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唐少杰這本書的題目是《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斗」》，從時間維度立意，說的是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斗預示了文革中整個紅衛(wèi)兵造反運動的衰落。其實，此書的內(nèi)容也是空間上的濃縮，論述了這場運動的全面情況。用毛澤東時代常用的、由毛澤東本人提出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解剖麻雀」�！嘎槿鸽m小，肝膽俱全」，從清華可以看到全國。不過，當我們這些親歷過文革的人想到威震全國的「清華井岡山」和聲名赫赫的「蒯司令」時，一定不想用麻雀這個意象。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是虎，有威有勢，是毛澤東放出來咬劉少奇等人的猛虎；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毛澤東手中的提線木偶，毛的念頭一轉，一聲令下，「清華井岡山」和「蒯司令」這樣的龐然大物就頃刻瓦解、立即覆滅。

　　這本書以理性的口氣和分析的方法講述了一個悲劇，這遠遠不止是清華人的悲劇，它是文革這幕大悲劇的縮影。

　　清華的文革歷程體現(xiàn)了文革的全部特征：文革前以「階級斗爭」為口號的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使一部分人成為「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
強有力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學生爭當「革命接班人」的政治競爭，高級干部子女的優(yōu)越地位；
單位領導以舊思維、舊方式處理文革新形勢，工作組領導運動的規(guī)范模式與直接響應毛澤東「造反」號召的學生發(fā)生沖突；
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強力支持下，造反派擊敗有政治背景的、以干部子女為領導的保守派紅衛(wèi)兵，并任毛和「文革小組」的驅策，在打倒劉少奇、奪「走資派」權的斗爭中沖鋒陷陣；
造反派分化為激進派和溫和派，觀點之爭和權力之爭交織在一起，最后演化為曠日持久的武斗；
在毛的親自部署下，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強行趕下政治舞臺，昔日意氣風發(fā)的（甚至驕橫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將」變得灰頭土臉、沮喪迷茫。

　　但是，清華的文革又有其特點，描述、分析這些特征正是唐少杰《一葉知秋》一書任務之所在、價值之所在。在依我之見，值得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因為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成員，清華的文革運動可以說是被劉遙控指揮，毛澤東要以「工作組鎮(zhèn)壓群眾，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為理由打倒劉，勢必把清華作為突破口。也正因為如此，被工作組壓制得最厲害的蒯大富才得到最高當局的關注，被樹為反工作組英雄，張春橋親自召見蒯大富，向他交底，慫恿他率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而「清華井岡山」也演出了轟動全國的「智擒王光美」、「批斗王光美」的鬧劇。蒯大富成為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重要領袖，「清華井岡山」成為王牌主力，在全國各地指揮運動，在「毛主席的戰(zhàn)略部署」中次次搶占先機，和清華的文革運動一開始就與劉少奇有關這一事實密不可分。

　　第二，文革前蔣南翔在清華搞「政治、學習雙肩挑」、「又紅又專」，極有成效，培養(yǎng)了一支在原教旨主義意義上而不是在晚年毛澤東思想意義上的革命化干部隊伍，和其它地方、其它單位的干部大多數(shù)膽小怕事、消極觀望不同，清華的許多干部政治積極性高，他們很早就介入運動，甚至積極介入兩派的斗爭，因此，清華的干部問題顯得十分突出。而由于有不少干部當了學生組織的「黑高參」，清華的兩派斗爭就呈現(xiàn)高水平、長期、復雜的態(tài)勢。

　　第三，「清華井岡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王牌軍，而其對立面「四一四」也非弱旅，尤其是其頭領之一周泉纓寫出〈四一四思潮必勝〉，集中表達了造反派群眾組織中較溫和保守一派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綱領，被毛稱為理論家。所以，清華不但以率先打倒劉少奇和百日武斗著名，也以「井岡山」和「四一四」兩派的思想理論斗爭著名。

　　四、與清華在運動中轟轟烈烈、大出風頭相對比，清華人后來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完全乏善可陳。這初看起來是奇怪的，不少對文革知情不多、涉入不深的人，后來在反思和批判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為甚么最投入和受打擊最突然、最厲害的人，對文革反而提不出甚么批判性看法呢？難道越了解文革的真實，越覺得文革不該批判？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致說來，正因為卷入太深，清華人沒有從文革的恩怨（小的恩怨如兩派的派性之爭，大的恩怨如與毛派和「走資派」的關系）中醒悟和解脫出來；
昔日的輝煌成了否定過去、更換觀念的負擔；
也許這也算一個原因：文革前清華強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清華的技術型人才難于跳出舊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文化的窠臼。

　　毛澤東以強力結束清華百日大武斗為契機，把造反派紅衛(wèi)兵趕下政治舞臺，也由此擺脫「放鬼容易收鬼難」的尷尬局面。但是，事情免不了有兩個方面：失勢和失寵的紅衛(wèi)兵在困惑不解和怨氣沖天之余也這樣發(fā)問：為甚么要用我們就說「革命小將的斗爭大方向始終正確」，不用我們就說「小將犯錯誤」？為甚么一會兒說「路線斗爭沒有調(diào)和的余地」，一會兒又說「不實行大聯(lián)合就是鬧派性」？相當多的人由自己的可悲下場意識到自己不過是被利用，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開始對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質(zhì)發(fā)出疑問。

　　因此，清華百日大武斗具有雙重含義：它既結束了紅衛(wèi)兵造反運動，也開啟了這一代人對文革、對自己行動意義的反思；
它結束的也是盲從和狂熱，毛澤東的光輝形象開始在這一代人心目中暗淡。

　　當然，人們也會對清華的百日大武斗提出一系列問題，比如，為甚么這些高智商、入讀中國最好學校的年輕人，會相互廝殺得紅了眼？他們真正把對方當敵人嗎？他們是出于信念和理想，還是出于利益而投入斗爭的？

　　本書力圖回答這些問題，在「歷史的反思：談『紅衛(wèi)兵情結』」這一節(jié)中，作者總結分析了紅衛(wèi)兵的「造反有理」情結、準救世主情結、革命實用情結、泛敵意識情結、迷信領袖情結、暴力崇尚情結、血統(tǒng)出身情結、道德專政情結、英雄主義情結和理想至上情結。作者的努力，無論對于不了解文革而想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的人，還是經(jīng)歷過文革、對其有了解而想理解得更深入更全面的人，都有很大啟迪。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多部學術著作中，其中就有三部是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著作；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今年還出版了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聽說今后還會有關于文革的著作要出版，這非常令人欣慰和欽佩。文革研究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頑強而穩(wěn)步地推進，中文著述在迅速擴大和發(fā)揮影響，歷史意識中斷的危險至少已不是迫在眉睫。但是，從世界范圍看，文革研究規(guī)模依然太小，不成勢頭，而在中國大陸更幾乎仍然是空白。我衷心希望有條件的學術研究機構能夠努力，促進更多中文的文革研究著作面世。

　　來源：《二十一世紀》2003年12月號總第八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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