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盛世”的出現與朝廷實行輕稅政策有密切關系，也可印證這個道理。比如唐朝，前有“貞觀之治”、后有“開元之治”，120年間經濟文化繁榮穩(wěn)定，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堅持實行了減稅政策。

　　中國歷次盛世均與減稅有關

　　南方都市報：6月份剛過，各機構、專家紛紛預測6月份CPI走勢，認為會下落至7.1%至7.5%之間，但他們也同時紛紛預測下半年很可能會反彈。面對通 脹，歐美等國家通常會通過退稅或直接減稅政策(比如美國今年向每個家庭退稅1200美元)，來緩解民眾的生活壓力，中國政府可否實行類似政策？

　　李煒光：不僅可以，而且也應該。今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出現了放緩的趨勢，如果政策調整不好，出現急劇下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實，去年6月以后 GDP就有下滑的跡象，只是大家沒有特別注意而已。它的表現，就是工業(yè)生產和投資的速度下降。今年一季度以來這個趨勢更加明顯一點。另外在貿易方面，今年頭兩個月對美出口竟是零增長，這也說明經濟下滑已帶有一定的持續(xù)性。

　　投資和出口一直是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的兩大需求因素，如今這兩個方面都在下降，顯然我國經濟出現了某種危機，那些“趨冷”還是“趨熱”的爭論可以結束了，應考慮立即采取“從寬”的政策來予以調整。再晚，就有點“不趕趟”了。

　　怎樣調整？我的建議是減稅。只有減稅或退稅，方可給企業(yè)和家庭帶來新的活力、激勵內需。該不該減稅或退稅，這有一個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認識問題。

　　南方都市報：什么認識問題？

　　李煒光：幾十年來，供給學派的思想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一直強勁不衰。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經濟的思想，主張建立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在 他們看來，供給會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所以增加供給比創(chuàng)造需求更重要。對于政府來說，現實中總是存在著能夠帶來相同收益(稅收)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稅率：當稅率低于某種水平時，會激發(fā)經濟活動的熱情，社會供給量因此而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同方向提升；
當稅率高于某種水平時，將帶來經濟活動的萎縮，社會供給量因此而 下降，結果是政府稅收也會不斷減少。

　　供給學派的主張是，政府取得更多稅收收入的最佳途徑并不是提高稅率，恰恰相反，而是減稅。減稅，社會經濟就會繁榮；
減稅，社會供給就會增加；
減稅，政府稅收收入不但不會下降，反而會提高。

　　美國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根時代就積極奉行供給學派的思想。后來也出現了一股世界性的減稅運動，前后有數十個國家，包括東歐和原來隸屬于蘇聯的部分國家，紛紛推出減稅計劃和方案，甚至以高稅負聞名的法國也宣布降低所得稅和增值稅的標準稅率。布什總統剛上任不到20天，就向美國國會提出了一個龐大的減稅計劃 ——10年減稅1.6萬億，雖然后來被國會縮減為1.35萬億，但減稅數額仍是驚人的。這也是美國80年代以后里根、克林頓兩位總統大規(guī)模減稅政策的繼續(xù)。

　　在中國歷史上，“盛世”的出現與朝廷實行輕稅政策有密切關系，也可印證這個道理。比如唐朝，前有“貞觀之治”、后有“開元之治”，120年間經濟文化繁榮穩(wěn)定，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堅持實行了減稅政策。可以說，中國歷次“盛世”的出現都與減稅有關，重稅之下，從未出現過好形勢。這是極重要的歷史經驗，應當汲取。

　　南方都市報：那么我們現在財政有無減稅的實力？

　　李煒光：完全有這個條件和實力，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為不為”的問題。近年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一直呈現爆炸式的增長。已經從1999年的1 萬億增加到2007年的5萬多億，而這還不算各種預算外、制度外收入。據學者周天勇計算，去年中國財政收入5.13萬億元。但實際上中國去年大約收了 4.8萬億的稅、1.2萬億的賣地收入、1.6萬億的收費罰款，加上彩票收入、社�；�金及煙草稅等，總數大約為9萬億。換句話說，去年約有3.9萬億元財政收入沒有進入提交給全國人大的政府財政預算內。

