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已經(jīng)過去，57年來到人間的我的兒子已經(jīng)整整50歲。他有異常坎坷的童年，剛剛滿月，我就被作為“右派”，每天接受“群眾”批斗。由于策劃未出版的青年學術同人刊物《當代英雄》，我被毫無疑義地劃定為“極右派”，立即下鄉(xiāng)，和地、富、反、壞一起接受“監(jiān)督勞動”。孩子的祖父，當時北大的副校長湯用彤老先生終于做了他平生最不愿作的“求人”之事，向另一位副校長江隆基開口，要求給我8個月的哺乳期，孩子無罪，況且，畢竟是他的嫡長孫呀！如今，孩子的祖父已長眠地下，孩子卻等到了好時光，托改革開放之福，他受到很好的教育，現(xiàn)在是一家著名公司得力的技術骨干；
而我的國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等到了比過去有所改善的境遇，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有了更好的未來。

　　深知這一切來之不易，是多少人殫思竭慮，無私奉獻心智和精力，乃至生命的結果。我不愿再用過去的苦痛來增添今日的負累，寧愿讓我們肩起苦痛的閘門，將人們引向更寬容、更解放、更快樂的精神世界。然而，人生在世，總有一些人物、一些場景，涌動于情，銘刻于心，值此半世紀已然逝去之際，我愿將三位密友不幸的故事寫在這里，不是為了銘記，而是為了遺忘，但又不是消失，而是隱沒于歷史的煙塵，期待被未來的歷史家在更宏大的視野中重新鉤沉。

　　新時期知識界的北京勞動模范裴家麟

　　1978年，我和家麟終于又見面了。1958年一別，經(jīng)過十年監(jiān)督勞動，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們之間已是整整二十年不通音問!一首兒時的歌曾經(jīng)這樣唱：“別離時，我們都還青春年少，再見時，又將是何等模樣?”我不知他對我這二十年變化出來的“模樣”有何感觸；
然而歲月和災難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卻使我深深地震駭!古銅色的臉，繃緊著高聳的顴骨，兩眼深陷，灼然有光，額頭更顯凸出，我甚至怯于直視他那逼人的眼神。我想魯迅筆下那個逼問著“從來如此……便對么”的狂人—定就有這樣的眼神!真的，二十年前那個風流倜儻，才華橫溢，充滿活力，不免狂傲的共青團中文系教師支部書記裴家麟已是絕無蹤影!我不免想起阿Q臨刑前所唱的那一句“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二十年已經(jīng)過去，在我面前的，果真是另一條好漢么?

　　記得我們初相識，他才二十一歲，剛畢業(yè)就以優(yōu)異成績留北大中文系任教，我和家麟都師從王瑤先生，都喜歡浪漫主義，都欣賞李白的狂氣，都覺得我們真的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于是，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鼓舞下，我們策劃了一個中級學術刊物(策劃而已，并未成形)，意在促年輕一代更快登上文學研究的舞臺。好幾位青年教師都“團結在我們周圍”，包括當時的研究生黨支部書記，和進修教師黨支部書記也都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我們終于被“一網(wǎng)打盡”，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最惡毒”的“反革命集團”，家麟被作為集團的“頭目”被定為“極右派”，發(fā)配下鄉(xiāng)，監(jiān)督勞動，開除公職，開除黨、團籍，每月生活費人民幣十六元。那時，家麟的妻子正在生育第二個孩子，家里還有老母幼妹，妻子又僅僅是一個小小資料員，靠著這一點點生活費，我真不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能過得下去!然而，這日子畢竟過下去了，過下去的結果就是今天站在我面前的，黧黑、消瘦、面目全非的新的家麟!

　　家麟這二十年的遭遇我不想再說，也不忍再說。只說一點，其余皆可想見。他告訴我他被*在監(jiān)管“勞動教養(yǎng)”分子的茶淀農(nóng)場，在那里度過了大部分時光。在那“大躍進”、大饑饉的年代，他曾在饑餓難熬之時，生吃過幾只癩蛤蟆和青蛙；
他又告訴我，他的同屋，一個少年犯，養(yǎng)了一只蟋蟀，這是和少年一起抗拒孤獨的惟一伙伴，是他的最心愛之物。然而，有一天，這只蟋蟀竟然被同屋的另一個犯人活活嚼食了!少年哭著直往墻上撞頭，邊撞頭，邊喃喃：“活著還有什么勁，活著還有什么勁!”吃了蟋蟀的人跪在少年面前認罪，磕頭如搗蒜。我聽得心里直發(fā)毛，家麟冷冷地說，有什么辦法?這是饑餓!

