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通過和平共處，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的周邊環(huán)境，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外交面臨的重大課題，對日政策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將以對日政策為中心考察新中國外交。

　　〔關鍵詞〕50年代中期；
中國外交；
對日政策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經(jīng)受了朝鮮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國內政權鞏固、國際威望提高，開始轉入大規(guī)模經(jīng)濟建設時期。相對穩(wěn)定的國內外環(huán)境，使中國領導人有可能以較長遠、較寬廣的視野來思考如何在一個落后的中國盡快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有關發(fā)展和安全的各種問題。探索由毛澤東倡導，主要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領域進行，外交也是一個重要方面。①當時中國外交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為剛剛起步的國內經(jīng)濟建設提供外部和平環(huán)境：進一步維護國家安全；
突破美國的遏制；
發(fā)展對外關系；
抓住有利時機推進對日工作，促使中日關系從民間向更高層次發(fā)展，是其中重要內容之一。

　　一、對日政策：方針、機構和措施

　　經(jīng)過對日本國內形勢和東亞地區(qū)局勢的認真分析，鑒于中日民間外交出現(xiàn)良好發(fā)展勢頭，中共中央認為客觀上存在改善中日關系現(xiàn)狀的可能性，應抓住有利時機，積極開展對日工作，發(fā)展經(jīng)貿關系，提升政治關系。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對日工作，爭取實現(xiàn)中日關系正�；�，并提出了分為五階段的工作設想：（1）日本國會大選和新內閣成立后，與日方談判擴大中日經(jīng)貿交流事宜，爭取設立30人左右、包括經(jīng)貿和文化的駐日機構；
（2）與日方企業(yè)協(xié)商中國出口礦石、大豆、糧食、煤炭等資源產(chǎn)品，進口機械、鋼鐵、日用等工業(yè)產(chǎn)品，每年2億美元的民間貿易問題；
（3）締結官方認可的民間通商協(xié)議；
（4）締結互不侵犯友好協(xié)定；
（5）堅持以民促官，以經(jīng)濟促政治的基本方針②。從而確定了對日政策的大政方針和工作任務，開始了積極發(fā)展中日關系的對日外交新階段。

　　如何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政策設想落實為更具有操作性的策略措施呢？時任中聯(lián)部部長兼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的王稼祥建議，把周恩來近來會見日本客人的談話摘要發(fā)表出來，以指導對日工作，使國內外加深了解我國對日政策。

　　但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認為，這幾次談話并未全面闡述中國對日政策，他建議由王稼祥主持起草一個完整全面的對日政策文件。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王稼祥召集中央各部門對日工作的負責同志，用一個月的時間起草成文件，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3月，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

　　文件分析了日本吉田內閣下臺的原因，及其與鳩山新內閣的外交政策異同等國內政治狀況，提出了對日基本政策：（1）反對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復活軍國主義，要求美國撤出日本；
（2）根據(jù)平等互利的原則改善中日關系，爭取逐步達成外交關系正�；�；
（3）爭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
（4）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改變對華政策，孤立美國；
（5）間接支持日本人民反對美國和要求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
最后確定了貿易、漁業(yè)、文化交流、議會間往來、在華日僑和侵華戰(zhàn)犯、關系正常化、輿論宣傳等各方面的對日工作計劃；
并決定現(xiàn)在不宜提出戰(zhàn)爭賠償和結束戰(zhàn)爭狀態(tài)的問題。①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份最全面、最完整的對日政策文件，它詳盡地規(guī)定了對日政策的各個方面，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qū)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fā)展兩國人民友好關系，推進中日關系發(fā)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

