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人格問題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郭沫若逝世已經20年了，但對他的評價，很多方面尚未定論，特別是他的人格問題，更是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他很偉大，有的說他很平庸；
有的說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則說他是投機分子；
有的說他是敢于創(chuàng)造的天才，有的則說他是御用文人；
有的說他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有的則不以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樣的人格，他在現(xiàn)代和當代文化界、知識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這里我們不準備全面評述，只想就其有關的點點滴滴的具體問題談點看法，供讀者參考，也請專家學者賜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問題
嚴格地說，信仰并不屬于人格研究范疇。但在本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我們寧可把信仰共(和)產主義，追隨共(的)黨視為一種高尚和偉大的人格體現(xiàn)。這時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產主義，跟隨共(的)黨嗎？不是。共(和)產主義、共(的)黨對于郭沫若來說，只能算作一種傾向，一種想法，一種愿望而已，始終未形成為真正的信仰。盡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場合，他也曾喊“我是個無產者”，“我愿意成為共(和)產主義者”的口號，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戲”；
瞿秋白也認為這是“吊膀子”罷了。
下面的例證也說明這一點：
�、�1926年初，郭去廣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黨和國民黨之間在政治路線、思想理論上的根本分歧，他也親自參加過與國家主義團體、國民黨右派的激烈論戰(zhàn)；
在到達廣州時又發(fā)生了蔣介石誣陷、迫(和)害共(的)黨的“三·二0”中山艦事件， 而且他從歷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
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但他還是很快加入了有實權的國民黨，混入了官場。這時的官場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
他們搞的是特務政治，是流氓權力。
�、�1926年他曾兩次要求加入共(的)黨，可是1927年真的批準入黨后，不足半年他卻又自動脫黨了。這時共(的)黨處于最危難、最需要黨員堅定信念、團結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間，幾乎從未發(fā)表過政治性的言論聲援共(的)黨，無論蔣介石怎樣圍剿，無論白色恐怖多么嚴重，即令在接到摯友、共(的)黨領袖人物瞿秋白臨刑前給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聲；
就是建國后在《題瞿秋白筆名印譜》中也顯得蒼白無力，淡然寡味——“名可屢移頭可斷，心凝堅鐵血凝霜。今日東風吹永晝，秋陽皓皓似春陽�！比妼τ跉⒑η锇椎娜藗兾粗靡辉~予以譴責。
�、�1937年回國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黨的意思。周揚要他去延安，他拒絕；
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即命駕”。他不僅如此，他還主動請求吳稚暉介紹前往南京拜謁汪精衛(wèi)、蔣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該文對蔣大加贊許和頌揚，此文雖不長，但三次描寫蔣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戰(zhàn)的決心”；
然而，恰恰相反，這時周恩來正在上海，他卻未與會面。
�、莨�1928年自行脫黨之后，從不要求恢復黨籍，從不主動申請入黨，這好像正如他女兒郭平英所說“與他無甚關系”，他從來也不關心。1958年重新入黨時，他也未寫入黨申請書。（秘書王庭芳語）
當然我們也不據(jù)此認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義。他加入國民黨，僅僅是為了升官發(fā)財，獲得特權，提高社會地位、穩(wěn)定和增加經濟收入，以及其他各種好處。
�。ǘ┬庞弥械娜烁駟栴}
在中國現(xiàn)代和當代文學史中，曾經發(fā)生過六次宗派主義斗爭，其中兩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鄭振鐸聽說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聞名的半淞園飯店，請他加入文學研究會，幫助把該會的《文學旬刊》辦好。當時他許諾“盡力幫忙”。可是話音未落，他不僅未予幫忙，反而急急在他主辦的《創(chuàng)造》季刊廣告和《創(chuàng)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責文學研究會里的人“壟斷文壇”，是“假批評家”，“存在著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聲稱要把他們送“到清水憤(和)坑里去和蛆蟲爭食物”；
并攻擊、丑化茅盾，恥笑他身材短小、牙齒外露，像只“耗子”，從而挑起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首場論戰(zhàn)，涉及批評、創(chuàng)作、翻譯等多方面的問題，前后耗時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響了文學的正常發(fā)展和實績收獲。
第二次是失信于魯迅。其表現(xiàn)更為不佳，做法更有損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開）不幾天，他即主動派蔣光慈、鄭伯奇、段可情前往魯迅住處，邀請魯迅聯(lián)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進攻”。魯迅非常高興，欣然同意，并主張不再另辦刊物，恢復創(chuàng)造社過去的《創(chuàng)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刊出《創(chuàng)造周報復活了》的消息，同時公布了特約撰述員的名單：魯迅領銜，麥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還有蔣光慈、馮乃超、張資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創(chuàng)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載了內容相同的廣告。
根據(jù)當時的歷史背景，環(huán)境條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誠，聯(lián)合起來共同對敵，是再好不過的事了。這中間似乎既蘊藉著對魯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誼，又包含著捐棄前嫌、顧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義，可以說是為郭沫若一個方面的人格形象繪上了一筆重彩。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那與魯迅合作的廣告墨跡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蔣光慈等才剛剛創(chuàng)辦的《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就嘩啦啦連篇累牘發(fā)表文章，圍攻魯迅。（包括人身攻擊）說“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xiàn)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相提并論，指稱他“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污豪紳還要卑劣”。
