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的周年，一個最容易與“記憶”相連的日子。后人的“紀念活動”，往往擷取被紀念者的一些部分而“發(fā)揚”之，其實也多少修改了歷史記憶。然而記憶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不斷修改的過程，惟多在無意有意之間而已�！拔逅摹敝苣陱膩砑o念不斷，有人甚至以為紀念對象已被“放大”太多，有人則覺得“五四”精神并未被真正理解，大約也都各有所本，各見其所見。與“五四”相關的人物，亦多有類似命運，被想念、遺忘；
贊頌、責罵；
仰慕、厭棄；
享受不同待遇，而其所憑藉的本相，反可能迷離恍惚，有時或也不過是捕風捉影的“摹擬”。胡適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90年前，胡適在留學美國時曾說：“夢想作大事業(yè)，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yè)，皆起于一二人之夢想。”所謂夢想，也可以說是烏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國先秦諸子的長處，就在敢于作烏托邦式的理想。實際上，“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見諸實際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烏托邦式理想，后來都不同程度地實現(xiàn)了。對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嘗試”的胡適來說，他也一輩子都在“夢想作大事業(yè)”，并且的確做到了。

　　至少從留學時代開始，胡適夢寐以求的就是為祖國造新文明，后來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表述為“再造文明”（包括物質與精神），此即他畢生一以貫之的志業(yè)。胡適希望“折衷新舊，貫通東西”，對內實行半自由主義半社會主義的新型計劃政治，以解決社會民生的基本問題；
復因內政的改良而使列強同意修訂不平等條約，進而解決對外問題，達到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
最后通過“物質上的滿意使人生觀改變一新”，將中國建成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xiàn)代的統(tǒng)一國家”。這一大目標，到他撒手仙去之時，恐怕自己也不會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過，胡適常以“但開風氣不為師”自詡。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他當年的開風氣之功，已足名留青史；
其實際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愛引的那句話“現(xiàn)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來說，自從胡適回到中國，這“不同”是明顯而實在的。

　　從長遠看，胡適最持久的成績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動我們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話文。在可預見到的將來，白話文大概也不會被取代。書寫和口語的差異，或使當代人的溝通產生困難；
變動不大的文言，卻能彌合異代間的鴻溝。文言被迫淡出書寫領域的功過，也許還要較長時段的檢驗才更清晰。但無論如何，以白話“統(tǒng)一”書寫和口語，可說是近于“書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了。

　　而胡適更多的遺存，似乎還是在當下的推動，不論思想還是學術，政治還是文化。

　　當年胡適提倡整理國故時，連老輩梁啟超也追隨參與，并與胡適競開國學書目。吳稚暉則以為，胡適基本是個純粹的“文章士”，而梁啟超還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貢獻，故明確指出，國學書目一類事“止許胡適之做，不許梁卓如做”。吳氏公開諷勸梁啟超放棄整理國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國的物質文明。雖然他的實際指謂，仍只是希望梁啟超多說與“造機關槍”相關的話，最多也不過“議政”而已。

　　但吳稚暉因此提出了一個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卻有些意思。他說：“如以司馬遷、司馬光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記》，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鑒》不《通鑒》；
又以蘇軾、王安石為譬，一則有詩文集大見輕重，一則有同樣的詩文集絲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輕重。”吳氏顯然同意立功勝于立言的傳統(tǒng)觀念，主要從事功一面看人物的歷史地位，并似將事功定義為參與和影響實際政治。不過，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寬到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在“蘇文熟，吃羊肉”的時段，東坡的社會影響雖表現(xiàn)為詩文，又何止于詩文。

　　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師的時代，士人想要立功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這樣的思路顯然一直傳承到民初，胡適在留學時“講學復議政”的愿望，就是一個明確的表述。從個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許看，胡適未必僅是吳稚暉眼中的“文章士”，大概是個介于蘇軾和王安石之間的人物。他那震動一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如余英時先生所說，提供了“一整套關于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系統(tǒng)”，建立起近代中國史學革命“一個全新的典范”。而該書開風氣的作用還不止于中國，羅素就認為其英文本在西方漢學界也起著典范轉移的作用。

　　然而此書出版不過數(shù)年，在多數(shù)人還在追摹仿效之時，對西學有了較深認識的傅斯年已很直率地做出了與他人不同的判斷，他對胡適說：“先生這一部書，在一時刺動的效力上論，自是大不能比的；
而在這書本身的長久價值論，反而要讓你先生的小說評居先。何以呢？在中國古代哲學上，已經有不少漢學家的工作者在先，不為空前；
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損益之處，更難得絕后�！边@話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謂“一時刺動的效力”超過其“長久價值”，大致也說?了這本書樹典范開風氣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1952年說：“我的玩意兒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便是文學的‘玩意兒’，我所沒有學過的東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著說：“我已經六十二歲了，還不知道我究竟學什么？都在東摸摸，西摸摸�！钡�1958年更說：“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
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專家。今天我?guī)缀跏橇�十六歲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
但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這是一件憾事！”這樣一種對自己專業(yè)認同的含糊，或暗示著在具體專業(yè)特別是哲學史方面貢獻不是特別大，然而其涉獵的廣博，卻又少有人能及。

