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是著名歷史教授唐德剛的晚年著作，其中充滿了中國大陸歷史學者所少有的獨到見解和精辟闡述。只可惜在美國教書育人大半輩子的唐德剛，并沒有認真體會美國社會憲政民主制度的游戲規(guī)則和程序正義，而把中國人“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嚴于責人、寬于律己的彈性規(guī)則，發(fā)揮到了以訛傳訛、漏洞百出的戲說境界，以至于把小說演義中想當然的虛構材料寫入歷史。對于唐德剛以“歷史學家”自居的歷史寫作來說，這種常識性的學術硬傷，是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出現(xiàn)的。

　　一、所謂“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

　　《袁氏當國》中有一個很不嚴謹?shù)男�標題，叫做“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用唐德剛的話說：

　　如果特務是民國政府里一種特殊建制的話，應夔丞實在是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這類東西，在中國歷史里，遠在春秋戰(zhàn)國時即有記載，近至明末的東廠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東西。但是把這些古老的東方封建殘余現(xiàn)代化，轉型成20世紀俄國的克格勃、德國的蓋世太保和美國的FBI或CIA，那卻是從袁世凱這個簡陋的特務班子開始的。從應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來愈可怕；
他們的轉型，也是有其階段性的。所以我們要注意現(xiàn)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東西的屬性是中立的，它可以為善，也可以作惡，不是凡現(xiàn)代化的東西都是好的。

　　在這段話之前，唐德剛抬出以“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著稱的胡適，卻偏偏以訛傳訛地介紹過說：

　　胡適先生治紅學就曾說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來的特務，他的手段就是通過吟詩論文以結交南方的文人和藝人。另外還廣散金錢以救濟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爭取民心。袁世凱做了總統(tǒng)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務來做南方的工作。應夔丞顯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個特務。他的任務首先便是打探國民黨在南方的活動，同時也利用金錢收買文人、創(chuàng)辦報刊為袁氏作宣傳。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時任內(nèi)務部秘書，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干部，他和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顯然都是一伙的。……應夔丞原是張振武的黨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后，應也就在黨部內(nèi)進進出出，和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都很熟識。所以宋教仁死后，國民黨在上海為宋辦喪事時，應夔丞竟然也是個熱心幫忙的同志，當然他地位太低，與總長級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應東窗事發(fā)，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袁世凱是北洋新軍的總頭目，諜報部門自古以來就是軍事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得力親信趙秉鈞，更是中國警察制度的創(chuàng)始人和秘密警察及諜報情治人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應夔丞并不是袁世凱、趙秉鈞的中央政府的派出人員，反而是同盟會方面的前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諜報科長，以及前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的衛(wèi)隊司令和庶務長。1913年4月9日下午，應夔丞在上海公共租界第五次會審公堂出庭受審時，談到自己在臨時大總統(tǒng)府擔任庶務長時管轄有12個科，除秘書長胡漢民之外以庶務長的職位為最高，“其職守在散發(fā)軍餉等事”。當時的臨時大總統(tǒng)府是軍政府，在應夔丞所管轄的12個科里是應該有諜報科的。假如說應夔丞是孫中山、陳其美手下的“第一個特務”，雖然不十分準確，離歷史事實也相差不遠。唐德剛說他是袁世凱派遣的“第一個特務”，就不是“差之毫厘”而是“謬以千里”了。假如非要為袁世凱找出派往南方的“第一個特務”的話，這“第一個特務”也應該是與洪述祖、應夔丞、陳其美同為青幫“大”字輩“老頭子”的袁克文。

　　1912年，據(jù)說是遭受大哥袁克定陷害的袁克文南下上海，以大總統(tǒng)之子的身份拜青幫興武六幫“禮”字輩“老頭子”張善亭為師。出生于清光緒十六年即1890年7月16日的袁克文，比陳其美小12歲，比應夔丞小26歲，比洪述祖小31歲，是青幫“大”字輩最為年輕的“老頭子”，當時只有22歲。按照袁克文寫在《辛丙秘苑》中的一面之辭，宋教仁（遁初）是陳其美（英士）與應夔丞（桂馨）合謀殺害的，他自己當時恰好在上海，并且打入了國民黨方面的核心圈子，以至于幾乎變成一名人質：