　　幾經(jīng)周折，家麟終于在中央民族大學回到了教學崗位。誰能否認家麟這最后十八年生命的煥發(fā)和成果的輝煌呢?由于教學和科研的突出成就，許多別人夢寐以求的光榮稱號紛紛落在他的頭上，諸如北京市勞動模范、教書育人先進工作者等等。他的學術著作《李白十論》、《詩緣情辯》、《文學原理》先后獲得各種優(yōu)秀成果獎；
《文學原理》一書還被臺灣的出版社重印并推薦為大學教材。他編撰的《李白資料匯編》、《李白選集》，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國語言文學》合起來足有數(shù)百萬字。他為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開設了十余門課程，聽課學生時常擠滿了能容納二三百人的教室。他在學術界已享有崇高威望，除擔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和校學術委員會常委外，還擔任了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等學術兼職。對一個在*勞改環(huán)境中耗損了二十年，已是年近半百才開始重返學術生活的中年人來說，既無人際關系基礎，又無雄厚的學術底氣，要取得以上如此輝煌的成就，除了以心智、精力乃至生命為代價，再無別的途徑。他晝夜忙于教學和研究，急于補回失去的時間沒有時間去醫(yī)院，也不顧時常感到的隱約的病痛，任隨癌細胞在他的肺部和大腦中蔓延。他經(jīng)常是累了一盅一盅飲烈酒，困了大杯大杯喝濃茶，劣質煙草更是一支接一支灌進肺里。家麟終于在日以繼夜的勞累中耗盡自己。

　　然而，家麟實在去得太早了，他一定是懷著遺憾離開這個世界的。記得78年回北京不久，他曾送給我一首詩，題為

　　詠楓(仄韻)贈友人

　　凜冽霜天初露魄，

　　紅妝姹紫濃于血。

　　回目相望空相知，

　　衰朽叢中有絕色。

　　這首詩可以有許多不同層次的解讀，它似乎總結了我們的一生，回顧了我們的挫敗，贊美了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美好理想和滿腔熱血，也嘆息了青春年華的虛度和歲月不再；
然而最打動我的卻是最后一句：“衰朽叢中有絕色”!它意味著過去的艱難和痛苦并非全無代價，正是這些艱難和痛苦孕育了今天的成熟和無與倫比的生命之美!

　　后來，1996年夏，我將去澳大利亞逗留一段時期，行前曾去看他。他剛動過大腦手術，但精神和體力似都還健旺。我們相約等我回來，還要討論一些問題，特別是關于他的《文學原理》，我曾提過一些意見，我們都很希望能進一步深談。我們還計劃一起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以便可以有較多時間在一起。那時，雖然他的身邊并無親人，他的妻子已然早逝，他的兩個兒子在他手術后不久，也不得不返回他們承擔著工作的異國他鄉(xiāng)，但他并不特別感到孤獨，他的學生和徒弟*流守候在他身旁。所謂“徒弟”指的是他在茶淀農(nóng)場當八級瓦工時調教出來的幾個小瓦工，這時他們也都已是中年壯漢了。家麟和他這幾個徒弟的情誼可真是非同一般。記得我們剛從鯉魚洲五七干校回來時，所住平房十分逼促，朝思暮想，就是在院子里搭一個小廚房，以免在室內(nèi)做飯，弄得滿屋子嗆人的油煙。但在那個年月，磚瓦木石，哪里去找?勞動力也沒有!家麟和我第一次見面，得知我的苦惱，就說這不成問題!果然那個周末，來了四個彪形大漢，拉來一車建筑材料。他們聲稱自己是家麟的徒弟，不到半天。小廚房就蓋好了，他們飯不吃，酒不喝，一哄而散，簡直像是阿拉丁神燈中的魔神，用魔力創(chuàng)造了奇跡!這幾個徒弟每年都要來給師傅拜年，還常來陪師傅喝酒。家麟住院后，他們守候在家麟的病床前，日日夜夜!他的研究生對他之好，就更不用說了。我于是放心地離開，去了澳大利亞。

　　1996年冬天回來，正擬稍事休息就去探望家麟，沒想到突然傳來噩耗：1997年1月9日，家麟竟與世長辭!家麟的同班同學石君(他很快即追隨家麟而去，也是癌癥。愿他的靈魂安息)給我看家麟寫的最后一首詩，題目也是贈友人，這是他最后在病室中寫成的，是他的絕筆。詩是這樣：?

