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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悅與彷徨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1949年4月,國共和談破裂,返回南方還是留守北平,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張治中極度苦惱;建國后,他曾有短暫的喜悅,但接下來頻仍的政治運動讓他陷入痛苦中      張素我
          現(xiàn)年96歲,1915年4月生,安徽巢縣洪家疃人。第六屆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愛國將領(lǐng)張治中的長女。1935年從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xué)院肄業(yè)后赴英國西南大學(xué)留學(xué),1937年8月回國,在洪家疃黃麓小學(xué)任校長。1940年與周嘉彬結(jié)婚,在西安中央陸軍軍官學(xué)校第七分校任外語教員。1951年在北京外國語學(xué)校(現(xiàn)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教授英語,1953年后在外貿(mào)?茖W(xué)校(現(xiàn)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xué))任教。
          歷任全國政協(xié)第五屆委員,第六、七、八屆常委,第九屆委員,民革中央常委。
          
          我的父親張治中,人稱“和平將軍”,已經(jīng)離開我們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也已經(jīng)121歲。作為惟一沒有同共產(chǎn)黨打過仗,惟一敢對毛澤東、蔣介石多次直諫的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父親經(jīng)歷了鮮為人知的國共往事。
          父親一生與國民黨、與蔣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他是蔣介石的八大親信之一,兩人交往頗深,父親長期置身于國民黨最高決策層。但是,雖然跟隨蔣介石20年,父親從未參加一次反共內(nèi)戰(zhàn),而是以獨特的身份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chǎn)黨主要領(lǐng)導(dǎo)人交誼深厚。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留在北平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父親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一行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宮”號飛機由南京飛抵北平。在機場,父親發(fā)現(xiàn)中共和談首席代表周恩來沒有來迎接,來接機的僅是中共和談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北平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第四野戰(zhàn)軍參謀長劉亞樓等人。
          父親看此情景心里很納悶。屈武記得父親對他說:“看來中共對我們的誠意是有懷疑的!
          父親一行走進下榻的北京六國飯店時,抬頭見到一幅大標語:“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
          當晚,周恩來伯伯在六國飯店宴請代表團全體成員。宴會結(jié)束后,周伯伯、林伯渠和父親、邵力子談話。周伯伯首先提出質(zhì)問,認為父親來北平談判之前不應(yīng)該去溪口看望蔣介石,認為這是加強蔣介石的地位,證明蔣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團,并說“這種由蔣導(dǎo)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此后周伯伯又提過兩次,父親加以解釋,雙方為此還有爭執(zhí),到談判快結(jié)束時才被中共所了解。
          從4月2日至7日,雙方代表就“八項條件”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個別交換意見,主要議題是“戰(zhàn)犯”及“渡江”兩項。李宗仁的意圖是“隔江而治”,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中共方面堅決表示“無論和戰(zhàn),均須過江”。這就使李宗仁“劃江而治”成為泡影。為此,雙方原擬4月5日的正式和談,不得不向后推遲。
          4月8日,父親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雙清別墅會見毛澤東。毛澤東親自出門迎接,他熱情地握著父親的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承你熱情接待,全家他遷,將桂園讓給我們使用,又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會!別來你的身體和家人都好嗎?”
