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此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遙想偉人風范、緬懷偉績豐功，不由人不興起歷史之問：究竟是什么興起和成就了中國改革？支撐中國走出延續(xù)將近三十年僵化封閉模式、創(chuàng)造了持續(xù)25年的社會穩(wěn)定和經(jīng)濟增長、開拓出“和平崛起”局面的背后邏輯是什么？

　　理論界慣于從觀念出發(fā)、追求邏輯自洽，因此，他們總是從單一視角出發(fā)，在衡量現(xiàn)實世界時使用唯一尺度。這種尺度可以對他們各自所精心篩選的特定現(xiàn)象作出有效解釋，卻遠不足以評判錯綜復雜的經(jīng)驗世界。這種價值評判又影響了事實判斷，因此，迄今為止，理論界對鄧小平改革的基本邏輯還缺乏準確定位，更遑論給出恰當評價。

　　就象歷史上所有垂范后世的偉大建樹一樣，鄧小平改革顯然也并非遵循單一邏輯，而是揉合了自由主義和權威主義兩大體系。改革的啟動，以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解放思想”、政治領域的“撥亂反正”和經(jīng)濟領域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為標志，其基本取向，無疑是自由主義的。這并不是說改革是直接依照自由主義的經(jīng)驗示范在“照著葫蘆畫瓢”，而是說改革在價值取向上基本是朝向那個方向。這雖然是前三十年中國社會的“反自由主義”趨向所積壓的反彈能量對社會演進提出的客觀要求，但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個人意志，在當時“極左”勢力根深蒂固的條件下，改革能否順利啟動、改革派與極左派的較量鹿死誰手，前景不容樂觀。

　　鄧小平以歷史巨人的氣魄啟動了改革開放，改革初期的成功，又堅固了改革的路徑取向。在1980年代，改革一度曾沿著自由主義的方向漸行漸遠、愈行愈快，以至于讓不少人得出了可能政治民主化改革不久即將啟動的印象。

　　就在全社會歡欣鼓舞、許多人頭腦發(fā)熱之際，鄧小平敏銳覺察到了以民主化為特征的西方政治體制與中國國情的不相適應，體察到“即行民主”將至中國于混亂、會使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秩序受創(chuàng)深重。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正步入歷史上機遇難得的快車道，中國人不能把主要精力浪費在政治內耗上。因此，鄧小平果然劃出了一條被稱作“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底線，將政治浪漫主義的影響遏制在有限范圍內。

　　這是鄧小平道路與自由主義取向發(fā)生的一次重大沖突，它是由取法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模式與中國國情的高度緊張決定的。在面對這種緊張時，鄧小平將目光移向了國際社會的另一成功示范，即東亞“四小龍”的權威主義模式。

　　“八九”以后，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取向已成為執(zhí)政集團的共識。權威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按照康曉光的表述，具有以下要點：“在新體制下，中共仍然堅定地壟斷政治權力并且嚴厲控制公共領域，但是與毛時代的集權主義體制不同的是，它不再試圖控制人們生活的每個方面，例如它不再全面控制經(jīng)濟活動，不再狂熱地兜售意識形態(tài)，不再監(jiān)控公民的個人和家庭事務，不再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最重要的是，它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而且宣稱[要與國際慣例接軌]。鄧小平制定的[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集中而準確地表達了這種權威主義的精髓，即在保持一黨領導的同時，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wěn)定性分析》）。

　　不難看出，在此社會轉型期間，鄧小平所定義的改革雖然在政治上堅持權威主義，但在社會生活及經(jīng)濟領域仍然主要是自由主義取向的�？梢哉f，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一方面以權威主義保守現(xiàn)狀、維持穩(wěn)定，致力于“經(jīng)濟建設”，另一方面又在社會穩(wěn)定和經(jīng)濟增長能夠維持的前提下推進社會的多元化趨勢和自由增進。從形式和內容來說，此時中國社會具有許多權威主義的特征；
但從社會演進過程來看，改革轉型仍然是自由主義取向的。在鄧小平這位總設計師所設計和推動的改革模式中，權威主義是路徑，自由主義是方向。權威主義之所以成為路徑，是因為在當代中國，唯有權威主義才能夠保守現(xiàn)狀、保持穩(wěn)定，維持社會發(fā)展所必須的分工與合作系統(tǒng)的有效運轉，這是“穩(wěn)定高于一切”這一權威主義表述背后的自由主義邏輯。因此，鄧小平改革所邁出的每一步，都可以視作是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兼容結合；
改革的終點，也未必是西方自由主義“成功經(jīng)驗”所示范的政治圖景。