這時的魯迅還蒙在鼓里，正熱切地期盼著與郭沫若“聯(lián)合起來，造一條陣線，更向舊社會進攻”呢！
嗚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魯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來郭沫若還屢屢辯稱這是因為當時從日本回來的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魯迅聯(lián)合，責任全在他們，而與他本人無關。
郭的這種辯解是沒有根據(jù)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創(chuàng)造社的元帥，只有帥旗指到哪里，兵卒才會奔到哪里，成、馮等不肯與魯迅合作，正說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們決不會單獨行動的。
再舉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說自身難保，但他卻仍然沒有忘記攻擊魯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訪，宣稱“魯迅在中國文壇受著清洗”，借國外媒體非議魯迅；
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對魯迅大肆誣蔑。請看他1928年6月1日寫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樣惡意、刻薄吧：“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瓝�(jù)此，難道我們還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辯解？還應該說郭沫若對魯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誤會？是受他人左右的嗎？不是的，絕對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認“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見他當時內心多么陰暗。
�。ㄈ┗閼偌彝ブ械娜烁駟栴}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 ）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后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后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zhàn)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和)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后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后被拋棄，下落不明；
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后自殺；
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
妓女×××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傳》北京文藝版，1988）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農業(yè)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后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yè)。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于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边@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xiàn)了不容忽視的毛病。先看郭沫若與情人于立忱之間的問題。
于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后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
對于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于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后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余，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系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于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y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y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后，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后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后，他的態(tài)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殺了。（《于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于思考的話，從于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叭绱思覉@”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和)民離散，令人憂心；
“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和)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骯臟，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
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fā)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和)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凄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后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于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
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xù)期間就與安琳、與于立忱等發(fā)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 歲）此后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饑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xù)續(xù)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后，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zhàn)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里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后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保ā渡虾�1995年11月28日）