　　二年冬，予適在滬，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數(shù)至，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駕。行之先，陳英士、應桂馨等宴之。筵間，陳詢其組閣之策，遁初曰：“惟大公無黨耳！”陳默然。應詈曰：“公直叛黨，吾必有以報。”言時，即欲出所懷手槍，座客勸止之。遁初曰：“死無懼，志不可奪。”遂不歡而散。而陳、應日相籌謀。予故友沈虬齋，陳之黨也。曾謂予曰：“遁初不了！”予詳詰之，虬齋曰：“同黨咸恨之，陳、應尤甚。邇來靡曰弗聚議，雖親如予，亦不獲聞，偶密窺探，輒聞遁初云云，辭色不善也。”未幾難作，遁初竟死矣！應桂馨知趙秉鈞畏遁初奪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誘得電信。初意但為邀功計，不期適以此而移禍也。

　　“沈虬齋”即沈翔云，是陳其美（英士）手下的另一個諜報頭子，與應夔丞是老搭檔。據(jù)1913年3月25日上海《中華民報》報道：“前年革命事起，陳英士利用應率其黨徒攻制造局。上海光復，陳派沈翔云為都督府間諜科長，以應副之。”按照袁克文的說法，“二次革命”期間，已經(jīng)出獄的應夔丞與陳其美一起“謀亂江南，思擒予為質”，在這種情況下，是沈翔云巧妙地化解了一場綁架陰謀：“一日，桂馨宴于其寓，翔云預誡予不可踐。是夕，桂馨以車來，必邀予往，且囑予載怡情、琴言諸妓偕行，予過怡情處邀之，怡情亦止予不赴，蓋翔云預囑其阻予也。予遂以書謝辭。后始知桂馨之謀，誠危矣！”

　　北京政府與北洋軍閥方面派往南方的諜報人員，并不限于代表袁世凱的袁克定和代表趙秉鈞的洪述祖。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當時也派遣名叫金勛的諜報人員，攜款到南京、上�；顒印�據(jù)金勛1913年3月14日報告：

　　弟十二號到申，即與宋遁初君晤面，論辯許久，不得要領。當又前訪國民黨及本黨新選議員與民立、國民各報重要人物多人，主張大同小異，總不出極端激烈一派。弟以初至，不便力爭。惟有姑與周旋，以聯(lián)感情�！�…就弟由南京到滬所見所聞觀之，選舉問題茍無意外沖突，或可無虞。憲法及內(nèi)閣問題，尚須大費磋商。然無論總理屬誰，而陸軍一部分，弟必掬天理良心以經(jīng)也。在南應酬太巨，祈再斟酌些些。

　　至于“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干部”，顯然是歷史學家唐德剛對于歷史事實的嚴重無知。辛亥革命前后，稱共進會或者簡稱共進會的有許多各不相同的團體組織�！安邉游洳�起義的共進會”，于1907年8月成立于日本東京，是由已經(jīng)加入同盟會的張百祥、焦達峰、劉公等人，出于對孫中山的不滿而仿照綠林開山立堂的辦法另行組織的革命團體，其重要會員還有余晉域、劉英、孫武、居正、吳慈祥、劉揆一等人，以十八星旗作為會旗。武昌起義時，率先打出的就是共進會的十八星旗。由應夔丞任會長、張堯卿任副會長的中華國民共進會，是在陳其美、張紹曾等人支持下，成立于1912年7月1日的青幫、洪幫、哥老會公口的幫會聯(lián)合組織，與辛亥革命期間號稱“三武”的蔣翊武、孫武、張振武不是“一伙”，而是各不相同的兩個組織。

