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北京保利劇院,話劇《培爾•金特》大幕已落。孫海英在后臺還魂。高大的馬原邁進來,眼睛里汪著的淚撲簌簌落下。馬原又哭了。 　　他給了孫海英一個大力擁抱:“一生有這么一刻,值了!”馬原斷言,孫海英憑借塑造培爾•金特,足以比肩《武訓傳》中的趙丹、《茶館》中的于是之、《嘩變》中的朱旭。
　　《培爾•金特》是易卜生最具哲學意味的作品,此前只有中戲老院長徐曉鐘在80年代內部排過,沒有公演。故事講的是老年培爾路遇死神的使者,要被帶走,他請求說,等等,于是從頭一段段回憶,他歷險、輾轉、起伏的一生――少年,青年,老年;浪蕩子,騙子,富豪;追女孩,撒謊,孤注一擲……他是特別聰明、完全能駕馭人生的那種男人。
　　第一場幕落前孫海英在臺上高聲念白:“已故的培爾•金特直到死的那一天,始終保持著自己真正的面目!”劇情展現的,恰恰是培爾如何把它丟掉的。丟了自己,去找;又丟了,再找,人生好像不斷在重復這兩個動作。
　　馬原在北京的住處跟我講這臺戲,講得額頭泛光,不過也許是剛喝下一大碗牛肉蘿卜湯的緣故。隔幾天他就煮上一鍋,盡量不去吃館子。一輛山地自行車橫在客廳里,座椅的位置相當高。電視機里,在播足球賽。
　　“昨天早上,偉大的梅西終于得了金球獎�！报D―好像捧杯的是他。馬拉多納帶球連過7人完成的那次偉大射門,20多年來他看了100多回,還會繼續(xù)看下去。22年前,當護士向他報告落地一個小子,重5000克,他大叫一聲:“中國足球有希望了!”
　　
　　我干嘛要倒計時呢
　　
　　一個月前,馬原上海的寓所。在神侃了一通小說電影之后,我字斟句酌地問:“聽說你身體出了點狀況,你怎么面對這件事?”
　　開始是帶狀皰疹,民間叫蛇盤瘡。一般前胸后背腋下都有。有種可怕的說法:如果前后連成一圈兒,就該要命了。我后來了解到,基本沒有連成一圈兒的。我是在左側。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病,神經疼,24小時里它一分一秒都不間斷地疼,一般疼4個月。
　　剛開始看的是西醫(yī),認為這是身體某部分出了問題的外化。我是疼到近兩個月的時候查出來里邊(肺部)長東西了,而且很大。最先進的設備都上了,檢查。
　　第一次肺穿做完,心理上起了嚴重的變化,覺得儀器這東西殘酷。我就想:非得等這東西來給我下判決,然后開始倒計時?肺穿應該做三四次才能確診,我做完第一次,決定不做了。學校領導跟我說,馬老師,別任性,別中斷,別耽誤了。但我堅決不做了,從醫(yī)院逃出來了。因為做下去的結果,我看得特別清楚。我跟你說一個類似的場景――
　　我大學畢業(yè)的時候可以去錦州鐵路局的機關報,當時全國有十幾個鐵路局,這個是其中之一,直接歸鐵道部管。當時我已經發(fā)了些小說,報社總編約我過去談談。他大概50多歲的樣子,蹺著二郎腿跟我介紹情況,“年輕人,我們這個空間足以讓你施展……”都是這種話。他那個樣子是屈尊俯就、居高臨下。出來我就問自己:我要來嗎?來,我充其量像他那樣,還不如他――因為我不是黨員,也沒想入黨,那我充其量當個副總編――也就是說,我努力在這兒奮斗30年,有可能做剛才坐在我對面那個人的副手。我這樣問自己的時候就已經有答案了:就是現在讓我來坐他的位子,我也不要。我不喜歡這個人,不喜歡他那份志得意滿。我也不喜歡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一生。剛才說什么來著,怎么說到這兒了?
