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曼德爾施塔姆：昨天的太陽被黑色擔架抬走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一
我是從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中頭一回聽說曼德爾施塔姆(Mandelstam)。這套四卷本的回憶錄，幾乎是我們那代人的圣經。愛倫堡是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見證了若干歷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紀眾多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
我們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渾水摸魚，在這套專為高于閱讀的內部讀物(即所謂黃皮書)中，選上包括《人·歲月·生活》在內的近百部世界文學的現(xiàn)當代重要作品的。后來趕上文化革命的混亂，最終落到我們手中。我常為我們這一代感到慶幸，若沒有高壓和匱乏，就不會有偷嘗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進書店，為自己無動于衷而惱火。波茲曼在1985年出版的《娛樂至死》一書中說："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沒有人愿意讀書。""一切公眾話語都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娛樂成為我們的文化精神。"
在高壓與禁忌的年代，《人·歲月·生活》成了我們窺視世界的秘密窗口。這書我不知讀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順序到手，那閱讀方式特別，像交叉小徑，就在這小徑上我和曼德爾施塔姆不期而遇。
說到《人·歲月·生活》，讓我想起趙一凡，我是從他那兒借到這套書的。在北京，他家是禁書和地下文學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過我的鄰居和一凡結識的，時間大約在1971年。一凡的歲數至今都是個謎，估摸長我十來歲。他自幼下肢癱瘓，嗓音尖細，腦袋碩大無比。初次見面的印象是混亂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時友誼往往取決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們并沒做任何政治試探，一下就談到文學和書，就像對上了暗號。我把我的詩給他看。他讓我把詩留下，并答應幫我找書，包括《人·歲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靜。一凡行動不便，還是常騎車外出。那時沒有電話，每次撞鎖，我就在他門口的信箱留個字條。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總是幸運的。他會攤開厚實的手掌，慢吞吞告訴我，書還沒到他手上，讓我過幾天再來。好在那時人有的是耐心。
《人·歲月·生活》是1960年在蘇聯(lián)出版的，那時曼德爾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閃爍其辭，特別是他生命的結局，愛倫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爾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徑上消失。
愛倫堡這樣寫道："我們倆都生在1891年，奧西普·埃米利耶維奇比我大兩周。我聽他讀詩的時候常想，他比我聰明，比我年長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卻是個任性的、心胸狹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討厭啊，我考慮了幾分鐘又立刻補充說：又是多么可愛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隱藏著善良、人道精神和靈感。
"他身材矮小，體質虛弱，長著一撮毛的頭總是向后仰著。他喜歡雅典衛(wèi)城墻邊那只以歌聲打破靜夜的公雞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莊嚴的頌歌時，也像一只年輕的公雞。
"他總是坐在椅子邊上，有時突然跑開，幻想一頓精美的午餐，訂一些稀奇古怪的計劃，滔滔不絕地說得出版商厭煩不堪，有一次他在費奧多西亞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嚴厲地對他們說：‘在最后審判時，問到你們是否了解曼德爾施塔姆，你們就回答說：不了解。問到你們供養(yǎng)過他沒有，如果你們回答說，供養(yǎng)過，你們的許多罪行就會得到寬恕。""
一凡精力過人，可幾天幾夜不睡覺。他識字特別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對。我把自己寫的小說給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錯別字，把我氣得夠嗆，好像我的寫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簾子的屋角，有一臺照相翻拍機，那肯定是當時最先進的復制設備，讓人肅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僅抄詩抄小說，還抄友人書信。他這愛好讓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證據的時代�？晌覀兒髞磙k《今天》，幸虧有一凡，不少失傳的詩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懷疑，那套《人-歲月-生活》就是他的，但當時不便多問。這書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換來不少黃皮書，我跟著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會客室或咖啡館遇見曼德爾施塔姆的人，都會覺得他面前是一個最輕浮的、甚至不會思考的人。實際上曼德爾施塔姆很會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寫詩，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亞、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的群山中寫。他談到但丁時說：‘阿利吉耶里寫詩時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腸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這番話首先適用于曼德爾施塔姆。他的詩是一字字一行行寫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
有時一首詩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經他一改就復雜化了，幾乎讓你看不懂，但有時相反地倒變得清晰了。他醞釀一首八行詩往往用幾個月，一首詩的誕生也往往使他驚訝不已。"
一凡的公開身份是街道團支部書記，這多少帶有某種神秘色彩，其實他的政治觀點跟其公開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像他腦袋一樣龐大健全，爭論起來我根本不是對手，我剛要發(fā)火，他總是瞇起眼睛，寬厚地笑了。好在我們都酷愛俄國文學，從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到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從《罪與罰》到《人·歲月·生活》。
"然而奧西普·埃米利耶維奇最熱愛的還是俄語和俄國詩。‘由于整整一系列的歷史原因，希臘文化生氣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讓給了拉丁文化的影響，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頭扎進俄語的懷抱，把希臘化時代的世界觀獨特的奧秘和自由表現(xiàn)的秘密傳給了俄語，因此俄語就成了發(fā)音發(fā)光的實體......""
1974年底，我剛完成中篇小說《波動》的初稿。我?guī)Ыo一凡看，他勸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兒比較安全，因為他的公開身份。我先答應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來。約兩周后，我像往常那樣騎車到一凡家，剛要敲門，驀然發(fā)現(xiàn)門上貼著公安局的封條。還沒緩過神，就被一幫居委會老太太團團圍住，盤問我跟一凡的關系及我的單位。我撒了個謊，沖出重圍，騎上車倉惶逃竄�；丶殷@魂未定，估摸那七八萬字的小說，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間抄錄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機還是讓人肝顫。在種種不祥之兆下，我開始轉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別。
曼德爾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擁護者。愛倫堡寫道："我是在莫斯科認識奧西普·埃米利耶維奇的，后來我們常在基輔索非亞大街上那個希臘咖啡館中見面，他在那兒向我朗誦了描寫革命的詩：啊，執(zhí)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陽，在沉悶的歲月冉冉升起。"
二
列寧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這里的每滴淚水，
每條街巷，我熟悉孩子們的血脈線路。
你回到這里，快快吞下列寧格勒沿河
街燈的魚肝油!
