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社教運動是非的旋渦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帶著一個工作組，到北大來蹲點。他們一個系一個系地找總支書記談話，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也找我，動員我給陸平和北大校黨委的工作提意見。我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確實有意見，而且認為這意見很重要。

　　就拿陸平來說，我認為他有官僚主義，不深入群眾，不了解基層的情況，下達指示不能針對實際解決問題。上級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系的黨總支書記和系主任一起開個會，在會上講一講就完事了，至于采取什么具體措施，怎么落實，他就不夠關心了，事后也很少聽匯報，很少到實際工作中去解決問題。

　　我認為他還有宗派主義。在北大，黨委會是領導核心，常委會是核心中的核心，這是正常的組織機構(gòu)；
可是，在常委會里還有一個小核心。陸平是從鐵道部調(diào)來的，組成小核心的這些人就是他從鐵道部帶來的，是陸平的\"親信\"。這使人們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陸平對黨外人士也有宗派主義。例如，副校長周培源本來是黨外人士，后來入了黨，而且成為學校黨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會上的發(fā)言得不到尊重，沒有實權(quán)，陸平還把他當黨外人士看。陸平對各系的黨外人士和教授也是尊重、信任不足，黨外人士的作用不能很好發(fā)揮，在全校似乎形成一種風氣。

　　我還提了一些\"左\"的意見，比如中文系講《紅樓夢》，不是批判地講，而是順著作品講，結(jié)果講完課，學生們學林黛玉，學賈寶玉，對這些封建時代的人物很欣賞。張磐石把了解的情況寫成報告，經(jīng)中宣部匯報給中央書記處，聽說在報告中引用了我的話，作為重要論據(jù)。這份報告引起了中央書記處對北大工作的重視。這樣，經(jīng)過總書記鄧小平的批準，就在北大搞社教運動的試點，組織工作隊進駐北大，成員都是各省市委的宣傳部長、教育廳長、重點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準備從北大取得社教運動經(jīng)驗，然后推向全國各高校。

　　1964年10月，工作隊進學校以后，往各系都派了人，大規(guī)模地發(fā)動黨員，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哲學是重點，張磐石親自抓。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有擁護陸平和校黨委的，也有對陸平等人持批評態(tài)度的，仍然是以系里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和分歧為焦點。工作隊把黨員教師和干部找來開會。一開會，兩派意見就都提出來了，算起了前一任黨總支改選問題的舊賬，自然就涉及到陸平的用人原則什么的。張磐石把陸平找來參加會議，要他聽取群眾意見.人們發(fā)言的態(tài)度很激烈，陸平一聽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陸平很難受，我心里也不舒服。我和陸平無冤無仇，說起來,我還是通過哥哥聶真找到陸平調(diào)來北大的,先后安排我擔任了經(jīng)濟和哲學兩個重要系的領導工作,陸平對我個人確實很好。我本想善意地給陸平提意見，希望他改進工作。事情搞起來了，火藥味很濃，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樣。

　　正在這時，彭真知道了這些事情。1965年6月下旬（時間記得不是很確切了），彭真召開一個黨員干部會議，當時彭真講了好多話，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有的人說，不應該批判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打擊都打擊得，為什么批不得？\"因此，張磐石受到批評和處分，由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許立群接替張磐石擔任工作隊長，隊員則以放暑假的名義離開北大。工作隊撤走以前，找積極分子談話，也找了我，說我們要走了，要整你們了，你們要有思想準備。我問：工作隊為什么要走？他們說，因為彭真講話了，彭真要我們走。

　　國際飯店里的\"整風學習\"

　　幾天以后，積極分子被抽調(diào)了一部分，在國際飯店開北大黨員干部會議，名義是\"總結(jié)前一階段的學校工作\"。實際上，這個會議就是要整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整我們這些給校黨委和陸平提意見的人。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還說：要刺刀見紅�？梢姰敃r的空氣多么緊張了。

　　會議期間，給陸平提過意見的人都被隔離，由持不同意見的人陪他們住著。我一個人住在樓道一頭的房間里，有兩個工作人員住在我的隔壁。吃過晚飯，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還有人跟著，連最起碼的自由都沒有了。走在外邊，看到別的同志身后也跟著人，就知道他也被監(jiān)視了。這樣一弄，把我們這些被整的人給逼到一起了。

