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新社會”之夢——鄭振鐸：從《新社會》到《民主》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支持下，鄭振鐸和瞿秋白、耿濟之等青年學子一起創(chuàng)辦了《新社會》旬刊，他起草的發(fā)刊詞指出——
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它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們社會實進會，現(xiàn)在創(chuàng)刊這個小小的期報——《新社會》——的意思，就是想盡力于社會改造的事業(yè)。……
.......我們是向著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的舊社會的。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chuàng)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zhàn)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
段——態(tài)度和方法——呢？我們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shù)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
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 和平的改造運動；
是切實的——一邊啟發(fā)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我們的改造的態(tài)度，是研究的——根據(jù)社會科學的原理，參 考世界的改造經驗；
是徹底的——切實的述寫批評舊社會的壞處，不作囫圇的新舊調和論；
是慎重的——實地調查一切社會上情況，不憑虛發(fā)論，不無的放矢；
是誠 懇的——以博愛的精神，懇切的言論為感化工具。總括起來說，我們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于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xiàn)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1）
這篇發(fā)刊詞最初發(fā)表在上�！稌r事新報》的學燈副刊。這是他的“新社會”之夢，也是他一生事業(yè)的開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為這個“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而努力。
從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間，他不僅負責《新社會》的校對，還發(fā)表了《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自殺》、《怎樣服務社會？》、《學生的根本上的運動》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間浸透著他的理想主義激情。
在《新社會》問世后的第一個星期天，他和耿濟之曾登門拜訪陳獨秀，親聆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教誨。作為洶涌澎湃的五四波濤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會到處是他們“解放”、“改造”的呼聲，他們開始在自己的園地上為“新社會”而大聲吶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會’，又加個‘新’字，有社會主義傾向”（2），《新社會》終于被軍閥當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經理被捕，關了好幾天。不到 3個月，他們再度創(chuàng)辦《人道》月刊，鄭振鐸發(fā)表《人道主義》一文，倡導“無論人種、國家或階級之異同，尊重人類人格的平等，博愛一切人類”的人道主義，同 時還登載了由瞿秋白譯意、他寫歌詞的《國際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ｋS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辦起了《批評》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發(fā)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會各界的抗議示威浪潮，“對于這樣重大的政治運動，第二天所有上海報紙只有一條小消息”（3）。