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提要】本文從理論的分析入手，側(cè)重考察不同背景的理論家如�？隆①惲x德和斯皮瓦克是如何來論述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的關系，特別是圍繞著“representation”和“subaltern”兩個核心概念來討論“被壓迫者”的知識如何可能，以及知識分子在其中發(fā)揮怎樣的作用。進而指出從�？碌剿蛊ね呖耍�他們對知識、權力、知識分子和被壓迫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十分精巧繁復，問題在于他們討論問題的路徑一直局限在知識生產(chǎn)的領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另一種路向。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approach of theoretic analysis to study how the theoris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such as Foucault, Said and Spivak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subalterns, especially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ubaltern’s own knowledge and the role the intellectuals play in it with the two key concepts of “representation” and “ subaltern”。

　　1972年3月的一天，�？潞土硪晃环▏�著名知識分子德勒茲一起討論知識分子問題。應該說，在此之前和之后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而這次的討論之所以顯得特別，是因為它在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探討了知識分子當代位置的問題，特別是知識分子與民眾、與權力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可能發(fā)生的變化。�？乱环矫婊仡欀�識分子“政治化”的傳統(tǒng)“是從兩件事情上開始的：知識分子在資產(chǎn)階級社會、資本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中的地位（被剝削，被遺棄，被‘詛咒’，被指控犯有顛覆罪和不道德，貧窮等等）和他的言論（因為這種言論揭示了某種真理，并從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人們尚未察覺的政治關系）”，進而認為知識分子的言論行為在歷史中發(fā)揮的作用是“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無法說出真理的人的名義道出了真理：意識和雄辯”。另一方面他則指出目前的情況正在發(fā)生變化，隨著68年以來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譬如學生運動、工人運動、黑人和少數(shù)族群的民權運動、婦女和同性戀者的性別運動……等等，“知識分子發(fā)現(xiàn)，群眾不需要他們來獲取知識；
群眾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識，甚至比他們掌握得更好；
而且群眾能更好地表達自己”。面對這種變化，知識分子應該尋找新的位置。福柯發(fā)現(xiàn)社會運動中的群眾的確是試圖更好地表達自己，然而現(xiàn)實中卻“存在著一種阻礙、禁止和取消這種言論和知識的權力制度。權力不是存在于上級法院的審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滲透在整個社會網(wǎng)絡中。知識分子本身是權力制度的一部分，那種關于知識分子是‘意識’和言論的代理人的觀念也是這種制度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再是為了道出大眾‘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邊站’了；
而更多的是同那種把他們既當作控制對象又當作工具的權力形式作斗爭，即反對‘知識’、‘真理’、‘意識’、‘話語’的秩序”。和�？聦υ挼牡吕掌澆粌H贊成他對知識分子現(xiàn)狀的分析，而且態(tài)度更加激進，他再三強調(diào)“現(xiàn)實就是在工廠、學校、兵營、監(jiān)獄、警察局里實際發(fā)生的事”，甚而宣稱“再也沒有再現(xiàn)了，有的只是行動”。

　　很明顯，�？潞偷吕掌澋膶υ挵�含了對知識分子傳統(tǒng)“啟蒙”心態(tài)的批評，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心態(tài)本身就構成了對民眾言說的壓制，同時它也試圖提示出某種針對新的“權力” 運作形式的斗爭策略，這種策略既體現(xiàn)在知識分子身上，“知識分子同權力作斗爭，是為了使權力在最不明顯和最隱蔽之處突現(xiàn)出來，而不是為了‘獲得意識’；
……是為了破壞和獲得權力，并且同所有為權力而斗爭的人們站在一起，而不是退縮在后面去啟發(fā)群眾”，也包含了普通民眾的斗爭實踐，“如果人們是同權力作斗爭，那么所有作為權力實施對象的人，所有無法容忍權力的人都可以從自身的積極性（或被動性）出發(fā)投入斗爭。當投入這場屬于他們的、完全了解其目標、能決定其方式的斗爭時，他們就進入了革命進程。……婦女、犯人、新兵、病人和同性戀者們此時已投入到這場反抗事實在他們身上的權利、約束和控制的特殊形式的斗爭中”。因此，�？潞偷吕掌澱J為透過與“權力”的斗爭，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啟蒙”與“被啟蒙”、“代言”與“被代言”、“再現(xiàn)”與“被再現(xiàn)”的關系，而是作為反抗權力的同盟軍，按照各自的方式在“同所有那些到處在維持同一權力的控制和約束作斗爭”。不難看出，在這一論斷的背后隱含著福柯和德勒茲對“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的相當樂觀的看法，既然理論成為了面對權力的一種“行動” 和“實踐”，那么知識分子就不能“代表”被權力壓迫的、具有多樣性反抗形式的民眾——“那些行動和斗爭的人”，也即普通民眾可以不通過知識分子的“再現(xiàn)” 而自由地言說，甚至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知識形式。在這里，“代表”和“被代表”的問題可以說被巧妙地消解了。