這類問題，反復出現(xiàn)在郭沫若身上，對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負面影響。所以他本人也說：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女學者卻提出與此相反的看法。她認為郭沫若多次背叛愛情，不斷拋棄和更新愛情對象，正表現(xiàn)了他在這方面的超前意識；
并進一步說：愛情是藝術的永恒的主題，沒有愛情，便沒有文學，便沒有詩歌。愛情產生靈感，產生激情，如果沒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間的愛，便不會誕生《女神》，不會出現(xiàn)詩人郭沫若；
只有不斷更新愛之對象，藝術家的靈感和激情才會像泉水一樣不斷涌出，天地間才有可能樹起一座座藝術的豐碑。
這位女學者的演說詞很精彩，觀點也新鮮。不過我們要問：所謂“超前”，“超”誰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現(xiàn)在的美國總統(tǒng)不還是因為非正常兩性關系而受到追究嗎？多少大英帝國的重臣不也是因為未管好自己的褲帶而被迫下臺嗎？這類緋聞直到今天不還是被常稱性開放的歐美斥為“國恥”、“國丑”嗎？怎么一到我們這里，郭沫若一干起來就變成不受時空限制的、先知先覺似的“超前意識”了呢？莫非我們的郭沫若成了衡量萬物的唯一尺度了？這種名人效應式的慣常思維，可以被廣告媒體用來去滿足小市民興趣的需要，但決不應該存在于學者的頭腦之中。不要說起來那么輕松。
至于這位學者所談的激情和靈感與愛情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認為——也許是，但不盡然。莎士比亞有幾個情人？彌爾頓呢？郭沫若曾模仿過的輝煌詩篇《草葉集》是作者在紅唇的擁吻中寫出來的嗎？要知道惠特曼——這位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一生還沒有結過婚呢！何況像郭沫若那種愛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沒有高尚的情感，便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
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就不會創(chuàng)作出偉大的作品。丑和惡不會直接產生美和善的。
在這里請讀者不要誤解，我們并不主張禁欲主義，也不以婚戀次數(shù)多少來論是非，不認為婚戀次數(shù)少就一定貞潔偉大、次數(shù)多就一定卑污渺小。喬治·桑的戀人不止十個八個，誰能說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體女性包圍著的畢加索，他的一張畫不是每每都可換回幾千百萬美元嗎？好萊塢名星離異一百三十多次，不還是追求者塞道嗎？的確，兩性關系只與當事者有關，其他人是管不著的。我們所談的問題的核心在于你是否進行了性欺騙，性訛詐，性強制，性背叛，或性出賣；
在性愛問題上你是否和政客們一樣搞了什么陰謀詭計，玩了什么花招伎倆；
一旦發(fā)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沖突，性危機，或性變遷時，你是否表現(xiàn)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負責任的態(tài)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決，也就是告誡人們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樣，飲夠了愛情的甘甜佳釀之后而不惜將杯杯鴆毒硬灌進對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戀家庭悲劇。張瓊華是悲劇，安娜是悲劇，于立忱是悲劇，于立群也是悲劇。這四大悲劇，可說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絕，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無人可與之比肩。
當然，如果更坦率一點的話，讓我們從更廣闊的領域、更豐富的內容、更深刻的意義去認識，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劇。
（四）郁達夫“冤案”中的人格問題
情人于立忱自殺后十日，郭沫若為她寫了一篇短文《斷線風箏——紀念于立忱女士》。該文中說：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達夫離開東京的前夜，日本筆會招待他，并請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達夫拉到澀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當晚把一首七絕《詠風箏》寫給了我們看。
我覺得詩還不錯，達夫也說好。
達夫當晚也為立忱寫了一張斗方，但她沒有和，只寫了一首舊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辭不能記憶了。
“我回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澀谷驛，步行的途中也把輕絲斷線一類的話頭作過笑謔。
“在澀谷驛前一家快要閉店的飲食店里，達夫一個人還喝了兩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著紅茶陪他。
“我一個人回到鄉(xiāng)下的寓居時，已經是一點鐘過了。
“是沒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懸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三卷第414—415頁）
郭沫若在這里表面是談詩，是紀念于立忱；
實則不然，其重點是“我把達夫拉到澀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澀谷驛”，“我一個人回到鄉(xiāng)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訴讀者：這一夜郁達夫與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個時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別是新聞和文藝界更屬時髦。不過，在這里郭沫若并非無意為之，他用心良苦��！如果我們將此篇和他的《回到上�！蛔膲灐�、謝冰瑩《于立忱之死》綜合起來讀，就可能發(fā)現(xiàn)他這一“春秋筆法”的妙處及其“微言大義”之所在。
謝文引用于立忱在醫(yī)院墮胎時說的話：“到半月前，他（郭沫若）來找我了，我告訴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我們再不回上海結婚，我無臉面見人了！”這表明她從懷孕到墮胎大約有四個月的時間。
郭在《一座荒墳》中寫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國，五月自殺了的�！边@也向我們提供了確認于墮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
郁達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時間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據(jù)以上三個時期的加減，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郁達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時，于立忱已經懷孕兩個半月左右了。如果此類花邊趣聞真的傳播出去，其可能產生的轟動效應，將不堪予估，原來把他當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會捧腹。鑒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飾，去遮蓋，去尋找替罪羊。這時正在東京的郁達夫，無疑便是他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人選。他把郁達夫拉到于立忱那里過夜，日后一旦事發(fā)，郁達夫逃脫不掉，而他則可跳出場外。
的確，如果我們只讀郭的《斷線風箏》而不讀謝冰瑩《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會真的以為造成于立忱自殺的罪魁是郁達夫而非郭沫若。這是郭沫若精心謀劃的“金蟬脫殼”計，郁達夫是冤枉的。