　　為加強對外交工作的集中領導，中共中央成立了外事領導小組，國務院成立外事工作委員會，陳毅、廖承志分別任正副組長、正副主任。外工委下設日本組，先后由楊正和王曉云任組長。早在1952年，為接待第一批訪問新中國的日本客人，中共中央即決定成立以孫平化為首的接待組。通過接待日本客人，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成立專門機構開展對日工作，決定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由廖承志主管對日工作，在北京飯店設立“廖承志辦公室”，趙安博、孫平化、王曉云、肖向前等成為以“廖辦”為中心的“對日工作班子”的骨干成員。②1955年以后，日本組人員相對固定，主要來自：中聯(lián)部、外交部、外貿部、僑委、貿促會、對外友協(xié)、外交學會、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廣播事業(yè)局、新華社及各新聞單位等。他們平時在本部門從事對日工作，需要開會討論、研究對日方針政策時，由日本組召集，廖承志主持，各部門涉日工作干部參加，就對日工作、日本政治經(jīng)濟形勢等問題交換意見，“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達，下情可以迅速上報，會議的決定可以落實到行動，行動中遇到的問題可以及時解決的制度”。日本組在廖承志直接領導下，集思廣益、分工協(xié)作，在為中央決策提供背景資料、政策建議，貫徹中央對日政策，指導各部門對日工作，落實“民間外交”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巴廪k日本組召集的會議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對日工作班子，雖然不是正式的組織系統(tǒng)，也沒有正式的機構名稱，但是與會者都能基于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對于周總理親自關懷日本工作和制定對日政策的崇敬和愛戴，對廖承志領導藝術的心悅誠服，對從事對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榮感，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機制，這個機制既能體現(xiàn)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對日方針，又富于行動和實踐，從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發(fā)揮各部門的對日工作力量�！雹蹏鴦赵簽楦�好協(xié)調各部門的對日工作，于1955年12月成立對日工作委員會，郭沫若任主行，廖承志任副主任主持常務工作，陳家康、王蕓生任副主任，委員有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南漢宸、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雷任民、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以及中宣部、統(tǒng)戰(zhàn)部、外交部、外貿部、文化部和外交學會等多個單位的22人，主要職能為：調查研究日本問題，提出對日的政策建議和工作計劃。④這樣就形成了兩套職能有所不同的“對日工作班子”，或稱為“對日工作機制”，前者以措施擬定、政策實施為主，后者為政府的咨詢協(xié)調機構。

　　為推進中日相互了解，中共中央領導人親自接見日本各界人士，宣講中國對日政策。1955年10月15日，毛澤東會見了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全體成員，就中日關系和國際問題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指出：今天來的客人是我們的左鄰右舍，是很接近的一個鄰舍。日本朋友到中國來，從你們家里到我們家里來看一看，我們應該感謝。①“中日關系的歷史是很長的，……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應該忘記，因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從法律上說，中日就是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但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要求雙方“應盡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②，親自向日本朋友表達了中國政府改善中日關系的愿望。

　　同年1月23日，周恩來與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xié)會會長村田省藏進行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會談。村田提出：（1）蘇共或中共是否有指示日共在日本國內進行破壞交通和顛覆政府的活動？（2）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為何以日本為假想敵國，使日本人民深受沖擊？（3）贊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如果日共在蘇共或中共指示下破壞國內社會秩序，是否意味著蘇、中干涉日本內政？（4）日本為重建經(jīng)濟，需要美國的資金援助，但這并不等于日本就是美國的附庸，因為國外資金不是用于軍國主義復活，而是用于經(jīng)濟復興；
（5）日臺締結“和約”時，日本尚被美國占領，不能依據(jù)自由意志進行外交，且對新中國抱有“危懼感”③。這樣坦率地提出問題，反映出日本各界人士對新中國尚存疑慮，希望通過直接對話加深對中國的了解。為增進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信任，周恩來詳盡地解答了以上問題：（1）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日本也完全適用”；
（2）中蘇條約不是威脅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對外發(fā)展和平友好關系，則該約對中日關系正�；�不僅不會有任何障礙，反而會大有益處”；
（3）中日之間應平等互惠，“以前日本對待中國是不平等的，但這已成為過去，中國不會對日本進行報復”。周恩來明確闡述了新中國謀求中日友好的對日政策。對于周恩來“率直而明快的回答”，村田“心情很好”，誠懇地表示回國后要把周總理的話轉達給對新中國抱有偏見和疑慮的日本政府和國民。村田還提出：（1）中國派遣約30人組成的代表團赴日簽訂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xié)定；
（2）兩國互辦展覽會；
（3）將來如條件成熟，互設常駐貿易機構和代表；
（4）“從經(jīng)濟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的往來、民間團體的對話開始”推進中日關系。這一構想與中方“積累、漸進”的“民間外交”政策基本一致，周恩來表示贊同，認為雙方互辦展覽會“既可以各得所需，又可以通過交易增進友好關系”；
互設常駐貿易代表是個“很好的想法”，建議雙方基于“平等互惠的立場”研究并實施，而且高瞻遠矚地指出：“這是正�；�的開端”，為民間外交指明了發(fā)展方向。村田回國后親自向鳩山首相匯報訪華成果，轉達中國對日政策，得到鳩山首相支持，日本政府隨即放松了對中日經(jīng)貿關系的管制④。中日兩國之間的理解和溝通，為發(fā)展中日關系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

