
　　喬木同志給我們投稿
　　
　　1983年前后，社會思潮有反復，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批自由化了。我們總被批評宣傳馬列不夠云云，出版社內部因為壓力，也有�？�或者改刊的說法，大伙兒為這愁得不得了。
　　當年夏天，上面突然要我去開一個會，說是傳達胡喬木1983年7月29日在全國通俗政治理論讀物評獎大會上的講話。很奇怪，喬公開講未久，忽而講到了同通俗政治理論讀物似乎關系不大的《讀書》雜志。他說這個刊物“編得不錯，我也喜歡看”。
　　他說《讀書》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不夠名副其實”，沒有“滿足廣大讀者更多方面的需要”。接著又說：“《讀書》月刊已經形成了它的固定的風格了，它有自己的讀者范圍，可能不宜改變或至少不宜作大的改變�！彼�希望仍然把《讀書》雜志辦下去，再另外辦一個刊物，來滿足另一些需要�？磥恚瑔坦�已經知道有一種聲音要停辦或對它作“大的改變”，而他顯然并不支持這意見。聽到這里，我簡直要跳起來――喔！這不解放了嗎？
　　1987年某日，忽然收到“胡辦”送來一信，其中有喬公寫給我和董秀玉女士的親筆信(秀玉女士當時大概還在香港工作，但她是一直擔負《讀書》的領導工作的)。我雖然在出版界混跡多年，到這時為止，卻從未同部長以上的高干打過交道，更不會有高干知道我的名字。喬公在信中很客氣地說，要給《讀書》投一稿，是他為自己的新詩集《人比月光更美麗》寫的后記，“如何是好，諸希裁奪”，云云。
　　于是我們復信表示歡迎，并對稿子提了一些意見。喬公全部采納我們的意見，并說：“來信對一個投稿人的禮貌用語似越常規(guī)，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彼此說話亦有許多不方便也�！�
　　那個時候我已經經常性代表《讀書》到上面做檢查，某日趁著到上面匯報工作之時，順便提及此事，并表明喬公對《讀書》十分關懷，著實張揚了一下。哈哈，以后日子果然好過多了，沒有人再嚷嚷《讀書》不聽話了。
　　我不時被叫到有關機關去做檢討時，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個念頭：干嗎還要搞什么“思想評論”呢？咱們不如專門去做些書刊評介得了。在老前輩們的主持下，總算沒讓我退縮。
　　那時候我一被批評，就會去找龔育之先生，他上個月剛剛辭世。他非常好，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也當過中宣部副部長，是非常開明的黨內專家。我有為難就找他，屢次向他請教。
　　他說，我來給《讀書》寫文章。他寫的是毛主席的讀書生活，寫得太好了，又符合馬列主義又思想解放，這些文章后來又專門集冊出版了。
　　
　　你永遠不要對讀者用“應當如何如何”的口氣
　　
　　《讀書》的老前輩，列出名單有一大批，細說太繁。這里只先說兩位“帥上之帥”――陳翰伯和陳原。
　　陳翰伯同我說事，常說的一句話是：我點頭你就做，我搖頭你甭干。凡事一弄清情況，他馬上就yes or no,絕少拖延不決。這不是說他沒有民主作風�！蹲x書》1981年4月號上那篇《兩周年告讀者》，是他親自執(zhí)筆的。此老當時已貴為全國出版行業(yè)的最高行政主管，但還是40年代辦報的那種親歷親為作風，親自為報刊寫社論。他為寫此文，找我談了不止一次，了解情況，征求意見。后來寫出初稿，再讓我提意見。我當時為創(chuàng)刊號上那篇題為《讀書無禁區(qū)》的文章，覺得壓力太大，請他關注。他要我仔仔細細地說了情況，于是在文章中加了一大段態(tài)度鮮明的支持這篇文章的話。此后10多年，我不時誦習此文，深深覺得自己同前輩相比差距太大。十幾年里，我為《讀書》執(zhí)筆的代表編輯部說話的文字可謂多矣，可哪一篇有過如此鮮明的態(tài)度！
