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文底蘊是流變的，那么今天的人文底蘊也許就是科學的態(tài)度和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就是懷疑的精神，就是承認傳統(tǒng)同時又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就是如果時代需要即使沒有這種傳統(tǒng)就從我開始創(chuàng)造這種傳統(tǒng)的精神，就是在學術問題上不尚空談，而是腳踏實地研究解決具體問題，就是堅持用科學和理性來考察和驗證信仰，就是求真務實和想像力、抽象力的結合，就是不斷超越今天，超越自我的進發(fā)。也許可以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話來概括，就是要“與時俱進”，追求卓越。

　　近年來，一種觀點頗為流行，即強調(diào)社會科學研究或研究者要有人文精神，要有人文底蘊。表面看來，這一命題的提出是近年來打破現(xiàn)有的學術建制、促進交叉學科研究、鼓勵學術創(chuàng)新之努力的一個產(chǎn)物；
也是對極“左”思潮下中國學術發(fā)展反思的一個產(chǎn)物。其基本命題——同時也是一個假定——是，如果有了更強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識或人文底蘊，社會科學研究就有更多的創(chuàng)新可能，因此會大大推動中國當代的學術發(fā)展。

　　什么是人文底蘊

　　但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底蘊”？一個詞說多了，仿佛人人都知道其含義，但往往沒有人能說清。因此，為了避免“三岔口”現(xiàn)象，首先需要把這個詞操作化一下，這樣才能在經(jīng)驗上看出其優(yōu)劣利弊。

　　如果人文底蘊指的是必須具備一定的甚或是較強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我當然贊同。但是，如果這個備受贊美乃至有點神圣的語詞僅僅指這種專業(yè)人士的基本素養(yǎng)，甚或這種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基本要件，那就太委屈這個詞了。任何學科研究的一個起碼條件就是要對語言文字有良好的把握，因為人們的思考和交流都必須借助于概念和語言。但是，我們又必須注意，即使能夠準確清晰理解文本、表達思想和命題，這種能力卻不是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語言學家并不可能因為其研究的是語言，就比社會學家或法學家更能精確表達一個社會學或法學的命題。詩人有可能直觀地感受并表達某個命題，但往往是下意識的；
就表達而言，某些按照語法看來很蹩腳的句子在特定時候，對于某個專業(yè)來說就是精確的表達。例如，“不忠實的配偶就是——不忠實的”（波斯納語）這樣的同義反復會收到意想不到的修辭效果；
事實上許多語言交流的強烈效果往往來自對習慣用法或語法的偏離、背離甚至顛覆。而且，理解是在傳統(tǒng)中完成的，因此，語言表達的準確、優(yōu)美與否都必須相對于研究領域內(nèi)的學術傳統(tǒng)，不可能有統(tǒng)一的標準，“文史哲不分家”的現(xiàn)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前現(xiàn)代的學術現(xiàn)象。最重要的是，在社會科學上，只有首先想清楚，才能表達清楚。而“想清楚”不是文字的能力，因為在強調(diào)經(jīng)驗研究的社會科學中，“我們必須想的是事而不是詞”（霍姆斯語）。

　　如今社會科學界有些人的文字確實很糟糕，語句不通順，文字枯燥無味。但這也許并不是因為他們的中文或文字水平太差，而更可能是他們自己的學科研究就很差。事實上，杰出的學者往往都是杰出的寫手，他們甚至會以自己的文字表達方式改變約定俗成，而不是相反。近年來，在中國學界，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學術散文很受讀者歡迎。但這些學者其實未必是各自學界中文字功底最好的，他們會有錯別字，標點符號也會有錯，“的”、“地”、“得”不分，句子也可能很拗口別扭，有些學術觀點也有爭議甚至錯誤；
但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影響這些文字的受歡迎程度。因為，可以說，他們幾乎總是這個學界思想最活躍的，最有見地的學者。