不難看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賣朋友，不惜背叛愛情的，友情和愛情都被叛賣了！在這里我們覺得最可憐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備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褻瀆了，自殺了，死去了，已經躺在墳墓里了，卻又被掛著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招牌、頭戴名詩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恥辱而又恥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墮胎時，對她的朋友謝冰瑩說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個這么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這句話，無疑是指郁達夫被郭沫若拉進她的寓所里去這件事；
同時也包含著對郭沫若整個人格面貌的品評。雖然話有點偏激，但從他自己寫的這篇《斷線風箏》中似可得到印證。
（五）“文(和)革”中的人格問題
“文(和)革”正式開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石西民關于“文化大革(和)命”的報告之后，郭沫若立即發(fā)言。他說：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說這些話的含義，大家都不理解，包括當時的周恩來。1967年8月25 日他在給讀者徐正中的信中作這樣的解釋：“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見日本客人時，他也這樣回答。
其實，這種解釋和答問是不真實的，如他說愿意把書“燒掉”一樣是假話，是偽而辯；
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懼。他感到這場“文(和)革”風勢一定非常猛烈，像他這樣的人，如不徹底否定自己，借以縮小目標，必將在劫難逃。此后整個“文(和)革”期間，他都像驚弓之鳥，終日惶惶然、東躲西(和)藏，甚至到了不惜偽裝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證明了這一點。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進六所，“不告訴機關，不帶秘書，不帶司機”，住了一個月，待形勢緩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 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兒子后來被打死了還是不敢說一句話，只是默默地抄寫愛子留下的日記。
此外，他對政局的風云變化，無時無刻不在密切注意著。1967 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權勢上升， 就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討論會上當眾朗誦口號詩：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zhàn)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臺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和)民日報》）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他馬上又寫了《水調歌頭》：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和)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杰，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解放軍報》1976年11月1日）
他對江青是這樣，而對鄧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編《水調歌頭》“狠批”過鄧；
（見1976年6 月號《詩刊》）旋即又說“鄧副主席的講話，我表示衷心的擁護和熱烈歡呼�！保�1978年4月1日《人(和)民日報》）
他在這一時期內言論行為的準則是：有可能遭災引禍的話一概不說，事一概不做；
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話都可說，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給他一個“風派人物”的綽號，說他“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
諷刺他“大風起兮云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1978年6月4日《人(和)民日報》）
�。┤烁癖憩F(xiàn)綜述
以上諸多方面說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偉大人格。如果把他與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則更顯得不足和灰暗，使我們更覺得在他的人格表現(xiàn)中缺乏一種風骨精神，一種道德勇氣，一種人格力量。例如：
——詩人拜倫，不怕丟掉貴族頭銜，在英國議院勇敢地為失業(yè)工人辯護；
——站在野蠻而殘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雖已七十三歲高齡，還是堅定地大聲說“地球仍然在轉動”；
——法國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罰款、被流放的危險，為普通猶太籍軍人德雷斯特申冤，寫下了為正義而吶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訴——致法國總統(tǒng)的公開信》，無情揭露法國軍事當局制造謊言、陷害無辜的罪行，使這一臭名昭著的國家罪惡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十月革(和)命后，正當彼得格勒逮捕幾十位極為著名的俄羅斯學者時，正當知識分子被蔑視、排斥、甚至暴力對待，被塞進監(jiān)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被置于“因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而變得蠢笨的白癡們的拳頭之下時”，高爾基立即向列寧發(fā)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場。他在信中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要站在他們（被捕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一邊，而自己寧可被捕入獄，也不參與——哪怕是默默地——對俄羅斯人(和)民的最優(yōu)秀、最寶貴的力量的殺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寧）
中國也不乏此類光輝的范例。如屈原、譚嗣同、魯迅等。特別是魯迅，他在那大夜彌天、黑暗如磐的時代所表現(xiàn)的英雄主義和脊梁精神，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永恒楷模；
而郭沫若在類似的個人義勇行為方面，整個一生幾乎等于零。
在這里，一定會有讀者指出：“文(和)革”十年是陰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無度的十年。國家主席劉少奇身上插著三根管子還要被批斗，死了連條短褲也沒得穿；
北京副市長劉仁鐐銬雙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獄中凍餒而亡；
明史專家吳晗，頭發(fā)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時，尸骨在哪里，至今無人知曉；
彭德懷元帥一次被打斷三根肋骨，也不準呻吟一聲；
賀龍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
說真話的遇羅克喪了命；
