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西方近代自由主義自其形成以來在獲得了極大的榮譽和帶來深刻的社會變革的同時也遭受到了來自多方的普遍質疑。理論和實踐的困境迫使自由主義進行自我救贖式更新。圍繞著從人權到主權、從自由到平等等政治關鍵性主題，自由主義思想也在尋找與接受從理性共識到權宜之計、從對抗到對話、從自治到共治的思想突圍。

　　[關鍵詞] 自由主義 自治 共治

　　一 免于奴役——自由主義的偉大宣言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歷史意識、政治綱領或者行動方式在其形成與發(fā)展的數(shù)百年間內，其研究的重點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因而無法對它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近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可以追溯到17世紀以反對專制下的絕對主義為肇始，主張個人權利的優(yōu)先性，洛克首當其沖，隨后孟德斯鳩、貢斯當、密爾等一路延續(xù)。在關注的焦點問題上自由主義思想從政治到經(jīng)濟再到社會、哲學、文化等諸多領域，并且都提出了寶貴的智識性洞見。從17世紀到19世紀，自由主義一路高歌猛進，不僅嚴厲批判了絕對專制的束縛，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人類認識的新境界，并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在破壞性和建設性上都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自由主義為奴役下的個人做了一次偉大的自由宣言，使人性和人權覺醒。早期的自由主義堅信的自由原則即以堅持個人主義為基本立場，以自由為最高價值的原則雖然在后來的歷史中幾經(jīng)修改，但基本的信條始終得以保留。在政治自由主義領域，洛克嚴正指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間任何上級權力的約束，不處在人們的意志或立法權之下，只以自然法作為他的準繩。處在社會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經(jīng)人們同意在國家內所建立的立法權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權的支配；
除了立法機關根據(jù)對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統(tǒng)轄或任何法律的約束�！盵1] 洛克開啟的傳統(tǒng)繼承了文藝復興以來所高揚的個人具有超越萬物的價值，不僅應該得到最高的尊重還必須得到最高的保護。這里為他治下的自我開辟了一條叛逆的康莊大道，主張自我個體相對于集體性的國家和社會具有更高、更終極的價值歸屬。這種早期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或者公民自由都是國家的對立面。國家無權控制人的信仰，無權指導人的思想，無權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自由因而也就意味著對國家的自由，也就是個人反對國家的權利�！盵2] 這種傳統(tǒng)對國家和社會一直保持著戒心和質疑，對它的維護就是對自我擔當裁判者的維護。

　　自由主義的思想走進經(jīng)濟視野便帶來了新的經(jīng)濟活動模式創(chuàng)造。受重農主義影響的代表亞當·斯密根據(jù)農業(yè)生產的天然自然規(guī)律性總結性提示了經(jīng)濟自由的極端重要性，認為結合個人自由的創(chuàng)造力可以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更多更好的財富。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兩篇中斯密完成了經(jīng)濟活動的歷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統(tǒng)一。他在《國富論》中說到“由于他管理產業(yè)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3] 洛克的自然法則與經(jīng)濟活動中的生產、交換法則相聯(lián)系賦予了斯密對經(jīng)濟的理性構思以全新的意義。他所主張的不受政治限制的個人積極性是社會福利的主要源泉，是社會進步的最終源泉。這為擺脫西方專制經(jīng)濟計劃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帶來了工業(yè)生產的巨大變革，開創(chuàng)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經(jīng)濟自由生產中又誕生了勞動主體對新壓迫的反抗，這是斯密所沒有想到的，其結果又進一步促進了人們對新社會的思考和反抗階級壓迫爭取新自由的努力致使自由主義繼續(xù)前進，同時也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自由觀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

　　在政治自由主義和經(jīng)濟自由主義一路狂奔的同時，自由主義哲學同樣在精神領域構造理論大廈，希望將崇高的自由人安置在這華麗的精神避風港。蘇格蘭啟蒙時期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大衛(wèi)·休謨在洛克自由思想上基礎上以自己獨到的理解力為自由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這就是他開辟的不可知論、懷疑論。他在經(jīng)驗主義的起點上公然向理性主義宣戰(zhàn)，宣布了理性的無能，為避免自由主義滑向極權主義的深淵作了必要的理論提醒。國家的起源在休謨看來只是人們出于私利而彌補天性中的不足而形成的一種協(xié)議，國家的統(tǒng)治者如果不按照正義的原則遵守諾言和法律則被統(tǒng)治者起來反對和推翻他們則是完全有必要。在此他發(fā)揮了洛克的反暴政的思想并在政治領域引進了無賴原則要求進行必要的制度設計，這對于防患政治專權和腐敗于未然將是一個十分有益的設想。