　　如果更寬泛一點，“人文底蘊”是指對文史哲的了解，甚或是深厚的了解？甚或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了解？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由于其讀者群的限制，當然應當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甚至是必須了解。但是，如果他對中國歷史并不很了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講不出老莊孔孟，不知道“明月幾時有”，只能“把酒問青天”，難道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了嗎？或者是他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我們就因為他沒有這種“人文底蘊”，他的論文中沒有引用孔子或老子的話，價值就降低了嗎？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確實蘊含了許多知識，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洞識，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寶貴資源或素材。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的中國經(jīng)典一定更有學術意義。在社會科學研究上，就研究的素材而言，傳統(tǒng)文史哲材料并不必然比其他材料（例如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更具知識品格上的優(yōu)先性或優(yōu)越性。近年來對口述史的研究，對“小傳統(tǒng)”的研究，對民間社會的研究，擴大了研究的范圍，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學者發(fā)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集中于“經(jīng)典”或“大傳統(tǒng)”的——研究的局限。甚至，研究傳統(tǒng)的文史哲也不比研究西方的文史哲（經(jīng)典）更高。它的惟一優(yōu)先性可能是：相比于西方古典，它更容易為中國人接近，因此使用起來成本更低；
而相比起當代中國普通人的智慧，有可能更為凝練，因為它經(jīng)受了時間的考驗，使用起來可能收益更大；
相對于“口述史”、“小傳統(tǒng)”而言，它對于中國社會來說可能更具有一般性。

　　或者，人文底蘊還應包括像中國古代文人學者一樣要懂得一點琴棋書畫？會吟詩誦詞？有一種文人雅士的風度或生活方式？我在后面將論述，這種生活方式或知識類型不過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的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不錯，“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中有一種蒼茫的歷史感；
但是“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癰名”呢？說穿了，不就是夸耀自己嫖妓嗎？我們能不加反思地贊美這種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知識類型，將其籠而統(tǒng)之稱為“人文底蘊”嗎？

　　上面的分析已經(jīng)令我們發(fā)現(xiàn)人文底蘊這個詞的邊界不清楚。因為其不清楚，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用；
也正因為不清楚，所以又不大可能真正有用處。大家都可以說這個詞，都可以提倡，但是提倡的具體內(nèi)容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差異。

　　如何看待前輩學者的人文底蘊

　　我們屢屢聽到這樣一些說法：前輩學者有何等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化，甚至是“學貫中西”，而今天的學生或研究者是何等的缺少文化素養(yǎng)；
我們需要培養(yǎng)大師，出路就是增強對（中國的）人文知識的了解，增加他們的人文底蘊。這一判斷或教育思路，如果是針對社會科學研究狀況或人才培養(yǎng)，我認為這種貌似合理的分析基本是錯誤的。

　　我首先承認，社會科學研究確實需要一些起碼的文史哲知識。因為“言而無文，行而不遠”（孔子）；
“忘記歷史，必蹈覆轍”（桑塔雅那），“沒一點哲學，一個人終生都會是偏見的囚徒”（羅素）。但是，有這些知識既不是社會科學發(fā)展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取得成就的充分條件，甚至未必是必備條件。

　　對于我們這一代中國學人，近代許多前輩大學者確實都有很強的文史哲功底。但是，這里的問題并不是，這些有成就的學者是否都伴隨著相對于我們這一代來說更強的文史哲功底，而是，他們的成就是否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文史哲功底呢？只要回想一下，在他們的時代，他們顯然并不是同輩人當中文史哲功底最強的，有許多人甚至是當時的文化反叛者；
常常被一些“老學究”斥之淺薄，指責他們沒有讀幾本書就“數(shù)典忘祖”。而完全可能是因為他們對傳統(tǒng)了解不夠，接受了西方的學術訓練，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制度變遷中才做出了他們不可磨滅的貢獻。事實上，他們當中最出色的，往往都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的學術訓練，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觸及了現(xiàn)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如果金岳霖沒有留學，僅憑著他的文史功底，不可能開掘出現(xiàn)代的邏輯學和邏輯實證主義。馮友蘭如果不是到了美國，既不可能撰寫出《中國哲學簡史》，也不可能撰寫出今天我們見到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如果不是鉆研西洋文學并留學歐洲，錢鐘書能否撰寫出《管錐編》和《七綴集》就很值得懷疑。如果更客觀的評價，因此可能有些大逆不道，即使那些我們今天仰之彌高甚至稱之為泰斗的，既受過西方社會科學訓練同時也有很強的中國人文底蘊的前輩學者，如果放在世界文明和知識發(fā)展史中，放在社會科學的傳統(tǒng)中，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對于學術的貢獻并不如同我們夸獎得那么高。而當今的一些學者不僅就知識的前沿程度，而且就知識的貢獻而言，事實上已經(jīng)超越了前輩學者。例如，今天中國經(jīng)濟學家對當今經(jīng)濟學的學術貢獻可能要超過我們尊敬的陳岱老當年對經(jīng)濟學的學術貢獻，盡管可能在經(jīng)濟學人才培養(yǎng)或其他方面仍然不如陳岱老。