快些熟悉這十二月的日子，
在這不祥的油脂中拌著黃土。
彼得堡!我還有可以聽到
死者聲音的地址。
我住在骯臟的樓梯間，被帶著布撕下的
小鈴敲打著我的太陽穴。
我徹夜不眠等待好友的來臨，
門的鎖鏈像鐐銬微微抖動作響。
1930年12月列寧格勒
(菲野譯)
列寧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紋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這里，那就趕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寧格勒河上航標燈的魚肝油!
你就趕快地辨認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黃被拌進了暗淡無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暫時還不想死去：
你那里還有著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握有一些地址，
根據它們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話。
我在一段黑色的樓梯上生活，
連根拔下的門鈴打在我的太陽穴上。
我徹夜不眠地等待親愛的客人，
門上鏈鎖的鐐銬被弄得嘩嘩作響。
1930年12月，列寧格勒
(劉文飛譯)
列寧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這像眼淚，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樣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趕快去吞一口
列寧格勒河岸魚肝油般的燈光吧。
趁還來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認吧：
美味的蛋黃已經拌進了不祥的瀝青。
彼得堡，我還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電話號碼。彼得堡，我還有一些地址，我能從那兒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樓梯問里，嘈雜的門鈴撞擊我的太陽穴，撕裂了那兒的皮肉。我徹夜等待著可愛的賓客，門上的鏈子，就像鐐銬嘩啦嘩啦響著。
1930．12
(楊子譯)
列寧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
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這里，快點兒吞下
列寧格勒河邊路燈的魚肝油。
你認出十二月短暫的白晝：
蛋黃攪入那不祥的瀝青。
彼得堡，我還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聲音。
我住在后樓梯，被拽響的門鈴
敲打我的太陽穴。
我整夜等待可愛的客人，
門鏈像鐐銬哐當作響。
1930年12月，列寧格勒
(北島譯)
我選出《列寧格勒》的四種中譯本，足想讓大家看看翻譯的差異有多大。這多少有點兒像黑澤明的電影：四個譯者像證人，對同一事件講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無對證。這四種譯本中，菲野和劉文飛是從俄文譯的，楊子和我是從英文譯的。為慎重起見，我參考了三種英譯本，包括美國著名詩人默溫(w．s．Merwin)和別人的合譯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但這首《列寧格勒》卻讓我失望，粗糙馬虎，居然丟了關鍵的一段，或者說把兩段合并了：彼得堡!我還有可以聽到／死者聲音的地址。(彼得堡，我還不愿意死：／你有我的電話號碼。／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聲音。)開篇就有很大的問題：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這里的每滴淚水，／每條街巷，我熟悉孩子們的血脈線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劉文飛的譯本：我回到了我的城，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紋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這里，菲野和劉文飛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個關鍵細節(jié)：眼淚、靜脈、腮腺炎，要不誤導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這不祥的油脂中拌著黃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菲野譯)一枚蛋黃被拌進了暗淡無光的焦油。(劉文飛譯)菲野把瀝青(或焦油)譯成油脂，把蛋黃譯成黃土了，而劉文飛把不祥澤成暗淡無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骯臟的樓梯間，被帶著布撕下的／小鈴敲打著我的太陽穴。(菲野譯)我在一段黑色的樓梯上生活，／連根拔下的門鈴打在我的太陽穴上。(劉文飛譯)這會讓讀者誤解為某種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實詩人指的是拽響的門鈴，是一種虛擬狀態(tài)。
至少從我這個證人的角度來看，楊譯本沒那么離譜，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黃已經拌進了不祥的瀝青。人家沒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譯者的味覺。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趕快去吞一口／列寧格勒河岸魚肝油般的燈光吧。(你回到這里，快點兒吞下／列寧格勒河邊路燈的魚肝油。)把河邊路燈的魚肝油譯成魚肝油般的燈光，把暗喻變?yōu)槊饔�，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總體而言，楊子譯本的缺點是句式長，顯得拖沓。
我知道我這一路寫下去，會得罪更多的譯者。我和其中大多數素昧平生，翻譯又不是我本行，偶爾涉足而已。說來我是為漢語詩翻譯的頹勢而痛心，而這又與中國當代詩歌的危機相關。但愿我能拋磚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國翻譯界和文學界重建一種良性的批評機制。
《列寧格勒》以強烈的鄉(xiāng)愁開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這三個細節(jié)簡直絕了，把個人和城市，把身體和鄉(xiāng)愁連在一起：眼淚——人類最原始的悲哀，靜脈——生命之源以及對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個人化的記憶方式。而這鄉(xiāng)愁伴隨著某種緊迫感：你回到這里，快點兒吞下／列寧格勒河邊路燈的魚肝油。吞下這個動詞用得妙，和河邊路燈的魚肝油相呼應，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復雜心情。在這里，味覺成為鄉(xiāng)愁更深層的記憶。正如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所說的："然而，當人亡物喪，往日的一切蕩然無存之時，只有氣味和滋味還會長存，它們如同靈魂，雖然比較脆弱，卻更有活力，更為虛幻，卻更能持久，更為忠實，它們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廢墟上回憶、等待和期望，在它們幾乎不可觸知的小滴上堅韌不拔地負載著回憶的宏偉大廈。"
這不是普通的還鄉(xiāng)之旅，不祥之兆開始出現(xiàn)：你認出十二月短暫的白晝：／蛋黃攪入那不祥的瀝青。蛋黃顯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陽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
而瀝青是現(xiàn)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層層鋪墊下，音調突然驟變：彼得堡，我還不愿意死：／你有我的電話號碼。／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聲音。在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詩推向高潮——絕望與抗爭。電話號碼和地址成為他和這城市最后的聯(lián)系，成為我還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僅僅為了自己，也為了那些死者。我們注意到，他在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題目列寧格勒相對立，顯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來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寧格勒。
全詩是這樣結尾的：我住在后樓梯，被拽響的門鈴／敲打我的太陽穴。／我整夜等待可愛的客人，／門鏈像鐐銬哐，當作響。顯而易見，表現(xiàn)了作者的現(xiàn)實處境和對未來的不祥預感，可愛的客人讓人想到厄運——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門鏈與鐐銬并置，進一步強化了可怕的結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詩人果然鋃鐺入獄。
在我看來，《列寧格勒》是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經典之作，正是這首詩，使曼德爾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紀最偉大詩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確，結構完整，有一種建筑的穩(wěn)定感；
而音調豐富轉換自如，用節(jié)奏上的停頓和微妙的輔音對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與鄉(xiāng)愁、都市變遷與舊址、不祥之兆，對死亡的否認和面對厄運的勇氣，無論感情的爆發(fā)力與控制力都恰到好處。這首詩后被譜成歌曲，在地下流傳了很多年。
三
曼德爾施塔姆從阿美尼亞旅行歸來，于1930年12月回到列寧格勒�！读袑幐窭铡芬辉娬龑懹诖藭r此刻。他找到作家協(xié)會，希望能得到工作和住處，但發(fā)現(xiàn)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人。據他的妻子娜杰日達在回憶錄《希望反對希望》中記述：列寧格勒作家協(xié)會的頭頭堅定地對他們說："曼德爾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寧格勒。我們決不給他一個房間。"
這是曼德爾施塔姆一生的重大轉折。自1920年以來，他居無定所，沒有固定的生活來源，只能靠翻譯和朋友的接濟。1923年冬天，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正在干些什么?為掙錢干活。巨大危機。比去年要糟多了。好在我有所進步。越來越多的翻譯和文章......世界文學出版社令人討厭。我夢想辭掉這無聊的活計。夏天我最后一次為自己寫東西。去年我也常常如此。今年——完全不行......"