          從4月13日開始,雙方進入正式談判階段。經(jīng)過雙方多次磋商,終于形成《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8條24款。
          16日,父親派黃紹?、屈武帶了文件回南京,勸告李宗仁、何應(yīng)欽接受。20日深夜,父親得知南京方面拒絕接受,并要求訂立臨時停戰(zhàn)協(xié)定。代表團即刻將復(fù)電抄送中共,請他們再加考慮,這是21日上午9時之事。不久,北平街上到處是“號外!號外!”的聲音,毛主席、朱總司令已經(jīng)命令解放軍進軍江南了。
          國共和談雖多曲折,但也有收獲。父親在北平與中共代表進行了二十多天的密切磋商,終于形成了《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8條24款。父親認為這個定稿已經(jīng)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團所提修正意見四十余處,占修正意見的多數(shù)。其他人也表示應(yīng)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承認失;如果能了然于“戰(zhàn)敗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與愿違,這個《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終為南京政府拒絕。
          此時,李宗仁、何應(yīng)欽電催國民黨代表團速返南京,23日派飛機到北平,24日回南京。父親本打算24日回南京復(fù)命。
          當天,周伯伯去看望父親,說渡江準備已經(jīng)完成,隨著形勢的轉(zhuǎn)移,仍有恢復(fù)和談的可能;并說代表團回去后國民黨的特務(wù)是會不利于他們的,甚至誠懇地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jīng)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指張學(xué)良),今天不能再對不起你了!”父親被周伯伯的誠意所感動。讓父親留在北京有兩個意思,一是“你回去處境一定對你很不利”。周伯伯說,代表團不管回到上海還是廣州,國民黨的特務(wù)都是會不利于你們的;二是要繼續(xù)談判,認為一旦解放軍渡過長江,協(xié)定還是有簽訂的可能。
          但父親的內(nèi)心陷于極度的苦惱與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應(yīng)回去復(fù)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誠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軍渡過長江,協(xié)定還是有簽訂的可能!笨吹轿磥頉]準有一線希望,父親決定留在北平了。
          4月23日,從上海起飛的接和談代表的專機飛到了北平上空,請求降落。周伯伯指示機場指揮臺回話:“飛機跑道正在修理,無法停機,過兩天后再來!憋w機在北平上空盤旋幾圈后返回了。
          隨后,通過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的聯(lián)絡(luò),我母親帶著二弟一純、五妹素久,從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團的飛機到了北平。
          
          思想包袱
          
          留在北平的一段時間是父親少有的休閑時間,他自己也說有30年沒有這么休息過了。他在3個月的時間里逛北京的名勝古跡、聽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劇。
          父親留下來后也背著沉重的思想負擔,他的思想癥結(jié)是:“拿我(張治中)和蔣介石的關(guān)系來說,他是國民黨的總裁,我是國民黨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來,我還是他的親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戰(zhàn),我則一貫地主張聯(lián)共、主張和平,4月1日以后更跑到共產(chǎn)黨這邊來,一來就不回去了,這不是變成干部背叛領(lǐng)袖了嗎?”
          4月到6月,這3個月里是他最苦悶的一段時間,“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但現(xiàn)在站到共產(chǎn)黨這邊來了,人家會不會說我是‘投機’呢?這一問題在我腦海里盤旋了很久,沒有想出一個答案。” “我是為和談來的,而且是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和談既然破裂,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而父親對自己如果回南京命運會如何,曾經(jīng)有過判斷。一些朋友勸說張治中,國民黨特務(wù)和反動分子會加害他們,張治中說:“我個人方面沒有這個計較……”
          直到發(fā)生一件事。
          國民黨方面對南京政府代表團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氣憤。1949年6月15日,廣州中央社發(fā)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后來又發(fā)兩個電訊,并對父親進行攻擊,說父親在北平策動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離開北平行蹤不明。為澄清事實,父親不得不在6月26日發(fā)表《對時局的聲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堵暶鳌贩Q――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zhuǎn)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奮斗經(jīng)驗,深得服務(wù)人民建設(shè)國家的要領(lǐng),并且具有嚴格的批評制度,學(xué)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wěn)健的作風。
          父親最后想通了,他經(jīng)歷了最痛苦的思想斗爭,用他的話說,就是“把理論上的國民黨――國民黨的主義和它的應(yīng)有的本質(zhì)――與被反動派長期竊據(jù)的國民黨的現(xiàn)實區(qū)別開來一想,就想通了!
