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九十年代初，執(zhí)政長達73年的蘇聯(lián)共產黨垮臺，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崩潰。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原因呢？10年來，眾說紛紜。我也寫了《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在蘇聯(lián)演變中的作用》，對蘇聯(lián)垮臺的原因進行了探討。

　　現(xiàn)在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我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原因之外，蘇共解散、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崩潰當時的情景也已經明白無誤地把謎底展示給世人了：當蘇共中央宣布蘇共解散時，不但廣大人民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蘇共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并沒有自己失去了政權的感覺。既然沒有失去政權，自然也不需要采取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乃至武裝斗爭等形式起來捍衛(wèi)這個政權。

　　這表明，在蘇共垮臺，社會主義制度崩潰以前，不但國家政權并未掌握在廣大人民群眾手中，而且也未掌握在號稱統(tǒng)治階級成員的廣大蘇共黨員手中。

　　如果從憲法條文看，蘇聯(lián)的主權是屬于全體選民的，人民本來應該是擁有國家政權的。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蘇聯(lián)建國之初，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它的締造者列寧認為；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種專政卻不是由包括全體產業(yè)工人的組織來實現(xiàn)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xiàn)。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xiàn)這種專政。"1 1923年，俄共第12次代表大會宣布："工人階級的專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鋒隊即共產黨的專政形式，才能得到保證"2。列寧明確地宣稱："當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就是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3。這里且不論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只能通過一黨專政的形式來實現(xiàn)，即使按照前面由列寧所闡述的道理，那么蘇聯(lián)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亦即無產階級專政完成了使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使命以后，一黨專政也應當結束。然而，蘇聯(lián)早在1936年就宣布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早在1961年就宣布已經成為所謂"全民國家"（這個概念能否站住腳這里不論）了，卻仍然抱著一黨專政不放，直到這種制度使黨本身被歷史拋棄為止。

　　蘇聯(lián)共產黨內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我在《民主集中制剖析》4一文中已經指出，在這種制度中，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縱向的集中處于支配的地位，而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橫向的集中則處于從屬的地位。因此，雖然民主集中制不同于純粹的集中制，但是它的實質卻是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創(chuàng)立者列寧明確地提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實際代表，即中央委員會，必須由極少數(shù)職業(yè)革命家組成。黨的各種組織的建立都必須由中央委員會批準5，必須自上而下地建黨6。因此，盡管列寧在組織原則方面也有自下而上選舉的思想，在黨的章程中一直保留著關于選舉的條文，并實際地實行一定形式的選舉，但是黨的代表大會是否舉行，怎樣舉行，是由中央委員會決定的。除由黨代表大會批準的組織外，其它黨組織的產生和存在均要由中央委員會批準。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雖然由代表大會選舉，但是卻要由中央委員會中的政治局（按照條文解釋，中央政治局本來是中央委員會的委托人）推薦，這種推薦實際上是指令性的。在蘇聯(lián)共產黨內，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qū)和州黨委會的負責人全都由中央委員會進行指令性的推薦，由當?shù)攸h代表大會走過投票選舉程序，再由中央委員會批準7。由于中央委員會掌握著對人選的提名和選舉結果的批準8這兩個關鍵性的環(huán)節(jié)，當?shù)攸h代表大會很難在中央推薦的人選之外再提出人選，即使提出了，投票也不易集中，因而很難選上，何況選出了另外的人中央還有權不予批準。因此，這一級的黨委會負責人實際上是由中央委員會決定的。黨的各級權力機關的產生全都逐級照此辦理。黨的各級委員會雖然多數(shù)是由該級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但是不經過上級委員會批準就無效，因此該委員會的權力并不是該級代表大會授予的，而是上級委員會授予的。由此可見，在蘇聯(lián)共產黨內，雖然存在著選舉，但是選舉對權力的形成和轉移并不起決定作用，黨的各級委員會的權力實際上是自上而下地授予的。在選舉之外，事實上存在著一個自上而下的逐級授權的權力形成路徑。黨的各級組織既然是從上到下建立起來的，下級組織的權力既然是上級授予的，那么下級組織自然要服從上級組織。列寧說："19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9