　　主持會議的是許立群。國際飯店離北京市委很近，便于他們掌握會議情況。彭真在小樓里指揮，市委書記劉仁等人都到會了。結(jié)果呢，會議開得時間越長，不同意見就越對立，兩邊誰也不認為自己有錯。說來說去，暑假都過去了，連招生工作都受到影響，北大那年少招了幾百人。

　　到了10月份，經(jīng)過考慮，我給毛主席劉主席寫了一封信，是托田家英轉(zhuǎn)的。信上說，北大進行社教運動是中央的決定，群眾提意見是工作隊動員的，即使有錯，也是難免的，不應該受到追究。這些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小干部，來學校搞工作隊的都是大學校長、省委宣傳部長、省教育廳長，他們在北大搞社教，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他們都沒有事，抓住我們這些小蘿卜頭不放干什么？我寫這封信和田家英商量過，得到他的贊同。可是，信交上去以后，沒有任何反響。

　　那時候我真傻。我給毛主席劉主席寫信，又怕中央把信轉(zhuǎn)到北京市委，彭真他們再說我越級上告，給我增加罪名，就把這封信抄寫了一份，送到北京市委的收發(fā)室，要求交給彭真，以免留下什么把柄。其實，大人物要整小人物，還講什么把柄不把柄，后來的遭遇使我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

　　兩邊正斗得不可開交，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國際飯店會議和社教運動也就停下來了。校黨委決定北大的干部、教師和學生也組成工作隊，到農(nóng)村去參加社教運動。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都是陸平那一派的，我們這些批評陸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隊，都是準備放下去就不收回來的，聽說是學校不要我們了。我的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職務也被別人取代了，被分配到懷柔縣去搞\"四清\"。

　　曹軼歐進入北大

　　1966年初，曹軼歐帶著工作組到北大來蹲點。張恩慈本來是哲學系的教師，剛調(diào)出去不久，現(xiàn)在又跟著曹回到北大。

　　曹軼歐到北大來，到處找人談話。我去懷柔看地方之前的某一天，曹軼歐派人通知我去見她。她告訴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問題還應該繼續(xù)解決。我說，現(xiàn)在讓我去參加\"四清\"，我就執(zhí)行黨委決定，下鄉(xiāng)去就是了。曹軼歐說，那你在國際飯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說，這些事情我也管不了，要看以后黨委怎么個說法。我經(jīng)過前一陣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張磐石他們進學校，也是動員我給學校和陸平提意見，以改進學校的工作。他們說得都很好聽，都很誠懇：\"為了改進北大的工作，不論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本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揭露校黨委的矛盾\"。我滿腔熱情地向他們、向黨中央派來的工作組、向中宣部副部長這樣的大人物談了我對學校黨委和陸平工作上的看法，以為他們是上級領導，會協(xié)調(diào)好有關方面的矛盾，幫助陸平改進工作，結(jié)果卻是發(fā)動了一場殘酷斗爭，矛盾激化，學校內(nèi)部形成很尖銳的對立性的意見。我無端地惹了這么多的是非，受到這么大的挫折。這是我參加革命工作30年來，第一次卷入黨內(nèi)斗爭，就吃這么大的苦頭，我還能打得起精神來嗎？我這樣消極，曹軼歐對我也沒有辦法。

　　晴天霹靂般的《\"五一六\"通知》

　　我正準備到懷柔去搞社教，中共中央下達了《\"五一六\"通知》。學校黨委5月19日晚傳達文件，我是北大校黨委委員，先一步聽到了有關消息。

　　《\"五一六\"通知》如晴天霹靂，一下子把我給聽懵了！同時傳達的，還有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組織處理和\"反黨集團\"的定性。真是沒有想到，建國以后這么多年，我們黨內(nèi)的政治狀況仍然危機四伏，而且，進行反黨反毛主席活動的首領，竟然是近年來在政壇上深受重用而非�；钴S的彭真！更加嚴重的是，各省、市、自治區(qū)和黨政軍各部門內(nèi)都有一批這樣的人物！