　　比起關于“共進會”的這種無稽之談，唐德剛接下來對于“袁姐丈”即袁世凱的戲說，就顯得更加搞笑和搞怪。

　　二、唐德剛戲說“袁姐丈”

　　在介紹“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時，唐德剛寫道：

　　根據(jù)從應夔丞家中搜獲的頗有系統(tǒng)的材料進行分析和組合，我們所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的形成經(jīng)過大致是這樣的：在應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黨來做國民黨的反間工作，袁黨亦有意利用他時，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應的直接領導。

　　關于洪述祖，唐德剛給出的說法是：

　　洪在政府中的地位雖只是內(nèi)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袁共納有妻妾15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9人。這時從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寢，五姨太因長于家務，這時專管袁的日常生活；
而六姨太則尚在輪流侍寢之末，還算未完全失寵，枕畔床頭，仍可以替她弟兄拉點裙帶關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說他可以晉見“極峰”，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他確是有所謂通天的特權的。而洪在那個傳統(tǒng)社會里是一種下流的宵小，則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殺人綁票、貪贓納賄、拉皮條、找女人，是一種“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凱那種傳統(tǒng)士大夫階級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們一般都有相當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這種下流勾當，可是對姨太太的弟兄們來說，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們的專業(yè)了。這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所特有的一種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
它不是外國人，或轉型后期的世紀末華裔中青年知識分子所能輕易了解的了。不過關于洪述祖與袁之第六妾的關系，筆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葉，與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與洪的關系似甚親密，非比尋常。洪為葉之近親，為葉作些金錢外務，則極有可能也，當續(xù)尋之。

　　所謂洪述祖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在蔡東藩的《民國通俗演義》第四十六回“情脈脈洪姨進甘言，語詹詹徐相陳苦口”中，有更加原始也更加完整的敘述：“老袁一妻十五妾……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極妍麗，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寵愛，看官若問她母家，乃是宋案正兇洪述祖的胞妹�！�

　　按照蔡東藩的敘述，袁世凱在天津郊區(qū)的小站練兵時，洪述祖成為替北洋新軍采購后勤物資的代理商及“襄辦軍務”的親信。后來因為發(fā)軍餉觸怒“老袁至親”某標統(tǒng)，標統(tǒng)系背后向袁世凱說壞話，老袁因此起了疑心，要把洪述祖撤差。洪述祖聽說后，想出一個辦法，“把同胞妹子，盛飾起來，送入袁第，只說是購諸民間，獻侍巾櫛。美人計最是上著。老袁本登徒后身，見了這個粉妝玉琢的美人兒，那有不愛之理？到口饅頭，拿來就吞，一宵枕席風光，占得人間樂趣。是時洪女年方十九，秀外慧中，能以目聽，以眉視，一張櫻桃小口，尤能粲吐蓮花，每出一語，無不令人解頤。袁氏有時盛怒，但教洪女數(shù)言，當即破顏為笑，以故深得袁歡，擅專房寵�！�

　　到了第五十八回“慶紀元于夫人鬧宴，仍正朔唐都督誓師”中，蔡東藩專門列出“袁家姬妾”清單：

　　其一、閔氏朝鮮人，系閔氏養(yǎng)女，相傳其本姓金氏，寄養(yǎng)朝鮮王妃母家，

　　小名碧蟬。

　　其二、黃氏綽號小白菜，與袁同里，系豆腐肆中黃氏女。

　　其三、何氏系蘇州商人女，小名阿桂。

　　其四、柳氏小名三兒，系天津韓家班名妓，見四十八回。

　　其五、洪氏即洪述祖妹，見四十六回。袁氏第五妾，名紅紅，亦勾欄中人，袁任魯撫時，紅紅與仆私，為袁所殺，故不列入。

　　其六、范氏與袁同里，系袁氏乳媼女，小名鳳兒。

　　其七、葉氏揚州人，父葉巽，候補河南知縣。父歿家落，女鬻諸紳家，轉

　　贈袁為妾。

　　其八、貴兒系盛氏婢女，小名貴兒，亦揚州人，姓名未詳。

　　其九、其十、大小尹氏初為第六妾洪氏使女，系同胞姊妹，籍貫未詳。

　　其十一、汪氏與袁同里，系榜人女。

　　其十二、周氏本杭州名妓，能詩，別號憶秦樓。

　　其十三、虞氏本袁家侍婢，小名阿香，姓氏未詳。

　　其十四、洪氏系洪述祖侄女，小名翠媛，與第五妾洪氏，有姑侄之稱。

　　事實上，蔡東藩的歷史演義大都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無稽之談。根據(jù)袁克文1926年出版的《洹上私乘》一書，以及袁靜雪寫于1963年的《我的父親袁世凱》一文的相關記錄，袁世凱的元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一個財主的女兒，不識字，也不大懂得舊禮節(jié)，袁世凱不喜歡她，生了長子袁克定后，就不再與她同居，只把她作為主婦看待。

　　除于氏外，袁世凱另有9名如夫人。大姨太沈氏是蘇州名妓，在袁世凱落魄的時候，曾經(jīng)資助他獵取功名，頗有點玉堂春與王三公子的味道。袁世凱發(fā)跡后，把沈氏作為“太太”看待，并讓兒女們稱呼沒有生育的沈氏為“親媽”。

　　二姨太李氏是朝鮮人，清朝末年袁世凱任駐朝商務代表時，娶朝鮮王妃的妹妹金氏為妾。金氏嫁袁時，帶了兩個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吳氏。袁世凱一并收為姨太太，并且按年齡大小排定李氏為二姨太，金氏為三姨太，吳氏為四姨太。

　　三姨太金氏本是朝鮮王族，原以為嫁給袁世凱做“正室”，沒想到過門以后與自己的陪嫁丫頭一道做了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歡。她為袁世凱生了5個兒女，次子克文又被袁世凱送給大姨太太沈氏作為養(yǎng)子。

　　四姨太吳氏，為袁世凱生了4個兒女，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楊氏與大姨太太沈氏最受袁世凱寵愛。楊氏心靈口巧，遇事有決斷，袁世凱不僅讓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還讓她管理袁府整個家務，各房的傭人和丫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袁世凱的眾多兒女，以及六、八、九3個姨太太，都要服從她的約束。

　　六姨太葉氏是南京釣魚巷的妓女。袁世凱做直隸總督時，派次子袁克文到南京辦事，袁克文在釣魚巷認識葉氏，兩人一見傾心，互訂嫁娶盟約。克文回北京向父親磕頭復命時，不小心把葉氏的照片從口袋里滑了出來，他不敢向父親談自己的兒女私情，情急智生說是在南京給父親物色了一個美女。

　　七姨太張氏是河南人，沒有生過子女。因與花匠談情被袁世凱撞見而服毒自殺。袁家也有人說她是因病不治而死。

　　八姨太郭氏原是蘇州妓女，是袁世凱做軍機大臣時，別人從蘇州買來敬獻的。

　　九姨太劉氏是袁世凱最后一個、也是年齡最小的姨太太，她本是五姨太楊氏的小丫頭，成年后被袁世凱“臨幸”。

　　作為歷史學家，唐德剛不到第一手文獻資料中尋找辨?zhèn)未嬲娴男攀匪夭�，卻偏偏到蔡東藩等人的歷史演義中尋找自己“一直存疑”的無稽之談，再加上自己想當然地借題發(fā)揮，于是便出現(xiàn)了關于“袁姐丈”的歷史戲說：

　　宋教仁那一系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于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于觀察人主顏色的內(nèi)侍們看到了，他們因此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jù)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30萬元的酬勞，并且還可能有勛位可拿、勛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個失業(yè)軍人武士英，干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其實際情況，大致和蔣經(jīng)國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