　　但是，這個問題可以被輕易消解嗎？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曾經(jīng)討論過“代表”與“被代表”的關系，他指出復辟時期的法國農(nóng)民“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lián)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lián)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它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nóng)的政治影響表現(xiàn)為行政權支配社會”。因為法國農(nóng)民無法形成統(tǒng)一的階級主體，所以路易·波拿巴就成為了當時法國社會中人數(shù)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nóng)階級的代表。

　　這段話中馬克思的著名論斷：“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既揭示出波拿巴“代表”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階級和政治語境，也意味著“政治影響”的來源（小農(nóng)）、代表人（路易·波拿巴）和歷史政治現(xiàn)象（“行政權”）之間的必然間隙，從而提供了對“代表”方式進行批判的可能性。這句話不僅被大名鼎鼎的愛德華·賽義德借用，書寫在那本《東方學》的扉頁上，用來概括東西方之間不平等的話語權力關系，而且被另一位同樣有名的女性主義后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引用入“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用來質(zhì)疑的正是�？潞偷吕掌澋倪@次對話對“代表”問題的消解。與馬克思在討論“代表”問題時仔細分疏這一概念不同內(nèi)涵的謹慎態(tài)度相比，斯皮瓦克發(fā)現(xiàn)法國思想家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無意地混淆了“代表”的雙重含義：它既可以是政治領域的“代表發(fā)言”（speaking for），也可以是藝術和哲學意義上的“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她的發(fā)現(xiàn)雖然建立在一系列語義和文本的精巧辨析上，但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把馬克思文本化，而是指出“再現(xiàn)”或“代表”在政治經(jīng)濟語境中的內(nèi)在動力。如果忽略了“代表”的雙重含義，那么就只能像�？潞偷吕掌澞菢印敖逵跈嗔�和欲望的的全括性概念重新引入個人式的主體”。表面上看，似乎不需要“再現(xiàn)”和“代表”，民眾可以自由地言說，甚至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知識形式。然而正如�？滤�言，所謂“權力”就是“一種阻礙、禁止和取消這種言論和知識”的制度，知識分子既是這種權力機制的內(nèi)在組成部分，同時他又可能反戈一擊，與權力展開斗爭，進而為民眾的言說開辟新的空間。在福柯和德勒茲的規(guī)劃中，知識分子其實具備了另一種形式的“代表”作用，他通過與權力的斗爭巧妙地縫合了“再現(xiàn)”的間隙，民眾依然必須借助知識分子開拓的管道才得以發(fā)聲。在發(fā)聲的過程中，本來具有多樣反抗形式的民眾則重新被知識分子建構成一個統(tǒng)一的大寫的主體，而這就是斯皮瓦克警惕的現(xiàn)象：“知識分子本身可能共謀將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陰影”。

　　斯皮瓦克說的“共謀”并非危言聳聽，而是直指由西方主導的當代國際勞動分工，即第一世界投入資金，第三世界提供投資的空間，這兩個過程都通過當?shù)刭I辦資本家以及沒有保障和不斷變化的勞動力資源得以實現(xiàn)。為了保證工業(yè)資本和其他投資的流通與發(fā)展，交通、法律和標準化的教育體制必須建立起來并且加以完善。盡管其后果也許是民族工業(yè)遭到破壞，自然資源被掠奪性開采，生態(tài)環(huán)境嚴重惡化……正如賽義德用“代表”和“被代表”來標示東西方不平等的話語關系其實再生產(chǎn)了彼此之間不平等的政治經(jīng)濟關系，斯皮瓦克關注的則是“在許多方面，西方的知識生產(chǎn)是西方跨國經(jīng)濟利益的共犯”。兩者的相通之處在于，賽義德描述的歐洲與東方的關系，“是歐洲表述了東方；
行使這一表述特權的不是一個傀儡的主人，而是一個大權在握的創(chuàng)造者，這一創(chuàng)造者所具有的生死予奪的權力表述、激活并建構了自己熟悉的邊界之外的另一個地域，如果沒有這種表述、激活并建構，這一地域便會永遠處于靜寂和危險的狀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斯皮瓦克討論的知識分子和民眾關系的某種轉(zhuǎn)喻。