自1925年到1930年底，他整整五年沒有寫詩。在此期間，他寫了大量的回憶錄、散文和小說，其中包括：回憶錄《時間的喧囂》(1925)、中篇小說《埃及郵票》(1927)和隨筆集《第四散文》(1929)。
半年的阿美尼亞之行是這一轉折的開始。亞洲地帶的粗獷和細膩(特別是語言中那些微妙的輔音)，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精神震動，與他崇尚多年的歐洲文明的影響構成互補關系。1930年10月，他重新動筆，詩風大變。他放棄早期詩歌中言必稱希臘的新古典主義傾向，更直接地處理現(xiàn)實經驗，拉開了他后期詩歌的帷幕。
社會政治的沖擊顯然是這一風格轉變的重要原因。斯大林幾乎擊敗了自己的所有政敵，大權獨攬，為今后的大清洗做好準備。由于強行實行農業(yè)集體化，民不聊生。曼德爾施塔姆在烏克蘭親眼見到餓死的人。
在某種意義上，曼德爾施塔姆還算是幸運的。列寧的戰(zhàn)友、蘇共領導人之一布哈林欣賞他的才能。1928年由于布哈林的干預，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作品選。第一卷收入《石頭》、《憂傷》，以及1921至1925年的詩作；
第二卷收入中篇小說《埃及郵票》和《時問的喧囂)；
第三卷收入一系列關于詩歌的評論性文章。
但厄運接踵而至。他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為一本比利時作家的長篇小說的翻譯作最后潤色。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待書出來時，譯者變成了曼德爾施塔姆。他糊里糊涂成了"剽竊者"，成為包括譯者在內的攻擊對象。他給報紙寫信澄清，帕斯捷爾納克等作家聯(lián)名寫信為他辯護。
1930年年底，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列寧格勒混不下去，他和妻子只好搬到莫斯科，幾經周折才找到住所，生活相對穩(wěn)定下來。在此期間，除了詩集《莫斯科筆記本》，他還完成了散文集《阿美尼亞之行》及《與但丁對話》。
1934年5月13日，曼德爾施塔姆突然被捕，是由于一首反詩。他在詩中嘲諷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宮的山里人"，形容他"那肥胖的指頭像蟲子""發(fā)出馬蹄掌般的一道道命令"。當被捕的消息傳來，他的作家朋友紛紛出面營救。帕斯捷爾納克馬上去找布哈林，懇求他向斯大林說情，減輕處罰。帕斯捷爾納克居住的公寓樓只有一部公用電話。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電話。斯大林劈頭就問：曼德爾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師?帕斯捷爾納克回答說，他們來往不多，寫作風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認為曼德爾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詩人。據說，帕斯捷爾納克為自己的含糊其詞而后悔。斯大林的電話驚動了莫斯科。放。
曼德爾施塔姆終于得以輕判，改為三年流放。
四
1891年1月3日，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生于華沙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個商人，母親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熱愛普希金，會彈鋼琴。在他出生不久，他們一家就搬到彼得堡定居。曼德爾施塔姆是在那兒長大的。在回憶錄《時代的喧囂》的開端，他寫道："我清楚地記得俄羅斯那沉悶的時代，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記得它緩慢的爬行，它病態(tài)的安寧，它沉重的土氣，——那是一灣靜靜的死水：一個世紀最后的避難所。"
他這樣描述自己復雜的母語背景："母親的話語，是明晰、響亮的大俄羅斯文學話語，沒有一絲異族的摻雜物，帶有有些拉長、過于暴露的元音；
這一話語的詞匯貧乏、簡短，慣用語也很單調，但是，這種語言中卻包含著某種根本性的、確定無疑的東西。母親很愛說話，很為因知識分子的生活習慣而變得貧乏的大俄羅斯口語的詞根和發(fā)音而高興。家族之中，不正是她第一個掌握了純正、明晰的俄語發(fā)音嗎?父親則完全沒有一種語言，這是一種口齒不清和失語癥。"
1993年夏天我去過彼得堡。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請來歐洲各國的建筑師，大興土木。昔日的輝煌依稀可見。普希金詩中提到的青銅騎士仍勒住韁繩，等待暗夜降臨時飛奔；
冬宮大門緊閉，其繪畫收藏讓人驚嘆不已；
宏偉的建筑群沿涅瓦河層層展開，古羅馬式的柱頭金漆剝落。那是俄羅斯帝國的歐洲夢，由于俄國遼闊的尺度，一切都被放大變形了。
由于地理位置，彼得堡是俄國最歐化的城市，不僅建筑，也包括知識分子圈子及文化氛圍。1906年至1911年間，曼德爾施塔姆先后到柏林、巴黎和海德堡上學。由于受到中學語文老師的影響，他的興趣轉向文科，特別是法國文學。他在巴黎留學期間開始寫詩，最初受到法國象征派的影響。回國后先參加俄國詩人伊萬諾夫的"象牙塔"象征主義詩歌運動。后轉向古米廖夫及其妻子阿赫瑪托娃等人為中堅的阿克梅派。他寫了篇綱領性的文章《阿克梅主義的早晨》。在1937年流放期間，有人在一次集會上問起什么是阿克梅派，他簡單地回答說："就是對世界文化的眷戀。"