          父親自問,國民黨應(yīng)該是個怎樣的黨?而事實上又蛻化為一個怎樣的黨?他所憧憬的國民黨的靈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復(fù)革命精神,實行民主政策”,為的是把國民黨從錯誤的道路上扭轉(zhuǎn)過來,但是卻回天乏術(shù)。
          
          “年初一”
          
          此后,毛主席多次找父親談話,并希望他參加政協(xié)和政府的工作。中國人民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正在醞釀籌備時,在一次會議上毛主席當著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領(lǐng)導(dǎo)人的面,指了指父親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請他在人民政府中擔任職務(wù),你們看怎么樣?”還沒等別人回答,父親自己先搖頭說:“過去這一階段的政權(quán)是我們負責的,今已失敗,成為過去了,我這個人也應(yīng)該成為過去了!泵飨χf:“過去的階段從你發(fā)表聲明之日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后還應(yīng)從‘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對我父親說:“你還是封建道德!”“你為什么只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全中國人民著想?你為什么不為革命事業(yè)著想?”我父親談起思想轉(zhuǎn)變時,常念念不忘這兩句話。
          1949年9月,政協(xié)會議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著名人士、民主黨派人士共商建國大計。父親在世時常講,參加新中國工作的后半生,特別是建國初期這一段是他最愜意的時光。父親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wù)委員會,以后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最高國務(wù)會議和國防委員會。每次開會時,父親都是發(fā)言的時候多,不發(fā)言的時候少,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請各界人士座談商討國是,父親也應(yīng)邀參加。毛主席整合了大家的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作為國名。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贊同,唯有父親表示不同意,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fù)?不如就干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泵飨邮芰烁赣H的意見,我們的國家因此被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約見父親,對他說,解放軍已經(jīng)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希望父親去電給新疆軍政負責人,要他們起義。還說,從新疆了解到的情況,只要父親去電,他們一定會照辦的。父親說:“我早有此意,不過新疆和我通訊早已中斷,不知怎樣才能和他聯(lián)系上?”毛主席告訴他:“我們已在伊寧建立電臺,你的電報可由伊寧鄧力群轉(zhuǎn)到迪化。” 父親聽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給中共在伊寧的負責人鄧力群同志打了電報,請他轉(zhuǎn)告陶峙岳將軍和包爾漢主席,要他們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guān)系(那時國民黨政府已節(jié)節(jié)敗退到廣州),歸向人民民主政府。
          父親曾在新疆任職多年,對那里的情況十分了解。經(jīng)過反復(fù)思考,他將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見書提交毛澤東,希望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貢獻。
          9月10日,父親致電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爾漢。第二天又就起義的具體問題單獨致電陶峙岳。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問題致信父親。父親接信后第二天,又致電陶、包,囑其立即與彭德懷接洽宣布起義,要陶峙岳以父親的名義電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黃祖勛兩軍接受陶的命令,與前線將領(lǐng)接洽表示誠意,不應(yīng)再猶豫顧慮。9月25日陶峙岳通電起義,26日包爾漢也宣布起義,新疆和平解放。
          記得1955年國慶節(jié)舉行了授勛典禮,父親和陶峙岳將軍都光榮地接受了一級解放勛章。
          
          精神上解放
          
          1949年到北平后,我們家在經(jīng)濟上遇到了一些困難。父親曾經(jīng)讓一純和張立鈞去傅作義先生家借錢。到了那里,傅先生問借多少,他們說借250元。傅先生隨即叫人拿出500銀元。
          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來知道了。一星期后,他派人送來一封信。信一開頭就表示歉意,然后寫道:“不知你們經(jīng)濟上這么困難,現(xiàn)撥出6000元供你們使用!
          后來,毛主席由馬鞍山去南京視察,一下火車就笑著問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還了沒有?”