　　中國政府對日工作的力度隨中日民間關系的進展而逐漸加大。1955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日本新聞廣播界代表團時表示：歡迎鳩山首相訪華，如果首相本人來不了，也可以派代表來，以此作為中日邦交正�；�的開端。只要依據(j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或亞非會議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中日兩國關系就能夠正�；�”。在中日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的情況下，直接邀請日本首相訪華，應該是比較特殊的政策行為，反映了中方推進中日關系的真誠和熱情。同時，周恩來針對日方“中國急于改善對日關系”的說法指出：“問題不在于誰急誰不急，而在于應不應該促進中日兩國關系正�；�。中國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進中日兩國關系，是因為這樣做對中日兩國人民有利，對遠東和世界和平有利”。當日方提出對中日關系正常化來說，廢除“日臺和約”不一定是前提，也可以是目標或結果時，周恩來回答說“大體上可以這樣理解”⑤。這使日本政府無需提前“廢除”、只需自然終止“日臺和約”，減輕了對國內外進行說服工作的難度。這是中國政府在阻礙中日關系正�；�的最大問題上，充分考慮到日方的現(xiàn)實處境而作出的極大讓步。根據(jù)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談話精神，中國媒體開始為推進中日關系正�；�做輿論準備工作�！度嗣袢請蟆酚�1955年10月19日和11月20日先后發(fā)表《努力促進中日關系正�；�》、《為建立中日友好睦鄰關系而努力》的社論指出：隨著戰(zhàn)后十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感情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在和平共處的原則的指導下恢復正常關系”①。從1954年11月5日天津《大公報》發(fā)表《中日兩國人民當然應該友好》一文，到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爭取早日恢復中日邦交》的評論員文章，3年間中國各大報一共發(fā)表有關中日關系的文章11篇，其中《人民日報》社論8篇。這些文章強調指出：“在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問題上，決定性的關鍵在于日本政府的態(tài)度。”②因為隨著中日民間經(jīng)貿交流的展開，日本政府限制性政策的阻礙越來越大，只有建立官方關系，才能為繼續(xù)推進民間外交提供有利環(huán)境。由此，“以民促官”的對日工作進入到努力從“民間層次”向“政府間關系”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刻。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國外交部通過外交渠道謀求與日方對話，以建立官方聯(lián)系。1955年8月17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沈平奉命致函日本駐日內瓦總領事田副景一：“為促進中日兩國關系的正�；�，并有助于國際局勢的繼續(xù)和緩，中國政府認為中日兩國政府有必要就兩國貿易、雙方僑民、兩國人民互相往來和其它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商談。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樣愿望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同日本政府派遣的代表團在北京舉行會談”③。但田副景一8月29日和10月20日的兩次回函中，只希望中國政府以人道主義精神解決在華日僑和戰(zhàn)犯問題，對中方的建議未置可否。10月3日，周恩來會見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時親自呼吁以中日“無條件”實現(xiàn)邦交正�；癁槟繕斯餐�努力，先通過兩國駐日內瓦總領事進行會談，然后逐步升格為大使級會談，商討涉及兩國關系的一切問題。日本駐香港人員認為“對于急欲擴大與中共貿易的日本來說，……周恩來的建議確實太有誘惑力了”④。11月4日，沈平奉命再次致函田副景一，表示“中國政府認為，中日兩國政府就促進兩國關系正�；�的問題進行商談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并相信如果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樣的愿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現(xiàn)兩國關系正�；�的途徑是可以找到的，僅兩國僑民的歸國或來往問題，就足以證明實現(xiàn)中日關系正�；�的迫切性”，建議日本政府派代表來北京商談。但日方仍未予任何回應。

