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常先生仆仆風塵回到重慶，政府正忙于返都南京，許多機關都找不到人，常先生幾經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長，傅先生給了常先生極大的鼓勵與支持，決定維持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中央研究院的一個所，解決了經費、編制等問題，甚至還給了一部十輪大卡車，常先生開始了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從四川招來一批新的人馬如郭世清、劉縵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蘭州又加了段文杰，1946年秋天返回敦煌。雖然大卡車已經破爛不堪，勉強開到敦煌后已不能再用，終于還是完成了這趟旅程。1947和1948年，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當我1963年調到敦煌時這批新人中仍留在研究所的還有孫儒間/李其瓊夫婦、史葦湘/歐陽琳夫婦，還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學畫的，當時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書鴻和李承仙組成了新的家庭。這一批人，可以說是第三批投身敦煌的，而包括我在內在上世紀60年代初來到所里的十幾個人可以算作是第四批。

　　研究所的工作逐漸恢復并走上正軌，除了繼續(xù)保護工作以外，壁畫的臨摹更加大規(guī)模地開展起來了。1948年夏秋，常先生帶著各專題500多幅臨本在南京和上海又舉辦了一次展覽，蔣介石、于右任、孫科和許多黨國要人都前來參觀了。展覽結束，常先生聯(lián)系把這批臨本以彩色出版，這時研究所又重歸教育部，在舊政權即將覆亡的前夕，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下令將這批臨品全部送到臺灣展出，常先生察覺到其中的用意，沒有執(zhí)行，將所有臨本妥善分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帶著子女，悄然飛回蘭州，回到敦煌。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國前3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敦煌，研究所迎來了新的時期。

　　我有幸擁有一冊1948年展覽后出版的彩色畫冊，可以看出，常先生等開創(chuàng)者對壁畫的臨摹已分成了三種：現(xiàn)狀臨摹、整理臨摹與復原臨摹�，F(xiàn)狀臨摹就是對壁畫現(xiàn)狀包括其變色、毀損、開裂等情況的忠實臨摹，復原臨摹允許畫家憑自己的判斷恢復壁畫已變色部分的原初狀況，整理臨摹介乎二者之間。其中以現(xiàn)狀臨摹的難度最大，價值也最大，復原臨摹雖然畫面完整，但有一定的想象成分。我還珍藏著一冊張大千出版的臨品集，都是復原臨摹。張氏臨摹時從青海雇來了一批藏族喇嘛畫工，由張氏起稿，畫工上色，張氏再做最后整理，畫面色彩過于鮮艷完整，帶有藏畫的作風，不如常先生等諸位先生后來發(fā)展的現(xiàn)狀臨摹那么含蓄雋永，那么可信。

　　我寫了上面這些，并不是為常先生另外作傳，只是試圖通過常先生的奮斗經歷，展現(xiàn)出先生的真實性格和精神。

　　據(jù)我與常先生的接觸，可以說常先生是一位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只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并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藝術的藝術家，率性而真摯。常先生之所以沒有去臺灣，并不像有的作家描述的是先生已看透了舊政權的腐敗和反人民的性質，也不是他對新政權宣稱的共產主義美好遠景有多少認識，只是因為敦煌在大陸，常先生的事業(yè)在敦煌，永遠不能離開敦煌事業(yè)罷了。凡是不利于他的事業(yè)的，他一定不會去做；
凡是對他的事業(yè)做出過支持和理解的，先生都一概給以感激。比如，就在敦煌改換天地的前夕，舊政權已氣息奄奄之際，常先生派人去酒泉，從當時已撤退到酒泉的舊政權的甘肅省政府全額領取研究所的最后一批經費，常先生就脫口而出地發(fā)出過感慨：“政府已經把最后一滴血都擠給我們了！”這種言論在“文革”中被“揭發(fā)”出來，自然就成了常先生是國民黨的殘渣余孽的鐵證�？蓪τ诼市远鴱牟粚θ嗽O防的常先生來說，這只不過是他一種極自然的并不摻雜任何政治判斷的表述而已。實際上，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任何一個政權內部，總是有好人，也總是有壞人，而這些個別的人，并不能改變政權的整體性質。酒泉給研究所支付了最后一批經費的人，無非是舊政權中一些比較有良心的人而已。