　　與前年相比，去年中國財政收入增長31%多，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去年的GDP增長不到10%點多，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2.2%，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9.5%，財政收入增幅遠高于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今年前四個月，財政收入同比有下降的趨勢，四月同比增長17%，而這幾年每個月同比增長都在20%以上。我本以為財政收入的“狂增”的趨勢能得到些許抑 制，可看來問題并不那么簡單。五月份同比增長竟達52.6%，令人“咋舌”。其原因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今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財政收入也應同步有所下降，不能反著來。從這幾個月看，今年的財政收入還在快速增長中，這應當屬于“異動”，不是一個好現象。

　　中國的宏觀稅負已超發(fā)達國家

　　南方都市報：盡管近年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一直在“爆炸式”增長，但相關部門卻一直表示，中國的宏觀稅負并不高。此說遭到媒體和民間學者的普遍質疑，被認為不尊重國民的智商和感受。

　　李煒光：宏觀稅負基本上有三種統計口徑。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徑”宏觀稅負；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徑”宏觀稅負；
政府全部收入占 GDP的比重是“大口徑”宏觀稅負。若按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中國的宏觀稅負大概在20%左右，的確不是很高。但中國的財政體制決定了這種統 計是有問題的。政府的財政收入除稅收之外，還有一個幾乎可以與它并駕齊驅的收入群：預算內收費、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這些統統加總起來與GDP相比 較，才是真正的“宏觀稅負”。如果再把制度外“之外”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還有不得不計入企業(yè)成本的官員的索賄受賄，那就說不清楚是多少了。這一切都被官員們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了。

　　如果把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都統計進去，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了35%左右，比發(fā)達國家還要高5個百分點。2002年，當時的國家稅務總局局長金人慶先生就撰文指出，我國政府收入的比例為：中央財政預算內稅收占GDP的比例為15%，各級政府部門的規(guī)范性收費占GDP的比例為10%，各種制度外收費占 GDP的比例為10%，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達到35%的水平(金人慶《中國當代稅收要論》)。其他學者也都論證過這個問題。如果按照周天勇的9萬億之說， 那就不是35%了，還要高，超過36%，這已經接近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時代的水平了。

　　南方都市報：對于財政收入，中央政府近年來的思維邏輯好像是越多越好，總量越多、增長越快，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就越強，轉移支付的能力就越強，可以用在社會保障和福利上的資金就越多，很多人似乎也認可這種邏輯。

　　李煒光：這和中國的制度和文化有關。中國從古到今一直是一個集權體制，在文化上，中國人也一直要有一個主心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作心理依賴，而現代市場經濟講究的是分權，要求建立公民社會，還公民社會以活力。這恰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所欠缺的。

　　中國現在要建立市場經濟，這既要求市場秩序，也要求民間有活力。從年初的雪災和這次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得出來，民間的自救、共救的能力是相當弱的。一旦發(fā)生大的自然災害，大家只有等著中央政府出政策、采取措施來救援，而地方和民眾自身的自救、共救的資源很匱乏。這是資源過于集中，地方缺乏自治、缺乏活力，事權與財權不匹配的表現。

　　現在該對財稅體制動手術了

　　南方都市報：的確，中國經濟雖然是政府主導下飛速發(fā)展，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一個幾乎壟斷所有資源、無所不能的中央政府，這也與中國當前的財稅體制息息相關。

　　李煒光：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成績應當肯定，但也有問題，其最大的弊端是財權集中到中央，保證了政治上的集權體制，而大量事權卻留在地方。分稅制沒有 改變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格局，地方政府要用45%左右的財政收入的相對財政收入，支撐75%左右的相對支出責任。而分稅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是用接近 80%的財政收入支撐著不到60%的財政支出責任的。分稅制后，地方在財政短缺的情況下，只好自己想辦法，這就出現了近年來“土地財政”的盛行，結果極大地抬高了房價，導致民怨沸騰。而中央政府對此種局面也只能睜只眼閉只眼，因為大部分財政收入都讓它拿去了。

　　土地財政的后果是造成財政秩序紊亂，以至于中央政府現在推行物業(yè)稅都有困難。地方上不希望征這種稅，因為它有可能導致當地房價下跌，減少其財政收入。去年底，中央曾與六省市探討物業(yè)稅空轉實的問題，結果無一成功，就是這個問題的表現。