　　二、對日政策：動因和困難

　　中國政府在50年代調整對日政策，推進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國際和平。1953年6月朝鮮停戰(zhàn)前后，中國領導人將積極爭取緩和國際形勢作為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毛澤東指出：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簽字，是整個和平民主陣營在爭取和平、制止戰(zhàn)爭的努力中所獲得的重大成就，有助于整個世界形勢開始緩和。⑤周恩來也認為：“今天國際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與戰(zhàn)爭問題”，中日關系正常化有利于中日兩國人民，有利于遠東和世界和平⑥。1954年，中國政府為妥善處理同印度、緬甸的關系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后將其適用范圍擴大到處理同其他國家的關系上，使之成為中國外交史上最經(jīng)得住時間考驗、最為世界各國所認同的外交理念�！度嗣袢請蟆�1955年12月2日社論指出：“為了遠東和平的利益，為了使日本能夠在亞洲發(fā)揮積極作用”，中蘇兩國對日關系的不正常狀態(tài)“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日本同中國、蘇聯(lián)的關系如何，是日本是否愿意在亞洲大家庭中同其它國家和平共處的標志”⑦。因此，發(fā)展中日關系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周邊安全環(huán)境的需要。

　　2.經(jīng)濟建設的需要。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需要一個有利于國內經(jīng)濟建設和與各國進行經(jīng)貿往來的外部和平環(huán)境。

　　3.調整對日政策的客觀可能性。50年代前期中日民間經(jīng)貿交流和人員往來發(fā)展，鳩山和石橋兩屆內閣積極展開自主外交，改善對華、對蘇關系，使中日、蘇日關系緩和，為中國政府調整對日政策、開展對日工作，提供了客觀上的可能性。

　　4.配合對蘇外交。新中國奉行對蘇“一邊倒”的外交總方針，對外政策與蘇聯(lián)保持戰(zhàn)略一致。1954年10月12日，中蘇發(fā)表對日政策聯(lián)合聲明，表示愿意促進對日關系的正常化。12月，中共中央即決定加強對日工作。1955年1月，毛澤東接見赴任前的駐蘇大使劉曉，強調了在對外政策方面與蘇聯(lián)配合的問題①，因此對日政策配合蘇聯(lián)也是題中應有之意。蘇日在英國倫敦開始外交談判后，中國也將準備對日談判一事通報給蘇方。周恩來于9月29日通報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中國打算……要日本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問題�！雹�1956年12月12日，蘇日發(fā)表宣言，宣布兩國關系正�；�，中方更有理由認為中日關系正�；�的順理成章。在中蘇日三邊關系框架里，周恩來看到“在正常關系的樹立方面，也許日蘇要（比日中）容易”。日本外務省也認為中方“所言與日本樹立正常關系之事，是中蘇兩國對日政策的一環(huán)”③。中蘇兩國在對日政策上進行充分而密切的協(xié)調與配合是顯而易見的。

　　5.促進中日關系發(fā)展。中日民間交往雖有較大進展，“但由于中日邦交沒有恢復，所有這些問題只能在民間團體的水準上解決，而且在實行過程中還常常受到各種阻撓。所以在中日兩國政府之間進行外交談判，促進兩國關系正�；�，是進一步解決兩國之間存在的各種問題的重要關鍵”④。推進中日間政府關系的發(fā)展因此成為當時中國對日政策的主要目標。

　　6.建立反對美帝聯(lián)合陣線。中國領導人50年代的對日觀有一個轉變過程。1952年，毛澤東為慶祝抗日戰(zhàn)爭勝利七周年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認為：“現(xiàn)在，當著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活，日本侵略勢力又重新抬頭的時候，中國與蘇聯(lián)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共同制止日本和其他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保衛(wèi)東方與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證�！庇捎诿绹�操縱片面對日和約與非法日臺“和約”，中國政府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持有高度警惕，準備依靠中蘇同盟回擊任何軍事威脅。但到1954年毛澤東的對日觀已有所變化。他在8月24日會見英國工黨訪華團時提出，“過去日本統(tǒng)治過中國，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
對日戰(zhàn)爭后，美國又代替了日本，……過去是日本人的問題，現(xiàn)在是美國人的問題”，美國的目標“首先是占據(jù)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帶”，斗爭矛頭集中對美，把日本視為受美國控制的中間地帶，意味著對日政策將立足于“拉”。10月19日，他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指出“現(xiàn)在連日本都受欺負了”。12月1日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更明確指出“現(xiàn)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于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tài)度”。