　　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采取的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形式，所以共產黨的委員會事實上就成為國家政權的核心部分。國家的各級正式立法機關便事實上成為貫徹各級黨委會的決議和指示的執(zhí)行機關。國家各級正式行政機關表面上對國家各級正式立法機關負責，而實際上貫徹執(zhí)行的也是各級黨委會的決議和指示。"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10。

　　本來，由部分公民組成的各個政黨在內部實行什么樣的組織原則，是各個政黨自己的私事，與黨外公民無關，不影響國家管理形式，即政治體制。然而，如果國家實行一黨專政，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條件下，執(zhí)政黨內部的組織原則在實際上就成了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并且是核心的一部分。執(zhí)政黨內部的集中制就使得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成了集中制，按照憲法規(guī)定全體選民所共同擁有的主權就在實際上被取消了。

　　在實行自上而下的逐級授權制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并不能真正決定國家權力機關上層人員的命運。國家上層人員的命運是自我決定的。他們作為一種統(tǒng)治集團實體，已經具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實際上是自我產生的（盡管有時要履行選舉手續(xù)），又通過培養(yǎng)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延續(xù)，自我傳宗接代。國家上層人員是否忠于全體公民，能否很好地為人民服務，主要地取決于他們個人的覺悟、品質和能力等個別情況，而不是取決于使這些人升到國家機關上層的政治制度的選擇機制。這樣，就難免在實際上形成一個不受選舉形式約束的、全體公民無法監(jiān)督也無法影響其命運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才真正擁有主權。

　　這種制度實質上是一種極權制度。下層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下層黨員在黨內，均處于無權地位。不僅如此，這種制度還在實際上認定下層公民和下層黨員沒有上級的"領導"就不知道該怎么活著，一切都要由"領導者"安排，經過"領導者"批準，"聽領導的"被"領導者們"培養(yǎng)成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另一方面，不論通過什么路子，一個人只要當上了"上級領導"，這種制度就認定他比其下級黨員或公民高明，有能力對下級進行"領導"。結果是，相當多的公民不把這個政權看成自己的政權，而看成當權者們的政權；
相當多的黨員也不把這個黨看成自己的黨，而看成黨內當權者們的黨；
它穩(wěn)固與否，傾覆與否，與已無關。因此，當資產階級政治勢力起來推翻這個政權時，絕大多數(shù)公民都袖手旁觀；
當蘇共解散時，絕大多數(shù)黨員的反應竟然不像是自己的黨被解散，而像是別人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不能不說是20世紀蘇聯(lián)式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悲劇，它充分暴露了這種現(xiàn)實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弊端。

　　對此，蘇聯(lián)共產黨自己并不承認。多年來，它一直宣稱蘇聯(lián)實行著社會主義民主。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認為，在現(xiàn)代條件下，民主就是全體選民掌握主權并且僅僅掌握主權的政治制度11。這里說全體選民只掌握"主權"，就是說不掌握"治權"，治權是由選民選出的代表即少數(shù)人掌握的。這里之所以使用"選民"一詞而不使用"公民"一詞，是因為全體公民行使主權的途徑只能是選舉。一旦選出代表組成國家機關，主權的行使即暫時停止，直到下一次選舉重新舉行。顯然，沒有選舉權的公民是無法行使主權的。至于連公民權都沒有的居民就更與主權無緣了。要想使參選的政黨聽命于選民，必須使它具有落選的可能性。而這只有在多黨競選的條件下才能夠做到。因此，在世界上還存在著政黨政治的歷史階段，要想實現(xiàn)人民主權，必須實行多黨競選制。這一點，不依奉行人民主權原則的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為轉移。在政黨還存在的歷史階段，只要是民主，它就不可缺少，不論是"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

