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光:“打狗運動”與養(yǎng)犬風氣盛行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我的家鄉(xiāng)在豫西南農村——南陽盆地。2004年春節(jié),我回家鄉(xiāng)過年時發(fā)現(xiàn)了一道奇特的景觀:近年來農戶養(yǎng)狗成風,多數(shù)家庭喂養(yǎng)一二條狗,有的農家小院里甚至養(yǎng)犬五六條,村頭巷尾隨處可見狂叫的兇猛狗群。大人或小孩稍不留心,便會遭遇惡狗四面夾擊,令人防不勝防,心驚肉跳,毛骨悚然。
據(jù)了解,近年來農民養(yǎng)犬風氣盛行,與農村社區(qū)治安形勢的不斷惡化有關。就拿我的家庭來說,由于我遠在千里之外的大別山區(qū)工作多年,老家舊宅破爛不堪,家中毫無像樣的值錢家當,只有80多歲的老父、老母相依為伴,苦度殘年,應當說是和盜罪無緣了。然而,像這樣的農家小戶也難以逃脫“江湖大盜”在鄉(xiāng)間村落布下的“天羅地網”。2000年3月,父親到鎮(zhèn)上剛剛出售完一頭價值900元的老牛,就在回家的半路上被“盯梢人”瘋狂地搶竊去了。父親一氣之下,以后再也不敢喂養(yǎng)大牲口了。但一生勤勞的父母總也閑不住手,2003年春天,他們花費了58元從集鎮(zhèn)上買來一條惡狗,平時省吃儉用精心喂養(yǎng)了大半年。等到秋天,這條惡狗會發(fā)出“汪嗚…汪嗚…”的狂叫聲,可以幫助兩位老人照護小院后,才又喂養(yǎng)起了兩只山羊。我在老家過春節(jié)時發(fā)現(xiàn),父親每天在天黑之前就把兩只山羊(市價400元左右)拉回老屋內,緊緊地拴在床頭;
等吃過晚飯后,母親還要收拾一大碗剩飯,讓父親端著去喂狗,并再三囑咐:“一定記著把大黑狗拴在門口的石墩上,把外屋的大鐵門和里屋的小木門都上鎖緊閉”。此情此景,讓人感覺如今農民預防盜罪,好像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日本鬼子就要進村耍野了”或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國民黨的土匪又要進村哄搶了”似的。
我在老家只停留了幾天時間,但不時都會從父母和鄰居的講述中聽到很多駭人聽聞的奇事、怪事。
“前年冬天的一個‘月黑風高夜’,一群盜牛團伙開著汽車闖進鎮(zhèn)北頭的孫莊村,盜罪手里拿著尖刀和土銃,挨家挨戶搶竊耕牛,一個晚上偷走了8頭牛,還打傷了奮起反抗的一家老小。這個案子‘公家’(指公安局)至今未破!
“單橋村西頭的一戶人家,兄弟倆辛辛苦苦喂養(yǎng)2頭肉牛,眼看著就要上市買個大價錢(市價5000元左右)了。誰知道去年冬天,一群盜牛團伙趁著夜黑人靜,把兄弟倆住室的后墻挖開一個大洞,進去后又強行將弟兄倆拴在床上,硬是把2頭牛偷走。這伙盜罪臨走還留下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你們養(yǎng)牛,我們賣牛;
你們出力,我們花錢;
明年再來!’”
“毛主席他老人家活著的時候,有誰敢盜集體的耕牛。偷牛可是死罪呀!如今的盜罪,他們什么東西都敢偷、都敢搶!”
“大集體時,小偷小摸進了村,鬼鬼遂遂,膽戰(zhàn)心驚,總怕遇上村里有人;
若是進了誰家里偷東西,那怕有個老人‘吭’一聲,也會把小偷嚇跑;
如今的盜罪膽子大多啦,他們經常會大搖大擺進村哄搶財物,弄得鄰里不安,也沒有人敢出來制止,真是無法無天!”
“前兩年,鄧縣(今鄧州市,是全國第一人口大縣,現(xiàn)有總人口160萬人——筆者注)亂得上下一團糟。人們都說,當時的公安局長是個大貪官,跟他干事的警察都不干正事。聽說那個局長犯事被抓起來了,剛換了一個年輕的公安局長叫劉勇,‘新官上任三把火’,大盜小偷一齊抓,打擊了一陣子,現(xiàn)在的情況稍好一些。也許罪犯們有些怕了,好長時間不敢出頭露面,老百姓才算松口氣。不過,家家戶戶養(yǎng)狗的勁頭可不能松懈,誰家大門口拴幾條惡狗整天‘汪嗚…汪嗚…’的狂叫,戶主的心理就塌實一些!
