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的發(fā)表，標志著中國對非洲政策日趨成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非洲政策受到新時期戰(zhàn)略決策的影響，已逐步完成意識形態(tài)從強調到弱化、交流領域從單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質從注重經濟援助到強調互利雙贏的三重轉變。中國對非洲政策面臨四大矛盾：中國國家利益與在非洲的中國企業(yè)利益的矛盾、中國企業(yè)與非洲企業(yè)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利益與西方大國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戰(zhàn)略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矛盾。中國只有妥善解決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關鍵詞」中國對非洲政策/中非合作/政黨關系/外交

　　「作者簡介」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北京100871）。

　　20世紀是中國與非洲共命運的世紀，主要表現(xiàn)在列強瓜分、社會劇變、民族復興和國家建設方面。中國學界對非洲經歷了從相識、支持、了解到研究的過程。①從中國經濟走上快車道以來，國外對中國十分關注，中國的對非洲政策也引起各種反響。2006年1月《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的發(fā)表標志著21世紀中國對非洲政策日趨成熟。學者們在論及中國對非洲政策時一般強調其連續(xù)性，而忽略其調適與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非洲政策受到新時期戰(zhàn)略決策的影響，已逐步完成意識形態(tài)從強調到弱化、交流領域從單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質從注重經濟援助到強調互利雙贏的三重轉變。

　　意識形態(tài)：從強調到弱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非洲政策發(fā)生重大變化，這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影響：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平與發(fā)展成為世界兩大主題）；
中國戰(zhàn)略思想的轉變（重點轉入國內經濟建設）。對非洲政策的第一個變化是從強調意識形態(tài)上的結盟轉為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強交流與對話。這種變化主要是針對政黨關系，但也表現(xiàn)在國家間的交往方面。

　　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又于60年代初提出了對非洲關系“五項立場”和經濟援助“八項原則”。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了亞、非、歐14國，其中有10個非洲國家。在訪問非洲途中，他提出了中國處理非洲關系的立場和原則。②在與阿爾及利亞總統(tǒng)本。貝拉的會談中，周總理強調中國堅持以下立場：支持非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
支持非洲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
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xiàn)團結和統(tǒng)一的愿望；
支持非洲國家通過和平協(xié)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
主張非洲國家的主權應得到一切國家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③“五項立場”旗幟鮮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國對非洲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識形態(tài)的針對性十分明確。1964年1月18日，周恩來在加納回答記者提問時正式提出了中國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將援助看作單方面的賜予，認為援助是相互的；
援助時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
提供的無息或低息貸款需要時可延長期限，以減少受援國負擔；
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國走上自力更生、經濟獨立發(fā)展的道路；
援助項目力求投資少、見效快，使受援國增加收入；
提供自己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質，按國際市場議價，不合商定規(guī)格和質量的保證退換；
提供技術援助時要保證受援國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
中國援助專家與受援國專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④

　　“五項立場”和“八項原則”奠定了中國對非洲政策的基礎�？陀^地說，1949～1978年，中國對外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⑤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實施了聯(lián)蘇反美的“一邊倒”（20世紀50年代）、“反帝反修”（20世紀60年代）與聯(lián)美反蘇“一條線”和“一大片”（20世紀70年代）的戰(zhàn)略。⑥當時對非洲政策的基點是，中國應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線。⑦這種強調意識形態(tài)的取向實源于對中國不利的國際形勢。西方的敵視政策迫使中國尋求較有利的外交空間來謀求自己的生存權利。

　　由于堅持外交政策與意識形態(tài)掛鉤，中國對非洲外交曾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⑧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南非共產黨和留尼汪共產黨有過交往，后來因為中蘇論戰(zhàn)等原因，中國共產黨中斷了與他們的關系。1967～1969年，中國共產黨與幾內亞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的關系因他們的親蘇立場而一度疏遠。剛果勞動黨要求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黨際關系以加強合作，中方以對方不是共產黨為由予以拒絕。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與中國共產黨早有聯(lián)系，該黨主席恩科莫曾5次訪華，并提出建立黨際關系，中國共產黨因囿于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而拒絕。兩黨關系直到1981年才開始正常發(fā)展。20世紀70年代后期，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的非洲政黨只有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黨和幾個“共產主義小組”。1977年7月，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會見莫桑比克代表團后指示中聯(lián)部、外交部對與非洲國家政黨交往問題進行調研；
11月，兩部聯(lián)名上呈《關于黑非洲等地區(qū)一些民族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要求與我建立關系問題的請示》。12月，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這一請示，決定開展對非洲執(zhí)政黨的工作。中聯(lián)部從1978年開始接待非洲執(zhí)政黨來訪。⑨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關系史上的突破，極大地推進了對非洲關系的發(fā)展。之所以說是突破，因為它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開始從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下解脫出來。