1913年曼德爾施塔姆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石頭》，奠定了他在俄國詩歌中的地位。阿赫瑪托娃指出："曼德爾施塔姆沒有師承。這是值得人們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詩壇上還有這類似的事實。我們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詩歌源頭，可是誰能指出這新奇的和諧，是從何處傳到我們的耳際的?這種和諧就是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
去年俄國詩人艾基(Genandy Ajgi)也告訴我類似的觀點，他說：俄國詩歌有兩大傳統(tǒng)，其一是普希金、勃洛克、帕斯捷爾納克所代表的俄國本土的詩歌傳統(tǒng)，另一支是與歐洲詩歌更為密切的傳統(tǒng)，自曼德爾施塔姆始。
在《時代的喧囂》中，曼德爾施塔姆寫到他對革命的預感："是的，我用遠處田野上脫粒機那警覺的聽力聽到，那在不斷膨脹、逐漸變沉的，不是麥穗上的麥粒，不是北方的蘋果，而是世界，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在為倒下而膨脹!""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紀的一切騷動都被傳到了我的身上。周圍奔涌著一些奇異的潮流，從對自殺的熱衷到對世界末日的渴望。"
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曼德爾施塔姆因為身體差，免除兵役，在彼得堡一個專門提供戰(zhàn)爭救濟的機構工作，自1915年至1918年，他經常住在克里米亞。1916年初，他和茨維塔耶娃在克里米亞海邊相識，很快就墮入情網。1月20日茨維塔耶娃回到莫斯科，曼德爾施塔姆追到那兒，住了兩周，此后他常常往返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間。茨維塔耶娃帶他游遍莫斯科。她這樣寫道："在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最美妙的日子，因為我把莫斯科贈給了曼德爾施塔姆。"但最終曼德爾施塔姆受不了茨維塔耶娃狂熱奔放的感情，6月初從莫斯科逃走，兩人關系從此中斷。
1917年在彼得堡，曼德爾施塔姆見證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員會工作。1918年，他隨政府機構搬到蘇維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詩出現(xiàn)在11月15日蘇維埃報紙《人民自由報》上，另一首詩出現(xiàn)在1918年5月24日的《勞動旗幟報》上。
1918年至1921年內戰(zhàn)期間，他四處漂泊，曾被不同的陣營抓獲。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記述了他的一段經歷："我說過，當奧西普·埃米利耶維奇·曼德爾施塔姆被弗蘭格爾的軍隊抓走之后，沃洛申立刻動身去費奧多西亞。他回來時臉色陰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他說，白軍認為曼德爾施塔姆是危險的罪犯。他們斷定他在裝瘋賣傻，因為他被關進單人囚室后，便開始敲門，獄吏問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說：‘你們得放我出去，我生來不是蹲監(jiān)獄的......"在審問時，奧西普·埃米利耶維奇打斷偵察員的話：‘您最好是說，您放不放無辜的人?......""
而曼德爾施塔姆的漂泊，和一個突然事件有關。1918年春，他和朋友去參加一個宴會，請客的是賴斯納，海運副人民委員的妻子。據說賴斯納和契卡(秘密警察機構)有關。饑腸轆轆的曼德爾施塔姆經不住誘惑，一到那里就大吃大喝。他看見斜對面的契卡成員布柳索金正喝著伏特加，顯然喝多了，他把一疊空白表格放在桌上，正要隨意填寫逮捕或槍決的人。平時膽小如鼠的曼德爾施塔姆，突然沖了過去，把那名單撕得粉碎，沖出大門。跑到街上，才意識到自己惹了殺身之禍。他在街心花園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找賴斯納求救。賴斯納認為布柳索金的做法有損契卡形象，帶他去找契卡的頭頭捷爾任斯基。捷爾任斯基肯定了曼德爾施塔姆的行為，保證要處置布柳索金(他最終逍遙法外)。而曼德爾施塔姆怕布柳索金報復，連夜逃往烏克蘭。
五
無題
沉重和嬌柔這對姐妹，同是你們的特征。
肺草和黃蜂將在沉重的玫瑰吸吮。
一個人在死亡，曬燙的沙地在變涼，
人們在用黑色的擔架將昨日的太陽搬運。
啊，沉重的蜂房和嬌柔的魚網，
重復你的名字比舉起石頭還要艱難!
我在這個世界上只剩得一樁心事：
金色的心事，即如何擺脫時間的負擔。
我飲著渾濁的空氣像飲深色的水。
玫瑰成為土地，時間被犁鏵耕翻。
沉重的嬌柔的玫瑰置身緩慢的漩渦，
玫瑰的沉重和嬌柔編織出雙重的花環(huán)。
1920年3月，科里捷別里
(劉文飛譯)
沉重和輕柔，一對姐妹
沉重和輕柔——一對姐妹：同一副面孔。
蜜蜂和黃蜂吮吸沉甸甸的玫瑰。
男人死了，熱氣離開沙礫，昨天的太陽
壓在黑色的擔架上。
哦，沉甸甸的蜂巢，輕柔的蛛網——舉起
一塊石頭也比說出你的名字容易!
我只剩下一件心事，它是何等重要：
時光，讓我擺脫你的重負。
我啜飲黑水般的攪渾的空氣。
時光已被耕耘；
玫瑰曾是泥土。迂緩的
漩渦中沉甸甸的輕柔的玫瑰，
沉甸甸的玫瑰，輕柔的玫瑰，編成了一對花環(huán)。
1920．3
(楊子譯)
無題
沉重與輕柔，相像的姐妹；
蜜蜂與黃蜂吮吸沉重的玫瑰；
人死了，熱沙冷卻，昨天的
太陽被黑色擔架抬走。
啊，沉重的蜂房與輕柔的網。
說出你的名字比舉起石頭更難!