“現(xiàn)在農戶多喂養(yǎng)幾只狗還可以輪換到鎮(zhèn)上出售,差不多夠全家一年的油鹽錢了。”
“當然,狗多為患,近年來村里惡狗傷人事件時有發(fā)生,有的小孩被狗咬傷,狂犬病發(fā)作,無可救治,死得非常慘烈。可是,狗的主人們大都賴皮推委,不給受傷者掏錢醫(yī)治,由此引起的民事糾紛和官司不斷。更有甚者趁機交通事故敲詐車主,索賠金額高達數(shù)百元乃至上千元,令人咂舌,人們無可奈何。可以說,農村養(yǎng)犬已成為一大公害——狗糞滿地撒、惡狗傷人、狂犬病發(fā)作等,呼吁有關部門盡快開展打狗運動,以徹底根除養(yǎng)犬隱患。”
……
年前年后,村里的大人們都在爭論著一個相同的話題:“打狗”與“養(yǎng)犬”。這使我忽然回想起孩提時代“公社革委會”于1973年發(fā)動的那場聲勢浩大的“打狗運動”了。
那時,我只有9歲,是個剛上小學一年級的不懂事的孩子。不過,我至今還隱隱約約記得,那個落日黃昏,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陳銀龍通過高音喇叭喊話:“社員們,請注意:大隊剛剛接到縣革委會和公社革委會的緊急通知,限定今天晚上把各戶喂養(yǎng)的大狗、狗仔統(tǒng)統(tǒng)打死。在明天天亮之前,戶主將死狗送往大隊部統(tǒng)一組織銷毀,以防止瘋狗病傳播。若有行動遲緩或是私自藏匿、隱瞞不報者,各生產隊民兵連要積極組織基干民兵,強行將‘頑固分子’扭送到大隊部關押,并召開群眾大會進行徹底地批斗!宾畷r,從白銀堂、柳樹坑、三隊、四隊、五隊、皮家等6個生產隊,到處都有娘娘廟大隊民兵營臨時抽調基干民兵組成的“打狗隊”,鬧騰了大半夜,整得雞叫狗跳,人心惶惶,不得安寧。第二天大清早,我們一群小孩子跑到大隊部去湊熱鬧,看見院子里放著一排排的大鍋,正用“白開水”蒸煮成堆的死狗。聽大人們講,用死狗熬出來的湯澆菜地,比上日本尿素還壯實。從此以后,一直到1979年我離開村莊去縣城讀高中的七八年時間里,再也沒有聽見過“汪嗚…汪嗚…”的狗叫聲,整個村子一片沉寂。
其實,1973年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打狗運動”,當時已被文字記錄下來了。痕跡雖然輕淡,卻又帶著那個時代明顯的政治色彩和慣用的夸張手法。我從當年南陽地區(qū)革命委員會下達的有關文件中以及檔案館保存下來的舊《南陽日報》上,查找到這樣一些相關的文章題目,不妨抄在下面。如:《關于開展打狗運動的通知〈南發(fā)1973年 XX號〉》(此件發(fā)至各縣市、各公社、各大隊,傳達至社員),《嚴肅認真地對待打狗運動——論打狗運動》(南陽日報社論),《把打狗運動當做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再論打狗運動》(南陽日報社論),《寶書指路,利劍在手——某公社打狗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南陽日報社記者報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某公社打狗運動取得重大勝利》(南陽日報社記者報道),《這是一場嚴峻的政治斗爭——本報評論員文章》(南陽日報社論),《永葆革命青春——記某公社打狗隊長某同志的先進事跡》(南陽日報社通訊員文章),《用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從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記某公社的打狗運動》(南陽日報社專題報道),《堅決制止逃亡主義,誓死保衛(wèi)紅色家園——本報評論員文章》(南陽日報社論),《金猴奮起千鈞棒,環(huán)宇澄清萬里塵——記三十里鋪戰(zhàn)役》(南陽日報社記者報道),《要準備打一場持久戰(zhàn)——本報評論員文章》(南陽日報社論),《任爾兇狂,終將覆滅——某公社清剿殘余瘋狗紀實》(南陽日報社記者報道),《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樟樹坪戰(zhàn)役側記》(南陽日報社記者報道),《振奮精神,鏟除殘敵,將打狗運動進行到底——本報評論員文章》(南陽日報社論),《送瘟神——某縣瘋狗已徹底肅清》(南陽日報社記者報道),《防止死灰復燃——本報評論員文章》(南陽日報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本報評論員文章》(南陽日報社論),《關于表彰打狗運動中有功人員的決定》(地方政府文件),等等。還有很多,我就不全部抄錄了。至于文章的內容,限于篇幅,這里更不可能詳細引述。