　　1978年以后，中國共產黨與非洲政黨的交往迅速發(fā)展。⑩198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二大確立了“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新型黨際關系原則，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進步政黨和組織建立聯(lián)系。（11）中國與發(fā)展中國家的政黨交往日益增多。（12）從1978～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各政黨共派出230多批代表團訪華，其中包括黨主席、總書記、政治局委員等主要領導134人。同期，中國共產黨派出56批黨的代表團、組訪問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個國家的執(zhí)政黨。（13）截至2002年，中國共產黨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約40個國家的60多個政黨建立聯(lián)系，其中30多個是執(zhí)政黨。（14）僅在2005年，就有24個非洲政黨訪問中國，而中國共產黨訪問非洲代表團達19個。在政黨交流活動中，雙方議題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中國共產黨希望通過各種渠道服務于經濟建設及和平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中國和非洲國家的議會也開始互訪。（15）

　　非洲的政黨和政權可謂千差萬別。（16）然而，中國共產黨不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與非洲政黨的交往大大加強并表現(xiàn)出以下特點。第一，交往原則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中國共產黨不僅與意識形態(tài)相同的政黨加強合作，也與其他政黨發(fā)展關系。第二，交往對象不以執(zhí)政黨為限。中國共產黨不僅與執(zhí)政黨加強聯(lián)系，還與一些非執(zhí)政黨交往。第三，交往內容不限于政黨政治。雙方交往的內容不僅涉及政黨政治，還致力于促進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17）

　　由于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中非政治關系在廣泛的基礎上逐步加深。中國領導人不斷訪問非洲，20世紀90年代以來更加頻繁。1995年，當時的朱镕基副總理訪問非洲掀起新的“非洲熱”。江澤民同志曾4次訪問非洲，并于1996年訪問非統(tǒng)組織時提出對非洲關系“五點建議”：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強磋商，面向未來。（18）胡錦濤同志已4次訪問非洲，他于2004年訪問非洲時重申了中國對非洲的基本政策：“堅持鞏固和發(fā)展中非人民傳統(tǒng)友誼，尊重非洲人民自主選擇的發(fā)展道路；
堅持在國際和地區(qū)事務中相互支持，共同維護發(fā)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
堅持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平等互利，繼續(xù)向非洲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謀求共同發(fā)展。”（19）政黨關系的開拓促進了中非關系的發(fā)展，成為中非交往的重要內容。有的外國學者注意到：中國對非洲關系沒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有一個原則：建交國不能與臺灣保持關系。（20）

　　交流領域：從單一到多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非洲政策的第二個變化是從強調政治交往到多方面與多層次的交流。