　　但我們有不少遵循著“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的傳記文學或報告文學作品，卻有意無意地要把常先生與他并不熟悉甚至從來就沒弄懂過的政治聯(lián)系起來，給先生涂上一片光輝的色彩，就連徐遲先生的《祁連山下》也未能免俗。例如，徐遲就借著他杜撰的由延安共產黨人派到玉門油礦的老工人傅吉祥的口對尚達（常書鴻）說：“還有你并不知道的一些人，也和你在一起的�；蛘哒f，不完全在一起，但卻都近在你身旁。你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會來的，大家都會來的�！毙爝t先生接著寫道，果然，就在尚達最困難的時候，一批熱血青年來到千佛洞，參加了他的隊伍：“他們是自動組織，志愿前來的，然而他們背后卻有著一個強有力量的領導�！睆娏野凳旧羞_（常書鴻）在戈壁灘上的工作早就得到了共產黨人的關懷和暗中相助了。

　　甚至，還有一種先生的傳記，把張民權直接就說成是一位共產黨員，是黨早就派到常先生身邊幫助他的，以后在重慶主持了敦煌臨本展覽，擴大了先生工作的影響。這種說法，并沒有事實根據(jù)，頂多也只是揣測之詞甚至完全的虛構，目的也是為常先生抹上幾分鉛華。

　　幾乎所有的傳記或報告文學作品，都對建國以后的千佛洞涂上了一層厚厚的彩色，似乎只要一“解放”，這里馬上就充滿陽光，成為理想國。就連《祁連山下》也這么描寫說：“敦煌藝術研究院早已成立。現(xiàn)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畫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現(xiàn)代設備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庫，公社開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場，他們能吃到牛奶和奶油�！币�知道，這篇作品的寫作和發(fā)表都在1962年，那時的甘肅正發(fā)生著餓死了幾百萬人的慘劇，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腫。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攏起來的力量，先生做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決定，向全所人員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請長假暫時離開研究所，工資、糧票按月照發(fā)，路費報銷，只要能保住一條命，將來回來，就是勝利。在這種時候，哪里有什么“研究院”、“研究生”、“牧場”、“牛奶和奶油”的影子？在這里不得不插進一句，對于寫出過還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優(yōu)秀作品令人尊敬的徐遲先生來說，這一段“光明的尾巴”無疑是一敗筆。其實，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徐先生即使不能做到秉筆直書，也大可予以回避，不必加上這些違心之言的。所以，比較而言，沈從文前輩倒是更令人尊敬了。

　　“文革”以前，記得最令我們發(fā)笑的事就是讀到各種報章雜志的記者寫的關于千佛洞的報道了，說這里的“研究員”們個個都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享受完“特供”的豐盛晚餐后就在林蔭道上漫步，討論著高深的學問，或是拉起小提琴，從哪一家還傳出鋼琴聲，千佛洞沉浸在一片如詩似夢般的氛圍里。每當讀到這些所謂“報道”，我們無不大笑，搶著朗誦上面的經典詞句。

　　但事實上卻遠不是如此的一片祥和，常先生的事業(y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在歡慶解放的激動過去以后，酒泉軍分區(qū)竟將研究所定性為特務組織，沒收了所里的全部財產，查抄了常先生的小土屋，命令他等待處理。雖然這只是一個插曲，很快就糾正了。經過這件事，一向并不防人的常先生也不能不警覺起來，果然，伴隨著先生一生的背叛并沒有消失，甚至在新形勢下愈演愈烈了，軍分區(qū)的懷疑正是研究所內部有人告發(fā)的結果。常先生也是通過糾正這個錯誤的過程，才逐步對新政權內持務實態(tài)度的干部產生了好感和信任的。

