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漢學家，平等相處，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們警惕

　　最近幾年，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很強調跟海外漢學家對話。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論壇”，請了很多著名的外國學者，高規(guī)格招待，每回的開幕式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上海則有“世界中國學論壇”，也很壯觀。這回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文明對話與和諧世界：世界漢學大會2007”，更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F(xiàn)在，各個大學對此都很重視，花大力氣引進，最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
人文學沒有諾獎，別的大獎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國際著名”。我贊賞這種開放的心態(tài)，但我更關心：請來了“大牌學者”，我們用什么樣的心態(tài)跟他們對話，用什么樣的策略跟他們交流。我曾經(jīng)說過，即便“國際學界”成為一個整體，別的專業(yè)我不敢說，人文學永遠是異彩紛呈，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標準。不管以哪個為主導，只有一個聲音，一個標準，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謂學術交流，主要目的是“溝通”，而不是“整合”�？p隙永遠存在，“對話”只是有利于消除誤會，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學問境界。

　　接下來，我想具體討論一下“對話”中可能面臨的三個問題。

　　首先，與漢學家對話時，應具備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我們必須意識到，“漢學家”并不等于“國際學界”；
相反，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其本國學術對話的欲望與責任。過去，我們將漢學家作為中國人與其他國家主流學術對話的橋梁，而今天，由于旅行、留學以及譯介的突飛猛進，很多學者已經(jīng)能直接(或借助譯本)跟國外第一流學者(或者說人家的主流學界)對話。我想說的是，即便如此，我們?nèi)匀恍枰獫h學家。問題在于，哪些是我們潛在的對話者——或者說，哪些漢學家更值得我們關注、學習、追��？請記得，這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進程，其中包含著選擇，因而涉及趣味與立場，還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與偏見”。漢學家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受許多因素的制約，比如，資訊傳播的途徑、語言障礙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際關系、譯本出版的態(tài)勢等等。其中，留學生的派出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國學”在中國的傳播。最明顯的例證，莫過于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鑒俄蘇，八九十年代之轉向美國，都并非學者們自作主張，而是“別無選擇”。所謂的學術交流，其實包含某種拿不上臺面的“算計”——說白了，有點“勢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漢學家，平等相處，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們警惕。

　　去年秋天，北大召開題為“海外中國學的視野”的專題研討會，在“引言”中，我曾提及：2006年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教授(Jaroslav　Prusek)誕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國內(nèi)外共舉行了三次紀念活動。第一次，9月份，為《中國，我的姐妹》中譯本出版，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
第二次，10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學召開了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參加并發(fā)表專題論文；
第三次，也是10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外學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實克的學術貢獻以及與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在場的捷克大使很感動，說他絕對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國人還這么懷想一位外國學者。在這個會議上，有人重提陳年往事，說當初普實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啞口無言”。我當即表示，這說法很不恰當。夏先生也是國際著名學者，其專業(yè)成績早就得到學界的公認，而且，不久前剛當選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說對于中國學界的影響，夏先生比普實克還大。其實，這兩位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大學者，他們之間的爭論，代表了不同的學術流派，背后還有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你可以選擇，也可以批評，但不能采用情緒化的表述方式。不過，這件事也凸顯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所謂“海外漢學”，絕非鐵板一塊，而是復雜得很。

　　今天我們談“海外漢學”，很多時候，其實就是“美國漢學”。因為，懂英文的人多，譯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較熟悉。當然，不否認美國學界力量很強�？捎梅ㄕZ、德語寫作的中國學著作呢，為什么譯得不多？我們都知道，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有很悠久的漢學傳統(tǒng)，可似乎大家更關注美國的中國研究。就說日本吧，日本的中國學水平很高，實在不該被忽視。以前我們有個誤解，以為日本學者擅長的就是資料的搜集整理。其實不然，就拿我熟悉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來說吧，從竹內(nèi)好到丸山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們都有很強的思辨能力，不是純粹做資料的。更讓我感到遺憾的是，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學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記得1980年代我讀謝曼諾夫的《魯迅及其前驅者》，感覺很好�，F(xiàn)在，除個別專業(yè)外，大家都不學俄語了，也沒人譯俄羅斯學者的中國學著述，這很可惜。目前，中國學者撰寫的論著里，引英文書的很多，引俄文書的極少，在我看來，這不正常。