　　從建國到1978年，中國對非洲政策的重點集中在三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
與非洲國家在國際舞臺聯(lián)合進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爭；
援助非洲國家的經濟建設。在政治上，中國全力支持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除了從道義上聲援非洲人民外，還給予物資和人力援助，并為非洲獨立運動培養(yǎng)軍事和政治人才。（21）非洲國家獨立后，中國開始在反帝、反霸的斗爭中爭取非洲作為同盟軍。（22）在援助非洲國家方面，由于受到為世界受壓迫人民謀幸福、與超級大國對著干的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意境的驅使，中國對非洲援助是在承受了國內經濟壓力的條件下進行的。中非經濟關系由兩方面構成：中國對非洲貿易與對非洲的援助。中非貿易總額1977年才達到7.2億美元。（23）1956～1977年，中國向36個非洲國家提供了超過24.76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占中國對外援助總額（42.76億美元）的58%.（24）20世紀70年代，蘇聯(lián)雖是非洲的第一大軍火商，但對非洲的援助卻遠遠落后于中國。當時中國對非洲援助達18億美元，相當于蘇聯(lián)援助的2倍。（25）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非關系的發(fā)展勢頭在短期內出現(xiàn)下降趨勢，主要表現(xiàn)如下。第一，對非洲援助下滑。從表2可以看出，1976～1980年的年均援助數額為94萬美元，但這一數額應主要為1976～1978年的援助數。（26）1982年，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訪問非洲后，援助有所增加。第二，貿易額下降。從表3可清楚看出這一點，中非貿易額從1980年后一直呈下降趨勢（1982年除外），1986年才開始回升。第三，醫(yī)療隊人數減少。表4表明：1979年和1980年中國沒有向非洲派遣醫(yī)療隊，在1978～1983年，駐始派醫(yī)療隊國家的人數和醫(yī)療站點均最少。這一時期雖然短暫，但不容忽略。中國對非洲政策的變化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對非洲援助一直在國內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進行�！拔幕�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百廢待興，國內建設需要資金；
其次，經濟建設急需外資和技術，加之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出現(xiàn)緩和，中國政府將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轉到與發(fā)達國家的溝通上；
再次，與兩個主要受援國（阿爾巴尼亞與越南）關系的惡化使中國認識到對外援助的局限性。當然，中國領導層交替使政策的連貫性也受到影響。（27）很明顯，中非雙方要建立持久的關系必須有新思路。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處于戰(zhàn)略思維的轉變期。198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提出了“全面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一口號，并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中國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實現(xiàn)了從“戰(zhàn)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fā)展”的轉變，對外交與經濟兩者關系的認識實現(xiàn)了“經濟為外交服務”到“外交為經濟服務”的轉變。（28）3個月后，中國政府總理訪問非洲多國，并在此期間宣布了中國對非洲經濟技術合作“四項原則”：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fā)展。（29）“四項原則”是對前述“八項原則”的補充和發(fā)展�！鞍隧椩瓌t”是關于援助非洲工作的，“四項原則”是針對經濟技術合作，這是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情況提出的政策，具有互補作用；
前者主要是約束中方，在實踐中利弊各現(xiàn)；
后者強調雙向合作和共同發(fā)展，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因地制宜，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這無疑是對新形勢的政策調適，從而構成了中非經濟互利合作的整體原則，對非洲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30）

　　為了使非洲國家外交官更加了解中國，1996～2004年，中國外交部還委托外交學院舉辦了9期英語和法語的“非洲外交官‘了解現(xiàn)代中國講習班”，2001年和2004年舉辦了兩期阿拉伯語研習班。1999～2003年，研習班邀請了一些非洲地區(qū)組織的代表參加：1999年為非統(tǒng)組織；
2000年為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
2001年為東南非共同市場、東非共同體、西共體、非統(tǒng)組織和南部非洲發(fā)展共同體；
2002年為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
2003年為南部非洲共同市場和南部非洲發(fā)展共同體。這一舉措使中國與非洲地區(qū)組織的關系更為密切，也為開展經濟合作設立了平臺。為了使代表們全面了解中國，講習班第一階段講授中國歷史、文化、經濟、社會、外交等方面內容，并參觀名勝古跡和觀看文藝節(jié)目；
第二階段組織訪問2～4個城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參觀當地企業(yè)、農村及博物館，并同當地人士座談。這種活動使非洲代表直接感受中國改革帶來的巨大變化。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中非關系全面發(fā)展。特別是中國關于“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戰(zhàn)略部署使中非關系擴展到各個方面。目前，中國已與26個非洲國家簽訂了雙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xié)定，與8個非洲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xié)定，分別與41和46個非洲國家簽有貿易協(xié)定、文化協(xié)定，中非雙邊多邊合作機制逐步健全，合作方式日趨多元化。（31）從1991年起，中國外交部長每年正式出訪的第一站總是非洲。中國與28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部間政治磋商機制。中非交流涵蓋眾多領域，如經貿合作的擴展、文教交流的擴大、醫(yī)療衛(wèi)生援助的持續(xù)、（32）軍事交流的加強、（33）民間交流的拓展，等等。其中，發(fā)展最快的是教育交流與經貿合作。

　　1.教育交流從20世紀50年代起，中非教育交流主要局限于接收留學生。從90年代起，教育交流已發(fā)展到多層次、多領域和多形式，主要表現(xiàn)在高層互訪、互派留學生，中國派遣援助非洲的教師，人才培訓，在非洲國家建立各種實驗室等。（34）中國教育部代表團在90年代訪問了近20個非洲國家；
43個非洲國家向中國派遣了5669名留學生，中國也向10余個非洲國家派遣了100多名留學生；
238名中國援助非洲的教師遍布30余個非洲國家。為了更有效地為非洲國家培養(yǎng)高層次人才，中國增加了非洲來華研究生比例。中國教育部自1998年始為非洲國家舉辦培訓班。截至2003年底，中國在21個非洲國家實施了43期高教與科研項目，開設了具有中國特點又為非洲國家急需的學科及相關實驗室21個。（35）2005年，中國教育部委托11所院校單位舉辦了12期培訓班和研討班，內容包括高教管理、遠程教育和職業(yè)技術教育，來自41個亞非國家的教育官員、學者和技術人員參加了學習。（36）