6月1日，租 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開槍，死傷二十多人，他和葉圣陶等憤然起草了《上海學術團體對外聯(lián)合會宣言》，《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 《民國日報》、《商報》等都拒絕登載， “激于上海各日報之無恥與懦弱，對于如此殘酷的足以使全人類震動的大殘殺案，竟不肯說一句應說的話”（4），6月3日，他和商務印書館的幾個同事以“上海 學術團體對外聯(lián)合會”名義創(chuàng)辦了《公理日報》，“以發(fā)表我們萬忍不住的說話，以喚醒多數(shù)的在睡夢中的國人”，以免“不平而殘忍的事”和“公正的輿論”被報 界隱瞞，這個報名就是他起的。報紙每天印刷一萬五千到二萬份，雖然21天就被迫�？�，但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6月24日，在他寫的�？灾姓f，�？� 的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和唯一肯承印的印刷廠因種種關系而聲言不肯承印。他沉痛地說：
“經了這次大事變之后，我們益明了了我們大部分中國人民及一般所謂‘紳士’者的態(tài)度與性格。我們對于他們是完全絕望了。他們一點感情之火也沒有。像如此的 震動全人類的大殘殺案，他們對之卻反漠然淡然，不去做一點事，反說什么‘都是學生多事！’一類的無人性的話。他們所要求的是茍安，是奴隸的，待屠的豬羊似 的茍安。只要皮鞭還沒有打在他們的身上，彈子還沒有穿透他們的胸背，他們是安然不動的。這種為奴為隸，為豬為羊都情愿，只求能暫時茍安的心理，已有四千余 年的傳統(tǒng)關系了。這個傳統(tǒng)的心理不打破，中國民族是永無救的！”（5）
無辜者的血，五卅慘劇之后不少同胞所表現(xiàn)出的迂緩、遲鈍、麻木、冷酷深深地刺痛了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的心。所以他在《公理日報》消失之后，還在《文學周報》一再地提到這一揮之不去的血案，如《迂緩與麻木》、《雜談二則》、《六月一日》等——
“無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腦中，永遠是紅紅的洗滌不去。紅色的簾似永遠的掛著�！保�6）
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fā)生“三一八”慘案，他特地趕寫了活報劇《春的中國》(發(fā)表在《文學周報》)，憤怒地譴責殺害青年學生的軍閥政府。他借劇中一 青年之口說：“這種的大慘殺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們的前進，且更足以使我們明白我們之益不可不努力。沒有無代價的成功，也沒有無流血的革命。大殘虐的發(fā) 生，便是預示著大變動的將實現(xiàn)。”（7）
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時，目睹這一觸目驚心的慘劇，上海寶山路上遍地橫尸、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馮次行、章錫琛、周予同、吳覺農、李 石岑等七人聯(lián)名簽署了一封抗議信，寄給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并在4月15日的《商報》公開發(fā)表。他們抗議以不同主義、信仰、黨派的名義殺 人，他們譴責這一“滅絕人道之暴行”——
“受三民主義洗禮之軍隊，竟向徒手群眾開槍轟擊，傷斃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衛(wèi)隊無此橫暴，五卅案之英國劊子手，無此兇殘”。（8）
在那樣白色恐怖、黑云彌漫，到處是殺戮的日子里，他們的這一抗議仿佛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這是幾個職業(yè)出版人，大部分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他們幾乎都不 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他們說：“革命可以不講，主義可以不問，若并正義人道而不顧，如此次閘北之屠殺慘劇，則凡一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甚或帝 國主義之信徒，皆當為之痛心。”（9）因此他們不愿再茍安、沉默。
鄭振鐸由于姓氏筆劃最多而列名第一，首當其沖面臨被捕殺的危險，隨后他就流亡到了歐洲。
在他看來，“在這個急驟變動的大時代里”，一個編輯、一個拿筆桿子的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很輕微”，一個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權顯然不是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所以他才勇敢地面對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
三
1928年秋天，鄭振鐸回國之后繼續(xù)編輯《小說月報》，并在多所大學教文學。