　　然而，背叛仍在繼續(xù)，常書鴻在《九十春秋》中記道：“……受左傾思潮影響，一些同事堅持不再進行宣傳封建迷信的壁畫臨摹，提議擴大生產。在‘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口號下，我們不得不放棄了繼續(xù)對壁畫和彩塑進行分類臨摹和研究的計劃，而全部投入了蔬菜和糧食的生產�！背Ｏ壬�出于事業(yè)的責任心，內心十分焦慮，不得不向中央匯報情況，以至于中央要委托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趙望云和副處長張明坦到所里來“解決問題”。1981年我已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工作，所長正是張明坦，他對我說，研究所的問題并不簡單，常書鴻的處境很難，我們去的目的是解決團結問題，雖然開了團結會，畢竟還是解決不了的。這里，筆者忍不住要插進一句，黃永玉1992年在香港明報月刊上連載的《大胖子張老悶兒列傳》中的“張老悶兒”的原型就是張明坦，那位心地善良的可愛人物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果然，1951年的團結會剛剛開罷，常先生恰好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到北京進行全面匯報和配合抗美援朝戰(zhàn)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籌辦新中國第一次敦煌藝術展，此時，研究所竟爆發(fā)一場“搶畫風波”。一些受到某位幕后人士煽動的工作人員，竟趕到城里，當著趙望云和張明坦的面扭住常先生不放，說中央和鄭振鐸的決定都是錯誤的，絕不能讓這些封建迷信的東西拿到人民的首都展覽，還說常書鴻是要裹走全所畫家的公有作品一逃了之，硬是把先生手持的一大卷1949年新臨摹的作品奪走了。但敦煌藝術展靠著原來妥藏在上海和杭州的臨本和這次幸而已放到汽車里帶出來的一小部分新臨品，終究還是在北京午門城樓上展出了，周恩來、鄭振鐸、郭沫若都蒞臨參觀，并接見了先生，先生開創(chuàng)和領導的敦煌事業(yè)得到國家的重視，郭老還親筆書寫了由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頒發(fā)給先生和全所人員的獎狀。獎狀上寫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在所長常書鴻同志領導下長期埋頭工作……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表揚的……”措詞非常恰當。

　　梁思成先生也參觀了展覽，寫下了他在建國后的第一篇論文的《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

　　幾十年后，我與一位曾參加過“搶畫風波”的老先生談到了這件事，他深表悔恨地說：“我們都上當了。那個人不出頭，總是藏在后面，要我們出頭。他是有目的的，解放前他就是共產黨，搞學潮很有經驗。后來雖然脫黨了，一解放，以為自己的機會到了，以后是共產黨，也就應該是他的天下了，想著用極左的提法千方百計要把先生搞下去，自己來當所長。他是有野心的�！彼�還說，每次到北京，他總要去拜望先生。

　　但這件事卻為以后預留了禍根。1957年，這位老先生和其他參與“搶畫”的人都被打成右派，那位幕后人士因為這件事和其他生活作風上的事雖然也免不了被批判，卻安然度過了此難�？傊�，研究所完全不是有些人描寫的充滿了溫馨與和諧的人間天堂。

　　所謂“反右”，是一場知識分子的大災難，此時，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已經入黨，是研究所第一位黨員，擔任了黨支部書記，在那個錯誤的年代，采用了錯誤方式來打擊異已，李承仙是有很大責任的。先生在“文革”后有一次與我談起，也深感遺憾與歉疚。但“反右”的幾個月他和李承仙正在日本訪問，所里的運動由一位酒泉調來的張姓辦公室主任具體負責，先生說：“他說得好可怕，他說常所長你們就放心走吧，這邊的幾個就交給我好了，不老實，我就給他一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說這話時，先生連連搖頭。他對我說，他是從日本回來以后才知道所里定了3名“右派”的。

　　先生的經歷，使他深知搜羅和留住人才之不易，所以十分愛惜人才，一旦有人表示愿意投身敦煌事業(yè)，都使他深為激動，只要他老看中，總要羅致來所，包括我在內。高爾泰也是這樣，他在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yǎng)時，向常先生寫信自薦，談到自己對藝術史和敦煌藝術研究的看法，常先生十分重視，在調閱了高的文章、畫作和檔案后，不拘一格用人才，并不因高曾被打成右派和被勞教而有絲毫漠視，決定收納。但此事因為高原是從文教系統(tǒng)開除的不能重回這個系統(tǒng)而遇到了困難，常先生并不放棄，一直堅持了半年多，還經過了文化部，才解決了人事手續(xù)問題。前面提到的在生存最困難的時期，先生做作出允許人員請長假的大膽決定，既破格又不符合人事制度，同樣也是出于愛護人才的目的。所里的老人都把這個假稱做“救命假”，還真的有好幾位就是靠先生的這個政策活下來的。先生甚至還為我找女朋友的事操過心。