這世上只有樁黃金的心事：
讓我擺脫你的重負，時間。
我飲著黑水般渾濁的空氣。
時間被犁過，玫瑰是泥土。緩緩的
漩渦中，沉重而輕柔的玫瑰；
玫瑰的重與輕編成雙重花環(huán)。
1920年3月，科克捷別里，克里米亞
(北島譯)
和楊譯本相比，劉譯本由于是從俄文譯的，按理說更直接就應更準確，但卻有明顯的誤筆。比如肺草從何而來?另外，把網譯成魚網。更主要的是為了跟著原作押尾韻，譯者不惜使用極其別扭的詞如吸吮、耕翻來湊韻。這在漢語詩歌翻譯中屢見不鮮，但卻是一大忌諱。我曾說過，另一種語言的音樂性是不可譯的，除非譯者在自己的母語中再創(chuàng)另一種音樂。而押韻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再創(chuàng)造的其實只是節(jié)奏，漢語的內在節(jié)奏。卞之琳先生曾試圖效仿西語詩歌的音步找到翻譯的節(jié)奏，顯然是失敗的。
楊譯本相對準確，但還是老問題，句式冗長，缺乏語感。所謂語感，就是在漢語中的節(jié)奏感，及對每個詞自覺的控制。
這首詩寫于1920年3月，地點是俄國詩人沃洛申在克里米亞的別墅。內戰(zhàn)期間，主人在那兒接待來自紅白兩方面的作家和藝術家朋友，被視為一方"凈土"。曼德爾施塔姆曾在此避難。
這首詩開篇就點明了主題：生命的重與輕，比米蘭·昆德拉那個時髦的話題整整早了半個多世紀。詩人先提到玫瑰之重，是蜜蜂和黃蜂的生命之源。人死了，熱沙冷卻，昨天的／太陽被黑色擔架抬走。這句是整首詩的"詩眼"。寫戰(zhàn)爭的詩多了，有誰能寫得比這更真實更可悲呢?人死了和熱沙冷卻有一種對應關系。我們也常說"戰(zhàn)死在沙場"，這熱沙是死者在大地上最后的歸宿。而被黑色擔架抬走的不是死者，而是昨天的太陽。這昨天的太陽，顯然是指人類以往的價值和信仰。它居然那么輕，被黑色擔架抬走。試想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緊接著是連綿的內戰(zhàn)，生命的重與輕就像玫瑰的重與輕一樣，構成了人類文明的追悼儀式。
第二段沉重的蜂房顯然是吮吸沉重的玫瑰的結果，和輕柔的網并置。接著說出你的名字比舉起石頭更難，仍是重與輕的比較。你的名字即時間，讓我擺脫你的重負。這里有一種悖論，即黃金的心事就是重負，這種反問其實加重了黃金的心事。
第三段終結時有一種俄羅斯式的抒情：我飲著黑水般渾濁的空氣。／時間被犁過，玫瑰是泥土。緩緩的／漩渦中，沉重而輕柔的玫瑰；
／玫瑰的重與輕編成雙重花環(huán)。時間原來就是被耕過的土地，玫瑰是其中一部分，重與輕是不可分割的，編成生與死的雙重花環(huán)。其中讓人驚嘆的句子是：緩緩的／漩渦中，沉重而輕柔的玫瑰，那有如電影慢鏡頭的耕犁過程中，玫瑰隨泥土緩緩的漩渦翻轉，最后編成雙重花環(huán)。這是俄羅斯人對土地的情懷，它在最終的意義上超越時間和生死。
六
在俄國，知識分子和革命有著相當復雜的關系。關于1917年的革命，只有放在一個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化轉型的大背景上，才能看清來龍去脈。
十六世紀后，在俄國農村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公社形式，這是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基礎。在西歐資本主義的沖擊之下，俄國出現(xiàn)了兩次重大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廢除農奴制度，但結果是造成進一步的兩極分化。這就形成了以捍衛(wèi)公社為宗旨的民粹派運動，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為俄國反對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國開始了摧毀傳統(tǒng)公社、實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這一改革造成進一步的不平等，扶持農村的"強者"即富農的勢力，所謂"解放"，其實是把"弱者"即廣大窮苦農民掃地出門。
而鐵腕下的安定產生了"斯托雷平奇跡"：從1907到1914年間沙俄經濟持續(xù)高漲。在市場大潮中，俄國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經商熱。1905年的政治熱情似乎已一去不復返，于是當年的反對派知識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尷尬中。海外"政治僑民"的內訌加劇，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內的派系越來越多，社會民主黨徹底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而國內知識界日益保守化、邊緣化的同時，下層社會由于不滿積蓄了日益強烈的激進情緒。
1917年革命顯然與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復興運動有關，加上社會不公正在戰(zhàn)時的匱乏更為突顯，一次大戰(zhàn)便成為革命的導火索。1917年革命雖然發(fā)生在首都，根子卻在農村。這不僅因為俄國工人絕大部分都來自農村，士兵也幾乎都是農民。從2月到10月，當時的各個政黨都表現(xiàn)得越來越激進，直到最后布爾什維克奪取權力，并通過"人民專政"的鐵腕站穩(wěn)腳跟。
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事。沙皇專制的殘暴**使革命者鋌而走險并制定鐵血紀律。后來列寧即從這一嚴密的組織形式中找到解決辦法，那就是無條件的集中制原則，它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權威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當服從黨的上級機關"。革命斗爭的殘酷環(huán)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這也勢必為掌權后的獨斷專行留下隱患。其實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后對蘇維埃民主還是有所期待的。列寧在1917年斷言："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chuàng)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
生氣勃勃的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chuàng)立的。"而到了1918年則改稱："正是為了社會主義，要求群眾無條件服從勞動過程的領導者的統(tǒng)一意志。"
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擁護十月革命的，革命帶來自由的希望。俄國著名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俄國魂》一文中指出："我們所有的真正的俄羅斯民族作家、思想家和政論家，無不是不要政府的人，即特殊的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俄羅斯的精神現(xiàn)象，我們的極左派和我們的極右派，都有這種情緒，只是形式不同。"
白銀時代始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繁榮期一直延伸到十月革命后的頭幾年。其中重要的詩歌作品包括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1918)、曼德爾施塔姆的詩集《憂傷》(1922)、帕斯捷爾納克的《越過障礙》(1917)和《生活，我的姐妹》(1922)、阿赫瑪托娃的《車前草》(1921)、葉塞寧的長詩《普加喬夫》(1922)等。