          江渭清笑著說:“還沒有!泵珴蓶|說:“你們可別忘了還啊!”原來,江渭清在湖南打游擊時,經(jīng)費非常困難,曾找父親借錢資助。
          1951年,根治淮河工程開始,中共中央任命父親為中央治淮視察團團長,到工地進行視察和慰問。臨出發(fā)前,父親卻病倒了。毛澤東得知父親病了以后,在5月5日特派江青持親筆信到家里來慰問,對父親的病情表示了極大的關(guān)切。
          1952年夏,父親從西安到北京,毛澤東來到家中,長談了兩個小時。父親說:毛主席啊,我們國家這么大、這么多人口,我們只跟蘇聯(lián)建立外交關(guān)系,做生意、搞貿(mào)易,不是長久之計,我們應(yīng)該和各個國家搞貿(mào)易做生意。
          毛澤東站起來說:東風壓倒西風,我們兩個人要爭論一百年。
          1958年5月,反右派斗爭接近尾聲,父親寫了一份《自我檢查書》,總結(jié)了建國以后參加革命工作的功過、得失、是非,送毛澤東審閱,并附去1949年冬所寫《六十歲總結(jié)》。22日,毛澤東復(fù)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動,直至今天,打開一看,一口氣讀完了《六十歲總結(jié)》,感到高興。我的高興,不是在你的世界觀方面。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距離的。高興是在作品的氣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新的若干點方面,是在你還有向前進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這一年多的時間內(nèi),害苦了你,一個老人遇到這樣的大風浪。這種心情.我是理解的。覓暇當約大駕一談。這幾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毛澤東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時
          后來父親問毛主席:“你說我們的世界觀有距離,指的是哪些地方?”
          毛主席說:“你在《六十歲總結(jié)》曾說,你對階級斗爭的觀念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年寫的《自我檢查書》里怎么沒有提到?你對階級斗爭還沒有搞清楚吧?”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親陪同毛澤東視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路上,他寫了4萬多字的日記。這一年,父親與毛澤東的交往和友情應(yīng)該是最好的時期。這次視察是毛澤東邀請父親去的,他很珍惜這次機會,每天的視察和與毛澤東的談話都會詳細地記錄下來;貋硪院螅赣H寫了《人民熱愛毛主席――隨毛主席視察散記》一文,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詳細記述了各地人民群眾對毛主席的真誠的、熱烈的愛戴之情,以及毛主席熱愛群眾、關(guān)心群眾生活的情況。
          父親曾經(jīng)回憶說,毛主席在這次視察時曾談起父親的世界觀問題。他指著父親笑著對羅瑞卿部長等人說:“我曾說他的世界觀問題沒有解決,但是他說已經(jīng)解決了。他說他從1949年起就已經(jīng)感到高興了、滿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沒有感到高興過滿足過。我在1955年走了幾個省份,看到農(nóng)業(yè)合作化已經(jīng)超過半數(shù)戶口了,我才有點高興;可是1956年刮起一陣歪風,說是冒進了,要趕快后退,我又不高興了。到今年(1958)我看到全國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大躍進的情況,我才真正感到有點高興!
          
          “文革”變故
          
          在“反右”斗爭中,父親對運動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對黨與非黨的問題曾作長篇直言。同時他對民革中央的“反右”頗有看法,態(tài)度消極。父親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滿,一夜間民革大院貼滿了邵力子和父親的大字報。毛澤東、周伯伯知道后,保護了父親,毛澤東批評某些人“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1966年初夏,我國發(fā)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全國亂翻了天。學(xué)生不上課了,鐵路車廂由學(xué)生乘了到處大串聯(lián)……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多次接見紅衛(wèi)兵。
          我家那時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僅一墻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會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學(xué)校教書有暑假,幾乎每年都隨去兩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動身,紅衛(wèi)兵來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學(xué)校為代表共幾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門鈴,聲稱是來破“四舊”的。我家是一座舊樓房,大兒子正好在家,立即開了門,他們一哄而入,樓上樓下亂竄。說實在的那時我家僅有幾張沙發(fā)、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飾,他們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樓堆在一起。我讓他們貼上封條,內(nèi)有我的英文打字機及飛利浦牌收音機一臺。
          過了幾天,另外一批紅衛(wèi)兵又來了,堅決要把上批紅衛(wèi)兵封存的東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為他們推車,心中很不耐煩,直搖頭。我很天真地懇求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學(xué)用具――打字機,及每天要聽新聞的收音機。他們兇兇地對我說:“誰還要你教書呀!”當晚打電話給在北戴河的父母親,父親決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親剛到家站在院子的臺階上,紅衛(wèi)兵就進大門了。
          紅衛(wèi)兵指著父親問:“你是誰?”
          父親很生氣:“你要問我是誰,你可以去問毛主席!
