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奴工”，日積月累，演變?yōu)槭澜缧缘墓�眾事件。奴工之謂，意思是違背了勞動者自己的意愿，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尤為惡劣的是，部分奴工還是兒童，是為“童奴”。奴工作為公眾事件，并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那么，它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個社會學問題，或者是一個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問題。

　　權利哲學家們在“權利”概念上已經有一些共識了，例如：（1）權利問題的初衷或問題意識，是個體對政府權力的抗衡；
（2）每一社會成員界定了自身權利之后，全體社會成員的自身權利之間必須是相容的；
（3）于是，權利界定的一項重要標準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為《認真對待權利》中譯本撰寫的長篇序言里，為中國讀者列出了上引三項關于權利的看法。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有能力認真對待權利？

　　權利首先是權利意識，這意識若僅僅是潛在的，權利就不是權利。就中國當代社會而言，我同意一位朋友的看法：是關鍵性的新聞事件，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為什么呢？因為關鍵性的新聞事件，相當于“協調博弈”里的協調信號。當大眾意識到自己的權利時，權利就從潛在的轉化為顯在的，從而極大降低了維護權利的成本。協調均衡可以將大眾對一項權利的支持轉化為政治力量——即權力，從而迫使侵犯該項權利的既得利益群體讓步。人類的權利史，基本上就是權力斗爭的歷史，是權利從上層集團逐漸擴散到大眾的歷史。

　　為什么公眾事件相當于協調信號？因為圍繞著公眾事件，來自各學科的良心，被匯聚為政治力量。專業(yè)頭銜不是信號，事件本身才是信號，是社會行動的信號。

　　但試問，在當今的中國，誰曾認真對待過農民的權利？誰曾認真對待過打工子弟的權利？誰曾認真對待過城市貧民的權利？

　　不要寄希望于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學科訓練不足以向他們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會學家，因為他們的學科訓練不足以讓他們冷靜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學家和政治學家，因為他們本身太軟弱！

　　事實上，我們的憲法及其他法律、政策，已經寫明了多項最美好的權利。問題在于，是什么讓它們變得如此蒼白？歷史告訴我們，在立法權、司法權、執(zhí)法權這三權當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蝕其他二者的，是執(zhí)法權——所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所謂“強權即真理”，所謂“might makes right”。但任何權力都需要監(jiān)督或抗衡。休謨說：與其與單一的惡一起生活，我們寧愿與兩種抗衡的惡一起生活。沒有抗衡權力的權力，或遲或早會成為腐敗的權力。

　　就當代中國社會而言，地方權力與中央權力，以及地方權力之間和中央各部門權力之間，始終存在著合作與抗衡關系。但是這些相互抗衡的權力，哪一個是認真對待民眾權利的呢？不錯，社會演化還未抵達我們預期的階段。例如我們可以設想，地方權力會繼續(xù)分化，遲早會達到鄉(xiāng)鎮(zhèn)甚至村莊的權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權利便可得到尊重。但這一階段絕不是等待可以達到的。就目前可見的趨勢而言，“以腳投票”是強化政府之間競爭的最有效激勵。所以，公民在國內自由遷徙的權利，可說是最重要的一項權利，因為它可以帶來其他的制度改進。

　　維權是一個過程，意識覺醒的過程，這一過程最重要的步驟是“表達”——必須公開表達這一覺醒的意識，否則就不能轉化為權利。我們有一線希望，因為上列權力之間的長期抗衡，為新聞表達提供了足夠多的空間，市場的和政治的空間。

　　維權的途徑有很多。例如，我們可以設想千百種途徑來增加使用奴工的成本，法律懲罰是最直接的。但經濟學家知道，法律也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對奴工問題間接但更有效的解決途徑是，加強社區(qū)建設，加強社區(qū)對貧困家庭和問題家庭的有效扶持，而不是簡單地發(fā)放救濟金。例如“非典”時期，社區(qū)在一些地方的作用就被極大地激發(fā)，這是因為“非典”具有強烈的外部性。如果貧困家庭具有同樣強烈的外部性，我們相信，社區(qū)同樣會極有效地幫助這些家庭。

　　所以，使用奴工的負外部性是否強烈，與奴工成本的增加有重要關系——通常，丑惡事件在我們心中激發(fā)的負效用，與我們的教養(yǎng)（或許還應包括教育程度）有統(tǒng)計的正相關性；
因此，道德感的普遍缺失，既是丑惡事件之普遍存在的理由，也是丑惡事件的負外部性普遍下降的理由。

　　第三途徑是借助于國際人權輿論和國際貿易對“奴工產品”的制裁，類似于反毒品政策可以借助于懲罰毒品消費者來增加毒品成本，或“反黃”政策可借助于懲罰嫖客來增加色情業(yè)成本。

　　第四途徑，其實是最主要的途徑，就是新聞監(jiān)督。賀衛(wèi)方曾說：對法治而言，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新聞自由。他的看法給我印象很深——一位法學家，從許多領域里，獨獨挑選出“新聞”作為法治的前提條件。這一次山西奴工事件，我是通過新聞報道知道的。其實，新聞可以更自由，而不會帶來危險。

　　第五途徑，是政府官員的直接干預，所謂“青天老爺”式的干預。這或許有效，但也可能完全無效。但當代中國社會日益不遵循傳統(tǒng)秩序的規(guī)則，青天老爺們的作用正日益衰微。

　　總之，經濟學家們不應繼續(xù)僅僅是經濟學家，他們有話語權力，他們不應以“勞動力成本太高”為理由無視奴工問題。類似地，多年以來，他們不應以“道德問題與經濟學無關”為理由無視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再重申我的立場：任何經濟學在任何具體社會中的運用都是政治經濟學的，不會繼續(xù)僅僅是經濟學的。

　　寫完了拋磚引玉的這幾句話，我突然感覺到我們社會的冷漠，如暗夜無邊無際地包裹著我，濕且寒，難以呼吸了。我知道還有一些人——國內的和海外的，有與此同樣的感覺。在鐵屋里，連吶喊的力量也難以集聚，因為冷漠太深太久，以致他們更愿意忘記。揭開瘡疤嗎？太痛苦了，還是醉生夢死更好些，還是讓我們膚淺地幸福著更好些。最簡單的三葉蟲，今天仍然活著，最古老的化石是它的化石�；畎�！活吧，人。

（財經）

相關熱詞搜索：丁丁 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