　　陳翰伯老人同我講的另一番話，也是我永遠牢記的。
　　有一次，我為《讀書》寫了一點什么文字，拿去給陳老看。他看后找我去，慎重其事地對我說：沈昌文，你以后寫東西能不能永遠不要用這種口氣：說讀者“應當”如何如何。你知道，我們同讀者是平等的，沒權利教訓讀者“應當”做什么“不應當”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讀書》工作，請你以后永遠不要對讀者用“應當”這類字眼。
　　到《讀書》前，我已有近30年的編輯出版工齡，可算已是老于“編輯”此道了。但是可憐見的，到了這時，我才懂得編輯對讀者的正確態(tài)度應當如何�！蹲x書》以后的許多做法，都是在陳老這番談話的影響下產生出來的。
　　再說陳原先生，我做他的秘書多年，可以說那是我一生的出版學徒生涯中收獲最多的一段，我稱它為我的“研究生階段”。照這說法，陳先生當然是我的“研究生導師”了。
　　陳原先生在《讀書》提出種種綱領、主張，最后還要審定重要稿件。他為人溫和，不如翰伯先生的峻急。但在關鍵問題上也絕不妥協(xié)�；氖徬壬鷮懥藥资赘袝r的舊詩在《讀書》發(fā)表，在本單位遭到批評，說是這些詩反黨反社會主義云云。單位甚至通過黨委系統(tǒng)把簡報轉到了編輯部。這個批評文章發(fā)不發(fā)？編輯部里反復討論，最后，陳原先生說了一句，“《讀書》的性格，應當是容許發(fā)表各種不同意見，但不容許打棍子�！�
　　《讀書》的性格，經過這件大事，我們這些后輩又更加清楚了一些。辦刊物時常要受命“回顧”或“檢討”，其時當然緊張萬分，乃至驚慌失措，上海人的壞脾氣“投五投六”至此畢露無遺。
　　兩位老人總是勸我定下心來好好學習新近的黨的文件，以及鄧小平同志的有關文章。他們的想法很干脆：任何臨時舉措都是這些文件管著的。你學后覺得自己所做大關節(jié)不錯，沒有違悖以上文件的大精神，便不必慌亂。
　　
　　那時辦刊真痛快
　　
　　《讀書》創(chuàng)辦之后，社會上找不到高學歷的人才。所以，以我為首，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無門無派的、最普通的編輯人員而已。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什么立場都沒有，什么聲音都可以聽得進去，自然什么人的文章都可以發(fā)。當然，這中間也肯定有把握和鑒賞，不能妄自菲薄。實際上，我們編輯部的幾位女將是非常出色的。
　　我們的從業(yè)人員從未公開招聘，都是各方面推薦而得，內部掌握的標準，實際上惟有一條：好人家子弟�！昂萌思摇币舱�，既不指紅五類，也不指黑五類，只指家庭中文化素質較高，從而品德學識也略好，如斯而已。
　　
　　吳彬女士在《讀書》真正是開天辟地，進來的時間比我還早，可算是元老。她原來是工人，似乎是油漆工還是什么的，但是自學甚勤，尤稔文學。她是吳祖光的外甥女，她跟媽媽姓的，幾乎算是在舅舅家長大的。從小那些作家什么的，她都很熟悉，都是叫著叔叔伯伯那么過來的。
　　她識大體，明全局，擅長“主外”。多少年《讀書》的頭條文章，不少由她組寫。我常常厚著臉皮向她求教，也不怕在她面前出洋相。某年我赴美，與劉再復先生共席。劉先生談及自己的研究，忽引詩一首，最后仿佛有“sang fei yi”3個音節(jié)。我當場問，“此為何指”，他指了一下桌上的雞翅膀，說這就是。我從來于詩詞之道極為貧乏，整句詩原就沒聽清，劉兄一指雞翅膀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暗自把這3個音牢牢記住。歸來向女才子吳彬請教這個“雞翅膀”的故事。吳聽后大笑，說這不是“身無彩鳳雙飛翼”嗎？
　　另一位是趙麗雅女士。她原是卡車司機，因喜讀《讀書》，在報刊著文評論，從而參加了編輯部行列。她辦事不事聲張，埋頭苦干，特別能做“苦力”。張中行老人、金克木先生等等都引她為知音，非常信任她。