　　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藝術家，率直而天真，不拘小節(jié)，重感情，觀察力細致精微，聯(lián)想豐富。冬天，有一只失群的喜鵲到先生窗前乞食，先生按時準備了吃食放在窗臺上，連續(xù)喂養(yǎng)了四五個冬季。后來窗戶紙換成了玻璃，這只形單影只的喜鵲看見玻璃里自己的影子，以為是另一只同類，不斷朝玻璃沖撞。先生看見了，常為所里的單身職工操心。

　　有一次記得大概是老家需要一筆錢，我在所里到處借錢，湊夠寄走了。先生忽然派人來叫我，說：“聽說你到處借錢？”我回答是的。先生說大家都是拿工資的，誰有那么多錢！我無言。他老又問所里誰的工資最高，我當然只能說是他，他火了：“那你為什么不找我！難道你有困難我會不伸手？你不來找我說明你信不過我。”叫我下次有事一定找他。

　　先生有時候也得罪人，但絕不是有心的，說話總是脫口而出，從不拐彎。有一次，我住的房間紙糊的頂棚壞了，我到處請教該怎么辦，先生卻在會上不指名地點了我，說有人頂棚壞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要到處找人來修，這點小事為什么自己不能解決？一聽就知道先生不知是聽了哪位傳話人的話，而且理解錯了，我沒做任何解釋。

　　所里有一位技術很高的裱畫工李復，是張大千走時給先生留下的，裱畫工作清閑時也參與臨摹一些較簡單的壁畫。一次在臨畫工作中下到地面去上廁所，林蔭道上見到先生。先生見到在那么忙的工作季節(jié)還有人在外面閑逛，就有點來氣，上來就是一句質問：“你怎么不去挖畫？”大個子李復叼著根煙卷，偏著頭，沒聽明白。先生又重復了一遍，氣更大了。

　　李復懷疑自己聽錯了：“挖畫？挖什么畫，我不敢挖。”

　　先生的氣更不打一處來：“人家都在挖畫你怎么不挖，人家都敢你怎么不敢。你也去挖，我叫你挖你就挖！”李復這才恍然悟出來了，知道先生所操的濃重的杭州口音，把“畫畫”說成“挖畫”了。一解釋，兩個人全都笑了。

　　先生有時也開一些笨拙的玩笑。一次有人畫油畫，把所有的頭都畫小了，先生看了，劈頭就是一句：“你把頭怎么都畫得這么小，你不要以為你自己的頭長得小別人的頭也跟你一樣，你得重畫�！鼻『眠@青年人的頭確實有點小，不過大家平時誰都不說：先生卻不管不顧，公然說了出來，大家全忍住不笑，這時我剛好也在旁邊。先生見到大家的樣子，才意識到自己的話說過頭了，自己先嘿嘿笑了，說；
“我這是隨便說說的，你不要在意，開個玩笑嘛！整體來說，畫得還是不錯的，稍微改改就行了�！�

　　司機王杰三又胖又矮，長得卻五大三粗，從舊社會過來，有些流氣，好胡吹冒料，給我說先生做菜從來不放味精，怕把菜的原味埋沒了。我問先生可是這樣，他說：“誰說我不放味精？王杰三滿臉橫肉，不是善類�！蔽倚χ�又對老王說，所長說你滿臉橫肉，王說，我長什么樣是爹娘給的，他不吃味精是他自己的窮講究。

