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是人們較為熟悉的一位老黨員、老領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主政廣東期間，思想解放，政績顯赫，頻出新招，為全國改革開放作出表率，頗獲鄧小平的賞識。離開權力舞臺后，還能經�？吹剿�在媒體上議論風生，依舊思想敏銳，見解深刻，對鄧小平理論領悟運用得頗為精湛。最近，我從《炎黃春秋》雜志上讀到關山先生撰寫的《任仲夷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一文，感到是一篇觸及時弊、發(fā)人深思的好文章。文章詳細記錄了任仲夷同志自2001年1月至2005年11月逝世前，談論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見解、思想和看法。

　　任仲夷同志出生于“五四”時代，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他是滿懷為國為民求民主、求自由、求民族復興而加入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有近70年黨齡，飽嘗革命風霜，歷盡黨內斗爭的煎熬。因此，他在晚年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必定是他一生閱歷、思考的積聚和表達，決非一般的泛泛而談，浮光掠影。晚年，他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那么專注，那么執(zhí)著，決非偶然，而是他積一生體驗和思索的一次集中迸發(fā)，是他對民族命運、國家前途高度關切的深刻感受和政治交代。因此，任仲夷同志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值得重視，應當視作一位老共產黨員、老革命干部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坦言，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一部分。

　　為讓更多干部群眾了解任仲夷同志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我擬從關山先生文章中，簡明扼要地摘出他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精彩的思想部分，供大家領會、參考和思索。

　　1．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時的那一套，因此，必須啟動政治改革，實現(xiàn)“計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要求。

　　2．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l 8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滯后。當今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后，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

　　3．政治改革必須從根本上、體制上去理順，切忌用高壓政策壓住、捂住，否則，終究會因為一件小事，弓l發(fā)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后果不堪設想。只能用改革來求穩(wěn)定促穩(wěn)定，舍掉改革來求穩(wěn)定，那無疑是“緣木求魚”。穩(wěn)定壓倒一切，最后就壓倒了穩(wěn)定。

　　4．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這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時向人民莊嚴的承諾。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未完成的歷史任務。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為民作主，權為民所授，要保證人民有權以有秩序的方式選舉官員、罷免官員、監(jiān)督官員，使各級官員必須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上司負責。

　　5．“三權分立”的本質和科學的成分就是權力制衡，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在和平環(huán)境下，對人民造成傷害的不是殺人的強盜，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災，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就會導致絕對的腐敗。

　　6．什么叫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就是“人人都說話，大家有飯吃”。言論自由對于社會的和諧發(fā)展非常重要�，F(xiàn)在有人一提“言論自由”，就說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就是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這些人不是無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讀過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馬克思的《論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通篇都體現(xiàn)了言論自由精神。

　　7．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民主化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這是改良，不是革命，是社會進步代價最小的最佳選擇。只有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動權，這樣的改革才能是成功的有意義的改良。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徑就是“內外結合、上下互動、有序改良、和平轉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優(yōu)柔寡斷，停滯不前，錯失改革的良機，使體制外改革的力量超過體制內改革的力量，民間的力量超過政府的力量，下層的力量超過上層的力量，激進的力量超過理性的力量。

　　8．政治體制改革要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雖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但它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價值。不能用簡單的“西化”、“自由化”這種帽子整人。簡單地批“西化”難以服人，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從哪里來的?現(xiàn)在我們的衣食住行有多少只是老祖宗傳下來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馬克思不是說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嗎?

　　9．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還沒有做到與時俱進，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時期那一套。80年代，報紙傳媒還是活躍公開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樣敏感，是可以公開討論的，經常能看到和聽到不同的聲音。而現(xiàn)在，往往是有一點出格的議論，就禁書、封報、攔網。這是解放思想還是禁錮思想?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是很危險的。

　　10．一個不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建國以后，不但是“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錯，就是改革開放后，我們也有失誤，我們都要實事求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80年代我們黨的兩任總書記，尤其是胡耀邦同志，為改革開放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功不可沒，但有關改革開放歷史的宣傳報道中，鮮見他的貢獻，這樣的歷史怎樣向后人交代?

　　11．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終堅持小平同志提出的“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這一原則。我們黨歷史上犯的錯誤絕大多數(shù)都是“左”的錯誤，因此，我們今后的政治體制改革要特別注意防范“左”的干擾。

　　12．政治體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氣。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不冒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經濟改革要有勇氣，政治改革更要有這樣的勇氣。政治體制改革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好事，會得到中國多數(shù)人的擁護，有這樣的民意基礎，改革不會亂。

　　以上十二條，當然概括不了任仲夷同志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全部，但可以說是他“政改”思想的閃光點，是集中他畢生從事政治工作的體驗與感受，經過晚年比較客觀超然的深思熟慮，所提出的真知灼見。從中，我們看到一個老共產黨員的政治良心，看到一個老革命領導干部對國家和民族的崇高責任心和一片赤子之誠。在中國共產黨正籌備召開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際，任仲夷同志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對全黨是有現(xiàn)實的啟迪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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