　　異。

　　行文至此，唐德剛還頗為得意地自己夸獎自己說：

　　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jù)數(shù)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shù)十萬字的一手檔案與二手報道，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的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

　　三、洪述祖的傳奇人生

　　應該說，唐德剛把1913年3月20日發(fā)生在上海滬寧火車站的武士英刺殺宋教仁案，形容為袁世凱的“江南案”，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蔣經(jīng)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叛徒”劉宜良即江南，不用說是深惡痛絕，“但是后來曝光的一切證據(jù)顯示，蔣經(jīng)國并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面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后，據(jù)說蔣經(jīng)國為他們的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比欢�，具體到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他盡管有為趙秉鈞及袁世凱效忠的動機與沖動，卻不是稱袁世凱為“姐丈”的“近親”，更不是從事“替主子干殺人綁票、貪贓納賄、拉皮條、找女人”之類的“下流勾當”的下賤之人，反而是與袁世凱、孫中山、黃興等人處在同一種思想境界的自以為是的“愛國者”或“救國者”。

　　就家世而言，洪述祖并不比袁世凱低一個等級，反而比國民黨方面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要高一個等級。他是清朝嘉慶年間指斥朝廷、冒死直諫，以一句“丈夫自信頭顱好，愿為朝廷吃一刀”聞名于世的忠臣名士、自號“北江”的洪亮吉的后代。洪家是江蘇常州的名門望族，洪述祖年輕時曾經(jīng)考取秀才，隨后到上海學習洋務，是中國最早一批學貫中西的風流人物。當年的立憲派名人趙鳳昌，與洪述祖的家族有姻親關系。另一位立憲派名人、前江蘇都督莊蘊寬（思緘）是洪述祖的表弟。宋教仁案發(fā)生之前，洪述祖正準備把女兒嫁給無錫榮氏。

　　宋教仁案發(fā)生后，國民黨方面的報紙刊登了大量妖魔化洪述祖的文章，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913年3月29日《民立報》的《紀洪述祖丑史》：“洪述祖即洪蔭芝，常州人，年約五十左右，確為洪北江之嫡派。為人奸狠險毒，不容于社會，在京之常州同鄉(xiāng)，無不恨之次骨，素有洪殺胚之綽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立報》在“宋案證據(jù)”中公布的老同盟會會員張紹曾寫給應夔丞的介紹信：“京師自孫、黃惠然而來，與大總統(tǒng)握手言歡，社會之歡迎日有數(shù)起，是為南北感情融洽之證，不勝為民國前途慶。茲有內(nèi)務部秘書長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臺端住址，特函介紹。洪君于民國之建設，多有規(guī)劃，當?shù)老桃蕾囍�，倘來造訪，或有就商事件，務請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勝感企之至�！币簿褪钦f，洪述祖南下上海與應夔丞合作，其實是以孫中山和黃興應袁世凱邀請北上“言歡”為大背景的。

　　在江蘇常州的博物館內(nèi)，收藏有洪述祖的一方“共和硯”，網(wǎng)絡中也流傳有洪述祖贈送安徽合肥人李經(jīng)即“新梧先生”的“共和硯”拓本，正面題詞是“新梧先生鑒存述祖”；
右邊是篆書“共和硯”，落款為“壬子十月觀川居士屬陶心如篆并刻”；
硯背墨拓中的跋語是“中華民國三年即甲寅八月吉林宋小濂鐵梅氏獲觀”。