　　病榻夢牽魂繞因賦詩寄友人?

　　不見驚鴻良可哀，

　　揮兵百萬是庸才。

　　傷心榻上霜楓落，

　　何處佛光照影來?

　　他是多么不甘心就這樣撒手人寰啊!我總覺得這首詩意蘊很深，一時難以參透!只有第三句，我想是表白了他深深地遺憾，遺憾那在寒霜凜冽中鑄就，眼下正在蓬勃展開的艷麗紅楓終于過早地、無可挽回地萎落!這蓬勃，這艷麗將永不再來!然而，就在此時此刻，他仍然渴望著新的生機，渴望著那不可知的“佛光”或許能重新照亮他的生命!這“佛光”是不是就是第一句詩中所說的、一直盼望著的“驚鴻”呢? 這“驚鴻”始終未能出現(xiàn)，使他深深的痛苦和悲哀。惟有第二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揮兵百萬是庸才”，是說我們的國家曾經(jīng)十分強大，曾經(jīng)有過極好的機遇，卻因指揮不當而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災難？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本應一展雄才，力挽狂瀾，卻個個庸懦，俯首就戮? 啊!家麟，在這生命的最后時刻，你究竟想說一點什么? 想總結一點什么? 想留下一點什么?

　　1997年1月9日，聰明睿智、熱情奔放，與人肝膽相照的“川中才子”，“四川好人”裴家麟從此永逝。他未能如我們曾經(jīng)相約的，高高興興地一起進入21世紀。生活曾為他鋪開千百種可能：他可能成為偉大的詩人，成為劃時代的文學史家，成為新興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建者，也可能成為真正不朽的戰(zhàn)士。

　　然而，“傷心榻上霜楓落”，家麟從此永逝!

　　50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第一位研究生朱家玉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橋邊，那幾塊發(fā)暗的大青石嗎?那就是我和她經(jīng)常流連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調整，我和她一起大學畢業(yè)，一起從沙灘紅樓搬進燕園，她當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個研究生，我則因工作需要，選擇了助教的職業(yè)。我們的生活又忙碌，又高興，無憂無慮，仿佛前方永遠處處是鮮花、芳草、綠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間被稱為“體齋”的方形閣樓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從書本里揪出來，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會兒，或是沿著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難忘的是我們這兩個南方人偏偏不愿放棄在冰上翱翔的樂趣，白天沒空，又怕別人瞧見我們摔跤的窘態(tài)，只好相約晚上十一二點開完會(那時會很多)后，去學滑冰。這塊大青石就是我們一起坐著換冰鞋的地方。我們互相扶持，蹣跚地走在冰上，既無教練、又無人保護，我們常常在朦朧的夜色中摔成一團，但我們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無邊無際的快樂從心中滿溢而出，彌漫了整個夜空。

　　她是上海資本家的女兒，入黨時很費了一番周折。記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們正在熱火朝天地學習文件，準備開赴土地改革最前線。她的父親卻一連打來了十幾封電報，要她立即回上海，說是已經(jīng)聯(lián)系好，有人帶她和她姐姐一起經(jīng)香港，去美國念書，美國銀行里早已存夠了供她們念書的錢。她好多天心神不寧，矛盾重重。我當然極力慫恿她不要去，美國再好，也是別人的家，而這里的一切都屬于我們自己，祖國的山，祖國的水，我們自幼喜愛的一切，難道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戀么? 我們一起讀馬克思的書，討論“剩余價值”學說，痛恨一切不義的剝削。她終于下定決心，稍嫌夸張地和父親斷絕了一切關系。后來，她的父親由于憤怒和傷心，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現(xiàn)極好，交了許多農(nóng)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婦都非常喜歡她。土改結束，她就作為剝削階級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黨。

　　農(nóng)村真的為她打開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一心一意畢生獻身于發(fā)掘中國偉大的民間文學寶藏。當時北大中文系沒有指導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師范大學的鐘敬文教授為師。她學習非常勤奮，僅僅三年時間就做了幾大箱卡片，發(fā)表了不少很有創(chuàng)見的論文。直到她逝去多年，年近百歲的鐘敬文教授提起她來，還是十分稱贊，有時，還會為她的不幸遭遇而老淚潸然。