　　自由主義的哲學宣言在康德那里同樣得到了良好的繼承，他抱著懷疑的眼光打量著人群，以大膽的人性惡論和知性的有限性非常明確的揭示了人類的認識水準，這種主體性發(fā)現(xiàn)的哲學對于人類認識自我如何獲得自由提供了借鑒。正如他自己對自由的理解一樣：“自由就是沒有人能強制我按照他的方式而可以幸福，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認為是美好的途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傷害別人也根據(jù)可能的普遍的法則而能與每個人的自由相共處的那種追逐類似目的的自由”[4]

　　自由觀念及其理論的形成為人怎樣更好的活著，怎樣有價值有尊嚴的活著這樣的疑問作了意義深遠的思考，也是對普羅泰戈拉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最有力的說明。

　　二 人權與主權——自由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中的疲憊

　　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在它提出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幾乎占據(jù)了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高地，雖然來自對手的批評從未間斷過。但19世紀后期以來，隨著新的社會組織的發(fā)展，自由主義的樂觀情緒就逐漸地消退，隨之而來的就是人們對它的懷疑甚至是譴責。對自由主義的危機，學者們進行了大量地研究，美國的實用主義的代表約翰.杜威把它主要歸結為傳統(tǒng)自由主義缺乏一種歷史感。他在《自由主義》一書中指出：“如果早期的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對自由的獨特解釋具有歷史相對性，他們就不會使自由成為隨時隨地都可使用的僵化的教條了。由于自由主義者沒有區(qū)分開純形式或合法自由與思想和行動的實際自由，因而近一百年來的歷史就成了他們預言成空的歷史。”[5] 結合杜威的斷論，我們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自由主義面臨的危機將是不可避免，本人以為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證實。

　　首先，表現(xiàn)在自由主義理論形態(tài)本身的局限性。早期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本的立場，以個人自由為最高的價值訴求，這種個人信念滲透到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和宗教。這是一種人性和人權為中心的理論，它對于擺脫舊時代的專制束縛具有無可置疑的思想價值，也是人性和人權的解放宣言，就這方面來講具有恒久的魅力。但是，人性的私性基礎何以保障一個良性社會的運行？在這一點上早期的自由主義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自由主義中原子主義的理論椐理與廣泛的社會交往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沒有得到梳理。因此自由主義要想長期占據(jù)舞臺并保持活力就顯得力不從心。無論是傳統(tǒng)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是個人主義的基本定位，盡管新自由主義在個人和國家以及社會的對立性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讓步。

　　其次，表現(xiàn)在客觀的現(xiàn)實中自由主義設計的政治和經(jīng)濟模式也遭到了始料未及的變化。自由主義者為了在現(xiàn)實中落實個性人權，清晰地設計了一套民主憲政體制來約束政府這個外在的強制力量。政治個人主義的原則被設想成為：政府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必要的惡。政府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xiàn)個人的利益；
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評價政府的標準就在于看政府是否為個人服務以及服務到什么程度；
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必須實行民主和憲政的原則。這種“自由就意味著不被別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領域越大，我的自由就越廣”[6]式的政治自由在未來的歷史演變中不僅沒有帶來自由的廣泛增長，同時政府被置于監(jiān)管和從屬的位相來看，它也沒有真正起到自由主義所希望的結果。有的狀態(tài)下，民主政府不僅沒有保障自由的實現(xiàn)，相反，卻對自由構成了巨大的戕害。代議制的缺陷也是俯拾即是。更為糟糕的是民主政體在特殊的時期竟然轉變?yōu)樽杂傻臄橙�，民主無意間被出賣，極權主義往往打著自由主義的旗號上臺進而橫行無忌。