　　現(xiàn)在，有些主觀上想維護社會主義的人把多黨競選制說成是資產階級獨有的制度，或者說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把一黨專政說成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以此反對在我國實行多黨競選制。實際上，一黨專政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只要仔細閱讀，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復說，"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在于…"，"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12，等等。這表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腦海里，他們所要建立的黨只不過是眾多無產階級政黨中的一個黨而已，無產階級可以有多個政黨，無產階級內部可以實行多黨競爭（當然也可以聯(lián)合或合作）制。一黨專政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蘇維埃俄國起初是多黨聯(lián)合執(zhí)政的。后來社會革命黨同布爾什維克黨鬧翻，在斗爭中被消滅，蘇維埃俄國才剩下布爾什維克一個黨。由此可見，一黨制的事實只是蘇維埃俄國當時特殊歷史進程的產物。這個事實并不能作為把一黨專政普遍化為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根據。由列寧推動和領導建立的共產國際認為，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guī)律，武裝奪取政權是當時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而在武裝斗爭中，自己的隊伍越集中，越統(tǒng)一，就越有力量，越有利于取勝。在這種背景下，共產國際提出了"每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統(tǒng)一的共產黨"13。從這時起，一黨制的觀點才逐漸在共產國際影響所及的范圍內蔓延開來。即便如此，共產國際的規(guī)定也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共產國際的支部。共產國際并沒有禁止（當然也沒有實力禁止）各國無產階級在共產國際之外建立自己的政黨。在斯大林時代，伴隨著一黨專政的制度逐步硬化，一黨專政的思想也逐漸深入人心。一黨專政觀念的確立，雖然有蘇聯(lián)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斗爭環(huán)境嚴酷等社會歷史原因，但畢竟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背離了民主原則，造成了蘇聯(lián)式現(xiàn)實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弊端。事實表明，蘇聯(lián)并沒有真正實行它所宣稱的社會主義民主。而到它嘗試落實民主制時，人民群眾對它已經失去了信心和耐性，階級力量對比已經發(fā)生了變化，靠宣揚民主而逐漸贏得人心的資產階級勢力的影響已經超過了無產階級的影響，由于長期處在無權地位而傷了心的大多數(shù)選民已經不愿再同蘇共摽在一起行進了，終于釀成了歷史的悲劇。

　　沒有民主，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所有制就不可能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就沒有實現(xiàn)。因此，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沒有民主，計劃經濟就變成官僚經濟。不但行使治權即掌握政權的官員組成了獨立于人民之外的特殊利益集團，人民很難防止他們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而且其對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也是集中制的，即官僚制的，離開了長官的意志，沒有了 "上級"的"領導"，經濟便不能運行。官僚制度的弊端勢必拖累計劃經濟，使之運轉遲緩，效率下降。

　　沒有無產階級民主，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要想對別人實施專政，必須首先自己享有政治權利。在政治上沒有權利的人充其量只能充當某種專政的工具，而不能成為專政的主體，不能對別人進行專政。無產階級全體享受政治權利和實施統(tǒng)治的方式只能是民主制。無產階級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實施專政。如果連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都沒有了，那么無產階級專政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成為被假借的名義了。

　　按照同樣的道理，沒有共產黨內部的民主，一切權力集中于中央，"一黨專政"也是不確實的，至少這個提法是不確切的。

　　與古代和中世紀人們習慣于君王主權制的歷史條件不同，在世界上已經出現(xiàn)了人民主權制并且已經普及到大多數(shù)國家的當今歷史條件下，把廣大公民置于無權地位，把廣大黨員置于無權地位的制度，要想得到廣大公民和廣大黨員的衷心擁護，長期穩(wěn)固地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廣大公民和黨員即使不去主動拋棄它，至少也不會去捍衛(wèi)它。蘇共垮臺，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崩潰時的情景已經顯示了這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中國共產黨執(zhí)掌全國政權以后，經過幾年實踐，毛澤東已經覺察到了這種集中制的弊端。然而，他只認識到，如果最高權力掌握在勞動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手中，掌握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這種制度可以起好作用。如果最高權力掌握在修正主義者手中，掌握在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手中，這種制度就可以起壞作用，勿需改造，就可以直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不是民主式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獨栽式的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制度本身并不能阻止修正主義上臺，并不能阻止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針對這種弊端，毛澤東的思路不是另辟蹊徑，改變這種制度，而是怎樣防止修正主義者利用這種制度，怎樣阻止修正主義上臺，以及一旦修正主義上臺了怎么辦。對于修正主義上臺，毛澤東想出的辦法是造反。他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下面的黨員和廣大群眾可以起來造反，"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此，他以發(fā)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進行了一次試驗或演習。在這場演習中，廣大群眾張貼了無數(shù)份大字報，建立了許許多多群眾組織，出版了許多報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多黨（一個群眾組織就近似于一個黨，而且紛紛聲稱自己屬于無產階級）制都基本上實現(xiàn)了。但是，盡管當時在憲法中增加了公民有大鳴大放貼大字報進行大辯論的權利，這種民主卻僅限于基層單位，全黨全國的最高權力仍然集中在毛澤東本人手里，基層單位的民主不過是毛澤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也就是從屬于集中的民主，在全局范圍內仍然是集中制。毛澤東最終沒有突破集中制，也不想突破集中制，他僅僅希望這種制度不被修正主義者利用。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不切合實際的，他的試驗沒有成功。

