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今天在天益網(wǎng)（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520）看到徐友漁先生一篇文章《寫小說也會犯誹謗罪？》，想起以前寫的這篇博文。徐先生的文章很短，他有個基本判斷，是小說來源生活并高于生活，在這個前提下，他認為一切把小說和誹謗關聯(lián)起來的行為，都是可笑與可恥的，是法律對文學自由的一種粗暴干涉。然而，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一切都要具體分析。如果不這樣的話，當年魯迅先生對黑幕小說的批評，說它們揭露陰私，實在也是錯誤的了。寫小說的人有多種，有的人寫小說是為了藝術，自然也有人寫小說是為了報復與誹謗，這沒有什么奇怪的。當然，為藝術的不一定藝術，為報復的，卻也不見得不結(jié)出藝術的果子�！督鹌棵贰窊�(jù)說其最初就是為了一種影射而創(chuàng)作的，甚至《紅樓夢》有人也說是這樣的。但這不影響他的藝術成就。閱讀小說的人，有時候是不介意寫作者的目的的。各人有各人的讀法，藝術的名號不是萬能的，凡事需要具體分析才是。很多人考證《紅樓夢》的本事，也即所謂的索引派，按照徐先生的意思，也都全然沒有道理了。還有文革前曾經(jīng)有一樁大事，是關于小說《劉志丹》的，這涉及到黨史中的一件公案，引起了當時的云南省委書記閻紅巖的不滿，他根本沒看小說說這是給高崗翻案，告狀到康生那里，康生寫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來反 黨，是一大發(fā)明什么的，結(jié)果毛也沒看小說，把這條子念了出來，就成語錄了，一下子就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這通常被當作政治干預藝術的一個典型案例，然而，誰又說的清那篇小說沒有政治上的抱負呢？雖然他不一定反 黨，但不見得不是反對黨或黨內(nèi)的某一個人的某一具體的行為，為自己親近的人抱屈，發(fā)一些牢騷，這難道完全沒有可能？即使沒有這些，它在為一個人樹碑立傳的時候，不也相應地是降低了這個傳主的對立面的威信嗎？而不幸的是，恰好這個對立面如閻紅巖者，正位高權重。后來，據(jù)說到了文革之后，《劉志丹》被平反，作者又寫了后面的許多續(xù)文，把那些當年想寫而沒能寫的牢騷更加充分地寫了出來，似乎要為了出一口惡氣。然而，閻紅巖那一個派系的人也并沒有完全地失勢，于是又不滿了，結(jié)果胡耀邦做了結(jié)論，不允許擴大爭論。后來，閻紅巖派系就組織人寫作了《秦川兒女》的小說，來給自己立傳——有沒有給對立面抹黑的事情，我不敢判斷，但總之一句話，有時候，小說并不完全是藝術，從小說中讀出誹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以下是我的文章原文，敬請閱讀，歡迎批評。2006年11月6日。]

　　涂懷章寫了一篇小說，題名為《人殃》，寫的是一個發(fā)生在距今并不遙遠的“文革”年代的大學校園故事，但非關風花雪月，而是一群被擺放在政治與權力平臺上的知識分子的人性糾葛。結(jié)果有許多人，以為在影射自己，很受傷，于是把作者告到法院，而法院也竟然給治以誹謗罪。

　　楊沫的《青春之歌》寫到一個余永澤的知識分子，一個給林道靜以革命的啟蒙的人，卻在革命大潮前退縮了，而這個人據(jù)說就是影射了其昔日戀人張中行先生的，但張卻在許多場合中堅持認為，人家寫的是小說。

　　將這兩件事情并置，似乎就是為了讓人很自然地得出了結(jié)論說，小說是藝術，它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這應該作為一種常識來認識并且作為一種法則來遵守的。因此，張中行先生才是胸懷若谷的讀者，也就是說，一個“正確”讀者。而那些熱衷于對號入座的人，不但是有些吹毛求疵，而且庸人自擾了。

　　然而，這卻只是一個有關小說閱讀的倫理維度。在模仿論的教條下，人們似乎并不否認小說和生活有一種影射關系，但在如何看待這層映射關系的問題上，卻對那些為小說提供原型的人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和自以為是，恐怕是因為抱著藝術至上的信條，以為藝術及其從業(yè)者都不食人間煙火，對一切的是非有著冷眼旁觀的能力，至少一己之私和個人恩怨都入不得其法眼的吧。只有那些不把藝術當作藝術，不把小說當作小說的瑣屑之人，才執(zhí)迷不悟地從小說中，從藝術中尋找自己的影子，并隨時準備著與小說和藝術在法庭上討回公道。