　　我想，中央號召批判\(zhòng)"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這不是和前些時候北大搞社教運動的目標相一致嗎？矛頭不也是對準走資派的嗎？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比北京市委當然要站得高看得遠了。何況，彭真是受批判的，那他對北大的態(tài)度，他所支持的陸平，肯定也是錯誤的了。至于北大和陸平，在傳達中央的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沒有聯(lián)系北大工作中的問題再采取什么具體而深入的行動，去批判彭真、批判\(zhòng)"三家村\"，這又可以成為他們緊密追隨彭真等人的\"確鑿證明\"。因此，聽了有關文件的傳達，我好幾個晚上都沒睡好，翻來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況，思考北大與北京市委、與彭真的關系問題，思考我在北大的親身感受與黨內(nèi)斗爭的關系問題。北大前一段的問題太復雜，上面插手的人太多，只有最高領導人出面，才能解決得了。我想，那就再給毛主席劉主席寫個報告，匯報一下北大的情況吧。

　　友誼賓館里的面談

　　這樣，我找了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系里的老師宋一秀、楊克明、高云鵬、夏劍豸，討論寫報告的事。本來是要他們也寫一份報告給毛主席劉主席，反映北大的情況。寫信的人多了，反映情況的人多了，毛主席他們總該聽一聽吧。楊克明說，寫什么報告，就寫一張大字報吧。我聽了表示贊成。因為以前我已經(jīng)給毛劉寫過報告，還是請?zhí)锛矣⒅苯愚D(zhuǎn)交的，結(jié)果沒有任何回音。我給北京市委和彭真寫的信，也石沉大海。寫大字報，不僅能讓校內(nèi)群眾知道，也準能反映到上級領導那里去，這可能比寫信管用。

　　因為我們是黨員，又是給自己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寫大字報，從組織觀念上說，我們就想到要請示有關領導。該請示誰呢？請示北大黨委，陸平就是黨委書記，我們絕對不能去找他。請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經(jīng)倒臺了，李雪峰是新調(diào)來的市委書記，可他還是華北局第一書記，他的辦公地點在華北局還是在北京市委？到哪里去找他呢。楊克明說，那就找一下張恩慈，通過他問問曹軼歐吧。我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寫張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一下曹軼歐。

　　記不清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曹軼歐就通過張恩慈通知我們，在西頤賓館的客房接見我和楊克明，曹軼歐就在這座樓上辦公（她在北大的專家招待所和西頤賓館兩處都有辦公室）。

　　我和楊克明按時到達，曹軼歐把我們叫到拐角的會客室（曹軼歐的秘書和張恩慈也在場）。曹問我們找她有什么事情，我們就匯報說，聽了《\"五一六\"通知》，我們想給陸平寫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里面，不知道行不行。她說，《\"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fā)動群眾，大字報可以寫。她并沒有問大字報的內(nèi)容，因為她在北大蹲點已經(jīng)有些日子，而且調(diào)查小組里的張恩慈本來就是北大的人，自然會向她提供基本情況。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問世

　　這樣，我就和趙正義、宋一秀、高云鵬等人說明，曹軼歐同意我們給陸平寫大字報。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從組織原則上說，大家都放心了。這樣，我們開始在楊克明家里討論起草大字報。為什么選在楊克明家里呢？因為楊克明已經(jīng)調(diào)離北大了，在楊克明這里做什么，北大黨委管不著。這期間，在下面參加\"四清\"工作組的夏劍豸回來了，也參加了大字報的寫作，但沒有多談什么。大字報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寫的，然后幾個人一起討論，宋一秀改了第二稿，這已經(jīng)是5月24日晚上。幾個人一看，還是不行。楊克明就說，\"還是我來執(zhí)筆吧。晚上就不再討論了。我開個夜車，明天早上，我上班前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們來取就行了\"。5月25日一早，宋一秀從楊克明家取了大字報的底稿，和高云鵬一起，在24樓教師宿舍開始用毛筆抄寫。我去看了一下，在后邊加了一段話和三個口號，就定了稿。宋一秀抄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又到住在樓下的李醒塵那里，對他講了大字報的內(nèi)容，問他愿意不愿意在大字報上簽名。李醒塵很高興，到樓上看了大字報的內(nèi)容，一口答應了。