　　“肺穿。”我說。
　　聯系采訪的過程中,我一點沒有聽出電話那頭的人有異樣,那聲音爽朗、結實。及至見面,一米八幾的漢子毫無病態(tài),跟他的自述吻合:
　　“身高1米84,體重一度90公斤,沒心沒肺,徒長一身硬肉,曾經把193斤的土杠鈴連著舉起十幾下,手榴彈能投67米……喜歡激烈對抗帶有賭博色彩的活動:足球、橄欖球、斗牛、拳擊、賽車……”
　　他有一雙淺褐色的眼睛,年輕時一定多情�，F在他坐在對面,臉部肌肉放松。我?guī)缀跬�記了那個“聽說”。
　　做肺穿的感覺就是看到了全部的余生。檢查下去的結果,如果它是良性的,那么我需要開膛破肚把它割掉;但良性也有變異的可能,那我還得做化療。但,如果不是良性的呢?我就進入倒計時了。
　　一旦確診,我所有的生命就進入了那個增強型CT機下達的時間表,可能三年零五個月、兩年零八個月,或是一年零七個月。如果我真的只有那么點兒時間了,我干嘛要知道呢?我干嘛要掰著手指頭過日子呢?我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所以我不做了。
　　這些年,我是個四海為家的男人,也不忌諱抽煙喝酒,男人的世界里總有煙酒。從發(fā)現有問題的那一天起,一點不沾了,我覺得那些東西不健康。我原來喜歡開車,喜歡速度,男人都喜歡車,飆車爽嘛,腎上腺素加速分泌。出問題以后,對車啊什么的都淡漠了。原先是個6缸,特別費油,我想要是換車,買個兩缸三缸的吧。沒有車做不到,尾氣污染也不可逆轉,但不要因為我給這個地球增加污染了吧,就是我少造點孽。我現在已經習慣了騎單車、走路和坐公交車。
　　盡量多運動,盡量戶外,腦子基本讓它閑著。然后畫畫,像這條魚,我得畫十幾二十個小時。寫字畫畫有個好處,它調整呼吸。在海南,我每天的生活都跟陽光、大海有關。非常幸福,說實在的。
　　
　　你猜我老婆說什么
　　
　　這個二樓的書房有一扇羅馬形的大窗,伸到天花板的書架,每一層都能曬到太陽。除了書、他收的老式收音機、馬燈和油燈,最顯眼的是他的油畫,高更風格的寫實肖像――
　　《七星瓢蟲在萬圣節(jié)降臨》。綠色背景包裹著闊臉馬原,額上停著一只彩色瓢蟲;《它倆有戲》。兩條魚,虎視眈眈,好像要搏斗;
　　《老婆是個狗東西》。馬原的妻子,屬狗;畫上椰林樹影,是他海南的家;
　　《兔子傳奇》,畫大兒子馬大灣;另有一幅畫給9個月大的幼子馬格。馬原身體出問題兩個月后,妻子懷孕。馬原希望是個女孩。
　　我老婆比我小20多,海南人,以前是運動員,7項全能。我見她第一眼就喜歡,不是漂亮,就是舒服、簡單、通透。然后我朋友去跟她說,她就嫁給我了。
　　做肺穿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幾十年來頭一回。我想起許多事情。我想我媽今年80了,不能讓她知道,否則她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她有兩個女兒,我是她惟一的兒子。
　　我老婆一睜眼,看見我沒睡覺,就那么近地看著她,還眼淚汪汪,嚇了一跳。她說老公你怎么了。我說沒怎么,要不你回(海南)去吧,我給你安排好。那時候她剛嫁給我不到一個月,我們是在上海登記的,回去了也沒人知道。她跟我在一起每天都那么開心,突然我就可能得了絕癥,我就想,她命怎么那么不好呢?
