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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巧寧:新區(qū)土改中的「斗地主」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如果說1946至1949年間解放區(qū)的土改是出于中國共產黨內戰(zhàn)動員的需要,是為了從解放區(qū)獲得充足的兵源,1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土改則是為了在廣大新區(qū)建立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樹立與新中國相適應的全新的價值觀念。立新的過程,也就是破舊的過程。土改之前,經濟上相對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農村的權威,他們不僅扮演當地鄉(xiāng)民的精神導引,幫助調解鄉(xiāng)民間的糾紛,而且在村里的所有重要活動中擔當重要角色。新區(qū)土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打破地主階層在經濟上的優(yōu)勢和在當地農民中的威望,打破他們所代表的鄉(xiāng)村傳統文化。為了徹底地做到這一點,斗地主被認為是十分必要的:通過「斗」,使地主在新政權的威勢下「主動」交出地契、耕畜、農具、糧食和浮財;
        通過「斗」,打掉地主的威風,使他們名譽掃地,為鄉(xiāng)民所不齒。

          

          一、動員農民斗地主

          

          要讓農民普遍地起來斗爭作為鄉(xiāng)村權威的地主,必須從思想上說服他們,打破在農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行兇報復」和「良心命運」等觀點2。為此,新中國政權對農民進行了階級教育,即告訴農民,人是有階級的,人可以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
        有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剝削階級,他們是靠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而發(fā)達起來的;
        沒田沒地,生活貧苦的人是被剝削階級,他們因為被人剝削而生活困苦;
        剝削階級是靠剝削被剝削階級而富足地生活著的;
        在農村,地主是剝削階級,他們?yōu)楦徊蝗,游手好閑,窮兇極惡,不僅剝奪了本該屬于貧苦農民的田地,占有了雇農的大部分勞動果實,而且霸占了貧苦農民的妻女;
        貧苦農民只有在新中國政權的支持與幫助下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才能翻身做農村的主人,并過上好日子。

          階級和翻身的話語看似簡單而有邏輯性,但離農民的日常生活(春種秋收、家長裹短、生老病死等)太遠,和農民所信奉的生活倫理(有借有還、人各有命、做事憑良心、租地交租天經地義等)大不相同,更何況農民和地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鄰里關系、宗親關系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謹慎、勤勞實在,是公認的本分之人或恩德之人。要讓農民把各種各樣、千差萬別的現象都用階級、翻身這一條線挼順并串起來,并不容易。

          為了使這套話語盡快融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為農民所接受,新區(qū)土改工作者(即土改工作隊)主要采取了三個措施:反復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

          理論講解就是通過大會、小會向農民講階級剝削及翻身的道理。時為復旦大學教授的譚其驤先生1950年10月至次年2月先后在安徽五河縣和靈璧縣,以土改工作隊成員的身份參加土改,他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向農民講階級:10月31日「下午開貧雇農(即無地少地)農民會,進行階級教育,引苦訴苦……」;
        11月12日「飯后急回集,召開村干代表會,講階級,未竟」;
        11月15日「開二次代表會(農會會員會)。上午XXX致開幕詞,XXX講階級」;
        11月16日「晚召開貧雇中農會,講階級」;
        12月20日「至張冉XXX寓所開貧雇農中農會,進行階級教育,宣傳農會作用」等等。3可以看出,講階級不是一蹴而就,是一個反復說明的艱難過程。具體怎么講呢?通俗地說,就是把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點一點地歸于階級剝削,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出解釋。比如在青年會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釋為階級剝削、窮人娶不起媳婦或看財禮嫁女兒是因為貧困,而貧困的根源是地主無情地奪走了本該屬于窮人的勞動果實;
        在老年會上,把老人沒錢看病、遭兒女嫌棄等日常問題和階級緊緊掛鉤:這些都源于窮,源于世世代代遭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其它階層的會議上亦如此。曾在四川瀘州進行過土改工作的吳茂蓀1951年12月2日在北京介紹土改經驗時就強調:「婦女會上應將一切婦女痛苦歸之于地主,家庭不和亦然!4