　　如果說被殖民者和被壓迫者“無聲”的現(xiàn)象在《東方學》中還主要是由殖民強權造成的話，那么斯皮瓦克則把抨擊的矛頭指向了西方激進知識分子和與此相關的現(xiàn)代知識暴力。盡管這些知識分子至少在言論上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可是在她看來，福柯和德勒茲討論知識分子與權力的問題時，之所以沒有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和帝國主義的經(jīng)驗予以足夠的重視，就是因為他們不能自外于和跨國經(jīng)濟利益相配合的知識的國際分工秩序。本來在法國，第三世界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和昔日法國的非洲殖民地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在這次對話中，德勒茲雖然提到了“移民”問題，并且把它和法國社會的其他壓迫形式等量齊觀，“我們開始見到壓迫形式的一致性：限制移民（據(jù)說移民干的是最艱苦、報酬最低的工作），工廠里的鎮(zhèn)壓（這是重新賦予法國人對日益艱苦的工作的‘愛好’），反對年輕人的斗爭和教育中的鎮(zhèn)壓（既然警察的鎮(zhèn)壓由于勞動市場對年輕人的需求減少而變本加厲）”，但他的視野也就局限在這些與法國相關的舊殖民地的本土精英或海外移民的身上。用斯皮瓦克的話來說，德勒茲的分析固然可以接受，“但它再度表示只有將第三世界局限于可以直接受第一世界影響的第三世界時，它才能夠進入為了抵抗‘統(tǒng)一的壓抑’而創(chuàng)擬的聯(lián)盟政治的抗爭計劃之中”，尤為嚴重的是，“這種第一世界的善意據(jù)用、重寫第三世界因而使之成為‘他者’的做法，已經(jīng)成為了當今西方人文學術的第三世界觀的基本特性了”。很顯然，某種潛藏著等級秩序和知識暴力把更多同時也是更沉默無聲的一群（農(nóng)民中的文盲、城市里的盲流、喪失勞動力的老人和兒童……）排斥在外了，因而她緊接著追問：“我所說的作為主體的他者是�？潞偷吕掌澦�接觸不到的。我所想的是超越階級波譜儀的一般非專家、非學者，對他們來說，只是起著沉默的編碼作用。在不考慮剝削地圖的情況下，他們將把這些烏合之眾放在那個坐標格子里呢？……我們必須提出下列問題：在由社會化資本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的另一面，在補充了先前經(jīng)濟文本的帝國主義法律和教育的知識暴力的線路內(nèi)外，Can the Subaltern Speak?”。

　　這是一個點題式的追問，問題的關鍵在于對“Subaltern”的理解。如果要追溯這個概念的緣起，那么可以發(fā)現(xiàn)它是從葛蘭西的著作中挪用過來的。葛蘭西用“Subaltern”來意指歐洲社會里那些從屬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會群體，最主要的是指稱無產(chǎn)階級。葛蘭西在《下層階級的歷史：方法論標準》（History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Methodological Criteria）一文中指出：“在定義上，下層階級是不統(tǒng)一的也無法統(tǒng)一的，除非他們能夠成為一個‘國家’”。這種認為下層階級無法統(tǒng)一的想法，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馬克思那個著名的“馬鈴薯比喻”：“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以一些同名數(shù)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shù)百萬家庭的經(jīng)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他們就形成了一個階級。”不過，形成一個“階級”并不意謂著“統(tǒng)一”，就像馬克思分析得那樣，法國農(nóng)民是一個“階級”又不是一個“階級”，盡管他們也進行起義和反抗，政府同樣也鎮(zhèn)壓起義和反抗，但農(nóng)民的“代表”依然是路易·波拿巴。這就是葛蘭西說的：“下層集團往往受統(tǒng)治集團活動的支配，甚至當他們起義反抗的時候也如此”。下層階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難逃被統(tǒng)治階級所收編的命運，除非他們能夠成為一個“國家”。很顯然，葛蘭西所謂的“國家”不是在資產(chǎn)階級所擁有的那種剝削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而是消滅所有剝削形式的新型“國家”，“摧毀資產(chǎn)階級的國家機器并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機器的革命，乃是關系著一切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階級”。問題在于，如果沒有被壓迫階級的統(tǒng)一，那就無法推翻資產(chǎn)階級的國家機器并創(chuàng)建新型國家，可是，被壓迫階級的統(tǒng)一又必須依賴于新興國家的建立。正是為了克服這種兩難處境，葛蘭西運用“臣屬”（subalternity）這個概念來構想新的“文化霸權”和“文化革命”，進而特別強調(diào)“有機知識分子”在形成統(tǒng)一的階級意識的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當并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

