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唬�廣泛和有特色的群眾運動，是文革的一個大標志

　　文革雖然歷經十年，發(fā)生了很多的事情，但之中，足以成為文革標志事件的，卻應該是廣泛、深入的，并極有特色的群眾運動。

　　文革中，即使是權力斗爭，也多數與爭取群眾輿論過程相關。

　　并且，正是由于沒能看到這一點，因而，現在很多人實際上是沒能理解到文革的實質。

　　因為，現在相當多說論文革事的人，對文革中的那場群眾運動，絕大多數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即便知道的一點，也是不全面的，支離破碎的。

　　什么不民主，搞專制；
整知識分子，整不同意見的干部，鎮(zhèn)壓不同政見的群眾；
搞極左，還有權力爭執(zhí)與角逐······等等。但是，這些，其實并非文革的特征，因為它們并非在文革中才有，而是老早就存在（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一九五四年抓胡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懷等），甚至，很多現象，現在也還可見到。

　　文革中，在發(fā)生這依舊的一切之同時，卻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而且，這些運動中的很大部分，是指向當權的官僚階層的。

　　所以，說到文革，只談上述極左情況，而撇開以派性斗爭為外在形式的群眾運動，那實際便還是對文革了解的片面。因而，對其所做的任何其評論，則還不能算是全面。

　　人們都同意要否定文革。

　　但，其實各人心中想否定它的內容與本質，卻并不一樣，也許，還天差地別。

　　例如：

　　社會賢達、知識分子中的名人們，是因為文革不僅踐踏了很多知識，更踐踏了他們的尊嚴，剝奪了他們優(yōu)越的工作與生活條件；

　　幾乎所有的當權派們，卻是因為文革，使他們在文革中的不同階段，都發(fā)生過使其一度王冠落地的經歷，還蒙受了如被戴高帽子、被押上臺批斗之類人格屈辱；

　　所謂“黑五類”們，則是將文革視為他們自一九四九年后長期被作為“賤民”，而喪失基本人權的最慘階段；

　　今天憂國憂民的青年們，卻是將殺害遇羅錦、張志新等體現專制制度黑暗的事件，看成文革的主要特征；
等等。

　　之中，有些人要否定的東西，甚至卻是有些人想要實質保有的東西。

　　造反派之所至今也不能得到當權者的寬容，就是因為不論是繼續(xù)革命理論導致的派性使然，還是因前十七年間及文革初期，飽受官僚主義壓制迫害的怨氣所致，那場造反運動，卻確全是針對了當權者的，是在實踐中觸犯與損害了全體當權派（甚至有時還包括中央文革那班人）的根本利益的。

　　而胡風分子，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們，則不過是階級斗爭理論的產物，是觀念的產物，頂多也不過是紙上談兵的敵人，而其并沒有真正具體觸犯過當權者的根本利益。因而在感性上，他們較容易被糾正、獲平反。

　�。ǘ�）文革，客觀上有使社會加速前進的“催化劑”作用

　　例如——

　�。�1）如果沒有發(fā)生文革，使“階級斗爭”發(fā)展到在黨內高層發(fā)生大清洗的登峰造極階段，那么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改革開放路線，會不會被提升到文革后的黨與國家領導高層的議程上來？并很快達成共識，予以實施？

　　（2）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領導者鄧小平等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若沒有在文革中挨整，親身體驗一下無端竟可被整肅的那種專制體制的厲害，并且很長時間被流放到社會的底層（鄧小平本人就被命令于到江西新建縣的一個工廠，受改造性質地與工人群眾一起呆了三年），那么，他與他們會不會主動提出與支持，要在政治上改革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多東西？

　　有人以為，改革開放是世界潮流，即便中國沒有發(fā)生過文革，沒有文革中挨整的鄧小平、彭真等領導人東山再起而執(zhí)政，中國也會實行改革開放、提倡法制觀念。

　　對此，我們只要想想二點：

　　四人幫垮臺后，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執(zhí)政，但其宣稱的路線是什么？——凡是毛主席說過的、批示過的，都要堅決擁護，繼續(xù)執(zhí)行！——就是說，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總路線仍然有效！

　　今天北朝鮮的金正日，相對毛澤東與金日成那一輩來說，是個“年輕人”，比老鄧還要小37歲，但是他搞改革開放了嗎？

　　社會的進步，在時間標尺上，沒有必然的度量。如果不出現杰出的人物與巨大的事件來推動，在歷史長河中，雖然該會發(fā)生的東西，終究也會發(fā)生，但在時間的度量上，有時，卻關系到幾代人所標示的春秋，將處于何種社會，何種人生。

　�。�3）如果沒有發(fā)生那場扣以“走資派”罪名，而將絕大多數黨政領導干部都進行了一次巨大沖擊批判斗爭的文革造反運動，那么，文革前那種視任何大小黨員干部都為神圣不可批評的觀念（一九五七年的很多人，就是僅僅對黨支部書記一類小官，有幾句不恭言論，便被視為“反黨”而整成右派分子的），會不會自動消除，而產生人們現在的民主意識？

　　文革前，對老百性來說，黨政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諸神”。

　　文革中，除了毛澤東那個“尊神”以外，其他大小黨政領導干部，卻絕大多數被造反的群眾，當成了入“另冊”的“走資派”，動不動就面臨被造反派群眾批判斗爭的危險，因而，他們的“諸神”地位從此跌落。而到文革結束，四人幫垮臺，則連毛澤東頭上的“光環(huán)”也不再耀眼，也從皇權般的神壇回到了人間。從此，在大陸上的中國人的心中，任何對政治之“神”的觀念崇拜，永遠不再。