          理論講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隊成員實施,它面向一定群體的聽眾,有相當的影響面,所講的問題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為每個個體所遇到的現實問題千差萬別。針對個體進行串聯,彌補了理論講解不易深入具體的缺憾。串聯有時是工作隊員入戶發(fā)動農民,有時由工作隊培養(yǎng)的根子聯絡進行。所謂「根子」,是土改工作隊下村后,經過了解情況,尋找到的苦情大、有熱情、善于團結人、可以為工作隊所依靠的典型群眾。由于根子對當地情況相當了解,對每戶的具體情況及每個人的性格都有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們和農民面對面地交談,逐個地啟發(fā)動員,既能從每個動員對象的具體問題出發(fā),以農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農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階級問題,又可以用階級觀點把其它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聯系起來,進行「天下窮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聯有時是在根子和動員對象之間一對一地進行,有時是根子帶著幾個已經串聯好的人一起去和動員對象交談。串聯的內容一般是從農民的窮苦談起,千方百計地把窮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剝削與罪惡,自然地激發(fā)起動員對象對地主的仇恨。這樣的串聯對思想單純、思維方式簡單的農民一般是比較容易成功的。請看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xiāng)1952年2月土改串聯的一幕。2月7日晚,一批串聯來的人一起在鄧榮祿家串聯窮苦農民楊泰木:

          當大家?guī)退懔藙兿髻~,算出他四十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十萬斤谷子去了的時候,他很激憤地跳了起來說: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談別的問題,他都聽不進去了,他一心就想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當時有一個剝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會把他捏死。5

          但有時,串聯也不是費一番唇舌就能見效的。同樣是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xiāng)1952年土改中的兩個情形:

          ……在鄧旺家碰到鄧榮福。我們圍著火,同他談了很久的家常。在這次談話中才知道,他他曾受過下回(筆者按:屯子名稱)地主鄔楓先長期的剝削,他曾先后當過鄔家七年的長工。我們幫著他算了剝削賬,可是這個單身漢的感觸卻并不大。6

          天福家窮,根子從現實的苦況出發(fā)去串聯天福老婆:

          ……問她衣服為甚么這樣爛,她很生氣地說:「你的衣服比我還爛,你為甚么不買?」「你家連雞籠都沒有,還問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罵豬罵狗,說命不好,羨慕地主生活;
        說被地主剝削是命里活該。誰要與她多說就罵誰,嚇得誰都不敢去串她。7

          遇到后面兩個情形,就需要多次串聯,或用訴苦的方式來啟發(fā)。訴苦就是由培養(yǎng)好的苦根在不同規(guī)模的會議上飽蘸感情、聲情并茂地訴說地主剝削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巨大苦難,然后由土改干部或其它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人當眾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標引向具體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階級及其代理人,即「不但要算剝削,還要查政治壓迫,不但要追窮根,還要追后臺,由地主階級到帝國主義,由反革命分子到蔣介石到杜魯門」8。應該說,訴苦是一種煽情,它不僅可以使聽眾由他人之苦聯想到自身之苦,而且會使參與者的苦難感成倍地膨脹,經過追查窮苦根源后,濃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階級。

         

          具體地說,訴苦一般經過尋找可能的苦主(或稱「苦根」)→啟發(fā)引苦→小會訴苦→幫助總結小會訴苦的經驗教訓,指點一定的訴苦技巧,培養(yǎng)成熟的苦主→大會訴苦→干部分析苦主的苦情并引伸到階級壓迫這幾個主要步驟。要使訴苦產生預期的效果,尋找人品好、生活苦、會訴苦的苦主很關鍵。找到合適的苦主后,土改干部對他們進行啟發(fā),引出他們的苦情,并幫助他們根據土改斗爭的需要對苦情的內容加以取舍,然后給予苦主在小會上訴苦的實踐,并幫助苦主分析總結小會上訴苦活動的經驗教訓,指導一定的訴苦技巧,經過幾次小會訴苦的實踐鍛煉后,逐漸使之成為成熟的苦主,并選擇其中的突出者到大會上去訴苦,煽起更多群眾的苦情;
        土改干部在苦主的訴苦剛剛結束,群情激憤之時,趁熱打鐵,及時地運用階級觀點對苦主的苦情進行分析,并明確地把受苦根源指向地主階級,把群眾憤恨的焦點引向地主階級。正如陜西南鄭縣十八里鋪區(qū)在總結土改訴苦經驗時所說:

          訴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啟發(fā)運動,打破顧慮,深入進行講苦、引苦、連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夠意想到自己痛苦,而鋒芒出激烈的訴苦要求,這時即應開始典型訴苦,以苦引苦,在訴苦過程中,領導善于根據情況隨時啟發(fā)誘導、深入連苦的教育,使臺上與臺下領導群眾的情感完全融合起來,苦苦相連連成一片,在幾個典型的引苦下,為了普遍訴苦,應速轉向小組訴苦,小組訴苦進行到一定程度時(照顧到面的發(fā)展),發(fā)現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義的,即可正式轉入大會訴苦,訴苦也必須要和追窮根結合起來……9