　　同樣在經(jīng)濟領域，自由主義者設計的美好經(jīng)濟模式強調在自由經(jīng)濟條件下經(jīng)濟人通過競爭和市場會最大化的實現(xiàn)個人的利益，同時相應地促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增長。這樣的理論預設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取得了驕人的業(yè)績，但很快人們就發(fā)現(xiàn)自由主義的經(jīng)濟理性人的預設沒有經(jīng)受時間的考驗，隨著生產的擴大和技術水平的提高，自私的欲望在逐漸膨脹，跨越了道德的屏障，少數(shù)人操縱權力的時代代替了19世紀人人高歌自由的回憶。生產方式的變革產生了對工業(yè)和文化產品中群體自由的新的個人束縛，追求財富的夢想不僅沒有造就人人富裕和滿足，相反則是財富的單邊集中和貧富的更大分化，社會矛盾的積累導致了不滿和仇恨，危機在自由經(jīng)濟的飛馳迷霧中顯山露水。

　　再次，新的時代變局極大地動搖了自由主義的信仰。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在19世紀末進入了壟斷階段。新的生產方式造成了新的社會組織結構，在經(jīng)濟領域的表現(xiàn)就是自由經(jīng)濟過渡到了壟斷經(jīng)濟；
政治領域出現(xiàn)了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尖銳對立，政治結構也從弱勢政府轉變?yōu)榱她嫶蟮牡蹏鴻嗤�。人權的早期呼吁轉變?yōu)橹鳈嗟膼盒詳U張，國家意識空前強烈，西方大國相繼完成了統(tǒng)一并逐步以主權的名義走向世界，變成了侵略的魔鬼。這樣的現(xiàn)實使原有的自由主義理論再也無法面對。自由主義的善之花培育出了罪孽深重的惡之果，兩次世界大戰(zhàn)在較短的時間內相繼爆發(fā)，使人們有充分的理由來懷疑自由主義的真理性，厭惡和質疑的心理在戰(zhàn)后達到了新的頂點。是否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構？面對這樣的疑問，自由主義在這里幾乎也難以找到一個自圓其說的回答。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自由主義的堅持者還是它的反對者都在進行悲壯地思考：個人主義基礎的人權和集體主義的主權之間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個人與政府一定就是對立的嗎？人權的實現(xiàn)非得把政府和社會拋在一邊？人權的完善是否離不開主權的努力？這些早期并沒有引起廣泛注意的問題這個時候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自由主義的民主模式在很多學者的眼里幾乎失去了光澤，就連著名的政治家溫斯頓·邱吉爾也嘲諷它為：“世界上除了所有其他政府形式之外的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加之二戰(zhàn)后形成了眾多新的民族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深深刺痛了自由主義的敏感神經(jīng)。自由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就是在這樣的拷問中逐漸地虛弱下來，本杰明·巴伯干脆把它說成無力的弱勢民主。他在《強勢民主》一書的第一章就對自由主義民主做了充分的評判：“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是謹慎的，也是暫時的、相對的和有條件的，它服務于排他性的個人主義企圖與私人目的，所以不能指望它能夠形成有關公民資格、參與、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美德的堅實理論”。[7]

　　三 批判與修正——自由主義在寬容中發(fā)展

　　近代自由主義從其誕生以來就遭受到了來自不同方向的尖銳批評，簡單歸納一下，我們發(fā)現(xiàn)批評的主體主要來自自由主義的盟友和自由主義的外部對手，理論學派上的表現(xiàn)為激進主義、功利主義、保守主義和社群主義等對自由主義的不滿。