　　還有一位賈寶蘭女士，是工農兵學員，專責經濟部分，沉默寡言，認真工作，不事聲張。
　　這3位，加上曾經在編輯部工作的董秀玉女士、楊麗華小姐，共稱“《讀書》五朵金花”，很有意思的。
　　其實不是我們幾個有多大能耐，而是趕上了那個時候。那個時候那些老頭憋了那么久，一肚子的話說不完。做編輯有兩個痛快，一個是約稿痛快，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名家大家都來支持；二個痛快，領導經常埋怨你，說你思想不解放，不像現(xiàn)在的當家人，常常要擔心生產安全，哈哈。還有一個痛快是，從來不操心發(fā)行量和盈利問題。
　　
　　“不能拿10億人的語言開玩笑”
　　
　　《讀書》局面一打開，便面臨一個思想性同學術性的矛盾問題。搞思想評論，不得不求助于學問家。因為有了學術底子，思想評論方有深度。有時限于語言環(huán)境，更不能不多關涉些學術。但是《讀書》究竟不是學術刊物，“學術”這個差使我們沒法全都包下來。要同“學術”掛鉤，而又不能專門談學術，難矣！
　　80年代是個新見迭出、佳作紛呈的時代。不管你談不談專門的學術，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是：新、奇、怪。這3個字當年出諸劉心武先生之口，標明有識之士對這問題的重視。但這一來，矛盾又來了。簡單說，就是不少人覺得新、奇、怪的文章看不懂。
　　當時吳甲豐老人的反應最利害。他舉了“機制”一詞同我們再三討論，認為太洋氣。他當然精于洋文，也完全知道m(xù)echanism這詞兒，可就是不習慣“機制”這勞什子。另一方面，《讀書》周圍年輕朋友越來越多，他們再三提出，過去一輩學人思路舊了，思維方式太老，要通過《讀書》去改造他們。所有這些，對《讀書》都是個嚴重挑戰(zhàn)。乃至在編輯部，有時分歧也很利害。
　　我們開了些座談會，聽取意見，就我個人說，會上呂叔湘老人的話最讓我心折。
　　“《讀書》有《讀書》的風格，這就不容易。很多雜志沒有自己的風格。什么是《讀書》的風格？正面說不好，可以從反面說，就是‘不庸俗’……可是‘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意求‘不庸俗’，那樣就會矜持，就會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會流于晦澀。
　　“新不一定就不好，但也不一定就好�！�…比新不新更重要的是貨色真不真。但是辨別貨色真不真要有點經驗，而認識新不新則毫不費力。因此不知不覺就以新為真了。當然，也有人認為凡新都假。
　　“編《讀書》這樣的刊物，要腦子里有一個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讀者’有點詞不達意，應是‘有相當文化修養(yǎng)的一般讀者’）。要堅守兩條原則：（1）不把料器當玉器，更不能把魚眼睛當珠子；（2）不拿10億人的共同語言開玩笑。否則就會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同人刊物也要，一家之言嘛。但是不能代替為‘一般讀者’服務的刊物。而況《讀書》已經取得這樣的地位�！�
　　呂老真是認真，會上說了話，會后又寄來自己親筆整理的信稿，因此我可以如上原樣引用。打這以后，編輯部再三磨合，大體上有這么些共識：必須鼓勵新見，更要發(fā)掘新見，但無論新見舊識，著眼點首先都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進中國的現(xiàn)代化，而不是其他；其次，《讀書》不是學術性雜志，文章可讀與否，是它的生命線。它是知識分子的高級休閑刊物，應當可供他們“臥讀”，而不是同人的學術雜志。我甚至還這么說過，在這新潮迭出、佳見紛呈的年代，也許我們要修改一下“內容決定形式”這一老規(guī)矩。對當前《讀書》來說，來稿如此豐富，因此選稿標準在不少情況下也許是“形式決定內容”。把形式上的可讀放在第一位，是此時此地吸引讀者的重要辦法。這話給學者們聽了當然不以為然，但在我輩文化商人說則可能是必要的！