　　抄完大字報，我就帶頭簽了名。宋一秀、夏劍豸、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等人都簽了名，楊克明是由別人代簽的，這是中午飯以前的事情。午休過后，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在大飯廳的東山墻上。學生睡午覺起來到教室或圖書館去，都從那里經(jīng)過，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軒然大波。

　　關于大字報的辯白

　　我再強調(diào)一下，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nèi)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們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fā)，沒有講具體內(nèi)容。寫什么，怎么寫，我們都是一邊起草一邊商量的，既不是帶著寫好的底稿去見曹軼歐，更不是受到曹軼歐的指使和授意才寫的。近些年的報刊上，這一類不負責任的捏造太多了，但由于處境不利，我卻無法為自己進行公開辯護。

　　我們的大字報，完全是在《\"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范圍之內(nèi)，并沒有什么自己的發(fā)明。大字報所使用的語言，也是當年報紙電臺和中央文件一貫使用的一些字句和概念，是特定時代的火藥味十足的、殺氣騰騰的語言。屬于我們自己的內(nèi)容，就是結(jié)合了北大的實際，把陸平、彭佩云和他們的上級宋碩關于如何領導運動、控制局面的言論進行了\"揭露\"和\"批駁\"。今天回想起來，這張大字報當然是不可取的，它正中了毛澤東進一步從基層推動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下懷，對后來的形勢發(fā)展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給陸平、彭佩云和宋碩造成了很大傷害，我愿意表達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

　　其實，大字報問世不久，就有人指責我發(fā)起寫這張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投機\"，這真是無稽之談。我提議寫它的時候，怎能料到它會得到毛澤東那么高的評價，稱贊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盡管這件事大錯特錯，但它與\"投機\"無緣。

　　還應當補充的是，為什么要趕在5月25日中午把大字報貼出去，這里有一個\"斗爭技巧\"問題。當天下午，校黨委原定召開全校大會批判\(zhòng)"三家村\"。我們覺得，這是他們?yōu)檠谏w前一階段的\"假批判、真包庇\"，試圖化被動為主動，因此，為了不讓他們的\"陰謀\"得以實現(xiàn)，我們就必須搶在他們前面，及時\"揭露\"。這完全是當時的想法。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一石激起千層浪。我們的大字報在北大掀起了軒然大波。事情非常巧合，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里�？粗�我們的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xiàn)了；
有人說，這是反黨反革命大字報；
當然也有贊成的，自然形成了辯論的場面。學生們本來下午要去上課的，這樣一來，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一群五個一伙爭論得熱火朝天，而且人越來越多。高云鵬還受到了圍攻和推打。

　　當晚，我打電話給張恩慈，說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學校里亂了，群眾對大字報有爭論，面對這個局面，應當怎么對待？中央文革小組會有什么態(tài)度？中央會有什么態(tài)度？請他幫我們請示。張恩慈在電話上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不要著急，請示以后再說。大約一個小時以后，張恩慈來到北大22樓楊克明家里，我們都在這里守候。張恩慈見到我們，沒有多講什么，他只說領導要我們把大字報抄一份給他，送給中央文革和黨中央看看。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我們的七人大字報，緊跟著是《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用當時的語言說，就是\"紅色電波傳喜訊\"。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們的大字報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了！幾天來這張大字報引發(fā)的是是非非給我心頭造成的壓力，一掃而光。而且，黨中央對大字報評價那樣高，毫不含糊地為我們撐腰，支持我們對陸平等人的批判，我聽了自然非常興奮。

　　那時候，我哪里想得到，這是一場民族大動亂的開端呢。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聶元梓判決的要點

　　1、按照江青的授意，進行奪取上海市委領導權(quán)的活動。

　　2、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康生親筆寫信給聶元梓，要聶元梓\"組織調(diào)查組\"，\"系統(tǒng)地調(diào)查彭真、劉仁的問題\"。北京大學\"揪叛徒兵團\"在聶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寫報告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與胡仁奎、李倫。

　　3、在得知戚本禹誣陷\"朱是反毛的\"講話之后，即批準\"新北大公社\"與中國作家協(xié)會\"革命造反團\"成立\"聯(lián)合批判班子\"，以批判《朱德將軍傳》為名，對朱德委員長進行誣陷。

