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壇巨擘陳旭麓先生長眠于杭州玉凰山麓已逾10年，歲月的流失無法沖淡智慧之星的毀滅所造成的缺憾與傷痕，一代宗師的音容笑貌只會隨時勾起眾多后學的不盡思念。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不屬于陳先生的入室弟子，像許多宮墻外望者一樣，只是一個借助于學術會議接受陳先生教誨與關愛的普通后學。

　　第一次見到陳先生，是在1985年，還是白蘭瓜的季節(jié)，在全國第3次洋務運動史研討會上。這是一位帶著湘鄉(xiāng)口音與衡岳正氣走向全國和世界的學者，也是一位關懷后學若子侄的學者。初識陳先生時，有兩件事有點出乎意料：一是他的衣著十分簡樸，說話非常和氣。他關切后學，一點也沒有名家的架子，樸實得還有點像商品大潮沖擊以前的“貧下中農”。一句話，他并不令人生畏，反而可親。二是據同輩師友私下透露，他的職稱還是“副教授”。后者先是讓我一震，嗣而感悟：這大千世界真是無奇不有，令你見識長不盡。陳先生只有“副教授”職稱，那大概算是從大上海引發(fā)出的大笑話，它無礙于陳先生執(zhí)史壇牛耳的學術地位和不同膚色的人們對他的敬重。前者倒是讓我明白，高山仰止的豐儀，就憑一份來去自然的樸實便可護衛(wèi)，還能襯托，“翻身做主人”式的裝腔作勢反而容易孤立自己，甚至弄巧成拙。同年11月，林增平先生在長沙主持召開左宗棠研討會，特邀陳先生蒞臨此會。

1987年8月，徐泰來先生在張家界主持中國近代史宏觀研究問題研討會，陳先生則率弟子楊國強、周武等數人翻山越嶺，按時到會壓陣。我有幸拜見陳先生，就在這3個學術會議上，就這么區(qū)區(qū)3次。除此之外，就是寫幾封信向他請教。暮云春樹，想望豐儀。倘若不是信息時代提供這些老少皆宜的學術會議，此生恐怕就難以見到這位“東家之外更無丘”的“副教授”了。

　　大概就在張家界研討會之后不久，我起草一篇習作，專論劉復基在籌備武昌起義中的領導地位與作用，結論是：劉復基屬于被史學界遺忘的武昌起義的卓越領導者。我當時有點擔心冒失莽撞，畢竟挑戰(zhàn)性太大，并沒有十足的把握，就想到去打擾陳先生，將初稿寄呈，請他擠點時間把關。沒想到，他很快就看完了，還在上面批改一遍。同年12月，他在長沙出席中國近代文化史研討會之后回到上海，將拙稿寄還，并附手札:“本月二十日前后我到長沙參加討論會，我把你的稿子帶在身邊，因你沒有到會，我又把稿子帶回來了。此稿闡揚劉復基的歷史作用，引證的史料頗切實，是一篇有意義的文章，但在個別地方不無抑蔣揚劉的痕跡，文字也略嫌松散，希望你改一遍，我因精力顧不上，不能給你批改了。稿子改后，可送《求索》或有關辛亥革命�？�發(fā)表。從全稿看，你花了力氣，也很有思路，希望你努力�！币淮�宗師既不嫌門外散兵游勇的淺陋與添亂，還不惜用 “很有思路”相策勵，我總算看到，一向講究遣詞造句的陳先生也有慷慨大方的時候，揮金如土。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份大匠塑人的神力蘊涵其中，但我似乎從他的身上看到另一種類型的博大與寬容，還有他的關愛。他也讓我覺得，廁身于當今頗為講究研究生門戶與師承的茫茫習史之途，我好象不完全是一個“沒娘的孩子”。我遵照陳先生的修改意見，就把原稿再改一遍，然后寄給章開沅先生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叢刊》，刊入第9輯。我平時是一個不大容易激動的人，現在回想起這些，都難免有些激動，畢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大概因為有了陳先生的這份關愛，即使在他身后，我還能得到許多陳門弟子的指點和提攜。不說別的，5年前，我從湘潭一隅遷居人稱“天堂”的西子湖畔，調到可望就近束芻一代宗師陳先生之夜臺的杭州，就是陳門大弟子鄭云山教授一手推薦的結果，比我年長20歲的鄭云山教授還一度反對我稱“老師”，要以我為師兄弟相稱。上海的陳門弟子和陳先生的哲嗣也都把我當小弟弟來呵護，給我一種心照不宣的關懷。陳先生的遺著與文集整理和出版后，他們都能想著送我一套。這次舉行陳先生棄養(yǎng)10周年的紀念活動，月之兄也沒忘叫我一聲。