          紅衛(wèi)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親的佩劍,還責問為什么不掛毛主席像和語錄,出門時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視為武器擄走,揚長而去。紅衛(wèi)兵走后,父親對家人和機要秘書余湛邦說:“今后若干年,這將是一個大笑話!
          為了不惹麻煩,父親讓人買回毛主席像和語錄。余秘書無意中在父親座椅對面掛了一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語錄。父親看了很不高興,問余秘書語出何處。余秘書說是《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
          父親問他:“你認為怎么樣?”
          余秘書回答了考察報告的時間、地點和對象。
          父親聽了,一言不發(fā)。
          過了一天,父親家中的警衛(wèi)都換上了紅衛(wèi)兵的袖章。父親受到周伯伯的關(guān)愛,被保護起來了。
          就是那次,紅衛(wèi)兵們聽說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輛摩托車,平時騎它上班。其實,嘉彬早已將摩托車送給他的單位――水利部了,可是紅衛(wèi)兵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輛車,何處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層中間有一小塊空檔,紅衛(wèi)兵手拿皮鞭罰我爬進去,哪有?這不是沒有常識嗎?都是高中學(xué)生了!我當時只得服從,不然要挨一鞭子的。過了幾天麻煩又來了。一伙紅衛(wèi)兵要住我家樓下,我們不得不應(yīng)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難過了,人聲嘈雜,外面找人敲門他們聽不見,我們必須下樓為之開門。煙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婦見此情況甚感不安。他家有一處房子可住。承他們盛情我們一家移居水碓子。我們安穩(wěn)地住了一些日子。
          紅衛(wèi)兵來抄了多次家,《紀念父親張治中將軍》中的近400幅珍貴歷史照片就是我在紅衛(wèi)兵走后從地上含淚一張張地撿起來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時鄰居對我說:“你家來客了!蔽乙妴卧T口有一輛大吉普車。上到三樓家門緊閉,敲門保姆才開,原來水利部來人抄查文件。又過了幾天水利部來人把嘉彬帶到部里,說是隔離審查。這一段時期他不時寫信要我送上零用錢、換洗衣服、肥皂、牙膏。那個年代我的小弟一純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個大雪天部門前有許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來我才得知嘉彬打著赤膊僅穿一件棉紗背心,從車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浹背。
          1969年我父親病危,母親就和國務(wù)院有關(guān)方面說了話:“我的長子遠在臺灣,長婿如長子,能否請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問題,再叫他回去,可以嗎?”嘉彬終于回家了。
          在我們一家最艱難的時候,周伯伯出面保護了父親。周總理知道后派解放軍來接管了,紅衛(wèi)兵就進不來了。聽說周伯伯還多次在紅衛(wèi)兵集會上宣傳父親的功績,他說,“張治中是我們黨的好朋友,他曾經(jīng)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期間親自接送毛主席,為保證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貢獻。”
          1966年,周伯伯把父親送到解放軍總醫(yī)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讓我們家屬去,也不讓通電話。借此機會,同時保護了不少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很多老干部靠邊站,父親想不通。陳毅同志親自來勸他說:“這是群眾運動嘛,沒有關(guān)系的!辈痪茫细刹恳粋個被打倒了。
          1966年國慶節(jié),父親在天安門城樓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問“紅衛(wèi)兵去你家了沒有”。父親回答說“去了”。毛澤東很驚訝:“你不是當權(quán)派,更不是黨內(nèi)當權(quán)派,他們到你家去干什么?”
          聽了這話,父親心里還是高興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對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父親回家后還把毛主席的話津津樂道地講給我們聽。
          我的堂妹張素德后來撰文回憶父親在“文革”期間與她的一次對話:父親見到從南京來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興,問起外面的情況,素德如實相告。父親聽著聽著,臉色越來越不好,眉頭深皺,他對名為破“四舊”、實則打砸搶整人的情況感到驚疑,搖搖頭說:“若干年后,這將是個大笑話。”父親又問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報,當他聽說除了有“打倒劉少奇”之外還出現(xiàn)了“打倒朱德、陳毅”等大字報時,說:“都搞到開國功臣頭上啦!”還問素德:“孩子告訴我,不積極參加,當不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素德說:“是的,但我們反對打砸搶,任何時候都要講政策,憑良心做人嘛!’,父親點點頭,微笑地說:“不當就不當吧,實事求是嘛!