　　其實，所里多數(shù)人對先生都是諒解的，知道他不懂政治，也不會做思想工作，是個透亮的人，沒有整人之心，存心原本善良，但對于李承仙，大家就普遍不予諒解了。我同意所里多數(shù)人的看法，我甚至認為，盡管李承仙在“文革”期間對先生的生活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但總的來說，她對先生的事業(yè)所起的不良作用遠遠大于幫助，而先生卻事事離不開她，所以給某些人宣稱的什么“常家天下李家黨”留下了口實。現(xiàn)在的干部制度規(guī)定，有領導關系的直系親屬不要在同一個單位，尤其對同在領導崗位者。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先生能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幫助他處理日常工作，使先生可以專心考慮業(yè)務工作，先生本是可以團結更多的人的。

　　四

　　“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年以后，社會態(tài)勢越來越左，我想先生一定也感覺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知道先生提出來的要開一個新洞窟的主張是不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難道他真的認為在佛教石窟群里放進一個表現(xiàn)革命題材的所謂新洞窟，塑上領袖和國家領導人的像，畫上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和志愿軍，以及如土地革命、國內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和共產主義的遠景，這些，都是合適的嗎？是他的真正想法嗎？也許憑著先生對“政治”和對“舊瓶裝新酒”天真的認識，真的覺得這是可行的，但也許實際上先生心里面十分明白，只不過是不得以而為之，以圖響應“突出政治”的號召，免遭即將到來的劫難罷了。郭沫若可以輕松地說一句把他以前寫的書全部燒掉，但先生不能，這不是否定他個人的問題，而牽涉到對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保護與發(fā)揚的祖國文化藝術的評價，良心告訴他不可以也沒有權力這么做。先生沒人可以商量，只得把一切寄托于全所同人對他的良苦用心的理解，當這一點在新老極左派的挑戰(zhàn)下不能達到時，就只得寄望于上級的支持了。這一點他暫時做到了，省里和地區(qū)的領導都支持他，但現(xiàn)在可以肯定，這些支持者也是言不由衷，因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樣才能逃過這一難。于是，悲劇發(fā)生了，運動一來，幾天前還口口聲聲支持他的地委書記竇明海突然變卦，聲言支持以賀世哲為首的革命造反派，要砸開研究所階級斗爭的鐵蓋子，先生的唯一支柱也沒有了，被加上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罪名，被無情地打倒了。

　　但我轉而一想，即使先生不打著這桿紅旗，即使他做了別的什么事或什么也不做，即使沒有賀先生，也沒有他面臨的所有歷史恩怨，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口號下，作為研究所的“當權派”，他也一定會被打倒的。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中國歷史的悲劇。

　　正如高爾泰在《尋找家園》中所說的，打先生最兇的，不是那些在反右中挨過整的人或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的人，因為他們在運動中也自身難保，前途未卜，好多也已被揪了出來，而是那些先生一手培養(yǎng)提拔起來的人。有人一次一揮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揮手，先生的一只眼睛當場就腫了起來。腫包冉冉長大，直至像一個紫黑色的小圓茄子。大家都驚呆了，一時鴉雀無聲。”

　　我就親眼看見有兩個非常可愛的小女孩，一個才五六歲，一個不過兩三歲，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女兒，平時喊先生為常爺爺?shù)�，在斗爭會上也會狠擰“常爺爺”的大腿了。

　　先生被“處理”過兩次，一次是工作組在1966年10月宣布的，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jiān)督勞動，只領取生活費；
李承仙開除黨籍，工資降6級。1969年又經革委會“處理”了一次，維持原結論。先生原是行政6級還是7級，在甘肅，是唯一一位與省委書記同級的，現(xiàn)在是什么級都沒了，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

　　1968年夏，由我押解先生到酒泉和蘭州治傷，這一段經歷，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已經寫過了。以后，先生一直在廚房勞動，再以后腰傷養(yǎng)得好一些了，也在地里給廚房擇菜。1972年夏，我把剛會說話的女兒也帶到所里來了，某天時已中午，大家都午休了，先生還在地里摘菜，我從旁邊走過，距先生大概20多米，先生看到沒人，悄悄向我女兒招手。我叫女兒過去喊一聲常爺爺，女兒蹣跚地過去喊了一聲，先生笑得咧開了嘴，摸著她的頭，向我點頭。過了幾天，先生悄悄對我說，你女兒的額頭長得好看，你不要給她留劉海，讓她把額頭露出來。

