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有其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斗爭環(huán)境異常險惡，非有獻身主義的頑強意志和必然勝利的堅強信念，革命者不可能百折不撓、前仆后繼；
革命才能星火燎原、波瀾壯闊�！翱愁^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意識形態(tài)具有超越客觀環(huán)境和肉體生命的崇高價值，革命者有理由視意識形態(tài)為黨的生命。不過另一方面，過度重視意識形態(tài)也可能導致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偏離，走向唯心主義和意志主義，在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對紙上的文字性的東西懷有特殊的敏感和警覺，造成“文字獄”。

　�。�、不問經(jīng)驗問文章

　　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是發(fā)動大躍進的第一次會議。會議后期，電力部副部長李銳奉命到會，與力主“三峽工程”上馬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一起，向毛澤東匯報有關三峽的不同意見。當時的氣氛本來對李不利。還在1953年，毛就視察過長江，聽取過林一山的詳細匯報，無論是對林本人還是對三峽工程，都有了一些印象。1955年前后，三峽工程已成為水利部的熱門話題。1956年毛乘興寫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去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的華美詩句。而更重要的是，南寧會議，毛大批“反冒進”，周恩來當面挨批，柯慶施攻擊陳云，“乘風破浪”的豪興由這次會議向全國漫延。

　　但結果有點出乎意料，在當時那樣濃烈的批“反冒進”、大躍進的形勢之下，李銳的意見竟獲贊同，毛澤東將三峽問題交由此時正不斷檢討的周恩來負責。1958年2月下旬，周帶了一個龐大的隊伍到三峽查勘，同年3月25日，“成都會議”通過了由周提交的關于三峽樞紐和長江流域規(guī)劃的報告，認為“估計三峽工程的整個勘測、設計和施工的時間約需15年到20年”，否定了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立即上馬的設想。這是成都會議上通過的三十幾個“促進”文件中唯一個“促退”的文件，幾十后來看，也只有這個文件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

　　這是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毛澤東身邊的胡喬木、田家英等人都傾向于李銳的觀點，而毛本人，正如李當時的感覺，只要言之成理，那時也還聽得進一點反面意見，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見，等等，但李的文章寫得好，是重要的一條。

　　1月18日上午到達南寧，晚飯后李、林即向一個由毛主持的會議匯報，林講了兩個多小時，李只用不到半小時（優(yōu)勢已經(jīng)向李傾斜，因為毛不喜歡長篇報告，他自己的長篇大論除外）。會后，他要李、林各寫一文陳述自己的觀點。當林的長文已經(jīng)交出、李的文章差不多完成時，胡喬木來了：“他看了一下我的開篇，就說，主席在這次會上提出文章要有三性：準確、鮮明、生動，你這個開頭還不夠鮮明。于是，我又加修飾，匆匆交出付印。”（1）

　　李的文章有幾個為毛所喜愛的特點：第一，篇幅短。林文約兩萬字，李文只有八千字。第二，有時代氣息。李的題目是“大力發(fā)展水電以保證電力工業(yè)１５年趕上英國和修建三峽水電站的問題”，林的題目則古板得很：“關于長江流域規(guī)劃的初步意見”。吸收了胡喬木的建議，李在文章開頭又加了一段：“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將如何更多更快的發(fā)展水電，使我國電力在15年內(nèi)趕上英國，以及三峽代程何時修建問題，匯報如下�！壁s英超美此時正縈繞在毛的心頭腦際，但李并不全是迎合毛的意思，他強調(diào)的“水電”，卻是當時水利部并不重視、而李本人一再大聲疾呼的。第三，李的文章中有古詩和歷史故事，林的文章則較多數(shù)字和專業(yè)“行話”。

　　于是，第三天晚上開會時：“仍是毛澤東先講，說我的文章寫得好，大加表揚；
意思清楚，內(nèi)容具體，論點可以服人�！�… 毛澤東最后還指著我說：‘我們需要這樣的秀才’�！薄懊珴蓶|最后不客氣地對林一山說：第一段不大懂。你師范大學畢業(yè)，文理不通。還說：誰要想睡好覺，聽林一山講一頓�！保�2）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指定李做他的兼職秘書。李似乎是占了會做文章的“好處”，但麻煩也來了，在不久后的成都會議上，柯慶施就請李為他寫一篇有關教育與文化方面大躍進的文章，由于這與李的思想有矛盾，文章沒有做好，自然也就得罪了正紅得發(fā)紫的“柯老”。