　　自由主義形成與發(fā)展也是在不斷迎接自己內部的批評，不斷修正中前進的。在洛克提出消極自由的思想不久，同樣熱愛自由的盧梭便對洛克的主張明確表示了不滿，他帶著古典共和的氣質和日內瓦公民民主的期盼開始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旅程，為激進主義的自由開辟道路。遺憾的是他的傳統(tǒng)在法國大革命后被更多的人予以批判；
除了盧梭以外，自由主義的同盟功利主義的代表邊沁在休謨的影響下旗幟鮮明地宣布了洛克的天賦自然權利的虛構，認為自然權和自然自由只存在于神化的動物王國，他站在道德立法的角度對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抱有希望。正是他的強烈影響，洛克的自由思想在快速地消退，具有開放、寬容性格的自由主義它的精神和內涵發(fā)生了悄悄地變化，政府行為逐步走進了自由主義者的視野。法國保守主義者梅斯特爾接過邊沁的接力棒完成了對自由主義思想的系統(tǒng)批判，他以個人主義為批判基點，對自由主義的自由、理性和民主進行了針對性的解剖。國內學者李強在他《自由主義》一書中將梅斯特爾的批評主要歸納為三點：“認為個人主義的最大弊端是削弱了社會穩(wěn)定與秩序賴以建立的基礎；
人的服從天性無疑比天生自由更具有說服力；
人的非理性本質不可能實現(xiàn)如自由主義者設計的自由社會和民主政府�！盵8] 之后的精英民主的代表如熊彼特等也不遺余力地挑戰(zhàn)自由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當代對自由主義構成最大挑戰(zhàn)性批判的恐怕要算是社群主義。無論是泰勒的原子主義的批判還是麥金泰爾對自由主義“自我”的社群性解構以及桑德爾對新自由主義者羅爾斯的差別原則的炮轟，一無例外的指責自由主義的個人意向不符合基本的事實：人是在社群中確立自我價值的，在共同體的相互活動即在正義的共識中實現(xiàn)自我。

　　對于來自自由主義內外的批評，自由主義在時代的變遷中也在不停的聽取和借鑒，正是這種寬廣的胸襟使得自由主義在批評中得到了不斷地修正，繼續(xù)保持和發(fā)展著自身的生命力。從邊沁、密爾、以塞亞·伯林到哈耶克、羅爾斯這些思想巨匠們不斷追求著自由主義的最新變相和答案。自由主義也就從近代走到了現(xiàn)當代。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西方逐漸形成了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完成了自由主義陣痛后的復興。

　　 新自由主義就是相對于近代古典自由主義的一個自由主義稱謂，它在確立個人權利的同時還主張政府對經(jīng)濟進行廣泛地的管理和干涉，更加強調提高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水準和公民權利，提倡積極政府、有效政府。新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牛津自由派代表約翰·密爾提出立法之于經(jīng)濟的關系后，T.H格林提出積極自由，他認為，國家權力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個人權利的損害和減少，相反，國家的積極作用是真正自由的需要。他在《倫理學導論》中直言：“社會是個人發(fā)展的條件，忍受國家和社會對人們的約束是真正自由的第一步”[9] 吸收了格林思想的又一位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以塞亞·伯林則更是清晰的提出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兩分法，對免于…的自由和去做…的自由作了合乎理性的區(qū)分，認為不受干預和強制的自由與成為自己主人的自由同樣具有價值。他在《自由論》中指出我們經(jīng)常面對的是這樣的事實：“我們認識到，以某種更高目標的名義對人實施強制，這樣做是可能的，有時也是有理由的；
關于這種目標（譬如說公正或公共衛(wèi)生），如果受強制者更開化些，他們自己就會主動追求，而他們沒有追求，是因為他們盲目、無知或者腐敗�！盵10] 為了自我的自由實現(xiàn)，人們是可以接受必要的強制。伯林自主性自由的另一種解讀展開了自由主義面臨困境中的突圍。

　　與此同時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杰出代表羅爾斯則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對正義論給出了新的郭清�！墩�義論》（1971年）中的自由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的論述以及《政治自由主義》（1993年）的重疊共識都是在傳統(tǒng)自由主義面臨新挑戰(zhàn)的情況下的有效回應。

　　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干預經(jīng)濟和福利國家政策的弊端逐漸暴露，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被提上理論的舞臺，他們反對國家干預，提倡個人和經(jīng)濟的自由，主張實行憲政制度。代表人物有經(jīng)濟學界的英國哈耶克、美國的弗里德曼和美國政治哲學、倫理思想家羅伯特·諾齊克。哈耶克把政府的計劃視作通往奴役之路，社會主義在他眼里就等于極權主義，主張自由秩序的自發(fā)性累積而拒斥理性建構。諾齊克在1974年發(fā)表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以最弱意義的國家立論，將羅爾斯的分配的正義轉換為持有的正義，再次強調了個人相對于國家的優(yōu)先性原則，這一堅持的執(zhí)著也使得自由主義在歷經(jīng)百年變換之后依然保持自己高傲而又絢麗的青春——個人本位。