　　此后，不論誰有此企圖，對這一點，也都注定是絕不可復辟了！

　　所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并的確對中國這二十多年來的飛速發(fā)展立有大功的鄧小平，他極明白這一點，去世后，讓家人將他的骨灰撒入大海，而堅決不設“神位”。

　　對文革發(fā)生的主觀原因及文革本身之評價，因現在很多史實真相尚不清楚，所以難免出現“瞎子摸象”式的片面性。但是，對文革產生的客觀作用與影響，人們則確可從文革結束后的這二十多年現實中，予以分析求證。也許，這種分析，還相對較易接近真理。

　　文革應確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它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下的中國社會，加速發(fā)生了很大的社會性劇變。因為，文革中，使很多東西，在短時間內都發(fā)展走向了極端，從而為“物極必反”開辟了道路。

　　這種劇變，既不是毛澤東所設計，也不完全是鄧小平的初衷。但鄧小平那一代人，之所以能毅然決然選擇了與文革前的觀念并不相承的改革開放路線，應該說，文革的經歷，是影響他們思想新走向的直接關鍵性原因。

　　歷史的發(fā)展，常常會發(fā)生跳躍式前進方式。

　　而這個跳躍，須有二個條件：出現巨大的事件，伴有杰出的人物。

　　文革的災難，以及正好是鄧小平等人，處于受難者之中。

　　因此，中國便出現了一個新的巨大發(fā)展機會，出現了一個能大跨度一跳的歷史性契機。

　　文革結束后，并不是所有在文革中挨了整的老干部，都會產生改革開放的念頭的。

　　相當多的領導人（包括最高層的某些人），對文革結束后的中國去向，僅僅是只想“返回去”，即返回到文革前的秩序中去而巳，而沒有從文革中顯示的制度弊端中吸取教訓，提高其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所以，這批人后來往往成為了改革的被動者。

　　由此，我們便理解到了，杰出人物對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性。

　　社會的進步，固然需要歷史的鋪墊，然而，如果沒有杰出人物的出現，作為即時的第一推動力，那歷史的鋪墊，便僅僅還只是準備了一個舞臺而已。

　　當然，鄧小平雖然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但對這路線的發(fā)展又會帶來什么副作用，以及如何來解決這些副作用帶來的問題，時間既不可能讓他一個年邁的老人完全認識與體察到，也更無法讓他能參入解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蘇聯(lián)發(fā)生的事情，則剛好證明，沒有發(fā)生巨大變故作歷史鋪墊的改革舞臺，即便有人想推動一下社會前進，也是很難發(fā)生實質性變革的。

　　蘇聯(lián)沒有進行過類似“文革”的社會大變動，在蘇共十月革命建國近40年之際，雖然也發(fā)生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暴政的大批判，同時，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改革。然而，由于蘇聯(lián)的制度性弊端，以及民眾與這些制度性弊端的沖突，未能有機會得到充分展示與全面激化，因此，一方面，改革被不完全的改革者赫魯曉夫政權自己用坦克鎮(zhèn)壓（在匈牙利、波蘭）而自行窒息，另一方面，有限的改革被保守的官僚階層所抵制而以全面失敗告終。

　　因此，蘇聯(lián)人需多等待三十幾年后，即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十多年之際，并在中國已基本成功地進行了十年改革之時，才等來了戈爾巴喬夫的充滿了動蕩不安的大改革。

　　新中國在她成立的十七年之時，便發(fā)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
在她成立的三十年之際，即文革結束后二年之時，便發(fā)生了頗有成效、相對平穩(wěn)的、尤其是很大程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從經濟開始的改革熱潮。

　　因此，從這個時間表上看，文革，確有些客觀加速推動社會前進的“催化劑”作用。

　�。ㄈ�）文革，巳只有歷史學的意義

　　關于文革，因時間大師的作用，它無論從哪個方面講，現在只能有歷史與歷史學的意義了。

　　即便將來的某時，有人欲再掀動文革歷史的某些畫頁，也只會是為那時的某些人服務，而不據有真正文革的本來意義。正如，蘇聯(lián)發(fā)生劇變后，沙俄及托洛次基、布哈林等歷史人物的幽魂，雖可重登舞臺，但那頂多也不過是表演表演而巳，卻早不具有當年的意義。

　　因為，歷史是人寫成的。

　　寫那些歷史的人，若巳被長長的時間抹去，那段歷史的真實意義也就跟著消失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們，之所以還能改寫他們的歷史，那是因為他們重返舞臺時，尚未“廉頗老矣”，而尚是壯心不巳的暮年烈士。

　　然而，文革的參入者，絕大多數，不是巳進入耄耋之年，就是巳辭世西去，距今三十多個春秋的歲月，雖說也可視為彈指一揮間之短，但要消磨一段歷史的意義，從實際社會中抹去一代人的有限影響，還是足足有余。

　　歷史的前進，只能從將來的現實，而不是從過去的故事中獲得原動力。

　　因此，對文革史的研究，應該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意義，只會更大的體現在學術文化上。

　　至于文革歷史的學術性，其對中國文化的總庫，會有多大的價值，此時暫沒有人能知道。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便是：讓真實的文革史進入學術文庫，而不是無視它、抹煞它、曲解它，才可能體現人類的理智，更利于社會的發(fā)展從中獲益。

　　文革，既然現在在人們心中，卻并不是一樣的內容，有的畫面，還天差地別。

　　所以，目前，對文革歷史的研究，似乎應先回到傅斯年的觀點：歷史學就是史料學。

　　歷史的真相不清楚之前，就沒有真正的歷史學。連文革中到底還發(fā)生了哪些關鍵大事都不清楚、或還被人為遮掩或歪曲了之時，怎么能認識與正確評價文革？

　　2004年6月10日

相關熱詞搜索：史學 文革 客觀 標志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