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做客座教授時，接到美國一個大學的邀請，去做一個“9·11恐怖主義襲擊一周年祭”的講演。我的聽眾以教師和研究生為主，他們對講演的反應(yīng)和話題廣泛的討論，使我對美國人的感受、立場、觀點有了真切的體會。

　　那一段時間，防止恐怖主義分子再次襲擊美國本土成了美國政府的當務(wù)之急，電視、廣播中盡是提高警戒等級、采取種種安全措施的消息。手持沖鋒槍的士兵、牽著大狼狗的警察巡邏于機場、車站、街道，這些電視畫面讓人感到氣氛異常緊張。

　　未到美國時，我和同事們以同情的，但也不無調(diào)侃的口氣談?wù)撃抢锸且慌娠L聲鶴唳、草木皆兵景象。但到了美國，反而感覺不到多少緊張，也許是內(nèi)緊外松吧。我感受最深的是，不論在講演過程中還是在10余天的行程中，我沒有遇到一個美國人談?wù)摗皣�家安全”的問題。

　　最后，我把不解告訴邀請我的教授，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嚴肅回答：國家安全當然非常重要，但那主要應(yīng)當由政府來操心；
如果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盡到責任，就該下臺；
但是，既然政府已經(jīng)說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錢，老百姓就沒有必要再想政府之所想。“我們監(jiān)督政府履行職責，但我們并不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問題�！边@最后一句話實在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

　　那么，他們關(guān)心什么呢？

　　我的聽眾與我共鳴的是我的下列經(jīng)歷和感受：“9·11”之后，取得赴美簽證明顯困難了，我半年前接到另一個大學的邀請，但簽證遲遲辦不下來，我又必須去布拉格開會，只好放棄。我這次訪問，主辦方希望我的國際旅費能控制在1000美元之內(nèi)，但實際上機票只花了300美元，與預(yù)想相反，到美國來的人很少，機票很好買。我告訴美國朋友，以前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首選是美國，但現(xiàn)在入境困難，不少人已轉(zhuǎn)往歐洲，我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經(jīng)常碰到大群中國學生。我認為，對中國人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人與恐怖活動有牽連，美國政府的“一刀切”政策是沒有道理的。美國朋友則連連指責政府愚蠢，他們認為，美國科學技術(shù)的領(lǐng)先相當依賴于吸收外國人才和對外交流，布什政府非理性的緊縮政策不但使外國科學家和學者深感不便，而且從長遠看會對美國的科技文化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在種種關(guān)切的意見之上，他們最為關(guān)心的是：在全力以赴應(yīng)對安全危機的情況下，美國人民的自由會不會受到限制，人權(quán)會不會遭到侵犯。許多人認為，“9·11”之后通過的法案使得情報治安部門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合法地侵犯公民的隱私權(quán)和人身權(quán)利，可以在軍事法庭的名義下剝奪一些人合法的辯護權(quán)利。他們大聲疾呼，在警惕恐怖主義襲擊的同時，必須警惕另一種危險：美國人在恐懼不安中對自由和個人權(quán)利被侵蝕變得麻木不仁。

　　俗話說，一個人究竟怎么樣，在危難時刻最能看出來。對個人如此，對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布什政府一再說，美國面臨恐怖主義這個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美國人民相信這一點，但他們一如既往地對政府保持警惕。他們并不相信布什的每一句話，不假思索地支持政府的每一項政策。在“9·11”之后同仇敵愾的氣氛中，他們沒有失去理性，因此，也不會失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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