然而，知識分子和革命的沖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許高爾基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和列寧的私人關系很好，在二月革命前支持布爾什維克。但在十月革命爆發(fā)前，高爾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報》上發(fā)表文章，堅決反對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高爾基成立了各種協(xié)會和出版社，養(yǎng)活那些處于饑餓邊緣的作家；
為營救面臨死刑的作家向列寧求助。1921年俄國發(fā)生災荒。為了救濟災民，高爾基和社會名流組成饑荒救濟委員會，向西方呼吁，獲得了大批救災物資。但這個救濟委員會的名流們有點兒得意忘形，要自派代表團去西方，竟為此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結果被一網打盡。高爾基在震怒下，于1921年10月離國出走，直到六年多后才回來。
勃洛克在隨筆集《知識分子與革命》中反復提到俄羅斯傳統(tǒng)是昏暗和平庸的，和幻想與激情作對。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這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可貴之所在。他們可以承受孤獨和磨難，卻惟獨不能忍受生活的刻板和僵硬。在他們看來，生活的殘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靈的敗壞。勃洛克寫道："文學在俄國是比任何地方更加生死攸關的力量。哪兒都不會像我們這兒詞成為生命，變?yōu)槊姘蚴^。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俄國作家死去、受難或干脆消失的原因。"
七
從1925年到1930年底，曼德爾施塔姆沒有寫詩，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情況相仿，尤其是帕斯捷爾納克，一停就是十年。阿赫瑪托娃有一次說道："這肯定多少和空氣有關。"他們三人中，還是曼德爾施塔姆首先停筆的。
在西方不少傳記和文章中，都提到曼德爾施塔姆從一開始就對革命持有敵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無疑和當時東西方的冷戰(zhàn)有關。曼德爾施塔姆與革命的關系要復雜得多，和大多數俄國知識分子對革命的期待有關。
娜杰日達在《希望反對希望》一書中指出，革命其實是來自某些理念，即所謂不可辯駁的科學真理，為此著魔的人們認為可預見未來，改變歷史的進程。其實這是一種宗教，其代理人賦予它神權般的信條和倫理。二十年代大多數人把這一理念和基督教的勝利相提并論，認為這一新的宗教也可以持續(xù)千年。而新的信條對建立人間天堂的承諾，取代了另一個世界的回報。為此，人們放棄了對科學真理的任何懷疑。
其實，這又回到我們關于現(xiàn)代性的討論。由于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工業(yè)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現(xiàn)代化的全球效應，對處于轉型期的農業(yè)國家的沖擊更大。而革命成為一種釋放與調整的可能，特別是在由于土地問題積重難返，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東正教面臨瓦解的俄國。勃洛克在1918年寫的長詩《十二個》中，把十月革命與基督及其十二使徒相提并論，看來并非偶然。在某種意義上，革命和基督教的線性時間觀以及對未來的承諾是極其相似的。但由于革命對歷史進程的改道以及對其闡釋權的壟斷，血腥的暴力與集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娜杰日達進一步分析了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關系的變化："有條件投降的心理因素是對不能與時俱進而被拋棄的懼怕，包羅萬象的‘有機世界觀"(正是這樣稱謂的)適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還有一種最后勝利的信念，勝利者永生永世留下來。主要問題是，那些投降的卻無械可繳。""而事實上，二十年代為我們的未來打好了所有基礎：詭辯的辯證，廢除舊的價值，全體一致和自我貶低。真的是那些調門最高的先死——并非在準備好的為未來而戰(zhàn)的沙場上。"
關于曼德爾施塔姆，娜杰日達寫道："M不相信‘新的"千禧年，而他沒有空手參加革命。一方面他為猶太基督文化憂心忡忡，另一方面，他相信社會公正，‘第四財產"，赫爾岑，以及革命作為釋放與更新的手段。"
她進一步分析道："很難想象任何東西能比M帶給革命的更糟。顯而易見他是命中注定的，永遠不會找到他在新世界的位置......他不會躲避自己的同伴，他不認為自己在眾生之上，而是其中一員。惟我獨尊對他是詛咒——這無疑和他自己屬于猶太基督的傳統(tǒng)感有關。很多接受革命的同時代人都經歷了心理危機。他們陷入可詛咒的現(xiàn)實與對證明其合法的原理的需求之間的困境。有時為了問心無愧，他們干脆對發(fā)生的一切閉上眼，再睜開一切照舊。其中大多數等革命等了一輩子，而成為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卻讓他們恐懼，把目光轉開。另一些人被恐懼嚇壞了，只見樹木不見林。M就在他們中間。未意識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對他所知不多的人對他的生活往往會簡單地圖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沒有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會那么注重對事件進程的理解，用他的價值尺度去掂量它們。若他簡單地背對現(xiàn)實，生活和調整就容易多了。這對M來說是不可能的——他必須像他的同時代人穿過同樣的生活通向邏輯的終點。"
1928年，在蘇聯(lián)第45期《讀者與作家》雜志題為"蘇聯(lián)作家與十月革命"的調查表上，曼德爾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響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勞永逸地結束了精神的供給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個革命的債務人，但我也在帶給它一些它此刻還不需要的禮物。"
那一時期他的散文寫作，可以看作是一種精神調整，即在個人與革命之間尋找緩沖地帶。在《時代的喧囂》中，曼德爾施塔姆這樣寫道："我想做到的不是談論自己，而是跟蹤世紀，跟蹤時代的喧囂和生長......在我和世紀之間，是一道被喧囂的時代所充斥的鴻溝，是一塊用于家庭和家庭記事的地盤。家庭想說什么?我不知道。家庭天生就是口齒不清的，然而它卻有些話要說。我和許多同時代人都背負著天生口齒不清的重負。我們學會的不是張口說話，而是吶吶低語，因此，僅僅是傾聽了越來越高的世紀的喧囂、在被世紀的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們才獲得了語言。"
1924年列寧過世后，斯大林一一除掉他的政敵，最終大權獨攬，一言九鼎，革命初期的自由空間完全被剝奪了。有兩個詩人的命運特別讓他震驚：一個是阿克梅派的領袖古米廖夫，因參加白軍于1921年被處決；
另一個是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春天自殺。特別是后者，連革命的吹鼓手都不能相容，還有什么寫作的余地?三十年代后，幾乎所有作家噤若寒蟬。曼德爾施塔姆，這個為革命歡呼過的詩人，將給革命帶來"一些它此刻還不需要的禮物"。
八
哦，地平線竊去了我的呼吸
哦，地平線竊去了我的呼吸——
我已被空間填滿!