　　你猜我老婆說什么,她說老公,你不對啊。她說我媽去年得病死了,之前病了好幾年,你說我媽病了我就跟她脫離關系這對嗎?我說這不是一回事啊,你是你媽生的。她說是一回事啊,兩公婆是多大的緣分啊,可能比父母、子女的緣分都大,我沒覺得這是多大的事,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這都是命啊,你想那么多干嘛。
　　我本來沒想那啥,要孩子,可她說,我們得要個孩子。出狀況是3月份,5月份我們決定要孩子。生下來是個兒子。我老婆知道我心里想要女兒,她說要不我們再要個女兒吧。她就是那么坦然。
　　我跟皮皮(先鋒派作家,著有《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分開后,單身16年,什么樣的女人沒見過?朋友們關心,給介紹個女博士啥的,跟她們坐一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你就覺得夠了,特別沒勁。我老婆就是個運動員,沒什么文化,大專文憑都是工作以后混上的。她就是直接,全憑直覺,所以我說她是通神的。
　　這個世界能解析的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有的那點科學知識,相比那些不能解析的部分,實在不算什么。一般的聰明人讀到碩士博士,越讀越糊涂,離神很遠,離真理很遠,離絕對很遠――當然那些更聰明的人,早就不懷疑造物的神奇,悟明了人和神的關系。相反沒讀過多少書的人,有時反而離神更近,他們直覺厲害,沒把知識、理性、邏輯帶到生活里去,就用直覺面對人和事,而直覺經常是通神的。
　　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綠。昆德拉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fā)笑。我說,對本質的任何探求,比不上從頭頂輕輕飄落的一片樹葉,比不上墻角偷偷開放的一朵野花。莊子《混沌篇》,說兩個朋友替混沌發(fā)愁,覺得他沒眼、沒耳、沒鼻、沒嘴,不能看、聽、聞、呼吸,就商量著做做好事,為混沌鑿出七竅,結果“日鑿一竅,七日混沌死”。我覺得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
　　80年代先鋒小說出來,有讀者說閱讀上有障礙,我想主要是因為一下子找不到借以判斷的概念了。
　　
　　馬原的眼淚
　　
　　《收獲》雜志資深編輯程永新說起1980年代的文學地圖,仿佛就在眼前。他那時常去華東師范大學。
　　“格非留校做老師,有了一間宿舍,那兒就成了一個文學會所。來來往往的,像馬原、余華、蘇童、北村、孫甘露,這串名字可以長長地列下去。還有格非的幾個學生,像李洱,那時他叫李龍飛。他們都是華師大后門那條小食街的�？汀Ｍ砩闲ｉT關得早,聊天聊餓了,只能翻過后門那扇大鐵門去吃宵夜。那時的馬原,留濃濃的大胡子,穿及膝馬靴,人高馬大,翻門時身輕如猿,一點不輸給精瘦的李洱。當年在門上翻來翻去的,就是當代的一批實力派作家�！�
　　各種翻譯小說、文學雜志暢銷,各種人在不同角落傳閱手抄,排長隊買天書般的《尤利西斯》。其中一些人,譬如先在錦州后到西藏的馬原,邊讀,邊寫。
　　從馬原回憶的語氣推斷,那時候人說一句“哎呀,你真是作家啊”,抵得上今天人們對富豪、海歸、CEO的仰慕。別的不說,談戀愛都方便些。