1931年6月15日，他主編的《編輯者》創(chuàng)刊，出到第5期就�？恕�9月，他離開工作了十年的商務印書館，北上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1935年7月，他重返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由“編輯兼教授”而“教授兼編輯”，他在繁重的教學、學術研究之外，參與主編或編輯《文學》月刊、《文 學季刊》、《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等文學刊物。他常說自己的生活很簡單，不是做編輯就是教書。但他從未放棄他的“新社會”之夢，在《東方》雜志 1933年“新年的夢想”征文中，他說——
“我并沒有什么夢想，......軍閥的爭斗，饑餓，水災，以及一切苦難，都將成為過去的一夢。這并不是什么‘夢想’，我們努力，便沒有什么不會實現(xiàn)的！而現(xiàn)在正是我們和一切惡魔苦斗的時候！”（10）
他的“努力”、他“和一切惡魔苦斗”都貫穿在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追求中，他深知“有自由的批評與討論”，才能“創(chuàng)造一種新文化與推促社會的前進”，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才有可能降臨。
蘆溝橋炮響之后，1937年7月20日，他和張志讓等創(chuàng)辦《中華公論》月刊；
8月24日，他又參與創(chuàng)辦《救亡日報》；
9月1日，《中華公論》與《世界知 識》、《婦女生活》等聯(lián)合出版了《戰(zhàn)時聯(lián)合旬刊》。上海淪為“孤島”后，他與湯用彤、賀麟、許地山、林語堂等二十位學者發(fā)起“中國非常時期高等教育維持 會”，參與主編開明書店出版的《文學集林》、《學林》月刊等，支持學生創(chuàng)辦了《文藝》月刊、《雜文叢刊》等，為保存文化典籍也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成為“孤 島”文化界的中流砥柱。他在“孤島”堅守了整整四年，坦然地面對一切利誘和威脅，他曾對好友周予同說過，“我輩書生，手無縛雞之力，百無一用啊。但卻有一 團浩然之氣在。一旦橫逆臨頭，當知如何自處！”（11）1941年1月4日晚上，他得知“76號”特務要綁架他的消息，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身處危 鄉(xiāng)，手無寸鐵，所恃以為寶者，唯有一腔正氣耳�！本蛻{著這“一腔正氣”，他在“孤島”淪陷之后離家避難，蟄居上海近四年，日本憲兵一直企圖抓住他。
1943年6月10日，翻譯家伍光建病逝，鄭振鐸在《中學生》雜志發(fā)表的紀念文章中說：“一個國家有國格，一個人有人格。國之所以永生者，以有無數(shù)有人格之國民前死后繼耳�！保�12）這是他蟄居期間發(fā)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我寫照。
四
日本投降不久，生活書店的徐百昕邀請鄭振鐸辦一本類似《生活》的周刊。1945年10月13日，由他主編的《民主》周刊就在上海誕生了，宗旨為“闡揚民主思想，促進國內和平，評析重要時事，介紹最新學術”。他在發(fā)刊詞中宣布：
“我們是無黨無派的中國國民。我們以中國國民的立場來發(fā)言。
我們是赤手空拳的。我們沒有任何方式的政治組織；
我們沒有任何軍隊或政黨的支持。我們只有幾顆赤熱的心。我們愿意看見中國向好處走。強大、自由、民主的中國，乃是我們所希求，所要聯(lián)合了全國的國民乃至一切的政黨來締造之的。
......我們不想放棄了我們自己的責任；
也希望全國的國民們都要盡自己的責任�！保�13）
此后，他一而再地強調——“本刊是純粹的民間刊物，絕對的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和關系。純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人民們應該說，必須說的話�！保�14）
和他1919年寫的《新社會》發(fā)刊詞一樣充滿著改造社會的激情，不同的是1945年的他更成熟、更腳踏實地，目標也更加具體了。這本小小的周刊傾注著他的 心血、理想和汗水，在長期的蟄居生涯之后，他的熱情如同火山噴發(fā)一般，幾乎每期他都親自寫稿，僅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一年間他在《民主》、《周報》等報刊發(fā)表的 各類評論就有四十多篇。他為民主政治、保障人權大聲呼喊，——寫過《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們要求民主的選舉》、《人權保障在哪里？》、《把主人當 作了什么人？！》、《爭取民權·保衛(wèi)民權》等大量文章，在《論民權初步》中他說“尊重他人的國民權利，便是保護、尊重自己的國民權利。”（15）“民權的 初步，包括著人民有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居住、通訊的自由。這些自由如被侵犯，便失去了做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國民的資格。所以，衛(wèi)護這些自 由，便是衛(wèi)護自己的國民的資格。”（16）
1945年12月，昆明發(fā)生 “一二一慘案”，十多個學生傷亡，他寫下了《由昆明學潮說起》；