　　毛自己文章做得好，也喜歡會做文章的人（還有一種忠心耿耿的“大老粗”），三峽論爭取得這樣的結果，要部分歸功于毛對好文章的興趣，至少李的文章作法有利于自己的論證。但是，像三峽這樣的一個事關重大的問題，文章寫得好與丑不應當是一個影響因素。因為很容易反過來，不是李而是林的文章寫得好，那么三峽是不是就得上呢？所以李后來就此寫過一句詩：“但說文章好，未說經(jīng)濟長”。治國大業(yè)，重要的不是文章，而是“經(jīng)濟”。

　　《史記·賈生傳》：“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漢文帝一代明君，賈誼曠代之才，訪賢的話題不是人間疾苦、軍國大業(yè)，而是鬼神。詩人李商隱感而賦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夕，不問蒼生問鬼神�！�

　　但毛不是漢文帝，文章之于他，有時本身就是政治行為。1956年11月，在八大二中全會上，毛做了一次中學語文的老師：“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中說過‘穩(wěn)妥可靠’這個話，我建議以后改為‘充分可靠’�！�穩(wěn)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復的，用穩(wěn)妥形容可靠，沒有增加什么，也沒有限制什么。形容詞一面是修飾詞，一面是限制詞，說充分可靠，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3）

　　毛之所以要講語法，不是教人寫文章，而是因為急于躍進的毛不能容忍與此相反的“穩(wěn)”字。一字之別，是兩種路線之爭。1953年11月，他就針對鄧子恢說：“‘積極領導，穩(wěn)步發(fā)展’，這句話很好。這大半年，縮了一下，穩(wěn)步而不前進，這不大妥當�！保�4）

　　2、因信獲罪

　　至少在理論上，真正的革命者沒有獨立于組織之外的個人利益和思想。表現(xiàn)形態(tài)之一是日記、書信之類也是一種政治材料，毛澤東1929年給林彪的信后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著名，成為革命成功的預言；
1966年給江青的信則是林彪后來折戟沉沙的伏筆。另一方面，從“胡風反黨集團”到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的主要罪證，都是因為他們寫的信。

　　彭德懷當然是個悲劇人物，但也許不會對毛把他的一封信當作罪證而不理解，因為此前一年，蕭克也因一封寫給他的信而陷于厄運。

　　從1951年中央軍委提出“建設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的國防軍”的口號之后，軍隊開始告別游擊傳統(tǒng)、向蘇聯(lián)學習，走向正規(guī)化。1955年，軍委成立與總參謀部平行的訓練總監(jiān)部，1957年蕭克上將任訓總部長。但頑強的經(jīng)驗主義總是對游擊隊傳統(tǒng)情有獨鐘，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獨創(chuàng)和偉大也必然要與學習蘇聯(lián)發(fā)生沖突。1953年12月的全國軍事系統(tǒng)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已經(jīng)提出要防止學習中出現(xiàn)的偏差；
1956年，訓總副部長張宗遜上將帶工作組到南京軍事學院調(diào)查，認為學院在學習蘇軍的過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適用于我軍的東西也學了進來。當時還有“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大本營”、“訓練總監(jiān)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說法。次年2月，彭德懷到南京軍事學院檢查工作，也指出軍事學院存在著教條主義：“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是教學內(nèi)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保�5）1958年2月，在彭德懷起草的一篇講話稿中，有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lián)系政治內(nèi)容、曾經(jīng)引起一些認識上的偏差的說法。蕭克看后給彭寫信，為正規(guī)化與現(xiàn)代化辯護。這封信就成了他向彭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挑刺挑到國防部”。由此導致全軍范圍內(nèi)的反“教條主義”的斗爭，并上升為“路線斗爭”。斗爭以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于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訓總被撤銷、蕭克等人被撤職而告結束。

　　蕭給彭的信距離彭給毛的信不到一年。因信惹禍外，斗爭的方式也大同小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jīng)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即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連轟帶扭，趕出會場，關押起來。后開除軍籍。下放常州�！�…這是我入黨以來在黨的會議上曾未見過的事，既感到震驚，也感到痛心�！保�6）這一章在《百年潮》1997年第2期單獨發(fā)表時還有“而且發(fā)生在一千幾百位我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的痛切之語。一年后，也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北京軍區(qū)參謀長鐘偉少將，因吳法憲誣諂彭殺害紅一軍團的人起而為彭辯護，當場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成員之一，銬上手銬。