我奪回我的呼吸，地平線又卷土重來。
真想找個東西遮住雙眼。
我寧愿去愛沙灘——那沿著鋸齒狀河岸
層層鋪開的生命，
我寧愿被那膽怯的激流的衣袖
被漩渦、洞穴和淺灘纏住。
但愿我們合作過一會兒，
一個世紀。我一直渴望那樣的激流。
我寧愿將耳朵貼在漂流的圓木下邊
傾聽年輪向外擴張。
1937．1．16沃羅涅什
(楊子譯)
無題
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
厭倦了空間的死亡，
地平線在呼吸——搏動膨脹——
而我要蒙住雙眼!
我更喜歡沙地一層層的
部署，在卡馬河曲折的岸邊。
我愿纏住它羞怯的袖子，
它的波紋，淺灘和渦穴。
我們愿和睦相處——一瞬或一世紀。
羨慕那急流的倉促，
我愿在漂流木頭的樹皮下
傾聽年輪纖維的擴張。
1937年1月16日，沃羅涅什
(北島譯)
乍一看，這簡直就是兩首詩。在翻譯過程中我自己也納悶，怎么會相差這么遠?最后終于找到答案，原來楊子參照的是美國詩人默溫(W．S．Merwin)和布朗(Clarence Brown)合譯的英譯本，而我參照的是格林(Jareas Greene)的英譯本。在我看來，默溫和布朗的合譯本過于隨意，常常忽略重要細節(jié)，比如在《列寧格勒》的結尾處，就省掉了"鐐銬"這一關鍵詞。而格林的譯本至少敢附上原文，為了讓懂俄文的讀者檢驗比較。關于翻譯，讓我想到英文成語"瞎子領瞎子"(ablind leads a blind)，即借助第三種語言搞翻譯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也是個瞎子，我的辦法是盡量多找?guī)讉�譯本，那等刁：多問路，比只依賴另一個瞎子強。
這首詩寫于流放地沃羅涅什，在三年刑期即將結束之際。開篇就展示了病痛的緊迫感：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厭倦了空間的死亡。沃羅涅什流放期間，曼德爾施塔姆精神處于崩潰狀態(tài)，致使他常感到難以呼吸。這種窒息感轉化成視覺：地平線在呼吸——搏動膨脹——／而我要蒙住雙眼!最后一句顯然是絕望的叫喊，拒絕再看這個世界。
如果說第一段的基調暴躁而絕望，那么第二段顯然由于與自然的親近而緩解：我更喜歡沙地一層層的／部署，在卡馬河曲折的岸邊。／我愿纏住它羞怯的袖子，／它的波紋，淺灘和渦穴�？R河流經烏拉爾地區(qū)，是伏爾加河的主要支流。在這里波紋，淺灘和渦穴都是雙關語，既描述水流又描述袖子，翻譯中很難找到更確切的表達。代表時間的河流進而延伸為他所生活的時代，這是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經常出現(xiàn)的主題。我更喜歡及我愿是祈使語氣，表達了濤人的美好愿望。
第三段繼續(xù)沿用祈使語氣：我們愿和睦相處——一瞬或一世紀�？梢岳斫鉃樵娙嗽概c時代和解，但緊接著急轉直下：／羨慕那急流的倉促，／我愿在漂流木頭的樹皮下／傾聽年輪纖維的擴張。這一轉折是對和睦相處的否定，顯然詩人最終的使命是冒險，隨急流一起沉浮，并在漂流木頭之下(即處于被淹沒的狀態(tài))，傾聽年輪纖維的擴張�？诚碌臉淠灸贻啿辉僮兓诤铀慕葜欣w維仍在擴張。暗示了外在時間和內在時間的對立和緊張。這無疑是全詩的高潮，展示了詩人與時代的復雜關系，以及為苦難見證的決心。
1934年春天，被改判為三年流放后，曼德爾施塔姆夫婦來到烏拉爾山區(qū)的切爾登市。那口才，他已患精神分裂癥——從醫(yī)院的窗戶跳樓自殺未遂，幸好只摔斷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預，他們搬到俄國南方"黑土地"的心臟沃羅涅什。沒有固定收入，娜杰日達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掙錢，但仍處于饑餓線上。1936年2月，阿赫瑪托娃和愛倫堡分別來探望他們。
他們在沃羅涅什有相對的自由，結識了不少當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風雨前的平靜。從1935年底寫給妻子的信中，我們多少可以領略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除此之外，什么也別做。我不希望你變成一個到處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們可以在沃羅涅什見面。我們可以因沃羅涅什而心靜�？上О�!兩人一同在此——就是一個冬天的天堂，就有難以描繪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鐘路遠的近處租下一間房，房間里帶有母牛、沙發(fā)、布罩、留聲機喇叭和仙人掌。我們住在茲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寬，要么是顯得很寬，像伏爾加河一樣。它流進了藍色的森林。俄羅斯土地的柔美與和諧令人心曠神怡。"
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創(chuàng)造進入高產期，他在三個普通筆記本上寫滿了詩，后被稱為《沃羅涅什筆記本》。那是一種完全封閉的寫作，與作家和批評界絕緣，與所有讀者絕緣。不少俄國和西方的學者認為，那是他一生詩歌創(chuàng)作的高峰。我不敢茍同。在我看來，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寧格勒》為代表的時期(1930－1932)。《沃羅涅什筆記本》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中，無疑拓展了一種新的向度——土地與命運，是向俄羅斯詩歌傳統(tǒng)的致敬與回歸。但由于疲于奔命，由于病痛和貧困之苦，由于沒有必要的反饋，他的這組詩歌缺少《列寧格勒》所展示的那種建筑般的精確與完整，缺少感情爆發(fā)力與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爾施塔姆刑滿釋放。但按規(guī)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邊緣的小鎮(zhèn)漂泊。他偶爾去莫斯科，從朋友那兒得到口糧和錢。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時光。1938年春，他和愛倫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見面時，愛倫堡脫下自己的皮夾克給他，盡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著它去海參崴，直到生命的終點。
1938年5月1日，曼德爾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動"，被判處五年徒刑。其實這與他寫給蘇聯(lián)作協(xié)總書記的一封信有關。由于長期沒有穩(wěn)定生活來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協(xié)的幫助。而作協(xié)總書記寫信給內務部人民委員告狀，并附上作家巴甫連科對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的鑒定意見。巴甫連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導致他最后入獄，又與布哈林遭到清洗有關，從布哈林家搜出曼德爾施塔姆給他的親筆信和贈書。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一個多月后才到達海參崴。路上他備受煎熬，精神崩潰。他被關押在海參崴的勞改營中轉站，饑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給他弟弟的信中，他寫道："身體非常虛弱，弱到了極點，瘦極了，幾乎變了形，我不知道，郵寄東西、食品和錢還有沒有意義。還是請你們試試吧。沒有衣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我被凍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爾施塔姆死于海參崴中轉站。家屬沒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參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達清楚地記著這個日子，因為就在同一天，全國各大報紙公布了榮獲勛章的作家的名單，巴甫連科就在其中。