　　為了更好地進行合作交流，中國教育部下屬高校還成立了多個培訓基地，如天津工程師范學院非洲職業(yè)教育研究中心著重為非洲培養(yǎng)中等專業(yè)技術人員，成功地與非洲國家開展職業(yè)技術教育合作；
中國還向埃塞俄比亞派遣了87名職業(yè)教師。浙江師范大學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加強與非洲國家教育部門的合作，除進行漢語培訓外，先后舉辦了“非洲高等教育管理研修班”、“非洲英語國家大學校長研修班”和“非洲法語國家大學校長研修班”等。東北師范大學和吉林大學對非洲教育官員進行教育管理和遠程教育培訓。中國農業(yè)大學、南京農業(yè)大學在培養(yǎng)農業(yè)技術人才、促進技術項目在非洲的推廣方面取得了經驗。天津中醫(yī)學院等中醫(yī)院校則先后為非洲培養(yǎng)了一批專業(yè)中醫(yī)藥技術人才。（37）目前，教育人才培訓工作逐步形成一套“請進來，走出去，揚我長，重效益”的經驗。（38）在2005年11月召開的首屆北京“中非教育部長論壇”上，國務委員陳至立宣布了中國對非洲教育援助與合作交流的四項承諾：擴大中非留學生項目、舉辦各類學術研討班、進行教育管理培訓和在非洲進行中文教育。（39）

　　2.經貿合作1950年以來，中非貿易主要局限于國家間貿易。國家干預的成分使這種關系可以維持但缺乏活力。近年來，中非貿易出現(xiàn)一些新特點，其中之一是國營、民營和三資企業(yè)在“走出去”戰(zhàn)略推動下走向非洲。民營企業(yè)發(fā)展迅速，有趕超國營企業(yè)的趨勢。（40）中非貿易額從50年代的1000多萬美元增至2000年的100多億美元，2005年達397.4億美元。中國與非洲的互補性可以從商品構成看出。2004年，中國出口非洲商品前四位分別是機電（41%）、紡織品（18%）、服裝（11%）和高新技術產品（8%）；
從非洲進口產品前四位分別為原油（64%）、鐵礦砂（5%）、棉花（4%）、鋼鐵制品、鉆石和原木（各占3%）。（41）中非經濟合作還表現(xiàn)在投資、承包業(yè)務等方面，截至2004年底，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的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非金融類企業(yè)已達715家。（42）投資項目涉及貿易工商、資源開發(fā)、交通運輸、農業(yè)及農產品開發(fā)等。（43）中國公司承包業(yè)務增長，建筑勞務輸出增多。2004年，中國公司承包合同2721項，金額達6億美元，占非洲的市場份額達14%.（44）2005年，中國企業(yè)在非洲新簽承包勞務合同額86.1億美元，完成營業(yè)額62.4億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國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累計合同額達412.1億美元，完成營業(yè)額289.5億美元，從事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人員達8.2萬人。（45）為了開發(fā)非洲市場，中國在非洲設立了11個“中國投資開發(fā)貿易促進中心”。中心遵循“服務是中心工作的宗旨，經營是中心發(fā)展的保障”的思路，正在形成獨特的經營模式。中國還與35個非洲國家建立了經貿混（聯(lián)）合委員會機制。（46）

　　中非經貿合作從單一方式發(fā)展到承包、勞務、投資與合資等方式，并呈現(xiàn)出5個變化：從單一的國家間貿易變?yōu)閲�家與民間貿易共舉；
從單一方式變?yōu)槎嘣�、多層次的合作方式�?br>雙邊貿易額大大增加；
從中國順差開始變?yōu)榉侵揄槻睿?br>從帶援助性質的經濟合作變?yōu)榛ダ�雙贏的經貿合作。中非關系以各種方式延伸到諸多領域，可以說，中非關系黃金期已經到來。這種轉變也引起海外媒體的注意，“那種中非合作主要集中在國家與國家間合作、國際事務上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保�47）