　　兩次會議唯一的不同是彭德懷代替了蕭克，林彪代替了彭德懷。蕭克當然感慨系之：“反教條主義也開了自遵義會議后黨內(nèi)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壞頭。1958年軍委擴大后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懷元帥，又成了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對象，……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就像我好意給彭總信，卻成了‘反黨’的把柄一樣；
不到一年，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是‘下戰(zhàn)書’。過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樣的手段整譚政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變本加厲，登峰造極。”（7）斗爭的邏輯一旦形成就難以逆轉，整人的機器一經(jīng)發(fā)動就不會停下來，林彪也就必然地與蕭克、彭德懷有同樣的下場。

　　彭德懷在被罷官以后，體會到因“信”獲罪的荒唐，曾囑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蕭道歉：“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　保�8）彭也許不知道，早在1945年的“華北座談會”上，蕭克就是同情他的：“我在會上發(fā)言，也批評了彭的錯誤，但沒有上綱�！�… 散會后，一出會場，有三位同志（其中有兩位是江西時期的同事）對我說：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況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勢，落伍了。說心里話，我是不愿意跟這種形勢的�！保�9）

　　彭德懷覺悟到不能因一封信就讓同志“受苦”，所以1962年又上“八萬言書”。他沒有忘記教訓，特意聲明：“這次，也許有人對我懷疑，為什么正在我國面臨暫時困難的時刻，再次給黨的領導同志去信，是否意味著‘攻擊黨的領導同志’和‘反黨陰謀’呢？對這個問題，我著重聲明：我沒有以上那種目的。”（10）但廬山戰(zhàn)術也繼續(xù)發(fā)揮威力。“八萬言書”寄出后３個月，主要針對彭德懷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和彭德懷專案組成立，彭再次因信獲罪。

　　信之外，還有戰(zhàn)史。廬山會議上，賀龍元帥批彭激烈，是兩個參加政治局常會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另一個是彭真）。1962年，賀龍到湖南，省委負責人向他報告湖南省軍區(qū)副司令員吳自立主持搞“平江革命斗爭史”的情況。6月22日，中央批轉賀龍《關于吳自立反黨問題的報告》。報告中說，最近兩年來，彭、周、吳自立又相繼進行反黨活動，是國內(nèi)外階級斗爭在黨內(nèi)的反映。8月30日，中央批轉中南局關于吳自立反黨活動的請示報告和關于吳自立反黨活動問題的決定，撤銷吳自立的職務，責成周小舟交代其反黨活動；
平江縣委檢討并接受教訓，彭德懷在湘譚、平江的影響及其放過毒的地方，應當教育、消毒。在９月底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央決定成立兩個專門委員會，分別審查彭德懷和黃克誠。

　　彭是“平江起義”的領導人，“平江革命斗爭史”自然少不了這一章。彭既被打倒，這一段歷史也就不能再提。當賀龍報告這一翻案活動時，他不會想到，僅僅４年之后，同樣有人誣陷他借“紅二方面軍軍史編寫委員會”進行反革命政變的聯(lián)絡。

　　戰(zhàn)史之外，還有文藝作品。1967年5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指責電影《燎原》為劉少奇樹碑立傳（這部攝制于1963年的影片實際上把屬于李立三的功勞安置在劉少奇的身上）；
3個月后的8月2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批判由吳自立編劇的電影《怒潮》是為彭德懷樹碑立傳；
再3個月后的12月11日，《湖北日報》發(fā)表文章認為《洪湖赤衛(wèi)隊》是為賀龍樹碑立傳，并揭發(fā)說：王任重親自組織為這個劇所狂熱吹捧的ＸＸ（即賀龍）專場演出，大陰謀家、大野心家ＸＸ 觀看之后，興高采烈，再三叮囑一定要拍一個彩色故事片。

　　3、是有文章關天下

　　由一本書、一出戲、一場論爭引發(fā)政治運動并大規(guī)模影響公眾生活這類事，在當代中國具有模式化意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也仍然是從學術討論經(jīng)思想理論到政治路線的路徑。20多年后來看，我們似乎要感謝這種模式，如果不是這樣，以毛澤東之威望，以華國鋒之高位，以多數(shù)國人之思維慣性，中國又怎么能走出現(xiàn)代迷信的噩夢？