　　按照自由主義演進論大師哈耶克的說法：真正有效的、可擴展的社會秩序只能是自發(fā)的，而非人為設計的，任何人為的設計最終都會對自發(fā)秩序起到破壞作用；
形成秩序所需要的信息是分散的、具體的，人類的“有限理性”無法全面把握大量的個體信息，可擴展的秩序只能在大量個體的自主互動中自發(fā)生成。因此，政治制度既不可能由人們在頭腦中主觀建構出來，也不能從其它國家直接“橫移”過來；
不同國家所適用的制度秩序只能建立在不同的具體背景條件下，由不同的現(xiàn)實需要內生而成。從某種意義上說，唯有中國今天的漸進模式，才最符合于上述自由主義對社會演進的經(jīng)典表述。

　　鄧小平的名言：“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形象表征了他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正是這種理性、務實，使鄧小平能夠在風云變幻的千頭萬緒中找出最適合于中國國情的、以“自由主義+權威主義”為特色的“鄧小平道路”。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是對自由主義“演進理性”的通俗表達。由于中國改革總是從自身的約束條件和實際需要出發(fā)、立足于解決現(xiàn)實問題，以現(xiàn)實問題的壓力來推動制度秩序的演進和創(chuàng)新，因此，中國的制度演進雖然距離源于西方的自由主義范本不是最近，卻最適合于中國的具體國情以及由此國情所集中反映的具體信息。正因為如此，中國改革才能夠既避過了俄羅斯轉型的大幅震蕩，又避開了發(fā)展中國家在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普遍陷入的“拉美化”陷阱，保持了持續(xù)20多年的社會穩(wěn)定和經(jīng)濟增長。可以說，中國的改革路徑，最好地印證了自由主義關于“演進理性”的思路。

　　這樣一種思路、路徑及其成就，是與鄧小平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即使在今天，許多自由主義理論家還在批評中國沒有直接走向自由主義的普世制度；
顯然，演進理性的漸進取向與他們關系不大，他們珍視理論的具體結論更甚于導出這一結論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鄧小平道路要求在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在保守和進步之間適當取舍，達到一種兼容并存；
強調任何一方的存在與擴展都不能以另一方的不能存在為前提。鄧小平本人在1989年和1992年，分別從不同方向以行動詮釋了上述道路。在1992年，當權威主義的保守趨勢有可能完全壓抑自由主義取向的進步時，鄧小平不惜親自出手，以“南巡講話”的形式最終將中國改革固定在“自由主義+權威主義”的鄧小平道路上。

　　在1997年哲人撒手后，他所設計的道路還在延續(xù)，路上也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對社會演進提出了新的要求。當前中國最迫切的問題莫過于貧富分化、權力腐化和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面對新問題，鄧小平的改革邏輯要求中國集中全力應對難題，在難題的解決過程中推動社會的秩序演進。具體來說，當務之急應該是加快法治建設、加強對行政權力的法治規(guī)范，向著不完全（即剔除了政治民主化的）的憲政轉型。其中關鍵是要對“民主緩行”的必要性形成共識，這種共識越廣泛、越堅固，憲政的路子就會走得越快、越穩(wěn)。

　　另一方面，要加強憲政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強化“以人為本”的社會公正的建設。政府也應該將保護和伸張人權作為重要的行政目標，一方面持續(xù)擴大私人領域、培育公民社會，使社會重心逐漸下移，改變現(xiàn)在頭重腳輕的狀況；
另一方面將“人權、公正”培植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和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

　　為此，中國社會應將政治民主化明確為遠期而非當前的改革目標，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自由主義和權威主義的調和；
明確政治民主化的啟動要以中產(chǎn)階級的普及、即中產(chǎn)階級在精英和大眾之間占有相對優(yōu)勢為必要條件。在此之前，政治體制將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中央集權的形態(tài)，全社會形成合力，致力于發(fā)展經(jīng)濟、建設中產(chǎn)階級社會。

　　這是中國改革25年的經(jīng)驗邏輯，也是“鄧小平道路”的邏輯延伸。

　　謹以此文，祭鄧公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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