　　合作性質：從注重無償援助到強調互利雙贏

　　中國對非洲政策做出調整后，強調合作互利雙贏。中國的援助方式也從單一的無償援助變?yōu)檎�府�?yōu)惠貼息貸款援助方式、援助項目合資合作方式和無償援助等方式。誠然，中國對非洲政策有自己的戰(zhàn)略意圖，但其基本出發(fā)點是幫助非洲國家擺脫依附狀態(tài)，鞏固獨立成果，促進非洲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這一點不容置疑。中非合作的實踐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中非合作性質的轉變具體表現(xiàn)在援助方式的改變、發(fā)展經驗的交流和經濟利益的互惠等方面。

　　1.援助方式的改變1993年10月，在非洲發(fā)展東京國際會議上，非洲國家代表普遍要求援助國改變援助方式。他們提出，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增加外貿和吸引外來資金比政府間傳統(tǒng)合作更有效。（48）這是對援助方式進行改革的要求，表達了受援國對傳統(tǒng)援助理念的不滿。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正是中國外貿及援外工作的改革期。中國的無償援助對非洲發(fā)展起到一定作用，非洲國家也以其特有方式給予回報：恢復了中國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地位。用毛主席的話來說：“這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們抬進去的。”（49）然而，實踐說明，單靠無償援助很難改變非洲貧困的現(xiàn)實。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對于經濟援助，根據歷史經驗，那種完全奉送的辦法，對雙方都不利。（50）因此，中國開始探討對外貿體制和援外方式進行調整與改革。

　　1987年開始的外貿體制改革成效顯著。（51）中國政府開始探討其他形式的援助方式。1987年，因缺乏技術力量和管理經驗，中國援建的多哥阿尼耶糖廠由中方公司派專家租賃經營。企業(yè)效益顯著提高，受到多哥政府的贊揚。（52）這從而演變?yōu)橐环N新型援助方式——援外項目合作合資方式，并于1992年開始試行。1991年，馬里政府宣布對中國援建的塞古紡織廠實行私有化，希望中國企業(yè)合資經營。經協(xié)商，馬里政府將80%的股份轉讓給中國海外工程公司，該公司負責償還馬里所欠中國政府的債務，雙方政府給合資企業(yè)以優(yōu)惠。合資企業(yè)到1996年產值達76億非洲法郎，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53）中國的援助非洲項目還注意到對弱勢群體的關顧，如援建項目包括蘇丹職業(yè)培訓中心（1989年）、布基納法索兒童樂園（1991年）、毛里求斯老年人活動中心和喀麥隆殘疾婦女宿舍（1999年）等。

　　中國政府貼息優(yōu)惠貸款經過3年試點后于1995年下半年開始推行。（54）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于1995年7～8月訪問了東、南部非洲七國，李嵐清副總理于同年10～11月訪問了西非六國。這兩次訪問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宣傳中國新的援助方式。1996年底，中國同16個非洲國家簽訂優(yōu)惠貸款框架協(xié)議。（55）新的援外方式逐漸為受援國所接受。2000年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開啟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階段。中國在論壇后續(xù)行動中表明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所為：承諾繼續(xù)提供對非洲援助，減免非洲部分到期債務，幫助非洲國家開發(fā)人力資源，推動中國企業(yè)到非洲投資辦廠。2002年6月底，中國與31個非洲國家簽署了免債議定書，共免除債務156筆，約105億元。（56）這樣，無償援助逐漸發(fā)展為政府貼息優(yōu)惠貸款、援外項目合作合資和無償援助等多種形式。

　　2.發(fā)展經驗的交流舉辦研討班（會）和培訓班是中非合作互利雙贏的另一重要舉措。為了交流各自的發(fā)展經驗，首屆“中國—非洲經濟管理官員研修班”于1998年8月3日開幕，共有來自12個非洲國家的22名學員參加，其目的在于“使學員了解中國并介紹各自國家的情況，相互交流，加深理解，增進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友誼和長期合作”。根據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提議，中國每年將舉辦兩期這樣的研修班。（57）2002年，中國專門為非洲舉辦了一期部長級經濟官員研討班。12個非洲國家的12位部長或部長代表出席，反響熱烈。（58）以“中非經濟改革和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為例，該研討會邀請了16個非洲國家的22名經濟或金融部門的官員和7名非洲發(fā)展銀行的官員，以及34名非洲國家駐華使館官員。中方代表共有16名，分別來自各部委。

　　在研討會上發(fā)言的中方代表均為中國經濟和金融部門的負責官員，他們向非洲同行介紹了各自部委經濟改革的經驗與教訓。為了使非洲官員對中國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研討會不僅組織與會非洲代表游覽了萬里長城和故宮，還組織他們實地考察了減貧項目和上海浦東開發(fā)區(qū)。中國政府還與有關組織聯(lián)合舉辦了各種類型的減貧經驗交流研討會，使非洲國家“在分享中國減貧經驗的過程中找到適合他們自身國情的扶貧減貧策略”（59）。