　　從20世紀50年代對胡適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國的影響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各領域。自他“暴得大名”以后，幾十年間“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無論是譽是謗，不管是追隨、發(fā)揮、商榷、批評或反對，在眾多領域里，亦如余先生所說，“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然而這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我想，有沒有他的哲學史、文學史和小說研究等“詩文集”固然大見輕重，即使沒有這些，胡適仍然是那個“胡適”。

　　胡適一生不忘作一個覘國之士，終其生為在中國實現(xiàn)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認為“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fā)生影響的文化”，故反對“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
不僅在北洋時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試圖以其具有特定含義的“中國文藝復興”包容新當權的國民黨，長期徘徊于諍友和諍臣之間。盡管其事功遠不及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心態(tài)上卻相當接近他們。他那“為國人導師”的自定位及其始終從世界看中國的眼光，使他常能從大處著眼；
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時代的聲音，說出時人想說而未曾出口的話，故能對社會產生“一時刺動的效力”，實際也就創(chuàng)造了歷史。

　　或可以說，胡適既因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開了風氣，又因種種原因與時代疏離。不過，他歷來主張一種“實驗的精神”，他給“中國文藝復興”下的定義，即“一種自覺的嘗試”。就像他在《嘗試歌》所說的：“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彼�畢竟已經實踐了其“實驗的精神”，何況還有那么多他人難望其項背的成功！

　　可惜這位一生講話寫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淺顯，也以此著稱于世的思想家，雖然最希望為人理解，恰又最不容易理解。他自己就曾嘆謂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不為世人所注意，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別人選的《胡適文選》后說：“你們都不讀我的書，你們不知道應該怎樣選，還是讓我自己想想看。”選他文章的人當然是愿意并認真讀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適看來，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與讀者的關系到老也還是隔膜的。

　　歷史表述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本無限曲折。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胡適的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說，胡適“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他論學論政的文章講話，是在對中外老少新舊各種人“說法”，但別人卻未必知道他具體的言論是對哪一具體的聽眾說法。由于收發(fā)者心態(tài)不是同時，視點不相接近，則說者自說自話，聽者各取所愛，就發(fā)展成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了。

　　與晚年的胡適過從較多的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說話“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圍內，他又是“有啥說啥”。這是他積多年與胡適接觸經驗的甘苦之言。正因為如此，對胡適所說的話就不能全從字面看，而必須仔細分析，才可以從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說啥”的真意。

　　今日若要研究胡適的時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
如果要理解胡適本人，則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卻為人冷落的篇章。且兩者就像“知人”與“論世”的關系一樣，本是互補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適本人及其不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為世所知和不為世所知的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適那個時代；
同時，也只有在盡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適所處時代之后，才能進一步領會胡適身處特定時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陳寅恪語），以期“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胡適語）。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還原其本相，但究竟何為本相或真相，其實不太說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強，以為通過所謂“科學”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對象到超過其本人的程度。對此我實在有些存疑，蓋不論什么外在內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識真面目的可能，每個人大概還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為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觀努力（或謂掩蓋），研究者能從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難得；
進而能對研究對象有所謂“同情之了解”，尤大不易。若云認識其人超過本人，多少恐有些“以不知為不有”的傾向，或不過凸顯研究者的大膽敢言而已。

　　進而言之，對歷史人物“真相”的把握捕捉，還有一個“形似”還是“神似”的問題。兩者之中，后者更難，即王安石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也。然而不論“形似”還是“神似”，都僅到“似”的程度；
能似，就不簡單。對史學來說，很多時候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尚難以判斷，遑論所謂“真”。在這一前提下，或不妨嘗試先尋求呈現(xiàn)歷史?物的豐富面相，即盡量重建傳主“已確立形象”之余的部分；
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之外，“旁采史實人情，以為參證”，以“見之于行事”的方式寫實亦兼寫意，重構出傳主人生經歷的豐富，說不定反能因此而趨向于接近其“本相”。

　　聞一多在寫杜甫時曾說：

　　數(shù)千年來的祖宗，我們聽見過他們的名字；
他們生平的梗概，我們仿佛也知道一點；
但是他們的容貌、聲音，他們的性情、思想，他們心靈中的種種隱秘——歡樂和悲哀，神圣的企望，莊嚴的憤慨，以及可笑亦復可愛的弱點或怪癖……我們全是茫然。我們要追念，追念的對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標是什么？要崇拜，向誰施禮？

　　由于“看不見祖宗的肖像，便將夢魂中迷離恍惚的，捕風捉影，摹擬出來，聊當瞻拜的對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慰情的辦法”。所以，他所描繪的詩人杜甫，雖不敢說“這是真正的杜甫”，卻可以說是他“個人想像中的‘詩圣’”。