曼德爾施塔姆之所以流傳后世，是由于一個普通的俄國女人——娜杰日達。他們在1919年內戰(zhàn)時相識，1922年結婚。娜杰日達陪伴他度過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艱難歲月。曼德爾施塔姆死后，她作為"反革命家屬"，一直受到歧視，靠教英文和翻譯為生。三十年過去了，曼德爾施塔姆早就被人們遺忘了。1961年，娜杰日達和另一個女人，發(fā)表了她們藏起來的手稿，并通過回憶錄勾勒了后期的曼德爾施塔姆。娜杰日達慶幸她對時間的勝利，按她自己的話來說，基于"對詩歌內在的價值和圣典般屬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達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爾施塔姆在蘇聯(lián)正式得到平反。
十
我最后見到趙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國。1988年一個夏日的早上，在英國杜倫(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顧不上做客的英國朋友和家人，躲進廚房號啕大哭。
記得最后一面，我們幾乎什么也沒說。他那時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圍著團團轉。他的辦公桌上文件堆著山，不時有人插進來說話。他看起來很累，一只手支撐著那碩大的頭顱，勉強地向我微笑。一凡辦公司這件事一直讓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們在電話里聊了好幾個小時，他才和盤托出辦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詩人們"養(yǎng)"起來，給他們出版詩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一句話，讓他們好好寫詩。我有點兒受寵若驚，但同時也懷疑實現(xiàn)這種烏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大約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過一次徹夜長談。那是一凡事先計劃好的，讓我留在他家過夜。我們談到各自的經歷。我那時的生活平淡無奇，三言兩語。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滿傳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傷致殘，長年臥床，三歲背唐詩，五歲讀《三國》和《西游記》，八歲讀《魯迅全集》，十二歲就自己寫作，并出版成書。一凡的父親是老干部，他從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戰(zhàn)，去過蘇北和魯南等根據地。革命對他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也許讓他感到困惑的是當時的政治高壓。
那一夜我記憶猶新。月光照在窗戶上，爐子上的水壺嘶嘶響。我們談到革命，談到十二月黨人，談到俄國文學。我哈欠連天，一凡卻毫無疲倦的意思。他臉部線條分明，目光堅定。我當時暗自感嘆，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鋃鐺入獄，據說卷入一個全國性的反革命集團，其實完全是子虛烏有。由于一凡對抄錄文字的熱衷，我也被卷入進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我做好被捕的準備。第一次經歷的恐懼是刻骨銘心的。半夜有汽車經過都會驚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時終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戲。
由于一凡入獄，從他那兒借來的《人·歲月·生活》第四卷無法歸還，我正好用來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轉，換來了不少好書。這本書競成了我革命的本錢。
兩年多后一凡出獄，我趕去看望他。他從后院小屋搬到前院，處于父母和保姆的監(jiān)控之中。他已經不再會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樂觀依舊。問起他獄中的景況，他輕描淡寫，擺擺手，似乎只是出了趟遠門而已。
我常想到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序言中寫道："我的許多同齡人都陷入時代的車輪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較堅強，或者比較有遠見，而是因為常有這樣的時候：人的命運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盤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愛倫堡說的是外在的命運，其實還有一種內在命運，即我們常說的使命。外在命運和使命之間往往相生相克。一個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與外在命運抗爭，并引導外在命運。在俄國知識分子中，曼德爾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覺，只不過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實踐穿透歷史的邏輯。
其實在《人·歲月·生活》愛倫堡也談到曼德爾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談到生活上的輕率和藝術上的嚴肅之間的矛盾。但也許根本就沒有什么矛盾?奧西普·埃米利耶維奇十九歲寫過一篇談弗朗索瓦·維永的文章，他尋找理由替殘酷時代的這位詩人動亂的一生辯護：‘可憐的小學生"以自己的形式捍衛(wèi)詩人的尊嚴。曼德爾施塔姆是這樣描寫但丁的：‘對我們來說是無可指責的風帽和所謂鷹形側面的那種東西，從里面來看則是難以壓制的窘困，是為爭取詩人的社會尊嚴和地位而進行的純普希金式的、低級侍從的斗爭。"這些話又適用于曼德爾施塔姆自己：許多荒唐的、有時是可笑的行為就是來自‘難以壓制的窘困"。"
現(xiàn)在想想一凡關于養(yǎng)活詩人的想法幸虧只停留在"初級階段"，否則對他本人對中國詩歌都是災難。在某種意義上，詩人生來注定是受苦的，但絕非為了自己。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寫過這樣一句詩，讓我永生不忘："我淚水涔涔，卻不是為了個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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