　　發(fā)展經驗交流的第二種類型是學習或提高技能或技術的培訓班，其確定有兩條原則：中國之所長和非洲之所需。中國在中非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上承諾，3年內力爭為非洲培訓1萬名各類人才，并為此成立了“對外人力資源開發(fā)合作部際協(xié)調機制”。2004年，中國對非洲培訓經費比上年增加了1倍多，2446名非洲學員來華接受培訓，接收非洲留學生332名。2005年，中國為非洲培訓各類人員3868名，培訓內容涉及貿易投資、經濟管理、網絡通信、農業(yè)新技術等領域，培訓對象包括政府官員和技術人員。（60）2005年9月，胡錦濤主席在聯(lián)合國千年發(fā)展高級別籌資會議上宣布了中國支持發(fā)展中國家加快發(fā)展的五項舉措，其中特別強調為發(fā)展中國家培養(yǎng)急需人才。為了更好地落實承諾，中國教育部于今年在云南召開了第四次對發(fā)展中國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訓工作經驗交流研討會。根據今年援外經費額度，教育部將實施9項人才培訓項目，商務部擬委托20所院校和單位承辦17個短期培訓班和3個研究生班。（61）“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此成語貼切地概括了中國上述舉措的目的。

　　3.經濟利益的互惠中國在與非洲進行經貿合作時盡量考慮到非洲國家的利益，以實現(xiàn)互利互惠。在中非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宣布對最不發(fā)達國家部分輸華商品給予免關稅待遇。從2005年1月1日起，中國對28個最不發(fā)達非洲國家的190個稅目的輸華商品實施免關稅政策。據中國海關統(tǒng)計，2005年1～11月，享受對非洲特惠進口的貨物總值為3.4億美元，同比增長96%，比同期中國從非洲的進口增幅高出60個百分點。這充分證明此項舉措對促進非洲對華出口、推動中非貿易健康發(fā)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62）2005年4月，1.24萬名非洲商人參加了第97屆廣交會，成交金額達17億美元，分別比上屆增長了68.2%和22.2%.2005年1～9月，30個非洲國家和地區(qū)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1億美元，9個國家超過10億美元。（63）

　　2000年的中非貿易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貿易總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105.98億美元）；
其二是中國進口額超過出口額。當年的中國出口額為50.43億美元，進口額為55.55億美元。（64）這種情況表明：非洲對華貿易的增長速度已經加快。2004年，中非貿易額接近300億美元（294.5928億美元），進口額（156.(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606億美元）又一次超過出口額（138.1322億美元）。（65）2005年，中非貿易額持續(xù)增長，進出口總額達397.4億美元，同比增長34.9%，高于同期全國進出口增幅12個百分點；
其中出口186.8億美元，進口210.6億美元。（66）在貿易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對非洲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yōu)化，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迅速增長，占中國對非洲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由于中國強調技術援助與經濟援助的結合，這種結構不僅將在技術層面幫助非洲國家的發(fā)展，也為中非雙方在借鑒發(fā)展經驗、制定發(fā)展策略方面提供了交流的平臺。這無疑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2006年6月，溫家寶總理在訪問埃及時重申了中國對非洲經貿關系的3個著力點：“第一，要積極擴大進口非洲的商品，中國將采取有力措施為非洲推介商品創(chuàng)造條件；
第二，要把技術援助同經濟援助與合作緊密結合起來，重在增強非洲自我發(fā)展能力；
第三，大力幫助非洲培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保�67）這種宣示從根本上表現(xiàn)了中國對非洲政策強調互利雙贏的和諧哲學：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以調動合作的積極性；
將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相結合以保證合作的公正性；
將暫時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以保證合作的持久性；
通過增強對方自我發(fā)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續(xù)性。

　　當今，中國對非洲政策面臨四大挑戰(zhàn)或四大矛盾。第一，中國國家利益與在非洲的中國企業(yè)利益矛盾；
第二，中國企業(yè)與非洲企業(yè)的矛盾；
第三，中國在非洲的利益與西方大國在非洲既得利益的矛盾；
第四，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戰(zhàn)略與非洲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矛盾。對這些矛盾的處理不僅與中非關系的健康發(fā)展有關，也與國際政治的既定機制和穩(wěn)定發(fā)展有關，還關系到未來人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方向。中國只有正視并致力于妥善解決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個追求和平發(fā)展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注釋：

　�、賁ee Li Anshan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African Studies Review ，48：1（April2005），pp.59-87.