　　五

　　不久，沒有任何先兆，事出突然，先生和李承仙卻忽然被省革委會派人來所宣布“解放”了，撤銷一切罪名，恢復工資待遇和黨籍，補發(fā)工資，但暫時沒給先生安排工作，以后才宣布任命為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李承仙安排在美術組，但沒有恢復她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他們又搬回了原來在中寺后院的住房。

　　宣布后沒幾天，搬家前，先生的兩個兒子從蘭州趕來了，就在先生作為“牛棚”的兩間狹窄的小土屋里，先生邀請全所人員，包括那些迫害過他的人全都到他“家”聚會，屋里屋外擠滿了人。先生圍著圍裙親自下廚，嘴笑得合不攏了，做出幾大盆法式春卷，外帶加了糖塊的紅茶。早就聽說先生的西餐廚藝不凡，這次大家算是見識了。

　　我也去了，先生特地對他的小兒子嘉皋說，給你蕭叔叔照幾張相。那時候我們這些人，窮得連個普通相機都沒有。嘉皋給我在9層樓南側窟前照了幾張，說還要照，我說不照了吧，聽說你帶了彩色片子，我畫過第53窟宋代窟檐復原圖，哪天你幫我拍下來，也許將來用得著。后來我出版《敦煌建筑研究》，那張彩照就是嘉皋拍的。

　　先生的請客，充分顯示了他老的寬闊胸懷，明顯地是要把全所重新團結起來，繼續(xù)他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

　　很快我們得知，英國著名記者、一向替中國說好話的韓素音和她的丈夫要來了，先生“解放”后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接待韓素音。當時我們還沒有把這兩件事連起來，很快我們就意識到了，要是韓素音不來，先生的案子還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呢！我們對于這種出口轉內銷的“政策”，感到十分有趣。

　　據(jù)外交部張穎《周恩來的心中裝著多少人》（《光明日報》2006年9月18日）的記述，1972年春夏之交，韓素音來中國訪問，提出想到四川她老家和敦煌等地參觀采訪，希望能見到幾位著名作家、學者。周恩來答應盡可能滿足她的要求�？偫頉Q定要把先生請出來接受采訪，要張穎了解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老先生怎么樣了？經張穎了解，得知先生仍被監(jiān)管，而且腰部受傷。“當我們向周總理匯報這些情況時，他眉頭緊鎖，思索了好一陣子，對我們說，你們按計劃去敦煌吧，常書鴻的事我來處理。” 經過總理的安排，省委立即把先生接到蘭州治病，經過多次專家會診和各種治療，腰傷是大好了，但醫(yī)生說那件鋼背心是要穿一輩子的。張穎繼續(xù)回憶說：“韓素音等外賓離京不久，周恩來讓我匯報到敦煌看到的情況，特別關心常書鴻的健康和處境。周恩來回憶說：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緣。常書鴻從國外一回來就專心致志地鉆研敦煌藝術，并有所成，這是很難得的。當年國民黨名義上是建立藝術研究所，但哪有經費和條件？當年他們是牽著牲口步行去敦煌的�，F(xiàn)在那些年輕人把常書鴻說成是國民黨的殘渣余孽，那是缺少知識啊�！�

　　韓素音要來，我們可忙壞了，那時離“文革”全面結束和對外開放還早，在邊地敦煌接待外賓，那可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要全面清理洞窟和窟前環(huán)境，雇了好多民工，我們也參加了。孫修身本來又瘦又小，長得也老氣，留著一個小平頭，幾根小黃胡子被細沙一蓋，全成了白的了。一位民工問他：“老大爺，您都這一大把年紀了還來掃洞子�。磕�今年高壽呵？”孫修身說：“還不老，也就70吧！”“不像不像，我看最多也就60多�！蔽覀兟犃斯�哈大笑。其實，老孫與我同年，當年只有34歲。