　　我這輩子一直沒間斷的事就是跟人講小說。我讀了多少本西方小說?幾千本?反正我講得出,別人愛聽。那時皮皮19歲,格非20歲出頭一點,我們常在一塊兒講。10年前我變成同濟大學中文系的馬老師時,格非說:“給他們講講大師、名著吧。當年我們能受益,今天他們一定也能�！�
　　馬原的徒弟吳瑤是位抽煙的女青年,戴上鴨舌帽端起相機時,辨不出性別。相識9年,師生成了哥們。她在馬原四海為家時替他看房子,書架上隨便抽一本小說,里面會有波浪線或折痕。
　　“有時候我?guī)煾祷貋?我熱烈地說,哪本小說哪一段寫得真好。他會斜著眼說,30年前我看到這段跟你一樣激動�！�
　　2000年,她在本科時上馬原的閱讀大師課,好幾次看到馬原流淚。
　　“一次在課堂上講梅里美的《馬鐵奧》。最后馬鐵奧一槍把兒子打死了,他站在講臺上,頭越埋越低,聲音也不對了,最后聽出是在嗚咽。然后就看見他用袖子抹眼淚,說:‘誰讀到這一頁不流淚,真是狼心狗肺�！�
　　“另一次講小仲馬的《茶花女》,講到阿爾芒回到瑪格麗特身邊,與她共度一夜,給了400法郎,瑪格麗特說:‘這就是你給的價錢!’他一摔手,邊做扔錢的姿勢邊說:‘這就是你給的價錢!’然后,抹眼淚�！�
　　寫小說的圈子里,許多人見過“這個大男人”說著說著哭起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這話是對的。但男人流淚也是一次綻放。你剛才說童稚童真,我可能還有,我到今天說話都會很唐突。小孩子說話都唐突,因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寫小說我講究分寸,為人處世我分寸感并不好。
　　馬原語速不快,遣詞造句常常不順暢,當他仰起腦袋望向天花板或盯著某處時,是在為句子找一個準確的賓語,或落點。大部分時候他說真心實意的話。吳瑤說:“許多像他這個年紀的人,說話已經不過腦子了。”
　　講課扯出去的時候,他會說,上海男人的假領頭掛起來很像女人的文胸,北方男人看著很奇怪;偶爾也露一截往事片斷,比如講衣修伍德的《薩莉•鮑爾斯》時他說,替女性朋友須“愛人簽字”才能做的流產手術充當只管簽字的臨時愛人,這樣的事他也干過(小說里“我”替薩莉解難)。
　　他告訴80后寫作的苦:“伏案是個很大的問題。也許會一天十幾個小時坐著,等到想去解手或吃飯,才發(fā)現渾身特別難受,保持同一個姿勢太久,僵了。”
　　他告訴同學們,時代換頻道了,寫小說掙不了錢。為了掙錢――像前輩海明威、�？思{那樣――他也寫劇本、拍電影。掙錢最痛快的,是一天200來字,一首歌詞,1萬元。
　　經濟上沒問題,可能我腦子比較好用。不瞞你說,正常工作的話,我一天掙的錢比別人一個月多。碼字為生的人群里,我算是過得比較好的�？死锼沟僬f:殺人不難。我一直說,賺錢不難。只是我沒用那么多時間去賺錢,夠用就行。
　　
　　“前小說家”的看法
　　
　　2009年10月,馬原推出了他在同濟講課所得的兩本集子《小說密碼》、《電影密碼》。他覺得早年那本《閱讀大師》更有價值,以個人眼力梳理了一遍西方小說史,好看。
　　馬原眼力獨特,如果想要標準答案,別去問他。
　　他覺得金庸的小說,簡陋;紀德的《窄門》,高級,幾乎無法拆解――他第一次看,被徹底打垮;借給余華,余華看完,渾身都在發(fā)抖。
　　他喜歡張承志的《黑駿馬》,“把農牧民寫得跟大詠嘆調似的”,不喜歡《北方的河》,“太深刻了,看不進去”。
　　賈平凹的《廢都》,在許多人那里“沒意思”,在漢學家顧彬那里“糟透了”,但在馬原那里,“是一部卓越的、舉重若輕的書。100年后如果只留下3部中國小說,不管另兩部是什么,《廢都》一定是其中之一。古往今來寫貪婪、寫嫉妒、寫惡毒、寫吝嗇都有杰作,《廢都》是一本寫無聊寫到極致的大書,非常到位。更要緊的是作者寫得意了,忘記了深刻,把它寫成了只有形態(tài)沒有思想深度的書�！�
　　在馬原那里,一流小說,應該更重表,而非里――這是他個人對內涵、對深刻、對價值判斷的反動,也是他今天,作為一個“前小說家”,推崇大仲馬和克里斯蒂的原因。
　　知道一個人說了什么、做了什么,這還不夠,還得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這也是心理小說在19世紀后半葉流行的原因。我特別討厭心理學,它是人類文明的巨大倒退。因為心理學出現而產生的文學樣式都沒站住。譬如意識流小說――人類讀了幾百上千年小說,突然發(fā)現小說沒法讀了。今天發(fā)生的許多事,讓心理學家一分析,真是可笑透頂。它有點像克隆人,從自己的心出發(fā)去刻畫別人的心。
　　我強調小說的表,肯定有矯枉過正的傾向。但20世紀人們開始大規(guī)模尋找意義,不管讀什么,先求里。人類希望深刻這個愿望,造成作家們把小說做得越來越精致、復雜,掉進了追求深刻的泥淖。
　　但現實沒按他的喜好走。評論家吳亮說,“看這幾年得諾貝爾獎的小說,很清楚,小說哲學化了。不管是奈保爾還是帕慕克,全一肚子他媽的學問,家里藏書都他媽的幾萬本。至于小說的敘事,完全被好萊塢拿去了�！�
　　從好萊塢到張藝謀,漸漸地,人們先看電影再知道小說。當時張藝謀訂了十幾種純文學雜志,被陳村戲稱為最忠實的小說讀者,其實是小說在為影視打工。所以馬原很早就說:小說已死。
　　而作為小說家,他已經死過一回了。
　　1990年代初,馬原帶著只有一個攝像師的攝制組,跑了8個多月(前后兩年多),采訪了120多位大陸作家、出版家,拍成了紀錄片《中國作家夢――許多種聲音》。他對大部分人提了3個問題:怎么看待錢、房子,怎么寫性。
　　說實話,回答讓我挺失望的。文人一般都這樣。我印象挺深的一個,當時的作家,如果去哪兒玩,一般都是筆會邀請,很少有自己掏錢去的。
　　你要我答這3個,我會說,我不愁錢,我有挺大的房子。性,每天都在需求、發(fā)生的,多重要的事吶。但在我受人關注的小說里,幾乎沒有女人沒有性。我后來也奇怪,怎么沒寫性呢?我當時關注的是“位移”,不是男女和日常。李潮罵我:你玩得太漂亮了,但沒汗味、沒屁味、沒人味。
　　性,勞倫斯寫得不好,還不如中國古書里寫得好,像《何典》,還有《濟公活佛》――我看的還是木刻版――它寫得跟日常特別接近。我當過知青我知道,性在老百姓那里是特別結實、特別昂揚、充滿生命力的東西。反正說到的時候興致勃勃,臉上都能帶出潮紅來。我少年時接觸到這些讀本,覺得寫得真是好,特別直接,酣暢淋漓。性,你把它日�；�,當作生命的有機部分,就能寫好。
　　王安憶《小城之戀》里寫性寫得好。她把人對于性、對于情感的那種無奈、疲倦,那種疲勞地一再重復寫出來了,以前沒有小說家表現過性里有這個部分。
　　
　　我在麻瘋村也就兩個小時
　　
　　馬原對寫作環(huán)境很有點講究:光線必須是一束光而不是散射光――這樣才能產生幻覺;紙是什么樣的,墨水是什么顏色的,都關系到他的狀態(tài)。攤開稿紙,他喜歡坐上一會兒,找到狀態(tài)才動筆。因此,他產量不高:1970年代初開始寫,1990年代初基本停,100多萬字。
　　馬原說,他從識字起,4歲,就開始讀小說了。在他是孩子的時候,中國生產的小說大多有一個主題,有一個典型人物,然后是他的命運、遭遇,能印成鉛字的氣味基本相似�！拔母铩焙�,翻譯小說大量進來,馬原們發(fā)現,“原來小說可以這么寫!”他們在喝了點小酒后,會一遍遍拍朋友的胳膊腿:“我這輩子,能寫出一部XXX就夠了!”