1946年3月下旬，南通《國民日報》記者孫平天慘遭當局謀殺、數(shù)十人被捕，他在《民主》周刊發(fā)表《南通血案抗議》、《為正義與人道而呼吁——為南通血案寫》兩文：
“這是‘人道’的，‘人性’的問題，已不是什么政治的糾紛了！”（17）
“不要以為這只是他們的事，一個小城的事；
這事，可以降臨到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大家的身上；
也可以在幾個大都市里發(fā)生，甚至可以在這個國際大都市發(fā)生。
為什么不響？為什么不吶喊、不抗議、不群起而攻之？
我悲憤，我哭泣，我呼號！我從來不曾這末激動過！這末傷感過！尤其要落淚的是，一片的寂寞，一片的在墟墓間似的沉默！”（18）
孫平天，一個普通記者，1946年3月25日晚失蹤，被割鼻、挖眼，縛上石頭，沉入江中。面對他的慘死以及無數(shù)老師、學生的被捕，盡管《大公報》、《文匯 報》都作了報道，但整個南通、整個江蘇卻是一片鴉雀無聲，在他看來最有義務這樣做的“紳士們”和“京官們”，不見一個人出來說幾句公道話。鄭振鐸是一個有 真性情的人，他知道對他人生命的任意殺戮，如同對每個人自己的“謀害”和“屠殺”。這是世間最值得珍視的人道、人性的價值，是做一個人的底線。他的悲憤、 哭泣、呼號，他的激動和傷感都在字里行間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他無法容忍野蠻的制度力量對生命底線的摧殘，因此他要在一個沒有人道和正義的時代呼喊人道和正 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馬敘倫、雷潔瓊等及民間報《大公報》、《新民報》記者高集、浦熙修在南京下關車站遭到自稱“蘇北難民”的暴徒毆打而受 傷，消息傳來他立即寫下了《我的疑問》，在《文匯報》發(fā)表。26日，他又寫下《悲憤的抗議》（發(fā)表在29日的《民主》37期），他指出代表受七十多個民間 團體的推選，沒有任何背景，代表們本身，沒有任何黨派關系，有的代表從來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們被毆打、被污蔑，就是對民意的漠視和踐踏，記者被毆打則 是對新聞采訪自由的侵害，所以他要悲憤的抗議。
30日，《文匯報》發(fā)表《上海文化界反內戰(zhàn)爭自由宣言》，包括他在內的二百多人簽名。
他猛烈抨擊上海推行侵犯人權的“警員警管區(qū)制”；
他密切關注戰(zhàn)后大學教育問題和教授的待遇問題；
他抨擊官僚資本，呼吁懲辦漢奸；
他知道只有實現(xiàn)真正的民主 政治，才能根絕貪污現(xiàn)象；
他為物價飛漲憂心如焚——連續(xù)寫下《制止物價高翔的方案》、《人為的漲價與人為的抑價》、《對于物價的緊急措置》等；
..... 雖然《民主》只存在了一年多，出到53期就被扼殺了，但歷史不會忘記他為爭取言論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1946年8月17日，他在《民主》44期發(fā)表《文化正被扼殺著》，抗議當局查禁《周報》：
“這不是《周報》的單獨的問題，這是有關于整個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的爭取的！”（19） “爭取我們的刊物的生存便是爭取人民們的發(fā)言權�！保�20）9月28日，他在《本刊一年回顧》中說：
“我們同人們都不是搞政治的人，我們同人們絕對的沒有政治上的愿望。假如政治清明了，我們是都愿回到應該做的專門的工作的崗位上去的。然而，在今日，在這 樣亂糟糟的局面里，我們是中國的國民，實在不允許我們放棄責任，置身事外，不出來說幾句中國國民應該說必須說的話�！保�21）
其時，《民主》已經風雨飄搖，多次遭到當局的扣留、沒收、禁售，第50期竟被沒收了三千多本。他卻在10月10日的51、52期合刊發(fā)表《重行申明我們的態(tài)度和主張》，再次重申——
“我們純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純然站在國民的立場上發(fā)言，說我們要說的話，應該說的話。我們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而且我們也絕對的不是搞政治的人。‘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一到了聯(lián)合政府成立，國民大會召集，憲法公布，天下太平，各地無槍聲的時候，我們是巴不得各自回到自己應做的本位工作上去的。
如今是處處烽煙，地地黑暗，怎能叫我們抹殺良知，一言不發(fā)呢？”（22）
同期發(fā)表了他和郭沫若、茅盾、柳亞子、周建人、許廣平等三十九人署名的《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
同月31日，也即《民主》度過一周年之后半個月終于“被生生的扼死了”，當局的辦法是不準經售刊物，禁止報販販賣，“我們只是幾個無黨無派的人的組合，本 來經濟基礎很脆弱，如何經得起三番四次的沒收和扼殺呢？”（23）在最后一期終刊號（53、54期合刊）上，首篇就是鄭振鐸《我們的抗議》，對當局侵犯言 論出版自由的行徑表示嚴重抗議，“這不僅是本刊一個刊物的生存與否的問題而已，實在也是整個中國究竟還有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的問題，而且，也是中國國民們 究竟還能不能保護自己的合法的權益而不隨時隨地受侵犯，被剝奪的問題！”（24）這些話過了半個多世紀依然新鮮如初。此外，還有馬敘倫、吳晗、葉圣陶、田 漢、許杰等大批文化人的抗議文字。