　　按照詹明信的解釋，葛蘭西所說的“臣屬”“是指在專制的情況下必然從結(jié)構上發(fā)展的智力卑下和順從遵守的習慣和品質(zhì)，尤其存在于受到殖民的經(jīng)驗之中�！币虼�，“臣屬”既不單是心理方面的問題，也不僅是由經(jīng)濟和政治關系決定的反應，它并不歸屬于任何確定的領域。所以詹明信提議以“文化的”這個范疇將之重組和投射進“客觀或集體的精神領域”（the realm of objective or collective spirit）。這一領域并不為“心理學”、“化約論”、“經(jīng)濟主義”和“物質(zhì)主義”等范疇所決定，因此能靈活地采取不同策略對千變?nèi)f化的“臣屬”狀態(tài)進行分析。詹明信希望借助這個概念的提出，重構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中的“文化革命”概念，并重釋“文學作品可以是政治行動”這句話的意義。這樣，“臣屬”狀態(tài)成了重新構想“文化革命”和文學政治行動的核心。同時也為西方理解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途徑，“如果我們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所起的具體歷史作用的話，我們必須在這種文化革命（目前對我們來說是陌生和異己）的語境之中來看待他們的成就和失敗”。詹明信在跨國資本主義的新語境下發(fā)展葛蘭西“臣屬” 概念的同時，也在東西方的對比中重新設定了“知識分子的職能”，它為把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界定為“政治知識分子”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

　　而在斯皮瓦克的文章中，“Subaltern”除了一般性的含義外，還特指印度社會的“賤民階層”。為了回答“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問題，她特別檢討了印度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賤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激進的歷史學家古哈（Ranajit Guha）為首的研究小組希望通過這一研究，探索印度賤民掙扎、反抗和斗爭的無聲軌跡，進而指出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構想不同的是，在殖民地社會中歷史的主體并非伴隨著現(xiàn)代工業(yè)誕生的工人階級，而是廣大各階層的“受壓迫者或賤民”（Subaltern）。但由于印度歷史的書寫一直被英國殖民者和當?shù)鼐�英共同控制，所以關于“賤民”史料特別匱乏，只有在他們觸犯“法律”的情況下——譬如犯罪、暴亂和起義——才可能留下“反面”的記錄，因此從事“賤民研究”的學者往往需要通過對“反面”史料的閱讀和分析，重現(xiàn)被壓迫者的階級意識，書寫出創(chuàng)造性的“反歷史”（counter- histories）。這種“反歷史”的書寫來源于20世紀50年代法農(nóng)（Frantz Fanon）所倡導的“反話語”（counter-discourse），他希望借助這個概念來揭露殖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結(jié)構，把被壓迫者的意識從“白人制品”的樊籠中解放出來，“他把殖民主義思想所理解的二分法，即白人是至高無上的法律、黑人則是對這種法律的違反，與其相伴的還有一連串司空見慣的對立，展示為在話語中具有固定的價值（善惡、美丑、白黑：這種典型的二元對立…我們稱之為‘善惡對立的譫妄’）……改變?yōu)闆_突的的自我—他者的殖民關系”。法農(nóng)出于顛覆殖民主義二元對立的目的，在論述殖民地文化的特征時特別強調(diào)前殖民歷史的重要性：“殖民主義不會滿足于僅僅控制某個民族以及掏空當?shù)厝嗣褚磺行问脚c內(nèi)容的心智而已。出于某種不正常的邏輯，殖民主義轉(zhuǎn)向被壓迫人民的過去，將這個過去扭曲、破壞、摧毀。今天這種貶抑殖民前歷史的工作隱含著辯證的意義�！彼�謂“辯證的意義”，最常見的就是被殖民者對過去歷史的“鄉(xiāng)愁”和“向往”：“這種熱情的研究私底下莫不期望在今日的痛苦之外，在自悲、自棄、逆來順受之外，能發(fā)現(xiàn)某些美麗而輝煌的時代�！边@種“尋找”和“發(fā)現(xiàn)”的邏輯自然是相信“歷史”的穩(wěn)定不變，它仿佛就潛藏或遺忘在某個隱秘的角落，等待著人們?nèi)グl(fā)掘。就是在這個“發(fā)掘”過程中，被殖民者從殖民者手里“拯救了歷史”，同時也“拯救了自我”。循著法農(nóng)的思路，“底層”研究者把眼光從對前殖民歷史的關注轉(zhuǎn)移到對被殖民主義壓抑的“反歷史”的重視。然而，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交織在一起形成“內(nèi)（部）外（部）殖民”的復雜圖景時，那種清白的、未被污染的“歷史”作為“他者”的虛構，不僅不是一個固定的可供最后回歸的源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再生產(chǎn)了與殖民者一致的“二元對立”的邏輯，進一步地強化了殖民者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斯皮瓦克拒絕接受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我對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持批判的態(tài)度。我試圖檢驗殖民權力的異質(zhì)性，揭露那種對立的兩極在構成被包圍的帝國主義批判的學科領域之時的共謀”。