          由于在訴苦活動中,無論苦主還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與情節(jié)都是農民所熟悉的,所以它對農民的觸動較大,煽情、發(fā)動的效果也相當明顯。很多農民在聽訴苦時,都被深深地打動,形成了一定的階級認識。請看廣西柳州柳城縣1952年土改中幾個屯的根子們小會訴苦的一個場景:

          根子們圍著一堆柴火團團地坐著。主席楊坤林(南村人)說了幾句話后,大家漸漸地訴起苦來了,其中四個女的訴得最成功。當關妹說到她被賣到六休不忍離開自己的爹娘及被賣后生活如何困苦的時候,她早已經泣不成聲了;
        坐在她旁邊的三個婦女也跟著她哭了起來。山腳的桂英對她的苦情還沒有訴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殺死的父親及逃難時被鬼子沖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媽,以及她被地主剝削的苦況時,便放聲號啕痛哭起來。有幾個男的貧雇農也跟著落下淚來。10

          這次訴苦會連在座的土改干部「我」都被打動了:「這個會不僅教育了農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從訴苦中受了一次階級教育的洗禮!11可以說,大多數土改干部所宣講的階級觀點多來自于書本、檔和領導人的講話,自身并沒有多少切身的階級仇恨和感性的階級意識,他們用階級觀點組織起來的農民訴苦,反倒給他們所接受的階級理論增添了鮮活的內容,強化了他們的階級認識,并更堅定地以之教育農民。土改干部與農民之間的這樣一種互動,催化了階級意識在農村的成長。

          通過反復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再加上給地方戲、歌謠等民間文藝形式賦予階級斗爭的內容,到處布置類似于「貧雇中農團結緊,消滅地主階級做主人」12之類的口號,這幾種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進,使大多數貧苦農民對地主階級的罪惡有了一定的認識,為起來斗爭地主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和鋪墊。

          

          二、斗地主的運作

          

          為了徹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風,斗地主一般有兩個主要環(huán)節(jié):其一是開斗爭會,其二是沒收地主財產。

          開斗爭會是打垮地主威風的重要手段,新區(qū)土改中各地幾乎對每個地主都開過斗爭會。會議的規(guī)模有大有小,有以村為單位的,也有以鄉(xiāng)為單位的。為了把斗爭會開得轟轟烈烈,這類會議一般都與訴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養(yǎng)好的苦主逐個登臺,歷數斗爭對象的種種罪惡,激起與會者的憤怒情緒,然后在群眾的斗爭下由地主交待認罪。衡量一次斗爭會是否開得成功,不僅要看群眾對地主的斗爭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眾的斗爭下表現得伏伏貼貼。以廣西柳州柳城縣山腳鄉(xiāng)1952年2月的兩次斗爭會為例。

          24日晚上斗爭地主楊福相:

          斗爭一開始,他(筆者按:指楊福相)就自己承認他的罪惡,痛罵了一頓自己,并且大哭著,自己跪了下去,請求群眾寬大他,給他一個勞動改造的機會。這么一來,群眾都軟了,泰安(筆者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后邊,榮福(筆者按: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牽了起來,有的人更表現出憐憫他的樣子,把頭都掉了開去。當然也就沒有人肯面對面地斗下去了。13

          26日中午斗爭地主楊富相:

          斗爭大會開始,當楊富相拉到會場來的時候,群眾一齊盯著他,忽然靜下來了。首先跳上去斗他的是南村的楊火貴。火貴控訴他,解放前強迫各村的人為匪,不去,他就威脅各村的農民說:「不去,我把你們全村的人殺絕!」當火貴說到這里,大家都一齊憤吼起來了:「跪下!」那家伙只好軟軟地跪下了。接著跳上去控訴的,有楊安泰、楊定坤、龍伯媽、楊五金的老婆,先先后后跳起來斗爭他的,就有十幾個之多。斗爭表現得很激烈!可這家伙卻甚么都不承認,……總之,你要他交待甚么,他就抵賴甚么。14