　　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解。一方面，往昔的追憶需要一個可知可見的具象，否則難以寄托；
另一方面，很多時候我們仰慕和崇拜的憑藉其實只是一個想像的摹擬物。中國古人對此有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不重偶像（此用其本義），而多以牌位表出，是很典型的“寫意”。但后來終抵擋不住人情的需索（或也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漸出現(xiàn)畫像雕塑一類“寫實”之物，現(xiàn)已基本取牌位而代之了。然而恰因“寫實”物品多系晚出，反蘊涵著較多的想像，未必就比“寫意”的牌位更接近實在。

　　有時候，“寫實”之物甚至真如聞先生所說，不過是捕捉夢魂中迷離恍惚的影子而已�！秹粝�筆談》曾記唐明皇夢鐘馗捉鬼而命畫工吳道子圖之，道子“恍若有睹，立筆圖訖以進”，居然極肖明皇夢中所見，“上大悅，勞之百金”。這就是一個捕捉夢中之影的“實例”，其作品究竟算是“寫實”還是“寫意”，還真需要費心斟酌。惟夢不易說，說即難免癡人之譏。偏向科學者如胡適，就以為做夢都有生活的經驗作底子；
則明皇所謂“卿與朕同夢”，或其作底子的“生活經驗”相近乎？

　　今日科技的力量給史家以極大的幫助，胡適的容貌、聲音都有記錄而可親近，但是他的性情、思想和“心靈中的種種隱秘”，仍不能不遵循論世知人的取徑，據(jù)史料和想像以重建。

　　胡適處在一個新舊中西雜處交錯的時代，他自己也是一個由傳統(tǒng)的士蛻變出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而且他身上還有“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同時存在。在小至家庭愛情和大至民族國家走向這樣一些問題上，究竟是取中國的還是西洋現(xiàn)代的態(tài)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猶疑躊躇吧。被視為“西化派”代表的胡適，到底是一位激烈反傳統(tǒng)的世界主義者，還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義關懷的人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兩種有著明顯反差的胡適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線下面更廣闊的民族主義關懷甚少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傳統(tǒng)的形象卻長留在人們記憶之中。

　　再加上胡適不僅向往特立獨行，又好與各方面周旋。他那過人的“修養(yǎng)”工夫體現(xiàn)出非常明顯的“超我”對“本我”的抑制，后天對先天的約束。胡適承認其“好名”，所以能愛惜羽毛。對他這樣的人來說，“超我”的壓力雖無形卻甚大。正如陳源所說，他給自己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特殊的地位”。胡適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適”，他就不得不說那個“胡適”應該說的話，做那個“胡適”應該做的事。然而他每給自己找到一個新的社會角色，都增強了他“超我”一面對“本我”的壓力，也就加劇了他內心的緊張。

　　另一方面，胡適雖一心想“作圣”，又不時要“率性”，甚或試圖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觀其一生，正是依據(jù)父親胡傳總結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游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tài)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圣”的方向努力，故與其所處之時代有意無意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
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無意的。

　　然而近代中國以“變”著稱：變得大、變得快、且變化的發(fā)生特別頻繁。用朱自清的話說：“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蕩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焙�適很早就認識到近代中國“時勢變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勁，就要落后趕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時’的人”。所以他一向注意隨時調整自己與所處時代社會的位置，不愿給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適晚年還記著康有為曾對他說：“我的東西都是二十六歲以前寫的。卓如以后繼續(xù)有進步，我不如他。”梁啟超自己也曾比較說：“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瘑⒊�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shù)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或許胡適自己是介于康梁之間的：他總想繼續(xù)進步，處處像梁；
而其主要的“東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于康；
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書，正凸顯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不過，胡適形象最不可或缺的還是他一向“寧可失之忠厚”，真正是貫徹終生。他最后一次講話曾說及自己因言論而被“圍剿”，但不忘表示“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講到此已動了感情，聲調開始激?，幾句話后突然煞住，顯然是心臟病發(fā)作，但仍掙扎著含笑與人握手，努力不要讓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終因心臟不支，仰身暈倒，從此再未醒來。我們當然知道他確實生氣，但仍委婉出之，含笑攜手。后人若只看見那開頭的生氣，忘掉了臨去的微笑，實在是看輕了胡適之！

　　也許，后人最好的紀念，便是同樣報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論耶穌說：

　　他們想念你，你還是你；

　　他們不想念你，你還是你；

　　就是他們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罵你，你還是你。

　　就影響的廣狹來說，以胡適比耶穌，或有些“擬人不倫”（傅先生是把耶穌看作人類之一的）。若不以功業(yè)論，則胡適秉承的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說，“終是人類向著‘人性’上走的無盡長階上一個石級”。我們能不向此長階上的一個石級報以微微一笑，在

　　這微微一笑之中，想像你的普遍而又不滅的價值！

　�。ò锤翟娫�句為“證明你的普遍而又不滅的價值”，冒昧易一詞，謹此說明。2006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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