　　“壬子”即作為中華民國共和元年的1912年�！坝^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如即陶家瑤，江西南昌人，字星如，一作心如。他的妹妹嫁給洪述祖的長子洪深為妻，后離異�！凹滓�”即1914年。宋小濂是吉林永吉人，字鐵梅。在他的跋語后面另有硯銘墨拓：“辛亥九月，硯得，主共和詔書起于此，勒銘左側志忘，中華男子洪述祖�！庇纱丝芍�，這方“共和硯”得之于1911年9月，隆裕太后頒布的退位詔書，就是用此硯起草的。以“中華男子”自居的洪述祖，至少在主觀上是有愛國抱負的，只是他所選擇的愛國路徑，并不是像宋教仁那樣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nèi)從事陽光參政的制度建設和政黨競爭，而是與同為會黨出身的孫中山、陳其美、應夔丞等人一樣，習慣于倒退到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去從事秘密暗殺及暴力革命。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之后，由唐紹儀組織中華民國第一屆內(nèi)閣，洪述祖論功行賞，原本要出任內(nèi)務部總長趙秉鈞的秘書長，由于官制里沒有這個職位，他只好屈就秘書之職。1913年5月3日，逃到青島德國租界的洪述祖發(fā)表通電，為自己在宋教仁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辯護說：

　　述祖于辛亥秋，與唐紹儀在北方贊成共和，本為救國起見。一年以來，黨爭日劇，怪狀百端，使全國陷于無政府地位，心竊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連帶辭職，要挾中央，為黨派專制禍始。中國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國穩(wěn)健分子，立賢無方，共謀政治，尚虞不濟。宋教仁乃欲借政黨內(nèi)閣之說，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壟斷政界，黨同伐異。一室操戈是共爭，非共和也，是黨派專制也。其弊甚于滿清貴族專制，其禍必至于亡國滅種。

　　在談到自己與應夔丞來往函電中的“毀宋”等語時，他給出的解釋是：僅欲毀其名，并無奪其生命之意，何得認為謀殺之證據(jù)？……述祖宗旨，不過欲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之，以破其黨派專制之鬼蜮而已。進而表白自己“人微言輕”，不得不假托中央名義，以期達此目的。

　　與洪述祖的為“救國”而“毀宋”相印證，直接參與謀殺宋教仁的應夔丞，還別出心裁地以“監(jiān)督議院政府神圣裁判機關”的名義宣告說：

　　今日之民國，固千鈞一發(fā)，至危極險，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嬰孩，正維護哺養(yǎng)之不暇，豈容稍觸外邪！本機關為神圣不可侵犯之監(jiān)督議院、政府之特別法庭，凡不正當之議員政府，必據(jù)四萬萬同胞授與之公意，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執(zhí)行嚴厲正當之刑法，行使我天賦之神權，奠定我莊嚴之民國�！�…茲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鐘，將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別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開審判，由陪審員薛圣渡等九員一致贊同，請求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即時執(zhí)行，所有因此罪狀當另行羅列宣布，分登各報，俾中外咸知，以為同一之宋教仁儆。

　　與洪述祖、應夔丞的為了“救國”、“愛國”便可以從事陰謀暗殺活動的會黨思維相一致，國民黨方面的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在宋教仁案發(fā)生之后，同樣選擇了倒退到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去從事暗殺活動及暴力革命。10年后的孫中山在為自己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的“聯(lián)合宣言”進行辯護時，所采用的依然是凌駕于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救國”、“愛國”的會黨思維：

　　中華民國就像我的孩子，他現(xiàn)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自己只顧著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什么都沒有好。

　　正是基于上述事實，唐德剛在充滿學術硬傷的《袁氏當國》中精辟獨到地總結說：

　　宋教仁案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乏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1919年3月27日，60歲的洪述祖被國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殺人”的罪名判決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執(zhí)行絞刑。他在獄中曾為自己題寫了兩副挽聯(lián)，其一為：“服官政，禍及其身，自覺問心無愧作;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著塵埃�！逼涠�為：“入地獄乃佛語，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莊蘊寬在挽聯(lián)中給出極高評價：“古來才大難為用，夙世因多可奈何�！彼�的兒子洪深當時正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后來成長為中國影劇事業(yè)的先驅人物之一。

　　本文發(fā)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2期，總第20 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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