　　問題是為什么我們會感到“今不如昔”呢？我想有幾個原因。

　　首先是中國的知識格局正處于轉(zhuǎn)型時期。傳統(tǒng)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歷史上的一些階段很類似，都曾比較重視所謂的人文——在中國，主流是文史哲；
在西方，主流則先是神學、歷史以及無所不包的“哲學”等。進入現(xiàn)代之后，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各國都出現(xiàn)了知識格局的轉(zhuǎn)變。社會的變化使社會需求的知識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盡管社會對知識的需求轉(zhuǎn)型了，但是社會對知識的評價標準一定會有一個滯差，因為社會發(fā)展總有滯差，社會對于知識的界定和接受也總有滯差。當知識轉(zhuǎn)型迅速和急劇時，更是如此。任何社會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對學術的評價往往沿用的是相對保守的標準——人們不是以知識創(chuàng)新作為評價學術的標準，而還是可能用諸如博學、文采以及與傳統(tǒng)熱點問題的關系距離作為評價標準，哪怕這時的學術前沿已經(jīng)改變，學術評價標準已經(jīng)改變。社會和學術界的評價標準有這種錯位或滯差很正常，并且也有正當理由。因為在一個社會急劇轉(zhuǎn)型時期，在新知識還沒有帶來可見的明顯利益之際，人們沒有理由趕時髦、追風、當學術追星族；
持一種文化保守主義不僅對于學者個人是理性的，實用主義地看，對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和保持知識斷裂中的外觀連續(xù)性也都是有意義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今天的社會科學一定不如前輩的學問了。也許這種“今不如昔”的懷舊心態(tài)恰恰反映了我們的學術文化傳統(tǒng)正在發(fā)生改變。

　　而且，在這種改變時期，往往會只是因為轉(zhuǎn)型而造就一些“著名”學者，盡管就學術而言，并非頂尖學者。想一想，當年轟轟烈烈的圍繞《孔子改制考》的爭論究竟有多少學術意義或貢獻？如果從學術上看，胡適的貢獻有多大？最多是開風氣之先而已。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所謂方法論，僅僅是一個命題而已，并沒有多少方法論的分析和闡述，哪怕你不用細致辨析，也會發(fā)現(xiàn)有很多問題：他的所謂“實用主義”，其實就是引入了一個新詞而已，遠不如皮爾士、杜威、詹姆斯的分析論證細致，也不如他們深刻。但是社會變革畢竟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批著名學者，由于人們并不深究“著名”的來源，也由于學術的社會資本與符號資本會轉(zhuǎn)移——特別是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沒有專業(yè)化的社會傳統(tǒng)中，人們往往會夸大那些“著名”學者的學術貢獻。因此，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今天“著名學者”少了反倒可能是社會科學的一件幸事，這意味著學者較少通過社會活動甚至政治活動獲取學術名聲了。