　　我覺得，僅就已經謝世的陳先生、黎澍先生和李時岳先生這3位史學大師而言，他們都屬于智力超常的大學問家，都是才思敏捷，熱情奔放，邏輯嚴密，文采飛揚，常發(fā)他人所未發(fā)，敢言他人所難言，都屬于開一代學風的人物。另外，他們都相對澹泊名利，甘當后學的良師益友，都擁有“青年導師”的口碑。這些大概可以稱作他們的共性。若就各自的特長而言，李時岳先生大概屬于專家型的學者，黎澍先生以理論家與政治家的氣質居多，陳先生則具有明顯的文化人特征。陳先生的文化人特征當然不是今天某些自命或互封為“文化人”的人隨便可以相提并論的，手握一個文憑或一枝筆敲打鍵盤擺弄文字者是否都就可以叫做“文化人”，恐怕還得詳加論證，從長計議。至于今日滿天飛的“專家”稱號，能否與專業(yè)資料可以隨手拈來的李時岳先生那樣的專家扯到一塊，也是大成問題的。上述3位師長各有所長，相得益彰。我有幸與他們都多少有點接觸，其中陳先生和黎澍先生還是湖南人，這是咱們家鄉(xiāng)的驕傲。前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那也只是“古來稀”而已，如今能活上80甚至90歲以上者都不再稀奇，但這3位長者都已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這實在屬于中華史壇之大不幸，亦為吾輩后學之大不幸。如今天人永隔，大概就只有靠思念來挖掘一分學術養(yǎng)料與力量了，就只有通過思念來獲得一分心理平衡了。

　　當然，每個人的自然生命總是有限的。兩個永恒之間的任何閃電都難免短暫，來去匆匆。不過，陳先生的自然生命雖已結束10個寒暑，但他的學術生命還在延續(xù)。這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明顯看出來：一是陳先生的遺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還有《陳旭麓文存》、〈陳旭麓文集〉都已陸續(xù)整理出版，他在身后所擁有的讀者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他對近代歷史進程提出的新陳代謝與近代化（亦即現代化）的整體思路和相關學術理念，也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在前年召開的紀念孫中山130周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和近日召開的容閎研討會閉幕式上，某些原來強調以人民群眾暴力反抗斗爭作為概述近代歷史發(fā)展主線的學者也開始主張用“近代化”或現代化為主線，盡管他們還沒來得及說明此類表述的“版權”來自何處，但同行不難把這種顯著的變化同已故陳先生與李時岳先生、黎澍先生以及目前住進華東醫(yī)院已有4個月的丁日初先生等人的學術見解聯(lián)系起來；
二是陳先生生前精心教導的入室弟子都已長大成器，他生前所栽培的學術之苗不僅已經長大成樹，而且綠蔭成林。我個人以為，在我國大陸的近代史學術界，可望由陳門弟子所托起的也許還不僅僅是東南半壁江山。盡管他們也還年輕，要走的路還很長，還需要前輩們繼續(xù)引導和扶持。

　　陳先生的學術生命還能如此賡續(xù)不絕，并不因為自然生命的結束而結束，不是人走茶涼，這種人文景觀恐怕不是每一個授業(yè)立言的生命個體都能演化的。當然，對陳先生來說，這都不過是他應該得到的。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詩人臧克家在悼念魯迅時所寫的開頭兩句：有的人還活著，他卻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如果陳先生也稱得上世人常言的“永垂不朽”，我們不妨隨著思念與理想的雙翼，齊聲祝福陳先生的永垂不朽，直到永遠。

　　我個人以為，哲學的思辨與睿智，文學的靈氣與優(yōu)美，史學的真實與廣博，這是三種不同的境界。要想達到其中的一種，都很不容易，陳先生卻兼擅三者。而且對他來說，三個一相加大于三。如果我要向陳先生學習，此言并不輕松，也許最好的辦法就是趁早改行，因為我自量此生無論怎么勤奮，也無法學成陳先生的樣子，不敢望其項背。只因陳先生等前輩學長生前對后學有所慰勉，我才敢效前賢，以習史謀生，勉為其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10年前，我寫過一篇悼念陳先生的短文，結尾是這樣的：“陳先生拋離了人世間的紛紛攘攘，從此換得一份難得的安靜，這是后學于痛悼之余惟一感到欣慰的�！笔�年過去了，我的心境似乎還沒有太大的變化，就把它拿來，再作一次結尾吧。

　�。ū疚母鶕�作者在1998年12月1日上海紀念陳旭麓先生逝世10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整理而成，即將收入該紀念會之文集，載《中華讀書報》2002年2月20日“文史天地”，該報改題為《懷念陳旭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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