          情況越來越糟,父親熟識的一大批開國功臣被打倒、被關(guān)進“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眾,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黨派人士也受到?jīng)_擊,父親心情沉重。父親從此很沉默,也不說話,每天看著報紙,一言不發(fā)。但是他的健康卻被這種郁悶的情緒所吞噬。
          父親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長期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沒有什么很嚴重的病,只是長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體一直很好,根本就沒有具體病癥,就那么躺著起不來,母親晝夜服侍好幾年,后來父親就是渾身都軟。
          1969年4月6日,父親去世。他歲數(shù)并不大,79歲。父親生病期間,毛澤東派人送來了東北最好的人參。平時,毛主席多次邀請父親去他家吃便飯,有時還請我們?nèi)摇?
          父親去世后,統(tǒng)戰(zhàn)部當時的領(lǐng)導(dǎo)提出不搞告別儀式,周總理則提出,一定要搞個儀式?偫碚f:“我參加,再通知其他張治中的黨內(nèi)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舉行了張治中遺體告別儀式。
          父親去世時,我和弟弟一純在父親身邊。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親每天晚上都問下班回來的一純文革的情況,問誰被打倒了,誰被抄家了。
          父親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對一純說過,“文化大革命”比軍閥混戰(zhàn)還亂。誰也管不了誰,政府說話也不管用。
          聽說彭德懷被打倒,父親寫信給毛澤東,聽說劉少奇被打倒,父親也寫信給毛澤東。彭德懷被打倒后父親寫的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寫了1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他在信里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非常艱苦樸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
          我父親和彭德懷關(guān)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對彭德懷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時,彭德懷擔任主席,父親擔任副主席。后來在一個小范圍的會上,毛主席提出來批判彭德懷,我父親就起來發(fā)言。這是我聽父親朋友的秘書說的,父親發(fā)言說不同意毛主席的觀點。
          這封“萬言書”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機關(guān)事務(wù)管理局局長高登榜來廣東找我父親。父親那時候冬天在廣州休養(yǎng)。
          高登榜看到我父親就說,周總理讓我轉(zhuǎn)告你:“你寫的信主席收到了,請放心。你現(xiàn)在的任務(wù)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來辦!
          這個事是周伯伯壓下來了,實質(zhì)上是周伯伯保護了我父親,F(xiàn)在我明白這是周總理保護了我父親,當時其實不理解為什么不送信給毛澤東。
          “十大元帥要是都沒了,主席身邊怎么辦?”父親曾經(jīng)在面見毛澤東時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
          那時父親身體已經(jīng)很不好了。這幾個元帥都被打倒以后,他在會上講過這句話,我和一純也聽他當面講過,他還說,“我一定去見毛主席!”
          1967年國慶節(jié),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wèi)兵。父親執(zhí)意要見毛澤東,當時他的身體很不好了,就讓一純推著他到了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澤東后他說:“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認為共產(chǎn)黨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這么多好干部都變成走資派了?”
          接著又說:“現(xiàn)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過5%,黨內(nèi)我有許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帥都被打倒了,你怎么辦呢?”
          講到這時,毛澤東站了起來,他本來一直坐著,說到這他站起來了。
          毛澤東說,“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
          父親也站起來了,因為毛主席站起來了,一純就扶他站了起來。但是站起來后,父親并沒有說話,一純說看著他很沉悶、很沉悶,沒有說話。他不能跟我講什么心里不高興的話,但他悶悶不樂。
          林彪的地位越來越高,名字竟然排在周總理之上,父親憂心忡忡,而周伯伯處之泰然。父親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謙遜,一方面為他的處境擔憂。
           (本文參考張治中著《解放十年來點滴活動》,張素我著《幽草晚晴集》,均為內(nèi)部資料。文中直接引語對照《解放十年來點滴活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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