　　②關于這次訪問，參見陸庭恩：《中國與非洲首腦外交的范例——周恩來總理首次訪問非洲》，載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編：《中國與非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頁。出于對共產主義的偏見和恐懼，并非所有的非洲人對周恩來的評價都是正面的。拉各斯《每日時報》（Daily Times ）形容他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人之一”。See Maritn Meredith ，The First Dance of Freedom，Harper Row，1984，p.177.

　　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1頁。

　　④參見《人民日報》，1964年1月18日；
黃鎮(zhèn)：《把友誼之路鋪向覺醒的非洲》，載《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373頁。

　�、萦械膶W者將這一時期細分為1950～1960年和1960～1978年兩個階段。See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Revolution，Macmillan Press ，1998，pp.38-40.

　�、迏⒁娗�星：《中國外交50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376頁；
See Robert Ross ，ed.，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1993，pp.11-61.

　�、邊⒁娭袊�外交部、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13，416～420，463～467，490～492，497～502，526～528，587～588，600～601頁。

　�、鄥⒁婟埾蜿枺骸�1966～1969年中國與非洲關系初探》，載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編：前引書，第72～86頁；
See B.Barnouin Yu Changgen，Chinese Foreign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1998，pp.75-78.

　　⑨蔣光化：《訪問外國政黨紀實》，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451、667頁；
曲星：前引書，第450～451頁；
艾平：《中國共產黨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政黨的交往》，載陳公元主編：《21世紀中非關系發(fā)展戰(zhàn)略報告》，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2000年，第12～13頁。

　�、鈪⒁娎盍η澹骸吨袊�與黑非洲政黨交往的歷史與現(xiàn)狀》，載《西亞非洲》，2006年第3期，第16～19頁。

　�。�11）《人民日報》，1982年9月8日。

　�。�12）2004年北京主辦第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參見鐘欣：《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載《黨建文匯》，2004年第9期。還可參見黃文登：《鄧小平理論與中拉黨際關系》，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6期。

　　（13）參見蔣光化：前引書，第670～671頁。書中記載了他11次率團訪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況。

　　（14）參見李力清：前引文；
《深化中非關系的有益嘗試：記第五次非洲國家政黨研討考察活動》，載《當代世界》，2002年第6期，第18～19頁；
鐘偉云：《當前黑非洲政黨態(tài)勢和中非政黨間的交往》，載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編：前引書，第129～142頁。

　�。�15）參見曾建徽：《議會外交：交流與交鋒——曾建徽與外國議員和政要的對話》（上），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3，184～186頁。

　�。�16）大致有以社會主義為方向、以資本主義為方向、希望走非資本主義和非社會主義道路3種取向。參見蔣光化：前引書，第670頁；
Naomi Chazan，etal，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72，pp.140-151.

　�。�17）2000年原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訪問烏干達，促成咖啡貿易合作；
原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2001年）、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2004年）和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2005年）訪問非洲時，隨訪的經貿團與非洲諸國家簽訂了多項合作協(xié)議。參見李力清：《中國與黑非洲政黨交往的歷史與現(xiàn)狀》，第18頁。

　�。�18）參見《人民日報》，1996年5月14日。

　�。�19）《人民日報》，2004年2月3日。

　�。�20）See Brian Smith ，"Western concern at China"s growing involvementin Africa"，Asian Tribune ，2006/4/10.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article.php ？id=3102

　　（21）參見蔣光化：前引書，第130，303～305，442～443，621～622頁。中國在1955～1977年間共為非洲培養(yǎng)了2675名軍事人才。See W.WeinsteinT.H.Henriksen ，ed.，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 ，Praeger，1980，pp.102-111.

　�。�22）See Marina Ottaway，"Soviet Marxism and African Socialis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September 1978），pp.477-487.

　　（23）《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年）》，中國對外經貿出版社1984年版，第ⅴ—30頁。

　　（24）Weinstein T.H.Henriksen ，op.cit.，p.117，p.121.

　�。�25）Naomi Chazan，et al ，op.cit.，p.410.