《民主》被扼殺在1946年10月31日的沉沉暗夜里。
五
1958年10月8日，也就是鄭振鐸因飛機失事遇難前不久，他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學術批判會”上回首往事，自稱“研究文學是半路出家，沒有系統(tǒng)的 研究” ，“著作不夠成熟”，但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毅然放棄鐵路局工作的鐵飯碗，投身前途未卜的新文學事業(yè)，在文學創(chuàng)作及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領域都 卓有建樹，他的《中國俗文學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文學大綱》、《中國文學研究》等著作又有幾個人能望其項背，他編輯《兒童世界》、《小說月 報》、《文藝復興》等文學期刊的貢獻人們也不會忘記。作為一個作家、學者，在文學史、學術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之外， 他“始終抱定匹夫有責的觀念，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上，說中國國民所必須說，所應該說的話。”（25）
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執(zhí)著，他對人權、民主的追求，他辦過的《民主》周刊，今天的人們大概已很陌生。而沒有這一切，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鄭振鐸的形象將是蒼白 的、不完整的。知識分子天然地負有一個普通公民的社會責任，從五四到20世紀40年代后期，鄭振鐸以他的經歷和他那些擲地有聲的言論證明了這一點。他是五 四之子，1919年5月，二十出頭的鄭振鐸正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親歷了偉大的五四運動，趙家樓的火光曾映紅他年輕的面容。二十七年后，他在《五四運 動的意義》一文中說，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劃時代的日子，“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乃由此急驟的進行著。......思想的解放，文藝的解放，使后來的青年們 得到了自由觀察，自由思想，自由寫作的機會，這二十多年的比較蓬勃的學術文藝的發(fā)展，可以說都是導源于五四運動之一舉的�！保�26）作為20世紀學術界、 文藝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就是五四運動孕育的驕子。
如果說1919年他辦《新社會》時，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還是一個朦朧的夢，那么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段膮R報》發(fā)表的《論新 中國的建設》則提出了“新社會”的具體藍圖，他從工業(yè)、農業(yè)、交通、金融、商業(yè)、文化、軍事、社會事業(yè)等九個方面規(guī)劃了一個他心目中的“現(xiàn)代的科學的偉大 的新中國”，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會”之夢。其中不少細致的設想即使今天看來仍不無獨到之處，如：“銀行存戶必須用真實姓名，不得再用‘堂’‘記 ’等戶名，以便稽核貪污官吏及逃避資金之流”（27）等。這個夢，不僅是鄭振鐸的，也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夢。人類的追求代代相通，對一個知識分子來 說，重要的并不是名譽、地位和榮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夢想的精神。
2001年10月27日初稿，12月29日改定 杭州
注：
[1] [2] [3] [4] [5] [6]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鄭振鐸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4、376、42 、43、58、129—130 、306、187、188、225、232、233、306、307、322、329、332、333、323、243、127 頁。
[7] [10] [11] [12] 陳�？怠多嵳耔I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254—255、392、443頁。
[8] [9]鄭振鐸等《就“四一二” 慘案對國民黨的抗議書》，《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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