　　四 自治與共治——自由主義在選擇中前行

　　自由主義思想自近代系統(tǒng)形成以來，主要沿著洛克的自由傳統(tǒng)和盧梭的傳統(tǒng)前進，也即伯林強調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兩條路線。而對自由主義的猛烈地批評也順著這樣的兩種走向展開。自由主義在面對批判時所思考的角度也是從這樣的兩個方面尋找突破口。無論是洛克式的經(jīng)驗傳統(tǒng)還是盧梭式的理性傳統(tǒng)都不能將自由主義從批評的沼澤中拯救出來，20世紀的事實和理論發(fā)展迫使自由主義重新審視自己。新自由主義的新思路也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自由主義的困境提供了視角。自由主義的危機出路在理論、制度設計和政治實踐中被提出和研究。

　　理論上，自由主義的個人優(yōu)先性的原子主義的哲學定位在自由同盟內部的邊沁思想者和休謨思想者以及新自由主義的伯林和羅爾斯的影響下逐漸失去往日的光澤。自由主義它是寬容的，自由并不屬于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群體，它是普遍的，這種自由的內涵內在地包容了平等和民主。過度強調自由主義的至上真理性恰恰相反有悖于自由主義的初衷和本意。早期自由主義在反對專制的運動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歷史積極性使自由主義本身被過高的神圣化。消極自由在理論上主張的個人做主，個人為自己求證和安排的論證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它不能夠上升到絕對而排除其他理論的滲透和干擾。免于干預和束縛的個人思想也并不能證明公共理論的虛無，個人的優(yōu)先性并不能保證個人的權利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性。因此，自由主義的理論不是，也不能是忽略其他理論而單向地證明自身的唯一合理性和真理性。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過于自治的主張并沒有深刻的根據(jù)，如果執(zhí)著堅持則只有一相情愿，最終也將以失敗而收場。多元主義在當代的興盛，充分地說明了人類智慧在對待理性主義的新理解。

　　具有寬容性格的自由主義本身并不排斥多元主義，相反它則是多元主義的一對雙生子。但在自由主義興盛的時代，經(jīng)濟與政治的結果助長了自由主義的普世情懷，它對多元主義構成了馴化和壓迫，所以在理論發(fā)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有關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緊張和對立的吊詭。經(jīng)過19-20世紀的巨大的社會變革，人們很快認識到人類的文化和歷史的區(qū)域性。個人對世界認知的主體性幾乎不可能找到一種所有人都同時能接受的理性和信仰。文化的個別性構成了人們認知的差異性，任何打著唯一真理的理性不可能在世界各地暢通無阻，也不可能在歷史的所有階段被證明為完全正義。相反，只有根據(jù)各地和各個發(fā)展階段的事實來尋求各自的理論答案才真正變成了合乎理性的認知。伊斯蘭穆斯林的教義與生活不可能隨著基督教文明的侵入而根本改變；
東方的文明也不會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有徹底改觀。文化、歷史的多元性構成今天世界的豐富現(xiàn)實，而文化價值一元化的努力是挑起紛爭的重要禍端。

　　自由主義在理性有限性的英國傳統(tǒng)和理性無限性的法國傳統(tǒng)之間的單邊行走不僅造成了它對多元主義的傷害，也同時削弱了自己的根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轉向展開了對理論自治的懷疑，伯林在積極自由的闡述上為自主性自由的獲取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倡導一種競爭性的多元主義，主張在不可通約的價值之間通過競爭性選擇實現(xiàn)自由為歸屬；
約瑟夫·拉茲則從道德的領域提出了至善論色彩的多元主義，1986年他在《自由的道德性》一書中希望個人在國家的支持下通過自律與維護他人自律來保證自由的實現(xiàn)；
羅爾斯則試圖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為將多元的理性主義達成共識積極奔走。他指出，如果政治自由要想實現(xiàn)，則我們必須看到：“存在著許多相互沖突的合乎理性的完備學說及其善的觀念，只要每一種學說可以通過一種政治正義觀念的資源而得以確定，它與人類個人的充分合理性就是相容的�！盵11] 他對完備而又具有分歧性理性如何在自由的社會得以友好共存寄予了寬容地理解，交疊的理性共識為他提供了最后的答案。