　　（26）從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為對外援助急劇增長階段。參見嚴益吾：《1989年我國的對外援助工作》，載《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0年）》，中國社會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頁。

　　（27）盡管如此，中國在1979～1983年建成的援外項目達181個，其中90%以上是在非洲國家。參見《1979-1983年我國援外建成項目情況》，載《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年）》，1984，Ⅳ－217～218頁。

　�。�28）參見曲星：前引書，第440～441頁。

　�。�29）參見《人民日報》，1983年1月15日。

　�。�30）See L.C.Harris R.L.Worden ，ed.，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Champion or Challenger？Croom Helm，1986，pp.100-119.

　�。�31）參見宗合：《中非友好合作與共同發(fā)展》，載《西亞非洲》，2005年第2期，第59頁。

　　（32）See Drew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BeijingConsensus"to Health Diplomacy"，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Information （Jamestown Foundation），5：21（October 13，2003）；
徐春富：《架筑友誼橋梁的中國白衣天使——中國援助非洲醫(yī)療隊工作見聞》，載《西亞非洲》，2003年第5期，第73～75頁。

　　（33）參見詹世明：《國防大學外訓系非洲學員來西亞非洲所座談》，載《西亞非洲》，2004年第3期，第23頁。

　�。�34）See Sandra Gillespie，South-South Transfer：A Study of Sino-AfricanExchanges ，Routledge ，2001.

　�。�35）《中非教育合作與交流》編寫組：《中國與非洲國家教育合作與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張秀琴等：《中國和非洲國家的教育交流與合作》，載《西亞非洲》，2004年第3期。

　　（36）參見中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第四次對發(fā)展中國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訓工作經驗交流研討會會議紀要》，2006年4月（會議文件）。

　�。�37）See"Typical Cases Introduction abou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in Education"，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hina ，2005-11-21.（會議文件）

　�。�38）參見《第四次對發(fā)展中國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訓工作經驗交流研討會工作材料》，昆明，2006年3月，第2頁（會議文件）。

　�。�39）See Chen Zhili，"Speech at the China-Africa Education MinistersForum"，November 27，2005，p.5.（會議文件）

　�。�40）據統(tǒng)計，2005年1～9月，國營、民營和三資企業(yè)對非洲的出口額分別為55.9億美元、51.1億美元和28.6億美元，同比增幅分別為23%、59.6%和52.7%.參見周建青：《中非經貿合作穩(wěn)步發(fā)展——2005年中非經貿合作情況及2006年展望》，載《西亞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頁。

　�。�41）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協(xié)調處：《2004年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載《中國商務年鑒（2005年）》，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2）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協(xié)調處：前引文，第183頁。

　　（43）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2005年中非經貿合作成績斐然》，摘自中國商務部網站，2006年1月26日。

　　（44）《中國商務年鑒（2005年）》，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頁。

　�。�45）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前引文。

　　（46）周建青：前引文，載《西亞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頁。

　　（47）Mahamat Adam，"Africa starting to rise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China Daily （North American Edition，N.Y ），January 13，2006，p.4.

　�。�48）參見張熾鑫：《貫徹援外新方針，開拓援外新局面》，載《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4～1995年）》，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頁。

　�。�49）翁明：《臨行點將——“喬老爺”首次率團赴聯(lián)大》，載符浩、李同成主編：《經天緯地——外交官在聯(lián)合國》，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50）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7～1128頁。

　�。�51）參見吳儀：《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成效和方向》，載《國際貿易》，1991年第12期。

　　（52）嚴益吾：前引文，載前引書。

　　（53）何曉衛(wèi)：《繼續(xù)推行援外方式改革，嚴格履行對外援助協(xié)議》，載《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7～1998年）》，中國經濟出版社／經濟導報社，1997年版，第75頁。

　�。�54）政府貼息優(yōu)惠貸款是指由我國銀行提供的具有政府優(yōu)惠貸款，其利率與銀行通常利率之間的利息差額由國家援外費補貼。貼息優(yōu)惠貸款主要用于為發(fā)展中國家建設有經濟效益的生產性項目，也可用于受援國政府能保證償還貸款的基礎設施項目。

　�。�55）何曉衛(wèi)：前引文，第75頁。

　�。�56）邱德亞：《2002年中國對外援助情況》，載《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3年）》，對外經貿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57）參見《人民日報》，1998年8月4日。

　�。�58）邱德亞：前引文，載前引書，第91頁。

　　（59）《人民日報》，2004年9月24日。

　�。�60）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前引文。

　�。�61）中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前引文。

　　（62）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前引文。

　　（63）周建青：前引文。

　　（64）《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對外經貿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頁。

　�。�65）《中國對外經濟統(tǒng)計年鑒（2005年）》，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

　　（66）中國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前引文。

　�。�67）《人民日報》，200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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