　　當然，小說也并非和現(xiàn)實沒有瓜葛，例如，對于它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zhì)，似乎也沒有幾個人敢于堅決反對。小說為政治服務，小說是革命的螺絲釘，小說為革命的勞苦大眾服務，這是小說在很長時間以來無法擺脫的最為緊要的任務，但是，當革命被視作神明的時候，能為之服務的小說自然也被擺上祭壇的，所以，人們都是在政治的宏大敘事的層面上理解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的，相信它正指明一條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只有擺脫舊有的一切包袱，卸下任何歷史的負擔，把自己納入不斷前行也不斷被敘述的隊伍中，才不至于被無情地拋棄，成為群眾的叛徒，革命的敵人和現(xiàn)代化的他者。

　　那時候的人們，似乎并沒有影射的概念，小說的人物和現(xiàn)實的人物如果總是被人們無端地臆想為一一對應的關系，要么你是高大全的英雄，被人們學習和膜拜，要么你是奸丑滑的反革命，被人們痛罵和蔑視，要么你正是群眾中的一員，向著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投去無限艷羨的目光。那時候的人們，似乎都生活在宏大敘事的氛圍中，卻又奇異地被一種浪漫的詩歌的意境所淹沒。那時候的人們，都紛紛跑到了大街上，身后的沒來得及關上的大門自顧自地在風中晃蕩，然而，卻沒有人肯停下來，往門后瞧上一眼。也因此，似乎沒有人以為把誰寫進小說是一種誹謗�！袄�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fā)明”，盡管有些虛張聲勢，但卻沒有說小說被當作了一種詆毀個人的工具。

　　原因很簡單，在革命的宏大敘事的語法中，并沒有“個人”的存在。個人都在線性的歷史鏈條中，被歸屬到某一集體的標簽下，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因而，嚴格意義上的私生活領域是不會出現(xiàn)在小說敘事中的。沒有私生活的小說，何來誹謗之辭？然而，縱令是以后的小說中專注于私生活的鋪排了，卻又被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動機所貫注，也就是，革命的宏大敘事是對人性與人道的一種剿殺，人的私生活，尤其是與個人的身體有關的情色生活則被納入到反革命的話語創(chuàng)造之目的中。所有欲望的壓抑與釋放，所有個性的異化與張揚，無非是為了加強對革命的非人道和反人性的揭露和批判力度。個人在這里總是被策略性地建構起一種本質(zhì)，成為一系列意義的所指，私生活也變成了某種集體主義的意愿，是一桿人性化的旗幟。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與私生活出現(xiàn)的小說，是連誹謗的資格都沒有的。即使小說的作者在某個時候，靈光突然一閃，想起哪個人曾經(jīng)給他以白眼和惡語，于是捎帶著把諷刺的筆轉(zhuǎn)個彎，但目的之宏大，卻成了障眼法，而被流行的閱讀視角培養(yǎng)的起來的讀者，也斷斷不允許有人把小說叢林中的一棵受譏諷的朽木來坐實的。只有到了人們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真正回歸到個人化的時代，小說成了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之一種的時候，被指認為誹謗才有了適當?shù)娜罕娀�礎。一方面，小說是在真正地表達自我了，讀者也真正地為自我閱讀了，沒有人再把小說看的高高在上了，誹謗和罵人才可能被當作誹謗和罵人來看的。雖然小說的人物也不免要把上海的胳膊和北京的大腿拼湊起來，但如特意夸張出那胳膊的細和大腿的粗，并在細的胳膊和粗的大腿上加上一些特殊的記號，那些細胳膊和粗大腿，要對號入座也不是一件多困難的事情。在歷史上，黑幕小說的“黑幕”不也正是在辛亥革命受挫的語境中，在一個個人化的時代里才被人們意識到的嗎？

　　當然，藝術至上的辯護理由仍被抬舉出來，但人們?nèi)裟軐�無數(shù)的“紅學”索引派表現(xiàn)出足夠的寬容，那么誰還有理由否定秦可卿的后人們來打一場名譽權的官司？小說并非總是那么藝術，藝術也總非那么崇高，所以要從倫理角度去判定讀者的“正確”與否，并非一定義正詞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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