　　自由主義開辟的民主憲政傳統(tǒng)由于它的想象認同被當成了經(jīng)典加以普遍推廣和統(tǒng)一，雖然在人類制度建設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但它是否就是一種唯一的選擇？面臨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憲政主義也遇到了質疑。從客觀的事實出發(fā)，人們發(fā)現(xiàn)世界各民族和國家完全有自己的制度設計要求，一種歧異性的憲政主張被提出，當代加拿大的學者詹姆斯·塔利就分析認為：“相反于現(xiàn)代憲政主義，一個承認并調適文化歧異性的憲政結合體則提供了批判反省個人自身文化制度與釋憲傳統(tǒng)，并對之表示異議的社會基礎。公民認識到文化歧異性為理所當然的現(xiàn)象，認識到文化歧異性其實與他們自身文化相關，甚至重疊，但無論如何無法化為等同的東西。”[12]塔利從文化的角度梳理一種多樣制度共同治理的合理性，為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宣揚至善論而招致的攻擊找了一個出口。

　　自由主義理論由于缺乏統(tǒng)一性的絕對真理，而且內含寬容精神的特性，所以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理論自治設想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反映在實踐領域出現(xiàn)了對自由主義新的共治性回響。

　　20世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批判代表哈貝馬斯則在自由主義世界面臨的多重危機中希望通過交往行為建造一個自由的公共領域。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則代表了對自由的另一種呼喚。公共行為理性互動為追求共識，獲取那些已經(jīng)或即將消失的自由創(chuàng)造了新的生命。從現(xiàn)實主義出發(fā)，哈貝馬斯認識到自由的獲取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的呼喊上，在實踐領域他深切地注意到社會和國家的發(fā)展已經(jīng)浸透了公共領域這個群體自由的領地，除去純粹私人性的領域和政治公共領域以外，這個地盤是構建現(xiàn)代人群自由的寶地。在這個領域，人們之間相互溝通，實現(xiàn)個人價值和社會情感和社會價值的互動與分享，社會性價值目的本身性追求構成個人自由不可或缺的組成。由于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的步驟加快，人際之間的疏遠增強了個人的陌生感和邊緣化傾向。在孤立甚至孤獨的處境中個人的自由感出現(xiàn)相反的變化，即免于干預的自由造成的個人幾乎絕對的自我選擇而無需社會指涉的純粹個人自由的空間活動逐漸使個人感受到了自由的可怕。這種私域場合下的自由異化促使人群之間的交流和集合。另外在公共領域，隨著政治、市場等強勢力量的強烈侵入，這種自由的空氣越發(fā)變得渾濁不清，因此提出建設公共空間贏取自由在當代社會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市民社會理論再度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第三部門或非政府組織的思維刮起了全球風暴。

　　在政治公共領域，自由主義倡導的自治性政府即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日益加深，自由主義的思想者或者自由主義之外的思想者們極力地尋求一種新的面對這種民主危機的解救方策。一種共治的理想被提出雖然尚未成熟但隱約使人感受到了新自由主義以來的新制度設計變局的來臨。

　　在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中個人是中心，外在的社會和政府、國家等等要么是罪惡的、要么只是起最小的作用。就連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里政府也還是從屬于個人的，雖然政府在個人自由的實現(xiàn)中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這種自由主義的一貫認識基本上都是把政府、國家看著外在的、對立的，沒有取得和個人一致或平等的地位。相反，個人是優(yōu)先性的，奉行個人權利優(yōu)先和個人權利基礎論的。在政治治理環(huán)節(jié)上主張以自治為中心，反對外在的干預和強制，企圖走出一條自我解救之路。但是，對立的關系并沒有給個人自由的獲得足夠的支持與保障，相反的倒是自由主義想限制的力量反而越來越大，個人自由也沒有因為對政府的防范而獲得自由的暢通無阻，所以對立姿態(tài)就遇到種種疑問。在當代自由主義的發(fā)展歷程中一些質疑的思想開始出現(xiàn)，要求改變自由主義的一貫傳統(tǒng)，主張個人與政府的平等，在態(tài)度上有溫和一點的激進自由主義者如英國的約翰·格雷，也有堅決倡導者如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本杰明·巴伯。