　　1955年2月12日，毛澤東、劉少奇在祝賀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五周年的電報中，強調美國“到處推行戰(zhàn)爭政策，制造國際緊張局勢”及其“在臺灣地區(qū)對中國的侵略行為和戰(zhàn)爭挑釁，這是對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而對日則表示“中蘇兩國愿同日本建立正常關系，并積極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獨立發(fā)展和國際合作的道路”⑤。對日、對美政策已明顯不同。周恩來1956年8月19日會見以遠藤三郎為首的日本前軍人訪華團時說：“美國現(xiàn)在壓迫和干涉我們，也壓迫和干涉你們，我們應共同消除這種壓迫�！雹尴Ｍ�中日人民聯(lián)合起來，共同打破美國的亞太霸權，以維護中國安全和地區(qū)穩(wěn)定。

　　國際反帝斗爭的需要使中國對日基本認識轉變，對日政策從打倒美日反動派轉為爭取中日關系正�；�，以阻止美國控制中間地帶，打破美國對華戰(zhàn)略遏制、經(jīng)濟封鎖和政治孤立。但發(fā)展雙邊關系須有雙方的意愿和行為，只有日本政府改變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方推進中日關系的戰(zhàn)略構想才有付諸實施并取得成功的可能。

　　遺憾的是，日本政府對中方的努力不僅不予回應，反而公然否認。1956年2月3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國會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竟然說：“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從共產(chǎn)黨中國接到任何要求恢復外交關系的正式建議。”①矢口否認中方為中日關系正�；�所做出的多次努力。實際上，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內作為“機密文件”保存有沈平致田副景一的全部信件。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罔顧國家信義的做法既失望又憤怒，于同年2月11日公布了雙方外交官在日內瓦來往的所有信件；
《人民日報》2月14日也發(fā)表觀察家文章，嚴厲駁斥了日本政府的謊言②。

　　日本政府之所以對中國恢復雙方關系正�；�的建議不予回應，主要原因在于其唯美是從的外交方針。中日關系“并不僅僅是日中關系，還涉及到日美關系的發(fā)展”，中美對立使中日關系的任何變化都不免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制約。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伊關裕二郎在致外務省的報告中分析說，中國急于實現(xiàn)對日關系正�；�的目的“其實與蘇聯(lián)是一樣的，即促使日本在東西兩大陣營之間中立化，以此來分散自由國家在遠東的力量，特別重要的是它可以粉碎前一階段盛傳的中（臺灣當局）、日、韓三國結成東北亞聯(lián)盟的計劃”③。這一看法大體上代表了日本官方的主流意見，即把中方對日政策建議視為分化瓦解日美同盟的策略。中國也很清楚，阻礙中日關系正�；�的“是外來障礙，更明確的說，是來自美國的阻撓”④，推進中日關系正�；�在客觀結果上也有緩和對美關系、分化反華同盟、改善國際環(huán)境的策略意圖。周恩來會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指出：“我們的想法是先從中日兩國人民進行國民外交，再從國民外交發(fā)展到半官方外交，這樣來突破美國對日本的控制�！雹莸珕栴}在于，日本政府置日美同盟利益于首位，不能從本國根本利益出發(fā)思考和處理中日關系，“惡意”揣度中方意圖為短期性謀略，甚至采取公然撒謊的下下之策，放棄了推進中日關系正�；�的一次機會。

　　但中國畢竟與日本一衣帶水，有著不容忽視的地緣政治經(jīng)濟關系，日本政府對于中國的動向極為關注，利用各種渠道搜集有關情報。僅由外交系統(tǒng)收集、并保存于外交史料館的就有：《現(xiàn)階段中共的對日政策———郭沫若的中日互不侵犯法》、《關于中共呼吁樹立對日友好外交關系的天津大公報社論之件》、《關于中共對日關系正�；瘑栴}的文匯報社論之件》、《論述日本和中國恢復正常關系的人民日報的社論》、《時代報評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締結日中友好條約的周恩來提案》、《關于對中共方面恢復邦交提案的報道之件》等多份文件⑥。

　　三、新中國外交與對日政策

　　50年代是中國共產(chǎn)黨奪取全國政權后，逐漸認識國際社會，形成國際戰(zhàn)略和外交理念，探索外交方針政策的時期。由于美、日堅持敵視新中國，沒有回應中方改善彼此關系的好意，中國領導人不得不放棄緩和對日、對美關系的嘗試，重新采取堅決斗爭的對抗性政策。