　　4、伙同孫蓬一等人，兩次寫大字報誣陷曾任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的常溪萍。

　　5、在篡奪北京大學領導權(quán)期間，北京大學校、系兩級領導干部、教授、講師二百余人被誣陷為\"黑幫\"、\"走資派\"、\"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quán)威\"。

　　6、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內(nèi)制造\"反革命小集團\"冤案。

　　法院認為，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quán)的陰謀活動，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干部、群眾，已構(gòu)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

　　法院據(jù)此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四年。

　　-------------------------

　　《往事》編者的話：聶元梓已是八十三歲的老媼了。她生長在一個革命家庭，十四歲參加革命工作，十九歲去延安。文革中，她因欽定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名揚四海，也因這張大字報而罹禍殃。文革結(jié)束近三十年了，然而，文革的陰影在她身上仍揮之不去。她的榮辱歡悲始終和毛澤東有不解之結(jié)，包括文革后期她失寵于毛澤東。

　　讀聶元梓的這篇文章，想起陸游《釵頭鳳》的慨嘆：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這是在這種體制下，歷史的荒唐捉弄出來的\"錯錯錯\"。

　　錯之一：聶元梓三十年代參加革命，兩次婚姻都是嫁給革命干部，按說她應該屬于建國后形成的干部階層。如果沒有這張大字報，如果這張大字報沒獲\"圣眷\"，她應該是\"走資派\"而不是\"造反派\"。

　　錯之二：文章里提到一個頗有意味的巧合——聶元梓他們貼大字報的地方，正是五七年\"大鳴大放\"時北大著名右派譚天榮貼出大字報的地方。有議論說，譚天榮又出現(xiàn)了�？梢栽O想：如果事發(fā)在五七年，她肯定被打成\"右派\"而不是被推為\"左派\"。

　　錯之三：聶元梓很在乎\"組織原則\"。但她似乎沒有明白，所謂\"組織\"就是執(zhí)政體制的\"層級結(jié)構(gòu)\"的金字塔，而處于頂端的領袖，可以是\"非組織原則\"主義者。當聶元梓根據(j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請示了曹軼歐之后寫了大字報，自以為遵守了\"組織原則\"，卻不知不遵守\"組織原則\"的就是\"組織\"。

　　聶元梓筆下的\"社教運動\"讓我們想起\"反右\"運動中著名的三段式：動員—鳴放—整肅。文革更是它的發(fā)展和極致。一部黨的\"路線斗爭史\"似可以歸結(jié)為整人—挨整—整人—挨整......的連續(xù)過程。結(jié)果是，無人不挨整，無人不整人。夏衍先生詩云：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
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此乃\"整人文化\"之活形也，文化大革命不過是這一\"整人文化\"在全社會的擴散而已。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正是在\"東風惡\"、\"歡情薄\"的政治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的，豈不\"錯錯錯\"！

　　令人不解的是，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空洞無物，只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激勵下一味\"上綱\"而已，怎么就被欽定為\"馬列主義大字報\"？聶本人今天也莫名所以。

　　聶等人的大字報的意義也許不在于內(nèi)容。它振臂一呼，在響應《通知》對\"走資派\"宣戰(zhàn)的同時，發(fā)泄出壓抑已久的對\"社教運動\"后期挨整的不滿，也包含著對日益固化的社會機制的不滿和新的企盼。這種不滿是帶有一定社會性的。毛澤東看到了這種情緒，更利用了這種情緒，用以\"發(fā)動群眾\"點燃\"文化革命\"之火，于是，這張大字報于風云際會中應運而生了。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想\"運動群眾\"，那么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則代表了\"群眾運動\"的興起。結(jié)果是\"群眾運動\"脫離了\"運動群眾\"者的掌控，天下大亂。欽定\"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難免充當了替罪羊。

　　\"大字報\"事件已經(jīng)過去三十八年，我們應該傾聽當事人的自述，雖然這篇文章并不代表編者的立場。

　　本期還摘編了對聶元梓的判決書。聶元梓因大字報而成名，亦因大字報而損譽，但判決書對此只字未提。兩相對照，讀者自會體味。

　　載《往事》第四期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相關熱詞搜索：馬列主義 大字報 第一張 由來 聶元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