　　還必須注意到，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文化普及和下移的社會。如果與數(shù)十年前的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的知識壟斷相比，當代的狀況已經(jīng)有了很大變化。但是，一個社會中人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高學歷、高學位的人多了，并不意味著這個社會中有學術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一定多了，盡管看起來好像是有學術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更多了。我在上大學之前甚至上大學之后的一段時期曾癡迷于文學寫作，當時的一個困惑是，為什么如今的許多大學文史哲教授還不如以前的作為中學教師的何其芳，有“今不如昔”之感慨。如今，我才知道，這并不意味著舊中國大學里人才薈萃，而恰恰意味著當時高等院校很少，大學生的就業(yè)機會很少。如今教育機會多了，博士多了，教授也多了，像我這樣只有中等學術資質(zhì)的人也可能成為教授了。事實上，我們只要想一想20多年前，北大每個系都只有幾位教授。而如今哪個院系沒有十幾、二十名甚至數(shù)十名教授？！因此我們僅僅從教授或博士的名稱來看，似乎我們今天的教授或博士不如從前了。

　　此外，在先前的社會中，由于人才比較少，社會關注集中，人們也更容易記住。人一多，即使他們同先前的精英人物同樣杰出，但由于邊際效益遞減的原則，人們也很容易感到現(xiàn)代社會平庸，沒有拔尖的人物。其實沒有拔尖的優(yōu)秀人物，也許恰恰是優(yōu)秀人物多了，而不是少了。我們今天這一代人都記得新中國有“三錢”，記得華羅庚，但這恰恰是因為他們?nèi)藬?shù)很少，我們今天能記住哪位航天科學家呢？哪位核物理學家呢？可事實上，我們的科學技術顯然是前進了，而不是落后了。我們已經(jīng)不大可能刻骨銘心地記住任何人了。這是一個不再刻骨銘心的時代。

　　人們在比較當代和先前時代的學術的時候，往往會用先前最好的同當代最差的相比。因此，“今不如昔”是一種普遍的民眾社會心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提起春秋戰(zhàn)國，我們就想起孔孟老莊，儒墨道法，諸子百家；
一提起20世紀30、40年代，我們往往會提到那個時代的一批杰出學者。但時光和我們的記憶都是一個過濾器，它們會把那些不知名的人物都過濾了，剩下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而在當代，或者是由于“遠香近臭”，或者是美感需要距離，或者是任何人都只能對現(xiàn)實不滿，或者干脆由于我們對于同代的競爭者總會有“嫉妒”，總之，當代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往往只是那些最不像話的、最糟糕的人和事。我們會提起老北大，提起西南聯(lián)大，似乎那時是一片輝煌；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圍城》，不要忘記“三閭大學”，不要忘記克萊登大學博士方鴻漸，不要忘記方鴻漸在那個環(huán)境中還算是一個聰明人，一個好人。我們也常常會回想起建國初期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或外國文學所的群星璀璨，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洗澡》筆下的那些人物。我的一位研究生，業(yè)余時間彈古琴，一天就突發(fā)奇想：皓月當空，面對高山流水，古人之所以在彈琴前要沐浴焚香，興許僅僅是為了減少蚊蟲叮咬，從而能集中注意力，而并非如同我們今天想象的那么浪漫。這種尼采式的譜系學追究，固然令人掃興，但它或許揭示了生活的原生狀態(tài)，并且會令我們對以往的黃金時代有所警惕。

　　如果我們充分意識到了這些因素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一一明確梳理的因素，那么我們對今天社會科學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的評價，對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評價可能就會比較公道一些。

　　人文底蘊未必能推進社會科學研究

　　首先任何東西都是有成本的。即使掌握更多的文史哲知識有助于社會科學研究，但這需要研究者支付的代價可能是對本學科前沿或其他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的了解。基于機會成本，一個學者則總是必須有所取舍。我們無法事先確認，人文學科的底蘊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否是最需要的，是否是成本收益最好的。