　　1957年，中美、中日關系均趨向緊張。中美大使級會談因美國企圖單方面降低談判級別而中斷。國務卿杜勒斯聲稱美國將繼續(xù)執(zhí)行對華政策三原則（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新中國進入聯(lián)合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⑦日本岸信介政府追隨美國、敵視中國：訪問臺灣時公然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
1958年4月宣布不承認中國駐日商務機構懸掛國旗的權利；
5月縱容右翼分子侮辱中國國旗。中國政府因此認識到岸信介政府阻撓和破壞中日關系的本質。周恩來在會見淺沼稻次郎為首的日本社會黨第二次訪華團時指出：“我們知道，通過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推動日本政府這一條路已經(jīng)走不通了。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是不可能的�！雹僦蟹讲坏貌恢兄沽税�括貿易在內的各個領域的雙方交流，改變了推進中日關系正常化的政策方針。日方的錯誤政策使中日關系進入了一個摩擦頻發(fā)、情感惡化的新階段。

　　以上情況對于毛澤東關于整個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著不可否認的影響。他考慮：“怕我們怕得多一點”的資本主義能否心甘情愿與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正處于上升態(tài)勢的社會主義究竟有無必要主動緩和對西方的政策？反復深入思考的結果是毛澤東更加強調開展國際斗爭的重要性。他在1957年冬至1958年秋形成以下三點結論：（1）國際形勢概括為“東風壓倒西風”，“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社會主義在人心向背、人口眾多、幅員廣闊和重要科技等方面已經(jīng)“占了壓倒優(yōu)勢”，西方世界被“永遠地拋下去了”。（2）

　　就東西方關系提出“西方國家怕我們怕得多一點”；
緊張局勢“比較對于西方國家不利”，“對我們并不是純害無利”；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有防御性，除非社會主義“搖搖欲倒，那個時候他們會進攻”。（3）對于共產(chǎn)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三者的關系，認為“共產(chǎn)主義和民族主義比較接近”。美國現(xiàn)在是“霸占中間地帶為主”，其侵略鋒芒“是向民族主義進攻”。雖然這些形像而夸張的結論就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所占優(yōu)勢估計過高，對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作了簡單圖解，但無疑增強了他以斗爭來爭取世界和平的信心，使他越來越傾向于革命力量此時不應向帝國主義勢力妥協(xié)的結論，主張“我們的外交政策原則”，“對西方主要國家，現(xiàn)在主要是和他們斗爭”，要求外交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大躍進”。②

　　1958年6月，外交部召開國際形勢討論會。陳毅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外交工作的一些批評：1955年在中美大使級會談前一次釋放11名美國人是替美國說話；
1958年2月同日本簽訂的鋼鐵長期易貨協(xié)議是方針性錯誤，要堅持對美斗爭，不和美國發(fā)展關系。這表明毛澤東已經(jīng)放棄了此前曾贊同的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這次會議雖然肯定了1949年以來外交路線的正確，但認為在一些具體工作中有右傾保守偏向，最后把中國當時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外交政策歸納為：“搞臭南斯拉夫，鞏固社會主義；
打擊美國，搞垮帝國主義；
孤立日本，爭取民族主義�！雹圻@反映出中國領導人在外交理念和策略手法上的一個特點，即對外政策的示強而非示弱可能是達到同西方緩和關系的更有效手段，毛澤東自信示強更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要求。這一時期探索和嘗試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國外交包括對日、對美政策的走向。④新中國奉行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的革命外交，因此聯(lián)合蘇聯(lián)、對抗美國、反對美日反動派，支持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爭，就合乎邏輯地成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和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對蘇“一邊倒”的外交選擇從根本上改變了雅爾塔體制下的東西方力量對比格局，朝鮮戰(zhàn)爭進一步將中蘇與美日對抗的遠東地區(qū)冷戰(zhàn)體制固定下來。美國為推行反共反華的遏制政策，一手包辦了排除中國的片面對日媾和、對日和約及日臺“和約”，與日、韓、臺分別締結軍事同盟條約。美蘇冷戰(zhàn)對抗的國際環(huán)境，美日同盟和美日政府的反華政策，對新中國外交構成了限制性外部環(huán)境，使50年代中國政府為爭取中日關系正�；�而做出的極大努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終因中日關系受制于冷戰(zhàn)思維主導下的美日政府的反華政策而未能如愿。