　　第二，與漢學家對話時，應保持平和的心態(tài)。雖說中國在崛起，但中西之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依舊很不平等。這樣一來，所謂的“交流”與“對話”，處于低處者，不免顯得吃力，也有些許的夸張與造作。時至今日，還認定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闡釋中國的，已經(jīng)很少了。起碼在表面上，大家都會承認海外漢學家的貢獻。當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俗話說的，“遠來的和尚會念經(jīng)”。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海外中國學家，有“洞見”，也有“不見”；
有優(yōu)勢，也有劣勢。正因為這樣，才有必要展開深入的對話。在我看來，不同學科，國際化的程度不一樣。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很早就國際化了，同樣在《科學》、《自然》上面發(fā)文章，對學問的評價標準大體一致。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容易“接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lián)系，很難截然割舍。因此，在我看來，人文學研究，完全“與國際接軌”，既不可能，也沒必要。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yè)，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大概是最難“接軌”的了。

　　具體到我們專業(yè)，中外學者的差異，除了學術思路及語言隔閡外，更重要的是，外國文學研究與本國文學研究之間，其對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離。說到底，日本學者也好，美國學者也好，所謂的“中國文學”，對他們來說，都是外國文學。就像我們北大英語系、日語系，他們在認真地討論�？思{或川端康成，但對于整個中國學界來說，他們的聲音是邊緣性質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學界的影響。同樣道理，理解美國的中國學家，他們?yōu)槭裁催@么提問題，必須明白他們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也就是說，他們也受他們國家主流學界的影響。本國文學研究不一樣，有更多的“承擔”——研究者跟這片土地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希望介入到社會變革和文化建設里面去，而不僅僅是“隔岸觀火”。在這點上，本國文學研究確實有其特殊性，可能顯得有點粗糙，但元氣淋漓。

　　當然，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第三條路”——在美國學界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那就是，很多華裔學者同時用雙語寫作，既用英文在美國教書，也用漢語在大陸或臺港發(fā)表論著，影響當?shù)氐膶W術和文化進程。比如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他兩邊都寫，英文好，中文也好。對于這批華裔學者來說，“中國文學”既是外國文學，也是本國文學。

　　記得三十年前，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臺靜農(nóng)曾告誡他的學生林文月：你要出國留學也行，但別進東亞系；
東亞系培養(yǎng)出來的博士，我們臺大不要，因為程度不夠。這是三十年前的事。臺先生那一代人相信，別的專業(yè)如物理、化學等，美國確實比我們強；
但要說中國文學研究，國外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博士，肯定不如我們自己的。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學，都熱烈歡迎“勝利歸來”的留學生——不管什么專業(yè)。這么說，絲毫沒有嘲諷的意思。

　　第三，所謂的學術交流，應盡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資料以及技術層面的互相幫助，是題中應有之義。資料上互通有無，這是學術交流的起點，也是最早的動因，直到今天，也還很重要。不管是私人層面的，還是公家層面的，這都是最為實在的“文化紐帶”。早年的象征性事件，可舉出1909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啟程返法之前，在北京向羅振玉出示從敦煌獲得的唐人寫本等資料，直接促成了中國學者對敦煌文書的興趣。還有，胡適、鄭振鐸等人的巴黎訪書，也都對其學問的形成與發(fā)展頗有影響。今天，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傳遞很容易，而交換各自制作的專題數(shù)據(jù)庫，依然重要。因為，雙方交換的，不僅僅是有形的物件，更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信任”與“友情”。