　　她的死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謎。我們最后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拱橋頭的大青石邊。那是1957年6月，課程已經(jīng)結束，我正懷著我的小兒子。她第二天即將出發(fā)，渡海去大連，她一向是工會組織的這類旅游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她遞給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凈凈的舊被里、舊被單，說是給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說她大概永遠不會做母親了。我知道她深深愛戀著我們系的黨總支書記，一個愛說愛笑，老遠就會聽到他的笑聲的*員。可惜他早已別有所戀，她只能把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為此獻出一生。這個秘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當時，我猜她這樣說，大概和往常一樣，意思是除了他，再沒有別人配讓她成為母親罷。我們把未來的孩子的未來的尿布鋪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賞著波動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陽的余輝。直到許多許多年以后，我仍不能相信這原來就是她對我、對這片她特別鐘愛的湖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周圍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別式，這是永遠的訣別!

　　她一去大連就再也沒有回來!在大連，她給我寫過一封信，告訴我她的游蹤，還說給我買了幾粒非常美麗的貝質鈕扣，還要帶給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沒回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誰也說不清楚。人們說，她登上從大連回天津的海船，全無半點異樣。她和同行的朋友們一起吃晚飯，一起玩橋牌，直到入夜11點，各自安寢。然而，第二天早上同伴們卻再也找不到她，她竟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人世，永遠消失，全無蹤影!我在心中假設著各種可能，惟獨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盡!她是這樣愛生活，愛海，愛天上的圓月!她一定是獨自去欣賞那深夜靜寂中的絕對之美，于不知不覺中失足落水，走進了那死之絕對!她一定是無意中聽到了什么秘密，被惡人謀殺以滅口；
說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現(xiàn)的潛水艇，將她劫持而去；
說不定是有什么星外來客，將她化為一道電波，與宇宙永遠冥合為一！

　　這時，“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們竟給她下了“鐵案如山”的結論：頑固右派，叛變革命，以死對抗，自絕于人民。根據(jù)就是在幾次有關民間文學的“鳴放”會上，她提出黨不重視民間文學，以至有些民間藝人流離失所，有些民間作品湮沒失傳；
她又提出五四時期北大是研究民間文學的重鎮(zhèn)，北大主辦的《歌謠周刊》成績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卻不重視這一學科。不久，我也被定名為“極右分子”我的罪狀之一就是給我的這位密友通風報信，向她透露了她無法逃脫的，等待著她的右派命運，以至她“畏罪自殺”，因此我負有“血債”。還有人揭發(fā)她在大連時曾給我寫過一封信(就是談到美麗鈕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領導“勒令”我立即交出這封信，不幸我卻沒有保留信件的習慣，我越是憂心如焚，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來，信越是交不出來，人們就越是懷疑這里必有見不得人的詭計!盡管時過境遷，轉瞬50年已經(jīng)過去，然而如今驀然回首，我還能體味到當時那股焦灼和冷氣之徹骨!

　　1981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朋友突然帶來口信，說普林斯頓某公司經(jīng)理急于見我一面，第二天就會有車到我住處來接。汽車穿過茂密的林蔭道，駛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著入時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來，我驚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長眠的女友!然而不是，這是1951年遵從父命，取道香港，用資本家的錢到美國求學的女友的長姊。她淚流滿面，不厭其詳?shù)叵蛭以儐栍嘘P妹妹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我能說什么呢?承認我勸她妹妹留在祖國勸錯了嗎?訴說生活對這位早夭的年輕*員的不公嗎?我甚至說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訴她我的女友如何愛山，愛海，愛海上的明月，愛那首詠嘆“滄海月明珠有淚”的美麗的詩!如今，她自己已化為一顆明珠，浮游于滄海月明之間，和明月滄海同歸于永恒。