　　總而言之，思想性和可讀性，應是《讀書》雜志始終不渝的目標。在這想法之下，我們后來發(fā)表了不少有新見而又寫得好看的文章，例如趙一凡、錢滿素、張寬、崔之元、汪暉、樊綱、劉軍寧等學人的專論或通訊。無論新老學人，贊同或不贊同他們的觀點，都覺得文章是如呂老所說，“不拿10億人的共同語言開玩笑”的。
　　一說到呂叔湘老人，我就按捺不住，呂老關心《讀書》的程度，真是我從未見過的。每期雜志一出，沒幾天，往往就會收到一信，談他的意見。我知道他喜歡這雜志，但也有不少意見，特別在排校和語言上，認為雜志的毛病挺大。他對我的責備有時很嚴厲，特別是覺得我們辦事不認真，編校把關不嚴，但鼓勵也多。像1989年12月這樣的信，幾乎經常收到：
　　“12期斷斷續(xù)續(xù)翻看了大約一半文章，發(fā)現(xiàn)一些誤植，另紙錄呈。我總覺得誤植太多總是《讀書》的一個缺點，需要在條件允許的范圍內改進。順祝
　　新年逢兇化吉，遇難呈祥！”
　　但他不只指出缺失，還不斷表揚佳作，特別是積極表揚年輕人的文章，如1991年8月一信中說：“我最佩服的是樊綱寫的《股份制度考》，與上期所登合看，使我這樣的外行也明白了股份制度是怎么回事以及結合中國目前情況的利弊得失。不像有些文章，看下去似乎句句都懂，看完了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呂老最關心雜志上文章的可讀性。有一次，他來信談到文章中的“新名詞”和“新句法”，他說，這些“一望而知不是漢語里固有的東西，而是從國外‘引進’的。既是從外國引進的，那就應該很容易翻成外文，可偏偏總是翻不過去。如果照字面硬翻，外國人看了也不懂。這就值得我們好好的想一想了�！�
　　盡管如此，呂老還是大體肯定了《讀書》上的文章。他在另一封信里又說：“這樣的文章在《讀書》里畢竟是少數，多數文章都還是鮮明生動，能讓讀者手不釋卷的。”
　　他不大贊成用“代溝”來解釋文章不可讀的合理性。他說：“不同年齡的讀者題材的興趣可能有不同的傾向（其實也不盡然，在年輕人中愛好古典文史的也大有人在），至于在質量高低、文字優(yōu)劣的鑒別上，頂多有些小出入，不會大相徑庭。如果有一‘代溝’觀念橫亙胸中，那就在稿件取舍上難免會出現(xiàn)偏頗。希望您和秀玉同志再同編輯部諸位同志研究研究這個問題�！�
　　呂老除了指正錯失外，還告訴我不少學問上的門徑，乃至改正我的信上的失誤。有一次我不知為何用了“如何如何厲害”來形容事情的極致，他說：“‘利害’乃正體（廣東語言可證），‘厲害’是folk etymology，只是因為魯迅這樣寫了，很多人跟著寫�！�
　　在這樣的老作家耐心扶植之下編一份雜志，你說有多幸福。何況，《讀書》周圍這樣的作家何止一個兩個，呂老以外，金克木、張中行、柯靈等等，還可舉出許多。金克木先生對我的教誨，不如呂老的具體，但一讀他在《讀書》3周年時寫的短文（刊《讀書》1983年第1期140頁），便可知他對我們的關注了。
　　不過我還要在這里說一句老實話，我們編《讀書》的時候絕對不是完美主義者，有的時候，上面打招呼的文章，或者是什么局長的夫人、老爺子這這那那，想在我們這里風雅一下，我們抵擋不住，這樣的任務文章也是要發(fā)的。怎么說呢，就好像你們做人物周刊，每期只要把封面做好了，就算可以了。不可能苛求每一篇都是佳作。
　　
　　請一定要把汪暉寫上
　　
　　我們那個時候辦刊，有很多優(yōu)勢。言路初開，那些大家名家，所謂“鴻儒”，呵呵，他們那樣子也都不像鴻儒啊，生活拮據，也沒什么社會地位。一有個刊物去找他們約稿子，個個都高興得不得了。不過他們也都是有脾氣的，也得對路子。
　　從《讀書》站穩(wěn)腳跟到成長發(fā)展，我個人以為，就內容來說，有3個特色給了我們很大幫助，這就是：專欄文章、海外學人文章和青年學子新論。