　　不同學科不同課題，對于新技術的要求其實不太一樣。以前，中國很窮，從圖書資料到技術手段都很落后，對于國外學者優(yōu)越的學術環(huán)境十分羨慕�，F(xiàn)在，這個差距在明顯縮小。因此，我必須談及問題的另一面：在學術交流中，過于強調資料上的“互通有無”，有時是包含著某種潛臺詞，那就是，對對方的眼光與趣味不太信任。我在《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中談到：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對于日本學者之發(fā)掘珍藏、重刊佚書有極高的期待，對其鑒定版本的能力也大為贊賞。實際上，《游仙窟》、“三言”及元刊全相平話等小說的重新發(fā)現(xiàn)，確實使得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大為改觀。孫楷第、馬廉、董康的日本訪書，得到學界的一致好評；
長澤規(guī)矩也、鹽谷溫等日本學者的貢獻，更是為中國的小說史家所關注。學者們之格外推崇日本的中國學界，尤其關注其“書志學”方面的工作，其實隱藏著一種偏見，即，不大信任中國學家的理論眼光與欣賞趣味。這種傾向，一直延續(xù)到1980年代——此前四十年(1940—1970年代)譯介的少得可憐的小說史論，大都屬于版本考辨或史料甄別。

　　這讓我想起，十幾年前，有位德國教授非常直率地告訴我——也只有德國教授才會這么做，他說，我學漢學三十年，沒有買過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我只買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多多益善；
至于理論，我們自己有。其實，不少漢學家都有這種想法，即，自信其眼光、見識、學術訓練都在中國學者之上，只是資料不夠而已。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逐漸參加到國際上關于“什么是中國”這樣的討論里面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參與國際對話，國外學界對我們的看法也在發(fā)生變化。同時，我們對西方漢學的看法也在轉變，既不一味拒斥，也不再盲目崇拜。

　　正因此，我才再三強調，所謂的學術交流，應盡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我在北大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丸山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學者的論文集，記者問我為什么，我的答復是：他們的研究背后有情懷。這三人都是戰(zhàn)后進入大學，在竹內(nèi)好的影響下，開始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的。面對新中國的成立，思考戰(zhàn)敗國日本的命運，進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這是丸山這一代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動力。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經(jīng)驗與教訓，不僅與其專業(yè)研究，更與其精神狀態(tài)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關注魯迅早期思想根源，側重魯迅與尼采、與日本明治文化的聯(lián)系；
而借討論《破惡聲論》中的“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戰(zhàn)現(xiàn)代中國的啟蒙論述，更是意蘊宏深。閑云野鶴般的木山英雄，著重探究的是魯迅的詩性及其哲學，故以《野草》為中心，展開深入細膩的論辨。政治意識濃厚的丸山癉，更欣賞作為“革命者”的魯迅，著重研究魯迅晚年在“革命文學論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我們也譯介了不少很精彩的日本學者的專業(yè)著述，那些都是功力很深的“專家之學”。但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內(nèi)心的掙扎與精神的歷險。他們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fā)，逐步接近魯迅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這種閱讀以及寫作的姿態(tài)，很讓我感動。時過境遷，好些論文的觀點已被超越，但我欣賞這些專業(yè)著述中隱藏著的精神力量。不僅僅是技術操作，而是將整個生命投進去，這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也就是說，漢學家并非都是“外部觀察”，他們也有自己的“內(nèi)在體驗”與“生命情懷”，這些，我們同樣應該關注與體貼。這里有文學趣味的差異，也有意識形態(tài)的隔閡，但講究“和而不同”的學術交流，必須上升到如此層面，才有可能洞幽燭微。這一對話，有時甚至與具體的專業(yè)論述關系不大；
但有沒有這種精神層面的對話，決定了學術交流的質量(自然科學家另當別論)。

　　中外學界之從“對峙”轉為“對話”，已經(jīng)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在技術手段、理論方法以及精神層面，保持良好的接觸與交流，這很重要。但我想強調，說到底，本國研究與外國研究，各有各的立場，也各有各的盲點。因此，我們與漢學家之間，很可能是：各有各的學術趣味，也各有各的廣闊天地。而且，同在一個地球上，就會有競爭，尤其是在如何“詮釋中國”這個問題上，多少會有“話語權”之爭。只說“和諧”還不夠，還需要“同情之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辯難。所謂的“對話”，并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輿論一律”，而是盡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場。

　　2007年3月21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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