　　粉飾太平，掩蓋真相，是某些國人的拿手好戲。為了在外國人面前表現(xiàn)先生從來沒有受到過虐待，研究所也從來都是平安無事，除安排先生進行“緊急治療”和整理環(huán)境外，縣委還派出專車到鄰縣肅北拉來了一套當時還算“高檔”的沙發(fā)，把先生自砌的有些年頭的土沙發(fā)打掉，換上這套沙發(fā)，土房子粉刷一新，里外通白，還鋪上了地毯。李承仙積極配合，沒想到常先生一回來卻大發(fā)了一通脾氣，堅持要把沙發(fā)扔出去，還他原來的土沙發(fā)，但木已成舟，沒有法子了，只把地毯取消了。

　　這里，我要把所謂“土沙發(fā)”給讀者介紹一下：那是完全用土坯砌出來的，外觀與真正的沙發(fā)并無二致，可長可短，單人、三人均可。砌好后用草泥抹面，再抹上一層石灰膏，壓得光光溜溜的，就成了。表面不刷白灰，以免坐時被擦下，再放上坐墊和靠墊。講究些的在坐墊下砌成凹坑，填上棉絮等物。敦煌老鄉(xiāng)家也有土砌的坐具，但“沙發(fā)”卻只在研究所盛行，我房間里也砌了一個。

　　所革委會召集全所青年團員，人數(shù)不夠，把我們這些超齡團員也算上，發(fā)動我們完成一項光榮的外事任務——到戈壁灘上捉沙雞。

　　沙雞是戈壁上常見的一種野味，有鴿子那么大，但我來所多年，也還從來沒有嘗過。夏秋之交沙雞最多，但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出現(xiàn)。我們浩浩蕩蕩連夜乘車開到戈壁灘上，但大家也不知道怎樣才能捉到，一位當?shù)貎刃腥苏f，太容易了，只要到電線桿子下揀就行了，要多少有多少。原來沙雞晚上視力不好，飛起來一撞到電線桿準得昏死，我們沿著電線桿一路揀去，短短兩三個小時竟揀滿了兩大麻袋，估計夠了，班師還朝。后來沙雞都用在宴會上了，除了客人和陪同人員還有所里如副主任何山、蘇木匠那些有資格上臺盤的人之外，聽說還有人帶回去了不少，而我們這些出了力的年輕人，卻連一個雞爪子也沒見上，還通知我們這幾天沒事就在辦公室待著。但先生沒忘了大家，在韓素音走前堅持要全所人員都參加合影。

　　敦煌縣更來勁，他們要搞西餐，從準備餐具到學習用刀用叉以及了解西餐的特點，經過理論結合實踐的刻苦練習和演習，搞了幾個來回。聽說從酒泉到敦煌這300多公里的公路搞得更邪乎，全鋪上細沙，車隊到來以前還要潑水，比帝王出行還隆重。據(jù)說韓素音對這種做法很有看法，給接待人員提了意見。

　　“做老實事，說老實話，做老實人”，是黨的教導，可我們怎么也不能把這種現(xiàn)象與這一貫的教導聯(lián)系起來。當然有朋自遠方來，打掃一下也是應該的，但事物自有其度，本色自有其美，尊嚴比什么都重要。而這種公然做假事，說假話，做假人的事，極大敗壞了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有損于自己的尊嚴，久而久之，養(yǎng)成了國人一種里外心口不一的心態(tài)，以至于習以為常，我認為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就開始了的對人性的最嚴重的破壞之一。

　　韓素音在敦煌待了五天，走了，先生正式上任，開始了他繼1943年、1946年以后的第三次創(chuàng)業(yè)。至于他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罪狀”，沒人再提了，而那些迫害、誣陷、背叛、毆打、辱罵過他的人，一個個也都平安無事，沒有人起訴他們，沒人追究他們，甚至連一聲道歉都不必說，而這些人當中的某些人，或者仍然心有不甘，時時想著或仍在繼續(xù)對先生進行背叛和迫害，或者及時改變策略，向先生奉上笑臉，企圖以另一種方式獲得好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和社會，就是這樣的有趣和豐富多彩。