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無非能夠清楚地看到兩點:一是,在那樣的特殊年代里,人們對狗的憎惡是政治性的,被視為一種需要堅決反對和強烈抵制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廣大農村已經沒有人敢私自喂養(yǎng)狗。到了“文革”后期,甚至連農民養(yǎng)貓、養(yǎng)鴿子、擺弄花鳥魚蟲都被視為玩物喪志、消磨革命斗志的不良行為而被強行禁止。二是,當時的農村,狗似乎還不能作為合法的私人財產得到保護,政府以“說什么防止狂犬病!”為名,依靠行政命令開展了一場“打狗運動”,于是,狗的末日才真正來臨,F(xiàn)在,用真實的歷史眼光去審視當年的“打狗運動”,我們還可以挖掘出一些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問題。譬如,在人民公社時期,絕大多數(shù)農村居民常年吃不飽、穿不暖,誰還有心思和精力去喂養(yǎng)家犬;
在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特殊時期,哪還有人敢去偷搶集體的財物,再說農民家里確實也沒有任何的值錢家當,養(yǎng)幾條狗照門實屬多余;
況且,1973年的《打狗緊急通知》中還有“毛主席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之說,社員怎敢不聽從來自上層的統(tǒng)一組織指揮?……
狗是與人類最親近的一種動物。中國的“狗文化”并不都是外來的。中國人養(yǎng)狗的歷史久遠,打狗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有人說,打狗運動起源于戰(zhàn)爭時期。當年的抗日游擊隊轉戰(zhàn)于“高家莊”、“馬家合子”,經常因為狗的“汪嗚…汪嗚…”的狂叫聲而暴露目標,為了抗日大計,于是將華北平原的狗消滅殆盡。不管怎么說,畢竟時代不同了。如今,中國廣大的農村到處可見形形色色的狗、貓、魚、蟲、花、鳥,許多農民習慣于喂養(yǎng)家犬,并造成了一個經濟效益巨大的市場。然而,一些人對養(yǎng)狗的負面評價總是帶著一種陳舊的戰(zhàn)時文化或極“左”文化的遺留,盡管狗不再會導致八路軍的傷亡,也不再與資產階級劃上等號。它最主要的罪名是咬人傷人,傳播狂犬病。不過,據(jù)醫(yī)生們說,貓同樣可以攜帶傳染病,各種寵物都會攜帶一些有礙人體健康的細菌、病毒;
但只要定期注射疫苗,狂犬病并不難防治。其實,養(yǎng)狗的正面價值還是很多的。家犬作為人類最忠實、最古老的朋友,它與人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對于老人、孩子、殘疾人、孤獨者的慰藉乃至精神治療作用,早已為人們所共知。當然還不僅如此,只要看看我們餐桌上眾多的野生動物,就不難明白,更深刻地,它反映了我們對動物的一般態(tài)度。
正月初六,我該返程回單位了,仍然在思索著一個非,F(xiàn)實的問題:像豫西南這樣的人多地少的大片村落,過完春節(jié)之后,年輕人們齊唰唰南下打工去了,村里常年留下來的都是些“386160”(指婦女、兒童和老年人)部隊,身單力薄,難以抵御身強力壯的盜罪團伙。而目前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又大多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tài),治安防范網絡隱患頗多。在這種情況下,遷怒于人不對,遷怒于狗更不對。人心惶惶之際,遷怒于狗只是為了轉移民眾恐慌的視線,并不能解決所謂的“瘋狗病”或“疑似感染SARS”的流浪狗的問題,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社區(qū)治安狀況不斷惡化所帶給廣大農民的“恐懼癥”。恰恰相反,在農村社會治安狀況好轉之前,由政府發(fā)動全面的、毀滅性的“打狗運動”,只能招致絕大多數(shù)農民群眾的強烈抵制和反抗。試想一想,每一次政府組織“打狗運動”遭罪的都是狗,而不是人,可如今恐怕連人也要遭罪了。因為,狗成為與農民相依為命的“護身符”了。當然,農村養(yǎng)狗帶來的擾民、咬傷人、污染環(huán)境等問題也日益突出,應當依法加強對農民養(yǎng)狗行為的規(guī)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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