          這兩次斗爭會都被認為是失敗的,對楊福相的斗爭會缺乏激烈的群眾斗爭,對楊富相的斗爭會缺乏地主的認罪。如果對哪個地主的斗爭會不成功,土改干部就會指導群眾總結經驗,反復斗爭,直到把該地主斗倒斗垮為止。

          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對地主進行說理斗爭,不允許體罰、打罵,但在實際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現捆、綁、吊、打地主等亂斗亂打現象,多數土改干部或鼓勵,或聽之任之,或身體力行。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斗爭會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經過訴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憤,難免沖上去對地主又打又罵,甚至泄私憤;
        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土改干部認為只說理不足以徹底打掉地主的威風,體罰地主不僅能長群眾的士氣,而且能較快地使地主變得伏伏貼貼。以陜西為例。安康專區(qū)洵陽縣土改初期一個全鄉(xiāng)斗爭會上斗四個地主和一個半地主式富農時,兩個被打,三個頂了石頭,其中一個嘴里咬一塊石頭,有的村讓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組一個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動員群眾打;
        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個地主,其中五個被吊打,群眾稱之為「六個地主打了兩雙半,留下一個打得眉眼爛」;
        蒲城個別鄉(xiāng)斗地主時把地主吊在梁上,腳下還給垂石頭,還有的用「鳳凰單閃翅」、「猴吃桃」、「站炭渣」、「劃白圈監(jiān)禁」等方法逼供;
        褒城縣第一期進行土改的30個鄉(xiāng)中計有18個鄉(xiāng)發(fā)生過打人現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參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組長親自打地主的耳光,個別鄉(xiāng)村還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樣如「掛糞桶,雙手舉起口張開,冷水洗腳」等。15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即使經過了土改初期的階級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區(qū)群眾都完全接受了階級觀點,在斗爭會上對地主充滿仇恨;
        或者說,階級觀點并沒有能夠徹底地消解群眾原有的價值觀念。前述譚其驤所記安徽五河縣喬集村1951年11月20日斗地主張學申時,「群眾皆發(fā)笑」,因為群眾知道張學申不過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學申父為惡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學申好人,現家中僅有薄田十四畝,內四畝水澆,生活不及貧雇農」。16廣西土改中,1952年3月16日柳城縣六休屯的幾個農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斗地主楊成的會上打瞌睡、吃紅薯、發(fā)笑、嘰嘰喳喳等;
        就連在斗爭被土改干部認為是最「頑固狡賴的老滑地主」楊朝達時,也有群眾在發(fā)笑,還有叫「朝達哥」的。17陜西省南鄭縣土改斗地主時,發(fā)言的主要限于積極分子范圍,大多數群眾不是理直氣壯,說話時藏在人后邊把頭低下去說。18

          如果說開斗爭會是要從精神上打垮地主的氣焰,那么沒收財產則是從經濟上打擊地主。有的地方在成功地對地主開過斗爭會之后,緊接著開展沒收地主財產的活動,有的是兩項活動交叉進行,即開過斗爭地主會之后去沒收其財產,在沒收過程中再以斗爭會相配合,以保證徹底地沒收「浮財」。沒收活動一般由土改干部、當地農民協會的領導以及部分或全部群眾參加。根據1950年6月30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規(guī)定,沒收地主的財產指的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余的房屋,其它財產不予沒收。事實上,各地在對地主財產的沒收中,不僅沒收了土地改革法所許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財上,即所有被認為是地主用于過浮華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妝用品、首飾、錢財等,有的甚至連地主家屬的財產也沒收掉了。有親歷者這樣記述:沒收「全部土地,及多余的房屋,財產,家里所有東西,都可以叫做浮財,都要拿出來,好象舊時代犯了法的人家被抄家一樣,家里任何東西,都可以由工作隊來搬走的,只要他認為這些物事是多余的,地主家里所不必要的,大量的四季衣服和家俱雜什,都可以被搬走一空」。19

          列寧把革命稱作人民群眾的盛大節(jié)日,在新區(qū)土改中,沒收地主財產可謂此類盛大節(jié)日之一種:群眾的情緒是高昂的,因為沒收的地主財產將以「土改果實」的名義分給群眾。我們還是看一下廣西柳城縣六休鄉(xiāng)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沒收地主財產的生動場景:

          沒收地主楊朝達家財產的工作今天開始。中午六休農民開了一個動員大會之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蕩蕩地一齊向楊家進發(fā)了。六休農協代表主任鄧旺把楊叫了過來,要他首先交出紅契。……紅契點交完畢,群眾要楊自報他家的財產。自報不實,大家就起來斗他,要他把分散的財產交出來。沒收委員會的人卻一涌而進,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鍋盞、犁耙鋤頭、碗瓶缸罐,一切大小雜物通通都搬出來了。楊的老婆被捆綁著!蛢蓚孫女便把群眾帶到左邊的樓上去,大家一搜,便發(fā)現了夾墻,從夾墻里搜出了一堆煙葉,再一搜便從一處樓角邊的小夾壁內搜出一大堆左輪和卡賓槍的子彈來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彈,怒火都燃燒起來了,……這老家伙看見自己的秘密被發(fā)覺了,嚇得面無人色,最后只好承認他知道楊澄(筆者按:楊朝達的兒子)還有槍支和子彈埋在白洋嶺,他愿意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來!……入晚,當白洋嶺又挖出五六百發(fā)子彈的消息傳出后,全屯的人都沸沸揚揚地鬧開了。因此到晚上再斗楊朝達和楊澄的消息傳出后,有幾個從來就不大參加會的老頭子也很早地就到會場上來了。20

          對地主的斗爭除了開斗爭會和沒收財產之外,還有一些輔助的形式,如公審會的威懾、廣泛制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對地主不斷訓話和傳訊等。人民法庭開公審會就地鎮(zhèn)壓甚至槍斃幾個聲威比較大的地主,對其他的地主產生極大的心理威懾,很容易使他們變得順從;
        通過標語、口號、民間歌謠等廣泛制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并不斷地對地主傳訊和訓話,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認為土改作為「運動」不過是一陣風,刮過就風平浪靜,因而想「拖」過關的思想。

          

          三、斗地主的結果

          

          由于斗地主是群眾普遍參與的活動,所以它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遠。對于地主而言,家里的東西被沒收殆盡,物質生活上大多陷入困境,一些靠勤儉發(fā)家的地主變得無心生產;
        此外,他們昔日在鄉(xiāng)鄰中的聲威一掃而光,不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沒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罵嘲笑的對象。正如陜西西鄉(xiāng)縣第一期土改工作總結中所說:經過土改,「向來農民最敬重的『張先生』、『李老爺』等人物,現已在農民口里隨便叫談著『張地主』、『李惡霸』」21。在陜西鳳縣,土改還沒徹底結束,群眾就普遍地對地主另眼相看了:雙石鋪地主高XX到大坪開會,灰溜溜地一個人圪墩在廟墻根沒人理他,而農民們在一邊大說大笑,談論他們的土改,也談論著:「過去地主來坐在咱們屋里,還得好茶水招待,現在咱不理他了」;
        連地主楊維時的外甥也說:「群眾借我的家俱我都借給,要是地主楊維時借,那就不行」;
        有的貧雇農說:「土改前咱遇見了地主,你得先給人家打招呼,現在路上遇見了地主,他把頭低下,不敢抬起來,要是抬起頭來,也得他先招呼咱,咱還不理他」。22有的地主領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綁吊打斗爭對象的手段,此后一見民兵就嚇得打顫。23

          當然,也有一些被劃為地主的人對自己在土改中的遭遇深感不公,內心不服。比如土改時,陜西省洋縣石冠鄉(xiāng)地主楊XX罵斗爭他的群眾:「狗日的斗爭我,過不了三年國民黨來了,叫我親爹都來不及」;
        另一個地主靳XX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爛,踩在腳底下亂罵:「你把我害扎了」。24陜西省城固縣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后,依然憤憤不平:「我家土改被斗爭過,房子叫共產黨拆了,土地被窮人分了,共產黨是叫人上望蔣桿,五牛分尸,……這是利用窮人整窮人,……這比土匪搶人還要厲害得多」25。同樣,土改時曾作為地主而在家鄉(xiāng)浙江硤石被斗爭的文人章克標數十年后回憶起自己被劃地主的經歷,心里仍「有點擺不平」:

          一共慶云街鎮(zhèn)上,評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為我知道評定階級成分的標準是要看藉以為生的主要來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為主,才可以評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來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實在是微乎其微的,哪裹能是地主呢?……但這一項桂冠,卻無端而來了。26

          難怪在土改結束的總結慶功大會上,章克標作為地主上臺表態(tài)接受改造時以復雜的心情說了一堆反話:

          我評到了地主這個名頭,太開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創(chuàng)制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權,多少辛苦慘淡經營,也許還要克勤克儉,尺積寸累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地主,我沒有這樣用過苦工,下過大力,平白得了個地主成分,哪能不開心!吹郊壹覒魬舻恼埳窦雷娴臅r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請地主太太,甚么時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總是到處有飯吃的,這就無論如何也餓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來地主老爺也一樣。所以評到地主分子,想到將來死了之后,可以有這樣的鐵飯碗可吃,實在太好了,就禁不住快活得要哭了。27

          貧苦農民原本處于農村社會的邊緣,經過土改斗地主之后,他們不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從未享用過的東西,而且被新政權當作依靠對象,因而產生了強烈的翻身感,對新政權充滿感激。就如廣西柳城縣六休鄉(xiāng)1952年5月慶祝土改勝利大會上一些群眾所表達的那樣:有的農婦說:「十幾年我沒講過話,現在當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膽地講話了。從前我們多苦啊,現在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歡喜啊」;
        有的男子說:「幾千年來,我們今天算是真正翻身!就我個人來說,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從前,給楊朝達做活,全家勞動還常常餓飯,那日子有多苦!現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
        有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說:「我奶姥今年八十歲了,甚么時候見到過這樣好的皮袍!現在她分到這件東西了,多好啊」。28

          同時,對地主的斗爭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價值觀念。土改以前,農民以富為貴、為榮;
        土改中地主被斗爭的現實使很多農民認識到新時代是窮人的時代,「窮」是資本,是出身好,因此土改后農民普遍地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產不節(jié)約」、「發(fā)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為相當流行,許多農民在收獲后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產上的投資與積累,而是上街吃喝、買消費品等。有的群眾甚至仇富,認為「富」就等于「壞」,等于「不仁」,人一富就變質了,就變得兇殘,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注釋

          1 張鳴《華北地區(qū)土地改革運動的運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紀》2003年4月號。

         

          2 《鎮(zhèn)巴縣土地改革工作總結報告》(1952年6月),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5,長期。

         

          3 葛劍雄整理《譚其驤日記選(之一)(1951年10月27日-1952年2月5日)》,《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1期。

          4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頁。

         

          5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14頁。

          6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頁。

          7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頁。

          8 《第一期土地改革初步總結與今后一個月工作任務-----寧強縣陳書記在三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寧強縣人民政府土改委員會抄報 1952年2月1日),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6,長期。

          9 《南鄭十八里鋪區(qū)農代會經驗總結》,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24,案卷號4,長期。

         

          10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頁。

          11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頁。

          12 西北局給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省委西安市市委并新疆分局關于在中等以上城市舉辦土改展覽會的指示(1951年12月5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案卷號12,長期。

          13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頁。

         

          14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32-533頁。

         

          15 安康地委給陜西省委關于土改工作近況電(1951年11月22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24,案卷號39,永久;
        中共渭南地委給陜西省委《關于土改中地主、偽人員及落后農民自殺問題的報告》(1951年5月23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24,案卷號40,永久;
        《褒城縣第一期土地改革基本總結》(1952年2月10日),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6,長期。

         

          16 譚其驤1951年11月20日土改日記,葛劍雄整理《譚其驤日記選(之一)(1951年10月27日-1952年2月5日)》,《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1期。

          

          17 陽翰笙1952年3月16日、3月24日日記,《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49、562頁。

          18 陜西省委《對李經綸、張建德同志給南鄭地委祁果同志及省委關于土改問題報告的通報》,(1951年12月24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24,案卷號38,永久。

          19 章克標《世紀揮手:章克標回憶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頁。

          20 陽翰笙1952年4月8日日記,《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579頁。

          21 《西鄉(xiāng)縣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總結》(1952年2月10日),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5,長期。

          

          22 《鳳縣第一期四個鄉(xiāng)的土改總結》(鳳縣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 1951年11月24日),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6,長期。

          23 《鎮(zhèn)巴縣土地改革工作總結報告》(1952年6月6日),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5,長期。

         

          24 洋縣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洋縣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演示文稿》(1952年3月12日),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02,案卷號015,長期。

         

          25 中共城固縣委宣傳部1958年9月10日匯編《黑心集》,陜西省城固縣檔案館檔案,全宗號4,案卷號58,永久。

          26 章克標《世紀揮手:章克標回憶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27 章克標《世紀揮手:章克標回憶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1頁。

          28 《陽翰笙日記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08頁。

          

          李巧寧(1971-),女,漢族,陜西眉縣人,歷史學博士,云南民族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三期 200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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