　　先生“解放”后第一次正式現(xiàn)身，用不著別人提醒他要“大膽工作”，就嚴肅地指出，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是農場，是國家設立的研究機構，要立即扭轉天天只講種菜種糧的方向，重新回到正路上來。保護工作仍然是第一位的，保護當中也有研究。我們要重新討論研究所的方向和課題，第一步是把1964～1966年初大家已經基本完成的文章寫完（那原是為召開建窟1600周年紀念會準備的），盡快出版。大家還要自己找課題，“自己找個窩，自己下蛋”。這時，我聽到那位女雕塑家小聲咕噥說：“這不是自留地嗎？”鼓吹“自留地”！這可又是一個罪名，但她沒公開說出來。

　　先生從蘭州請來了季成家先生，住在招待所，人們把稿子紛紛送去，請他進行文字上的加工和把關。施娉婷女士的《奴婢買賣文書》很快就發(fā)表了，我在1965年寫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畫中的建筑》和《莫高窟第53窟窟前宋代建筑復原》兩文也是在此時定稿的，后來也發(fā)表了。

　　這里還有一段插曲。1973年8月，梁思成設計的揚州鑒真紀念堂即將竣工，須要繪制四幅反映鑒真東渡內容的唐風壁畫，揚州市政府多次致函研究所求援。來人住下以后，就有所里兩位自稱為中央工藝美院壁畫系畢業(yè)的畫家走進招待所，向他們自薦愿到揚州去。來人提到常書鴻，這兩位畫家卻說常書鴻是牛鬼蛇神，早已斗倒批臭了，現(xiàn)在也不在敦煌，永不會回來了。還提醒來人：“明天與研究所領導商談壁畫問題時，不要再提常書鴻的名字，否則你們將不受歡迎。”但來人還算慎重，對這兩個人的情況一無所知，沒有輕易答應。忽然，他們在林蔭道上見到一位老者，與印象中在《敦煌》畫冊中見過的常先生照片對照，很像常先生，一問，果然就是。

　　先生明確地說：“只有一個人能對你們完成壁畫任務起作用，那就是段文杰。但是由于段文杰還沒有‘解放’，他們能否放行，還很難說。”后來，他們通過鐘頭兒，找到已經被開除正在敦煌東灣公社當農民的段文杰。段先生很快平反了，承擔了這個任務（參見韋人《常書鴻與揚州》，《今日揚州》，2006年7月21日）。段先生在揚州工作結束以后返所，擔任美術部主任。

　　我可以肯定，這是又一次可恥的背叛。明明先生已經平反了，擔任了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那個可恥的以整人為樂的另一位副主任何山為了自己要去，還要搞陰謀，編造謠言。另外，從此事也足可見出常先生的胸懷，并沒有因與段文杰過去的一段恩怨而置之不管，只要有機會，先生總是想到為事業(yè)多保留一個人才，促成了段先生的平反。

　　但先生大概從1973年下半年開始便主要住到蘭州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也是省里的要求，以方便接待外國學者。先生這次學了乖，提出要求，凡與外國人見面，一定要有省上有關部門人員在場并做詳細記錄，完了由先生簽字認可，否則不見。大概1976年底先生才又回到敦煌。我也恰好在這一段時間被省文化局借調在嘉峪關、麥積山石窟和慶陽北石窟，參與或主持各文物單位的加固工程，1977年以后才回到所里。這一段時間，我可以經常回到蘭州，時常與先生見面。1976年打倒“四人幫”，我們一得知，就趕到先生家里歡聚，華國鋒在天安門城樓宣布打倒“四人幫”的電視，我們全家就是在先生家里一起觀看的。

　　1978年以后先生更多住在北京，1981年定居北京，直到199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但在先生常居北京以后的許多年，正如本文開頭時提到的，先生的心情是相當壓抑的。關于這些，可以肯定又是那些一輩子都在與先生作對的、真正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新老左派造成的，我以后再另作補敘。

　　我的電腦又傳出了歌聲，蒼涼而悲愴，是崔健的《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噢……你何時跟我走

　　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為何你總是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

　　難道在你的面前，我真的一無所有

　　噢……你何時跟我走

　　先生走了，“一無所有”了，可是，難道那獲得了一切的人們，就真的擁有了一切？

　　蕭默，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發(fā)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4月號，總第21期，天益網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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