　　如果從中央黨�！独碚搫討B(tài)》1977年第9期（1977年8月25日）的《理論工作必須恢復和發(fā)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算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踐》一文的醞釀、發(fā)表差不多有10個月時間。從寫作到修改，從內(nèi)部刊登到公開面世再到大量轉載，整個過程都由當時的政治精英和政策知識分子的強力組織，全部論爭都貫穿著錯綜復雜，卻又始終對壘分明的政治力量的較量。1978年7月，周揚即在一次報告中挑明：“這個問題不單單是個哲學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 （11）1978年11月27日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點明：真理標準討論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而是黨內(nèi)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更引人注目的是，反對實踐標準的凡是派們，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文章的砍旗本質，另一方面在制止不住時又試圖把它作為“學術問題”，當時“有一位相當負責的人士強調(diào)說，‘真理標準’標準是純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币灾劣谠谥軗P作報告的那次會議上，“有人專門出了一些‘純學術’問題讓大家討論，以求把這場討論納入學術軌道�！保�12）演變的邏輯是：挑戰(zhàn)者先講學術，后講政治；
反對者先以政治理由壓服，后以學術爭論范圍。

　　學術與政治的微妙關系是中國政治的深幽奧秘之一。在山雨欲來的1965年，毛澤東就是從江青的“京劇革命”和姚文元的文藝批評入手，慢慢揭開蓋子，向政治擴展。毛澤東后來說：“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鍤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后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fā)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fā)表很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準備就緒后，毛就強調(diào)批《海瑞罷官》是文化革命，是路線決戰(zhàn)。九大政治報告明確指出：“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鍤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北京市委�！钡�彭真等人面對凌厲的攻勢卻在《匯報提綱》中煞費苦心地界定這一批判的“學術性質”，陸定一甚至強調(diào)：“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方面的題目多得很，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保�13）其實，在當代中國，根本就沒有“純學術”可言，無論是批海瑞還是講實踐，其動因和目的都是政治，但政治的學術化對對陣的雙方都不僅僅是點綴。在發(fā)動者一方，政治挑戰(zhàn)首先的學術面目出現(xiàn)，可以給對方制造麻痹和錯覺，為自己爭取積聚力量的時機，一旦扯下學術遮掩而讓政治破門而出時，勝券已經(jīng)在握了。在對立在一方，為了遏止此一政治攻勢，借助它最初的學術衣裝把它納入學術領域，就是消解其政治功能的便利方法。其間的規(guī)律是：講學術的往往是弱勢的一方，講政治的則為強勢的一方。究竟是學術還是政治，取決于力量對比。

　　中國早已從“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中解放出來，盡管乍暖還寒，時有風雨，但中國的政治生活確實已經(jīng)公開得多、理性得多了，雖然還可以做得更好些�！秾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對于以文章干政治的中國歷史而言，是開始終結了一本書、一出戲、一場論爭引發(fā)政治運動的歷史。當時有人形容說：“全國人民的思想活躍起來了。中國，就好像一個疲憊癱軟的旅人，突然服用了興奮劑，一下子就恢復了青春活力，馬上生氣勃勃起來”。（14）這話說早了，中國的“青春活力”，要到三中全會后，等到改革全面推進后，才慢慢地“勃勃起來”——但《實踐》一文確如杜甫詩云“文章千古事”，改寫下一句是“得失關天下”。

　　但我們必須告別文章政治學。

　　注釋：

　　（1）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卷，�？冢耗戏匠霭嫔�，1999年，第29頁。

　�。�2）同上，第30、31頁。

　�。�3）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冢耗戏匠霭嫔�，1999年，第85頁。

　�。�4）《鄧子恢傳》編寫組：《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9頁。

　�。�5）引自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442頁。

　�。�6）蕭克：《蕭克回憶錄》，第452─453頁。

　�。�7）同上，第457頁。

　�。�8）同上，第457頁。

　�。�9）同上，第320—321頁。

　�。�10）王 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2頁。

　　（11）引自葉永烈《1978：中國命運大轉換》，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版，第517頁。

　�。�12）同上，第518頁。

　�。�13）荒坪：《我的外公陸定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4、366—367、369頁。

　�。�14）引自凌志軍：《交鋒》，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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