　　這三者似乎是不能分開的。專欄文章中，固然有黃裳、張中行、辛豐年、金克木、王蒙、呂叔湘、柏元、谷林等國內學者的論述，更有大量海外學者的作品，特別是董鼎山先生和亢泰先生，從一開始就給了我們很大幫助。而在創(chuàng)刊兩三年后，國內派出留學的學者成長起來了。首先是張隆溪、趙一凡先生，然后劉小楓、李長聲、丁澤多位，他們和不定期出國的陳平原、黃子平、葛劍雄、王曉明、吳岳添等，組成了一支堅強的作者隊伍，成為《讀書》的臺柱。在這同時，海外的支持也一日多似一日，有標志性的是兩件事：一件是在陳冠中先生幫助下，在臺北出了繁體字版；另一件是高希均先生出資每期贈送北京的大學生1000本刊物。
　　在這里，列舉大事和開列名單必然是掛一漏萬的。我想說的只是，所有這些特色的形成，追本溯源，不能不提及一位著名的文化人――馮亦代先生。
　　在《讀書》工作過的無論帥、將、兵，大多是搞政治宣傳出身的，所熟的是有關宣傳部門的人員，社會科學專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著名的文化人，舉例說，錢鍾書、金克木，大概都不是舊交。而只有馮老在這些方面知之極稔。主要是在他帶領之下，我們才結識了這些老人。又正逢其時，這些大知識分子在“文革”劫難之余，極思有所作為。例如金克木先生，找他組稿之初，有人就曾提醒，他是不肯隨便寫作的，去了多半碰壁。哪知在馮老等人介紹之下，金老不但應允所請，而且每應允一文，往往寄來兩至三篇，后來索性將所作一律寄給奔走聯(lián)系的趙麗雅，凡《讀書》來不及用的稿件，均可由她代轉出去。追本思源，這些都出于馮老的最初引薦。
　　馮老又精于西文，因此很快通過他開辟了海外途徑。首先響應的是他的舊識董鼎山先生。以后韓素音女士等，絡繹不絕。最早讓我們了解海外社會科學新思潮的重要的，是韓女士向我們推薦的《第三次浪潮》，由這才開始了對“后工業(yè)社會”的逐步了解。
　　馮亦代老人對《讀書》的這種貢獻，后來更惠及三聯(lián)書店。1986年1月三聯(lián)書店獨立建制，要不是我們在此前若干年里編《讀書》時受過馮老等眾帥的耐心熏陶，深受啟發(fā)，并蒙他們移交給我們一大批作者關系，相信憑我（即使連帶上極為能干的董秀玉女士）是無法把它辦成一個有如此文化品味的出版單位的。
　　我心中的重要作者肯定不止10個。劉心武，我印象最深了，他第一個寫了關于第五代導演的文章，哇，那個時候我們都覺得真有意思的；辛豐年，他是很古怪的一個人，他是新四軍老革命，本名叫嚴格，可是他喜歡音樂，離休之后，就取了浪漫的筆名，所謂“辛豐年”就是英文交響樂的譯音。他是主動給我們投稿的，后來成了我們非常好的作者；張寬，是第一個在《讀書》上介紹東方主義和西方漢學研究的，他寫的那個文章還受到了中央表揚，呵呵。
　　還有一個人，你一定要寫上，就是汪暉，他是很了不起啊，那個時候的文章真是很好。我們合作得很好，他不僅給我們寫稿子，也參加我們編輯部的活動。哈哈，沒想到后來寫文章那么厲害，一下筆就洋洋幾萬字。
　　《讀書》的前路，老實說我并不清楚，對于吳彬我也有擔心，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當年的時候了――我們登高一呼，應者云集�，F(xiàn)在只能慢慢來了。說實話，我很佩服她，畢竟是受命于危難之際。
　　至于我，我這個人真不是搞思想評論的人。所以我退休了，馬上就參與辦《萬象》，它小眾，影響沒有那么大，思想性也弱些，那個才是我真正喜歡的刊物。
　　
　�。�口述部分根據采訪錄音整理，經沈先生同意，其中部分內容摘引沈昌文“出于無能――憶《讀書》”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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