　　同樣的，斯皮瓦克也深刻質(zhì)疑這種立基于“二元對立”之上的書寫歷史的方式。受過西方良好學術訓練的歷史學家能從 “他者”的語言和文本中真正聽到被壓迫者的聲音嗎？他在呈現(xiàn)這種聲音時，是否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它建構成一個具有統(tǒng)一性的、同質(zhì)化的“大寫的主體”？從而在這一建構過程中再次放逐了某些未被書寫進主體秩序內(nèi)的“異質(zhì)因素”？她指出“Subaltern”雖然是一個與殖民者和本土精英相對立的群落，但其自身并不構成一個固定不變的團體。僅就印度而言，被壓迫者階層包括多種社群，由于地域、文化、宗教以及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差異，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訴求，根本無法用一種統(tǒng)一的聲音發(fā)言，或者形成一種固定的階級意識。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斯皮瓦克特別強調(diào)了“賤民研究”有意無意地對女性聲音的忽視，即使同屬被壓迫階層，與男人相比，女性的境遇和感受也有很大的不同，她們不論身在何處，都會因為經(jīng)濟地位的低下和性別關系上的從屬性而被“雙重邊緣化”……所有這一切卻或多或少在知識分子的“代表”與“再現(xiàn)”中被忽略、被遺忘甚至是被壓抑了。

　　但是，斯皮瓦克并沒有取消被壓迫者抵抗的可能性，只不過她重構了對“被壓迫者”的想象：與那種統(tǒng)一的大寫主體不同，她更愿意突現(xiàn)“被壓迫者”靈活游移的權宜立場和基于不同背景與利益的政治訴求。斯皮瓦克之所以挪用葛蘭西對“Subaltern”的研究，是因為她認為葛蘭西延續(xù)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單獨討論的階級立場/階級意識的觀點，即法國農(nóng)民作為一個既是“階級”又不是“階級”的社群（這種狀況正與斯皮瓦克對“被壓迫者”新的想象相似），如何透過“代表”與“再現(xiàn)”的方式形成共同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意識（“Representations”的問題重新浮現(xiàn)，為知識分子的介入提供了契機）。斯皮瓦克指出：“也許因為葛蘭西批評了列寧式知識分子的先鋒位置，他極力關切知識分子在被壓迫者進入霸權的文化、政治運動時所扮演的角色”。盡管歷史條件已經(jīng)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但葛蘭西式的工作并未完成，斯皮瓦克自己仍在繼續(xù)著這項事業(yè)：在后殖民的語境下重新審視知識分子“在被壓迫者進入霸權的文化、政治運動時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被壓迫者的反抗形式變化多端，可是又不能把他們建構成一個同一的整體，而是需要盡可能地保持彼此的差異和多樣性，那么知識分子的任務就不再是“代表”他們，而是要學習如何“再現(xiàn)”他們，或許“被壓迫者”的知識就是在這種“再現(xiàn)”中被生產(chǎn)出來。僅就這點而言，賽義德的論斷可謂切中肯綮，他說：“知識分子是以表述/再現(xiàn)的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為業(yè)的個人……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
而這使得個人被記錄在案并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指導和是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

　　從�？碌剿蛊ね呖�，他們對知識、權力、知識分子和被壓迫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十分精巧繁復，可是，即使如斯皮瓦克這樣深刻反思西方知識暴力的論述，也難以避免被再次吸納、收編進學院和知識體制之中的命運。問題在于他們討論問題的路徑一直局限在知識生產(chǎn)的領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另一種路向：作為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動者的知識分子，他們?nèi)绾我浴白髢A”、“革命”或“激進民主”的方式來建立與被壓迫者不同訴求之間的聯(lián)系？在這種聯(lián)系中是否可能催生出新的被壓迫者的知識形式和言說方式？�？潞偷吕掌澋膶υ捴性�經(jīng)提到“毛主義”，但“革命中國”的實踐并未進入他們思考的視野中。把 “被壓迫者的知識如何可能”這個問題重新放置在現(xiàn)代中國的語境里加以探討，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富挑戰(zhàn)性的思想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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