　　霍桑的《紅字》,紀德的《偽幣制造者》、《田園交響曲》、《梵蒂岡地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審判》,契訶夫的《草原》,格林的《布賴頓硬糖》,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從《小癩子》到《湯姆•瓊斯》的流浪漢小說……一次應邀推薦“最喜愛的小說”,馬原一口氣列了83種。
　　吳亮說,先鋒文學像一支支箭,射向當時的語言規(guī)范和思維方式;先鋒們,差不多是同時冒出來的。1982年2月號的《北方文學》發(fā)了兩篇有分量的小說。頭條是孫少山的《八百米深處》,講瓦斯爆炸后的礦工;二條是馬原的《海邊也是一個世界》。這是他發(fā)的第一篇小說,一篇海明威式的男子漢小說。馬原記得,那期刊物一時洛陽紙貴。
　　那時候,除了勤懇的翻譯家,還有一批懂小說的編輯,李小林、程永新、朱偉、看到好稿子會流淚的《上海文學》編輯楊曉敏……有一次蘇童喝得微醺,對程永新說,他希望到老,跟一摞自己寫的書為伴。
　　馬原也有一撂自己的書,也許還不夠“等身”。他個人最喜歡的《零公里處》是第一部中篇,“集中了他全部的入世經驗”。《岡底斯的誘惑》跳躍著寫了3個小故事,來源于一個藏族的絕色美女,“她死了,我差一點看到她的天葬”�！短摌嫛肥沁M了麻瘋村后寫的。惟一的長篇《上下都很平坦》寫知青生活,帶有自傳性質,寫完感覺“爽,少功利”。一部劇作《過了一百年》,寫西藏佛教、本教之爭的兩段傳奇。
　　職業(yè)寫家都渴望借上帝之手,靈魂出竅一次。蘇童寫完《妻妾成群》,讓我們好生羨慕,好像他借了第3只眼,鬼使神差把一群女子寫得那么精準。李小林是女的,都夸它是《收獲》那些年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我大概有兩次這樣的鬼使神差,一次是《岡底斯的誘惑》,一次是《虛構》,都是在很怪的環(huán)境里寫的。
　　1984年冬天,我本來是想去青城山,到了灌縣,就是今天的都江堰,碰上鵝毛大雪,那個鋪天蓋地,老輩人說,打記事起沒見過。我哪兒也去不了,就窩在縣委招待所胡思亂想,披著被子,盤著腿,把枕頭擱膝蓋上,就這樣寫,想到哪寫到哪。餓了出去吃點東西,然后在四周踏踏雪。那十幾天都是這么過來的,最后寫成3萬多字。
　　《虛構》是在北京寫的,全是夜里。6個還是9個通宵,我記不清了。實際上進麻瘋村也就兩個小時,有人帶著,給你介紹點情況,你就聽聽,完了東看看西看看,就回來了。那些麻瘋病人也都沒說話,像滑動的影子。
　　通常我是很會結構的,我從小玩這個,起承轉合,但那次我竟忘了,所以就出來那么異常的一個東西――所有的事情都發(fā)生了,就是時間沒發(fā)生,給抹掉了。那里面有對話,沒有任何溝通的對話,寫的時候覺得非常難,因為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格林寫過《一個自行發(fā)完病毒的病例》,莫里亞克也寫過一個《給麻風病人的吻》,我覺得我寫得比他們好――更接近真實。這種寫作里面,真是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完全夢魘一樣。
　　我知道我缺一些當一個好作家必需的東西,像對社會生活的觀察熱情和把握能力。我是隨意性很強的男人。但我往往可以幾乎完美地在假想中還原我的原始感受,那種感受通常是混沌的,我從來不去歸納。
　　馬原說,寫小說的人多半愛上了親手再造的第二種生活體驗――在另一個世界經歷生命中的一切:生老病死、相遇別離、愛恨情仇,甚至更多。寫了20年,他記憶中有一部分甚至已被虛構悄悄替換了;有一陣他跟朋友訴苦:什么都在小說里經歷過了,現在連做愛都很形而上。
　　80年代中期,莫言對他說,去西藏是你一個幸運。7年西藏生活讓他成為那個寫小說的馬原,脫胎換骨,帶點神性,盡管他沒學會一句藏語。
　　他說自己確實迷信,信骨血,信宿命。在西藏,他領會了造物主的意志,即愛因斯坦說的“顯示自然界和諧與秩序的那種闊大無邊的力量”。他也是在那里弄懂了梳理和排列的奧妙,悟到了蒙太奇和詭異哲學的理路。他見識了另一番天地,汲取了一直在尋找的那種能量。他在西藏赤膊踩著獸皮涂鴉的樣子,今天再看,已是傳奇。馬原的“不寫”,或許也跟離開那片土地有關。
　　終于承認跟博爾赫斯有關聯,是這幾年的事。早些年,他寧肯繞開去談胡安•魯爾弗。
　　86年有人問我,博爾赫斯對你有什么影響?我說,“博爾赫斯是誰?”那是在裝。年輕時自尊心強,被問這種問題總是很抵觸。海明威、拉格洛孚、菲爾丁都影響過我,這些我都提到過,但我從來不提博爾赫斯。
　　我在看過《玫瑰街角的漢子》差不多兩年后,寫出了我第一篇小說《海邊也是一個世界》。如果不是講課,我不會再去讀差不多已經忘光的《玫瑰街角的漢子》。重讀之后我發(fā)現兩篇小說的人物關系、架構、發(fā)展都很像。我還寫過一個很短的《康巴人營地》,那種殺人的不動聲色、事先的預感,回頭去看簡直像在抄《玫瑰街角的漢子》。怪不得那么多人一點不客氣地問我:請問博爾赫斯對你有什么影響?如果記憶是個大口袋,博爾赫斯一定躲在某個褶皺里,我往里一看沒看到,但他一直在那兒。
　　但老實說,一定要拿我跟博爾赫斯扯上關系也是牽強的。我在寫那些故事的時候,博爾赫斯離我很遠,我們實際上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汲取經驗。我其實是在用博爾赫斯的方法去解決小說的美學――不一定是敘事方法,可能是構思的鏈條。
　　
　　我有些別的安排
　　
　　“你為什么不寫了?”