　　農(nóng)民的寵兒施于力

　　人們常說“因禍得福”，真是言之不虛！我來到接受監(jiān)督勞動指定的地點——崇山峻嶺腳下的東齋堂村。我被安排和四位女下放干部睡在一個炕上。雖然我被擠到炕席邊上一條窄得不能再窄的凹凸地帶，但仍然使她們感到比以前擁擠；
況且深更半夜，我常不得不窺見她們正在做的不愿別人得知的事情！例如一個月黑夜，她們背著大背簍進門的聲音驚醒了我。原來她們向村民收購了一批核桃，正倒在地上，用錘子砸出核桃仁，準備春節(jié)帶回家。下放干部向村民買東西是絕對禁止的，雖然我假裝入睡，但她們對我還是深感不便。過了幾天，我就被“勒令”搬到農(nóng)民家中，進一步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從此開始了一年多和大娘、大爺同住一個炕上的幸福生活。

　　這三間向陽的南屋，是從地主家分來的，溫暖而明亮。對面的北屋卻是又冷又暗，原是存放農(nóng)具的去處，施于力和其他三個右派學生就住在這里。施于力以其博學多才、思維敏捷留任中文系助教，為時不過1，2年。他以他的熱忱助人，活潑歡快，很快就被選為工會文體委員，又以他的機智幽默，能言善辯，所到處總是讓人笑聲不斷，而有“活寶”之稱。他的父親是20年代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施于力時常宣揚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大于馬克思主義，而且說，你沒看見嗎？大作家巴金的名字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祖師爺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首尾二字，足見他對無政府主義的崇拜。他太愛開玩笑，太愛出奇制勝，太愛故作驚人之語，反右開始不久，他就被劃為右派，又因“拒不檢討，死不認罪”最終被定為“極右派”。如今，他被當作“敵人”監(jiān)督勞動，但仍然身強力壯，愛干活，愛說笑。老鄉(xiāng)們都很喜歡他。哪家有干不了的活兒都喊他去干，哪家有好吃的東西也都喊他去吃。尤其是和我同睡一炕、無兒無女的韓大爺和韓大媽更是把我們兩當作自己的親生兒女。每月，當應交售的雞蛋完成定額之后，大媽總會把我們叫到一塊，用交售剩下的雞蛋讓我們吃上一次八、九個雞蛋的大餐，有時還加上不知哪里弄來的粗面粉，給一人做一個大雞蛋餅。

　　初春耩地時節(jié)，就是施于力和我最快樂的時光。東齋堂地處山溝之中，沒有平坦成片的田野，只有在大山邊上開墾出來的狹長的小片土地。所謂耩地就是在已經(jīng)平整好的松軟土地上，用一種特殊的“簍犁”剖開土面，將谷子播種到地里。這是幾千年前中國就已經(jīng)使用的農(nóng)業(yè)技藝。韓大爺總喜歡叫著施于力和我去大山里。干活兒時，施于力走在最前面，充當牲口的腳色，拉著犁往前走（這個活兒一般用小毛驢，大牲口會踩壞土地，還轉不過彎，人，當然更靈活）；
韓大爺走在中間，扶著簍犁，邊走邊搖，將簍里的谷種均勻地撒播在同時開出的犁溝中；
我走在最后面，用齒耙輕輕蓋上和壓緊犁溝面上的浮土。我們?nèi)�人就這樣走過來，走過去，踏著又松又軟的泥土，傾聽著山間的鳥鳴，呼吸著松樹和剛抽芽的核桃樹散發(fā)出來的清香，忘卻了人世間的一切煩惱。韓大爺怕我們累，休息時間總是很長。這時，他坐在樹蔭下抽一袋煙，我躺在地頭小草上，享受著溫暖的陽光和大自然的靜謐；
施于力則跑來跑去，搜尋著松鼠藏在樹洞里的核桃和遺留在地里的白薯頭，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偶有所獲，就快樂地呼喚，即使是一個核桃，也是三人分而食之。