堅持真理的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臨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時代，我們怎么還能要求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飛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們怎么還好嘲笑他是“風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們應該寬容，應該為他留點靈活周旋的人生空間！但丁也曾為了得以從流放地回到故鄉(xiāng)，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為了緩和同沙皇貴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靈》第二卷中進行道德說教嗎？就是我們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戰(zhàn)士”，“謚號”美妙得很，在那時不也三緘其口，或“裝死躺下”嗎？你筆者本人又怎樣呢？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環(huán)境中，誰也不要自吹自擂，誰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幾許人也，現(xiàn)在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是否有勇氣敲敲自己的天蓋，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嗎？況且，李一氓也說，郭沫若的錯誤是在黨犯錯誤的時候出現(xiàn)的！
是的，“文(和)革”是誣陷成風、暴虐無道、喪失理性的時代，那時的權力無法無天，有無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國上下肅殺恐怖，人人自危，誰要想維護人的尊嚴，保有人的良心，做一個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殺——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樣去投湖，像翻譯大師傅雷一樣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廣田一樣自沉翠水；
而郭沫若更不會例外，他最好的選擇就是從天安門上往下跳。因為雖然他早在重慶就贈給過毛XX金表；
在1949年進入北京前就發(fā)表“以毛XX主席的意見為意見”的聲明；
也能與毛XX唱和詩詞，但仍難逃厄運。——毛XX早就昭告天下：他要毫不留情地清除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這一切是否能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原諒郭沫若在“文(和)革”中茍且偷生的態(tài)度呢？不能。要知道，他和普通群眾不同，他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屬國家級領導人，同時他坐的又是中國文化界、教育界第一把交椅，是首腦，身負特殊的重托和使命。他的作為，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華民族文化精神，體現(xiàn)著一代知識分子的風范，像一面鏡子。在國家危機、人(和)民倒懸之時，每一“匹夫”尚有赴難獻身的責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為什么不學習高爾基，不學習魯迅？為什么沒有勇氣“拆下自己的肋骨，當作火把，點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彌爾屯——這個盲者還敢于向把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克倫威爾提出“個人不得獨(和)裁”的警告；
海瑞——這個封建時代的官吏還表現(xiàn)出“脫卻烏紗帽，敢作南包公”的大無畏氣概；
普希金——這位曾在“這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和)由，并且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們，祈求寬恕和同情的偉大詩人，在沙皇的權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頭顱、挺起他的胸膛，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個臣民，甚至做一個奴隸，卻永遠不愿做個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共(的)黨員，受黨的教育多年，膽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詞、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貴的品格，更需要我們敢于自我犧牲，他本人也表白過：“我不進地獄，誰進地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兌現(xiàn)，如果洪水一來，只知道搶船；
樹葉一落，作鳥獸散，將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間？
總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愛，于子女于親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識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點。他沒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
他缺乏個性，缺乏操守，他進退行止的原則是個人利益；
為了這種利益，他對環(huán)境總是一味適應。無論是新文藝主張的提出，還是對一些問題看法的改變，都是為了適應環(huán)境。為了這種適應，他變“為文藝而文藝”的思想為提倡“標語口號”，甘當“留聲機”；
為了這種適應，他在武訓批判中違心地檢討；
為了這種適應，他否定“百家爭鳴”；
為了這種適應，他對“言者無罪”的問題胡亂詮釋。其他又如組詩《百花齊放》、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和難以數(shù)清的、言不由衷的講話、文章、詩詞等，無不是為了這種社會適應。適應成了郭沫若的主義，適應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學理念的第一準則。
郭沫若在職高位顯之時，“也沾染了不應有的鄙俗、虛偽的感情和情緒”，（黃侯興《論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說，他經常虛偽造作、裝腔作勢，帶著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變、頹敗、常處于自我抑郁、苦悶、惶恐和憂懼之中。他雖是文化名人，有時卻顯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憐，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覺不到還有青春火焰的燃燒，還有勃勃的生機存在；
他的脈搏似乎停止了跳動，胸間也消失了波瀾起伏的激情；
他像海邊的沙石，被無數(shù)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無。他對公理、對正義，對于社會的責任，太缺少熱情，太缺少道義精神，我們如要在他的整個人格架構上覓得一根熠熠生輝的“骨頭”，真是難上又難。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確沒有突出的建樹，沒有為我們留下什么可貴遺產；
但念及他在文學、史學、考古、文字學方面做出的成績，還是應以寬容的態(tài)度，把恩格斯關于歌德的名言拿來，就算作我們對他的初步認識和小小總結：“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
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彼吧嬖诓荒懿幻镆暤纳瞽h(huán)境中，然而他始終被圍在這個他所能活動的唯一環(huán)境里面。而且年紀愈老，這個偉大的詩人，就愈是疲于斗爭，愈是向平庸的魏瑪大臣讓步”。
這個評價，也許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靈，因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況。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