　　19年來馬原被問了不下幾百回,就像當年拷問博爾赫斯對他的影響。每次的應答變成文字,定義了另一個馬原,一個永遠的時代先鋒:小說熱時他在寫小說,影視熱時他在寫劇本,房地產熱時他蓋房子去了。
　　“許多人不寫了,張欣、劉索拉、徐星、洪峰都隱退了、干別的去了;先鋒派也變調了,余華變了,格非也變了;有一些基本延續(xù)原有風格,像莫言、殘雪�！背逃佬抡f,“寫作是人生的長跑。對作家來說,除了才華,考驗的是意志。”王安憶今天是公認的馬拉松選手,人們提到她的時候,既欽佩,又帶點悲壯。
　　然而,對于沒有跑到底的選手,可不可以也換一種口吻思維:哦,原來除了寫小說,你還會點別的,干得也不壞。有誰規(guī)定一個人寫出了像樣的小說就得一輩子守著它?時代都換臺了,就他們非得堅守,像守著貞操一樣?吳亮說,他們每個人因為不同的原因不再寫了,相同的是他們都在過自己的生活,都在選擇――生活本來不就是這樣的么?
　　選擇,用馬原旁觀自己的話:“他不喜歡音樂,他寧愿夜里去八角街聽狗叫,也不愿意坐在墊著軟地毯的沙發(fā)里聽貝多芬。他要是喜歡穿著新鞋去踩狗屎,隨他去吧�！�
　　過去9年里,吳瑤見證了馬原在審美、設計、布局上的才能�！八�設計的房間,看上去平平淡淡,但很奇怪,拍進照片里,每個角落都非常美。”
　　馬原迷戀影像。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他看了20多遍。他拆解《聞香識女人》劇本時簡直像個外科醫(yī)生。他能看出許多電影里的道道來。
　　馬原說,他上文學課的時候,底下好些學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這讓他很沮喪;而他開的電影課就很受歡迎。當人們指責他急功近利的時候,他還在跟洪峰互通那些涉及“寫,還是不寫”的信,真是“誰難受誰知道”。
　　這些先鋒,在還“業(yè)余”時,就已經相當“專業(yè)”了。馬原說,很長時間里,持續(xù)的熱愛和專注,使他在這個世界上只對寫作這一件事著迷,他全部生活的重心也都在這一件事上。
　　可是周圍的人和事,變化得實在太快了。讀《數字化生存》的時候,馬原被震住了。他覺得自己也許真的是離生活遠了。影像時代、互聯網世界、比特出現,將那些古老舒緩的情懷遠遠甩在身后。他終于買了臺電腦,替換掉手中的鋼筆,左右各出一根手指笨拙地操練他的“一指禪”。
　　1997年初,下了好幾個來回的決心之后,馬原躲在深圳寫長篇�！跋蠕h”們應對媒體是一套說辭,私下里都在互相使鞭子:“哥們,你還得寫啊,不寫可惜了啊!”馬原至今記得李小林對他的“可惜”。那一次,他早早定下的題目是《緣分的拉薩》。一蹲數月,困難異常�！皩懽鲗τ谖以�經是最拿手最有快感的行為,怎么現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自40歲上一個人大哭一場之后,馬原知道自己不再年輕了,他徹底平凡、世俗了――工作要安逸,住房要寬敞,多掙些錢改善生活。他拍電視、辦公司、跟生意場中各色人等打交道。他開始看電視,什么節(jié)目都看,直到深夜“晚安”。他的生活徹底變了。有時他也問自己:那個寫小說的馬原,還會回來嗎?