　　約翰·格雷從歷史主義立論，通過對伯林和羅爾斯的正義批判完成了他的激進主義自由的理論建構。他在《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中直言：“人權的目標不是保護世界上某個獨有的政冶或經(jīng)濟制度，而是在那些總是存在差異的制度之間確定“權宜之計”，有些權利是所有制度都必須滿足的，如果它們想要在當代條件下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話；
但這些制度所保護的權利并不都是一樣的。一個在其中所有權利都得到保護的制度甚至是不可想象的．無論人們是怎樣設想的，各種人權都會提出彼此沖突的要求，這些要求的沖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正確地加以協(xié)協(xié)調。人權并非不可改變的真理，并非有著不證自明內容的獨立自足的絕對道德準則。它們是習俗，當環(huán)境和人類的利益改變時，它們的內容也會改變．它們不應破視作一種世界政權的憲章——無論這種政權是自由主義的還是其他的——而應被看作適用于所有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之最低標準的體現(xiàn)。[13] 格雷以基本利益的實現(xiàn)與保護為標準將自由主義理解為一種權宜之計，而主張政治優(yōu)先于經(jīng)濟的價值多元主義的和平共存的必要。認真研讀我們也許可以發(fā)現(xiàn)格雷的平等主張在剝離自由主義的內核同時也為個人的退步開辟了道路。排他性民主憲政的危機能否在平等共治的框架下得到緩解或者消失仍然是有待時間和實踐的考驗。

　　本杰明·巴伯則針對西方的民主危機提出了更為新鮮的理論呼吁。1984年他出版了《強勢民主》一書，不僅完成了從一般狀態(tài)的政治參與，而且直接在宣布自由主義民主軟弱無力的同時宣告了強勢民主即所謂的基于共同體基礎上的共同行動的政治，是在自由主義民主基礎上的一種替代模式。他的意圖是讓自治性的公民個人轉變?yōu)楣仓蜗碌募�體公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政治是在公民共同努力下的活動。他指出：“強勢民主理論提供了不同的同時也是更具生機的回應：它預想的政治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一種生存方式，也就是，既具有不穩(wěn)定性也具有可塑性，既是相互競爭然而也具有重疊利益的人類能夠努力共同生活在一起，從而不僅相互促進他們各自的長處，而且也促進他們相互依存的利益的方式。強勢民主企圖創(chuàng)造一種依據(jù)公共調整的方式有助于重新表述私人利益的公共語言；
并且它的目標是將個人理解為公民而非抽象的人，以至于使共性與平等而不是孤立成為人類社會的界定性特征。”[14]

　　應該說巴伯以民主憲政理論挑戰(zhàn)者的勇氣開始了他的思想旅程，為主權在民的西方自由傳統(tǒng)進行了新的思索。將孤立、虛弱無力自治性的個人解放出來，希望在大家的共同行動中即在共治中實現(xiàn)自由、平等。但是這種共治的前提則是地位的平等、行動、公共性、選擇、合理性和沖突與缺乏獨立理據(jù)。巴伯的思想或許能夠為自由主義擺脫當代的種種困境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從個人自決經(jīng)過大眾參與再到共同行動，自由主義也許會在新概念中捕捉靈感，引來新生。

　　[參考文獻]

　　[1] [英] 洛克 ．政府論（下）[M].商務印書館， 1964：16

　　[2][意]奎多德.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M]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8

　　[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研究原因[M] 商務印書館，1983：27

　　[4]轉引 啟良 西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 廣東人民出版社[M] 2003：207

　　[5][美] 約翰.杜威. 自由主義 世界知識出版社[M]，2007：80

　　[6][英] 以塞亞.伯林 自由論 譯林出版社[M]，2003：191

　　[7][美] 本杰明.巴伯 強勢民主[M] 彭斌譯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

　　[8] 李強 自由主義[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242

　　[9] 轉引 匡萃堅 當代西方政治思潮[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57

　　[10][英] 以塞亞.伯林 自由論[M] 譯林出版社，2003：202

　　[11][美] 約翰.羅爾斯 政治自由主義[M] 萬俊人譯 譯林出版社，2000：143

　　[12][加拿大] 詹姆斯.塔利 陌生的多樣性-歧異時代的憲政主義[M] 黃俊龍譯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5：216

　　[13][英] 約翰.格雷 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M] 顧愛彬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109

　　[14][美] 本杰明.巴伯 強勢民主[M] 彭斌譯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47

　　史海泉（1971-），男 ，安徽銅陵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研究

相關熱詞搜索：自由主義 出路 困境 自治 史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