　　在集中制的條件下，因為最高掌權者集團實際上是自我產生，自我傳宗接代的，所以下層群眾要想撤換中央領導人員，把皇帝拉下馬，只能采取造反的辦法。一旦沒有把皇帝拉下馬，就要被剮，風險非常大。要想造反成功，需要建立組織，進行一系列斗爭，難度也較大。因此，人們輕易不會使用，使用了也不一定成功。經驗證明，在不改變集中制的前提下，通過革命造反來推翻不好的掌權者不是個好辦法。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改變思路，探索出使更換最高掌權者幾乎成為例行公事，沒有任何風險的制度。為此，就必須突破集中制，實行民主制，亦即人民主權制。在這種制度中，擁有主權的全體選民更換掌握治權的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包括更換最高掌權者，是主人更換仆人。主人換仆人，當然不存在風險。

　　蘇聯(lián)垮臺的教訓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探索都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建立人民主權制及保障人民實施主權的各項具體制度，包括多黨競選制在內。毛澤東在世時，經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剝削階級實體曾經消滅，當時無產階級占有絕對優(yōu)勢，那時候，如果建立多黨競選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多黨制，可惜，我們當時沒有實行多黨競選制，錯過了實現(xiàn)人民主權制的最有利時機。現(xiàn)在，經過經濟體制改革，恢復了私有經濟成分，剝削階級已經重新產生，并在實際上不再被作為專政對象。在這種條件下，如果允許多黨競選，資產階級有可能比無產階級更快建黨，勢力更大，形勢遠不如經濟體制改革前對無產階級有利。在這種新的形勢下，許多仍然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共產黨員擔心在多黨競選中，無產階級政黨競爭不過資產階級政黨，因而反對實行多黨競選制，要求堅持既有的一黨專政制。在他們看來，現(xiàn)在的共產黨不論怎樣不如人意，畢竟擁有毛澤東所締造的那個黨的純正血統(tǒng)，一旦在競選中失敗，無論是感情上，還是實際利害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而維持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除了拒絕多黨競選制，不許人們建立新黨外別無他法。這表明，他們對于共產黨能否得到人民擁護，實際上已經沒有信心，因而不敢把這個黨通過競選讓人民去選擇。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即使這個黨的領導人員"傍大款"了，不再站在無產階級一邊了，把私營企業(yè)主拉到黨內作為同馬克思主義者斗爭的戰(zhàn)友了，也應該維持它的執(zhí)政地位和獨存狀態(tài)。我認為，這種觀點是與立黨為公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即便共產黨在選舉中有落選的可能，我們也沒有理由拒絕人民主權制。為了保住現(xiàn)在這個黨的執(zhí)政地位，就剝奪人民的主權，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假社會主義。既然在形勢對無產階級有利時我們沒有落實人民主權制，那么我們就只好在當前條件下實行人民主權制。既然沒有吃敬酒，那就只好吃罰酒。即使這條道路是痛苦的，我們也非走不可。這既是全人類的必由之路，也是共產主義者的必由之路。

　　2001年6月27日

相關熱詞搜索：蘇聯(lián) 垮臺 主權 持久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