　　另一方面,這個體制沒指望他們回來――它給不起他們一份起碼的有尊嚴的生活。
　　公眾也只是以另一套標準,對他們“與時俱進”的謀生,或者比謀生更高些的要求,橫挑鼻子豎挑眼。
　　蘇童說,馬原拍電影時瘦了幾十斤,臉都是青的,掏心掏肺對他說:“兄弟啊,以后再怎么好玩,也別玩這個!”一個現實的原因:馬原有個落地10斤的馬大灣,法律上歸他撫養(yǎng)。
　　大灣13歲的時候(之前先后在姥姥家、奶奶家長大),小學快畢業(yè)了,我突然意識到,再不抓緊他就長大了,我這個父親就只是掛個名。我生了他,得盡責任,不能總拿自己當孩子。這之前我一直是蕩來蕩去。我給自己定的是6年,就是他的中學時代,我得跟他在一起。這樣,我就得安頓下來,所以當時急著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同濟那份工。
　　這些年我有意培養(yǎng)的,是他的眼力,從視覺審美到價值觀。他穿衣服、配家具顏色不會錯,看國家、城市、街道和那兒的人,都不會看錯�，F在他22了,超出色,1米94,英俊,在德國學數學,我不想讓他那么早就業(yè),學習時間長一點兒,青春期也就延長了。他也不想學那些馬上能掙錢的專業(yè),我覺得他遲早要走藝術這條路。
　　即使哪天我不在了,他也毫無問題,他能面對任何事情。我打電話跟他說的時候,他在電話里一下就哭了。我說,兒子,哭歸哭,哭完了咱們接著說。
　　我后來也告訴我媽了。前幾天我回沈陽,她看我的眼光都那么愁苦,但又看我精氣神兒特別高。我跟她說,真沒什么事,可能在向好的方向發(fā)展。
　　從醫(yī)院里逃出來那時候我就想,我只有一個一輩子,我有些別的安排,行嗎?
　　我不愿意死,活的樂趣我每天都在享受。在北京每天跟我老婆視頻兩次,看她抱著孩子在屋里走,孩子抓她頭發(fā)什么的。這是我現在最大的享受。但要是死了,我一點遺憾都沒有。說實在的,現在每多活一天,我覺得都是賺的�？础杜酄�•金特》的時候我很自豪,我沒有培爾那種對死亡的恐懼和閃躲,我就難過了一天,這一關就過去了。
　　當然最好滿足幾個條件,最好我媽看不見,你想她今年都80了;最好再畫些畫;手里的房地產項目能做起來,周圍有些莊稼果樹的。我一直想寫兩個人,林散之和毛澤東,估計沒時間了。我還想寫本書,(記者:《懺悔錄》之類?)呵呵,《馬大哈》,長篇,個人傳記,像《培爾•金特》、《阿甘正傳》那種。我特別欣賞馬大哈的境界。
　　我相信靈魂是有的,但不是以輪回的方式。如果真有來生,我當然還寫小說,這是離上帝最近的工種之一,多有快感啊!
　　吳瑤說,她目睹了馬原這些年來的情感經歷,每次戀愛他都是撲心撲肝,百分百地投入和專注。如果某個黃昏他坐在那里哀聲嘆氣,一定是吵架了。他有時也會虛無,說“沒意思”。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他的每一天,都為愛活著。
　　什么是死?馬原說,人人都欠上帝一條命。死,是歸還。當那一刻真的來臨,他早想好了,自己了斷,跟上帝開個小玩笑――主動權別總掌握在他老人家手里。
　　“我只有一條命,我自己有些別的安排,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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