　　對日政策反映了新中國對于戰(zhàn)后日本的兩元心態(tài)：一方面在美日威脅中國安全的情況下，希望借助蘇聯(lián)的力量抑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表現(xiàn)為中蘇同盟的“對日條款”；
另一方面希望超越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和痛苦記憶，彌合歷史與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改善周邊環(huán)境，緩解帝國主義包圍所造成的困難，表現(xiàn)為調整對日政策和推行民間外交。但這兩種心態(tài)或愿望能否實現(xiàn)，不僅取決于中國對日政策的正確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更取決于國際環(huán)境和外部因素，只有在主客觀條件都比較有利的情況下，才有把握實現(xiàn)外交政策目標。遺憾的是，國際形勢瞬息萬變，隨時隨地挑戰(zhàn)主觀認知，使我們很難準確把握其本質和走向。無庸諱言，50年代中期開始泛濫的“左”傾思潮和反右斗爭以后的國內政局走向、各項政策變化，也不會不影響到中國領導人對于國際環(huán)境的分析和判斷，對國際力量對比的估計過于樂觀，導致對外政策和外交行為上的失誤。

　　從戰(zhàn)后國際體系來看，新中國政府被排斥于聯(lián)合國這樣一個各主權國參與、商討和決定國際事務的普遍性國際組織之外，缺乏以聯(lián)合國席位為象征、通過在聯(lián)合國的發(fā)言權和表決權而實現(xiàn)的國際法人地位；
只能游離于國際體系之外，經(jīng)常扮演抗議和挑戰(zhàn)現(xiàn)存國際秩序的角色，以直接或間接挑戰(zhàn)世界超級大國的方式，使國際社會傾聽中國的聲音、正視中國的存在，承認中國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權利，從而獲得以自身利益宣示和對外政策效用來影響國際戰(zhàn)略格局的外交空間。但這種外交戰(zhàn)略及策略行為因中美關系的制約和中蘇關系的陰影而導致回旋空間的不足，對日外交同樣陷入這一“百慕大三角”而困難重重。

　　面對國際冷戰(zhàn)環(huán)境，中國政府為突破對日外交僵局，提出了“民間外交”的政策思想。周恩來指出：“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關系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①，即首先發(fā)展民間往來，通過經(jīng)濟、文化和人員的交流，增進互相了解，建立廣泛聯(lián)系，“以民促官”，推動日本政府承認中日民間往來的現(xiàn)實，逐步發(fā)展到“半官方外交”，“突破美國對日本的控制”，最終建立正式外交關系。1957年7月，周恩來接見日本記者時指出：中日兩國還沒有恢復正常關系，在國際法上還存在著戰(zhàn)爭狀態(tài)，但兩國的許多民間團體、半官方團體簽訂了很多協(xié)議，而且大多數(shù)都已實行，“這樣先從民間的頻繁來往并且達成協(xié)議開始，把兩國關系大大發(fā)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結束戰(zhàn)爭狀態(tài)，恢復正常關系了”。這一外交模式“在國際關系史上創(chuàng)造了新的范例”，“我們把國民外交看成是我們整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全面闡述了中國的“民間外交”及其地位和作用。他滿懷信心地預言：“照國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的團體來得越多，我們的團體也多去，把兩國關系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兩國總理外長簽字喝香檳酒了�！雹谥芏鱽硎煜�國際事務并擅長外交，是新中國“民間外交”的主要領導者和實踐家，他抓住符合中日共同利益的和平、經(jīng)貿等問題，采取靈活的對日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對“民間外交”的思想理念、方針政策和深遠意義的闡述，標志著“民間外交”已經(jīng)從具體實踐上升為理性認識和理論高度，成為新中國外交的獨特方式和重要組成部分。經(jīng)過20年對日“民間外交”的“長期積累”，中日關系終于“水到渠成”，在1972年金秋時節(jié)實現(xiàn)了邦交正�；�。毛澤東、周恩來親手撒下的“民間外交”的種子，終于綻放繁茂花朵，結出豐碩成果。

　�。�林曉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北京100080；
周彥齊齊哈爾大學歷史系齊齊哈爾1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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