　　最根本的因素是，如果說有什么人文底蘊的話，那么這種人文底蘊也是并且必定是流變的�！敖�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趙翼已經(jīng)指出了這一點。文學上的詩經(jīng)、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歷史演變就已經(jīng)表明人文的流變；
儒學形態(tài)的歷史變遷及其在近代令人感傷的衰落都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因為，就狹義的人文底蘊——中國傳統(tǒng)的文史哲——來看，它們其實是扎根于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社會學的功能主義角度來看，“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國家的政治統(tǒng)治力弱有關，“孝”則與農(nóng)業(yè)社會缺乏養(yǎng)老保險有關；
而古代文人或?qū)W人的那種人文精神或情趣，那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社會中上層知識分子意識形態(tài)的系統(tǒng)化表現(xiàn)，而并非當時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情感。它們確實有悠久的歷史，但是這種悠久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或隱含了包括未來的一切時代和社會的先進文化，還是由于它們集中體現(xiàn)了發(fā)展緩慢甚至相對靜止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生活形態(tài)，從功能上附著于并維系了這種生活形態(tài)？對此，我無法準確回答。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今天，在一個工商社會，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肯定會與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有很大差異。事實上，許多也可以視為人文底蘊的東西，甚至會被今天的主流平民文化斷然拒絕。在今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癰名”的才子——即使不考慮作者當時的官員身份——風流瀟灑不僅為今天的平民主義道德無法兼容，受到女權主義的大力批判，甚至會被公安局抓去罰款。因為盡管現(xiàn)代社會在性的問題上變得更為開放了，但這種開放和“薄癰青樓”完全不同�，F(xiàn)代社會可以在一定限度內(nèi)寬容第三者、婚外戀，但不能寬容“薄癰青樓”，不能容忍純粹金錢的性交易。如果今天哪位社會科學家想學習并實踐這種“文化底蘊”，那一定會被當作學界腐敗鬧得沸沸揚揚。

　　其次，強調(diào)傳統(tǒng)的人文，即使可行，也不無可能窒息今天人們的創(chuàng)造�！爸�識創(chuàng)新”、“面向未來”、“與時俱進”，已經(jīng)成為今天這個時代的潮流；
至少在年輕一代中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潮流。因此，不無可能，我們今天輕視、鄙視甚至試圖予以校正的那種大眾文化，也許會在下一代被認為體現(xiàn)和代表了今天的人文精神，是一種社會求新、進步的表現(xiàn)。

　　坦白地說，我個人的人文底蘊——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就比較陳舊。我看不起文化快餐或快餐文化，認為它既不精致也不完美；
但這是從我的偏好而言，而一旦我把自己摘出來，從法學和社會學家的角度較一下真，我們又會認為哪一種文化是絕對好并永恒完美的呢？而所謂的文化快餐，如果放在當代社會中看，難道不正體現(xiàn)了一種知識的大眾化和普及化的趨勢，不正體現(xiàn)了一種人們對新思想、新觀念的追求，不正體現(xiàn)了社會對新知識的需求嗎？而這反映和回應的恰恰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和文化急劇和普遍轉(zhuǎn)型，從一個相對靜止的農(nóng)業(yè)文化到一個更為生動強健的工商文化的轉(zhuǎn)變。如果這個快速變動的社會需要的主要知識就是用完即扔的知識，如果在這個社會中知識的折舊率就是很高，難道我們可以并可能因為我們對文化的評價而要求社會適應我們嗎？我們今天觀賞傳統(tǒng)京劇的人大大減少了，絕不是因為觀眾的人文底蘊少了，而是時代變了，今天的城市白領可以說在任何方面都肯定要比傳統(tǒng)時代的京劇觀眾（他們絕大多數(shù)目不識丁，也背不下歷史朝代）的文化底蘊厚得多。