　　轉瞬到了收獲核桃的季節(jié)。核桃是山村的主要出產(chǎn)，上山打核桃更是一年的重要農(nóng)活。施于力年青，身手矯健，又善于爬樹，自然成了收核桃的主力。這天，是個大晴天，我們生產(chǎn)小隊來到很偏遠的一座山坡，大家都很高興，用長竿晃悠著地上夠不著的核桃，歡聲笑語，一片喧嘩。施于力興高采烈地爬上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核桃樹，用竿子撥弄更高枝葉上的核桃，但樹梢太高了，仍然夠不著。他又登上一根更細更高的樹干，樹干直搖晃，仿佛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老隊長在樹下疾呼：“下來！快下來！”話聲未落，咔嚓一聲，施于力已從樹梢上摔了下來！可憐的施于力，臉色蒼白，四肢癱軟，人事不知！眾人七手八腳，好不容易將他抬出山外，放倒在那間陰冷屋子的炕上。老隊長說要是抬到山外的區(qū)衛(wèi)生院，百余里山路太顛簸，恐怕病人受不了，就專門派了一個人去衛(wèi)生院，想請一個醫(yī)生來。等到快半夜，派去的人回來說，衛(wèi)生院領導一聽是個右派，就說大夫已下班，不能為一個右派去大夫家找人加班，況且東齋堂在山里，不通車，夜里無法走，明天再說！第二天等了一天，仍然不見大夫的蹤影！好些老鄉(xiāng)給施于力送來雞蛋、芝麻等食品，但施于力還是不吃不喝，昏睡不醒。一直到傍晚，看來等大夫是沒有希望了！老隊長說最嚴重的是一天一夜不曾小便，再拖下去，只怕會中毒，太危險！他決定走6、7小時的山路，到更深的深山里去請一位高人！這是他的一個老朋友，70余歲了。據(jù)說醫(yī)術十分高明，有家傳奇技，治愈過無數(shù)跌打損傷的病人。夜深了，我一直守候在施于力身邊。他呼吸微弱，肚子從薄薄的衣服中鼓起。我多么希望他能哪怕是蘇醒一分鐘，喝一口水，有一點小便！我唯恐錯失這樣的機會，一分鐘也不敢閉眼！心里想著無論如何應該將他送進醫(yī)院！

　　天剛蒙蒙亮，老隊長從深山里回來，領著一個白胡子飄逸，鶴發(fā)童顏的老者。他們把施于力翻過身來，脫去上衣，在他的脊柱兩旁用很長的針扎了4針，然后用一根短針在他的腰部插進皮膚，斜著往外挑，環(huán)腰挑了幾十針，挑出一些灰白色約2、3厘米長，類似短線頭的東西。我看得目瞪口呆! 這是什么？是人的神經(jīng)嗎？是寄生蟲嗎？是什么分泌物嗎？不到一小時，這些莫名之物在我拿著的小碗中就裝滿了小半碗。這時，施于力發(fā)出了一聲長長的嘆息，睜開了眼睛，大量小便濕透了被褥和炕席！我立即用我的被褥替他換上，清洗干凈，在炕上烘干。接著，施于力吃了一小碗小米粥，一小碗雞蛋羹。第三天，施于力完全復原，又開始了和過去一樣的生活！對于多年深受科學精神熏陶的我來說，如果不是親眼目睹，我是絕對不會相信施于力被治愈的奇跡！老隊長告訴我，這叫“挑白毛痧”，是民間絕藝，眼下已經(jīng)沒有幾個人會操作了！

　　不管怎樣，施于力總算撿回了一條性命！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后�！�。1961年末，北大在齋堂公社創(chuàng)建的干部下放點和“右派”勞動監(jiān)督站全部撤離。許多“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或到更邊遠的農(nóng)場勞動。施于力和我卻幸運地被允許返回北大，恢復公職。據(jù)我所知，周圍被“監(jiān)督勞動”的北大“極右派”，好像只有他和我得到這樣的“榮寵”。有人說這完全是因為領導征求意見時，貧下中農(nóng)為我們兩人說盡了好話！回到北大后，我們這樣的人當然不能再直接面對學生，以免向他們“放毒”，因此被分配到中文系資料室。我的工作是為上課教師的文言教材作詳細注釋；
施于力則被分配作一些油印資料等打雜的事。我們毫無怨言，以為可以心安理得地過一段平靜的日子。然而，事與愿違，當一切都已安定下來，施于力突然接到一紙調令，說是為了支援邊疆教育事業(yè)，他必須立即返回故鄉(xiāng)——云南，到箇舊第一中學報到。至于我，由于反對“三面紅旗”，“右派翻天”，又遭遇了新的不幸。

　　施于力就這樣走了，沒有留下一個字，一句話。他是一個狂傲之人，不屑于去求人，去“運動關系”，甚至連調動的原因他都沒有去打聽！后來，就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再后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聽說他這個“極右派”，由于“死不認罪”，被擊斃于紅衛(wèi)兵的亂棍之下。

　　我的三個密友，就這樣以不同的方式各自走完了他們短暫的人生！50年過去了，新時期開始，他們都被證明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兒女。

　　愿他們的靈魂安息！

　　于北京大學朗潤園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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