　　也的確，古代有不少官員（包括“贏得青樓薄癰名”的作者杜牧，在今天他肯定是腐敗的官員），甚至很高的官員（例如白居易、元��；
例如王安石、蘇東坡；
例如韓愈、司馬光）吟詩作畫，文采飛揚，而今天自打毛澤東之后，卻沒有一位可以在文采上可與這些古人媲美的。但這真是一個問題嗎？其實，當我作這種比較時，已經(jīng)犯了時代錯誤，表明的只是我的觀念陳舊，因為看上去似乎“蕭瑟秋風今又是”，但畢竟已“換了人間”。社會的變遷，知識的分工，職能的轉(zhuǎn)換以及選拔的標準都已經(jīng)注定了今天的政府官員首先不是文人學士，因此，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今天人們根本不看重官員的書法如何，詩歌如何，文采如何；
人們看重的是他有沒有能力招商，有無能力融資，有無能力處理外交內(nèi)政。甚至在大學里，包括人文底蘊最雄厚的文史哲院系也是如此了：院長、系主任的選任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得有一定的組織協(xié)調(diào)能力，一定的交涉能力，甚至就不能有太多的文人習氣。甚至我們今天挑選教員的標準也發(fā)生變化了，我們也許偶爾還會稱贊某個老師的板書寫得好，有書法功底，但是這已經(jīng)不再是挑選教員、評定職稱的標準了。不論我們喜歡不喜歡，這個社會對文化知識的評價體系都已經(jīng)變了。

　　事實上，除了一些只屬于特定時代的人文精神或底蘊外，真正具有普適性的東西都必定是在社會競爭中為人們所接受的，必須是對人有文化的召喚力和感染力的�！叭宋牡滋N”并不是本質(zhì)主義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某個時代的規(guī)定，甚至不是某一個時代的人們的共識，而只能是多時代的交叉共識。

　　“人文底蘊”背后的可能危險

　　因此，當人們強調(diào)文化底蘊，強調(diào)人文精神，強調(diào)必須接受某種價值時，我往往會有所保留。這一點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擔心，我強調(diào)的某種素質(zhì)或?qū)W術底蘊是不是一種太強了的個人偏見或偏好；
擔心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當成了正義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礙了學生的追求和探索。我的這種自我反思肯定是有問題的。但我提出這一點的要害不在這里，我有更深層的憂慮，甚至我感到了某種危險。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國劍橋，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國經(jīng)濟學家發(fā)生了爭論。他對中國當代經(jīng)濟學界的批評是關心效率太多，關心正義不夠。在國內(nèi)經(jīng)濟學界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界也屢屢有類似的論點。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有些是令人痛心的問題，從學術規(guī)范到學術品格，也可能存在學科關注點過于集中、學術視野不夠開闊甚至“跟風”的問題；
就研究者來說，也許有過于關注專業(yè)化，忽視了某些問題，有韋伯所說的“專家沒有靈魂”的現(xiàn)象。因此，人文關懷、人文底蘊作為對社會科學不健康發(fā)展的一種校正被提出來了。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紛紛開始扮演起“社會良心”的角色，對一些他們沒有多少甚至沒有任何研究的問題發(fā)表不負責任的大而化之的評論，盡管我不可能反對他們就社會熱點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我也相信，他們當中絕大多數(shù)人可能是真誠的，但是感情的真實并不等于事物的真理，真誠也不保證正確。

　　把自己關心的某些問題歸結為正義問題，而把對方的問題歸結為效率問題或技術問題，不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不可能推進對這些具體問題的討論和解決。我們很可能陷入一場關于誰的問題才是正義的問題或誰的正義問題更正宗，因此不可能有結果的討論。

　　因此，在這種所謂的人文底蘊或人文精神或人文關懷的背后，隱含的是某種通過分類來壓迫人和壓迫知識的力量。在這種人文的旗幟下，某些問題可能獲得了優(yōu)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并因此可以壓縮甚至壓制另一類同樣誠實、認真、科學盡管可能是有錯失甚至有錯誤的研究，擠壓某些現(xiàn)在看起來不起眼也可能永遠不起眼但可能有潛力的研究。這種所謂的人文關懷或人文底蘊中隱含著某些學者的居高臨下，過分自信。它既隱含了一種哲學上的先驗論，即有些問題天生或根據(jù)定義就是更有價值的，對學術是更有貢獻的；
同時也隱含了哲學上的經(jīng)驗論，即前天昨天有價值的問題今天也會有價值，并且永遠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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