　　中央政府把大量財政資金攏在手里，基數太大，用起來就成了問題，于是出現“年終突擊花錢”的問題也就不奇怪了。與之形影相隨的就是“跑部錢進”的盛行，腐敗貪污、好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問題就少不了，民生改善問題也就被排擠到次要位置上了。

　　中央政府收上來的資金有30%左右會通過轉移支付返還給地方，但這一上一下的過程，很難保證財稅分配過程的公平公正。各地方情況千差萬別，中央政府不可能做到完全準確地掌握地方的詳盡信息，轉移支付也就很難達到良好的效果，同時也為腐敗提供了空間，這說明過于集權的體制并不見得是一種好的體制。

　　應該說，現在到了對這個財稅體制動手術的時候了，溫總理三月份也說過，未來五年他將把財政體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但很遺憾，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政府對財政體制進行實質性改革的跡象。

　　南方都市報：一方面是高稅負，政府的財政收入飛漲，另一方面是民眾享有的福利較低，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結構近年來爭議也比較大。

　　李煒光：若高稅收的同時實行高福利，當然可以，西方發(fā)達國家就是這么做的，但在中國卻不是。據學者研究，2003年我國的黨政公務支出，如果加上財政預算外的全部支出，大約占政府收入的37%，2007年保守估計在30%左右。而西方發(fā)達國家中，行政公務支出最高的美國亦不過15%，最低的日本則只有2% 多一點兒。

　　財政收入飛漲的同時，一個超級、無限政府也就建立起來了。征稅越多，政府越膨脹，政府膨脹，又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撐，更大規(guī)模的征稅，民間的經濟活力就會更受到擠壓，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這種循環(huán)一直纏繞著中國歷史，從古至今，還沒有找到一種力量來制約政府的無限膨脹。

　　同時，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用在國民福利待遇的改善上也遠遠不夠。今年兩會時，人大代表對2008年度財政預算投反對票的有300多張，棄權票100多張， 加起來比例是個不低的數字。這種情況在以前還從來沒有出現過。這說明有一部分聲音對近年來政府的財政預算政策是不滿的。當然也要看到，近年來中央政府用在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在致力于構建“民生財政”，其努力和進步值得肯定，但還遠遠不夠。實際上，列入財政預算當中的支出還都是在預算內的收入，大量的制度外收入、收費等都沒列入，也沒有提交給人大審議，怎么用也說不清。這種局面是不可以延續(xù)下去的。

　　南方都市報：是，人大對此的監(jiān)控作用應該進一步硬化。我們知道，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雖然每年都提交人大審議通過，但只是走個形式。實際上在提交人大審議之前，政府的財政預算已經執(zhí)行一個季度了。

　　李煒光：現代稅制的設計理念中，征何種稅、稅負水平要多高，這些都是由立法機關來授權給政府的。遺憾的是，中國憲法中沒有明確人民代表大會對稅收立法的專 有權。由于憲法不作為，征稅權就由政府“越俎代庖”。目前我國稅收法律有80%以上是由國務院以條例、暫行規(guī)定等行政法規(guī)的形式頒布的，經全國人大立法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yè)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三部，甚至將一些實施細則之類的制定權下放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更低層次的政府部門，行政機關成了規(guī)定稅收要素的主體，這種狀況無疑是與現代稅收的憲政原則相悖的。

　　1984年工商稅制改革時，國務院曾向全國人大提出請求授權其發(fā)布試行有關稅收條例(草案)的議案，得到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的授權。盡管這次 授權立法尚不能符合嚴格意義上的稅收憲政原則，但畢竟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遺憾的是，從那以后，授權立法的進程竟然停止了，征稅幾乎成為政府的一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十年后的1994年稅制重大改革，在國務院制定的一系列稅收暫行規(guī)定中，未見有立法依據的規(guī)定。

　　如果需要，政府想征多少稅都可以，中間沒有任何制約和監(jiān)控的環(huán)節(jié)。這樣演變成的結果是：政府每年的預算都拿到全國人大去審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政府決定的稅種和稅率卻不 需要后者審批，人大只管出、不管進，成了一個“準權力機關”。這樣以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自身也急劇膨脹，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集團公司”，擁有巨大的權力，又在追逐市場上的超級壟斷利潤，而怎么花錢還是自己的事，別人管不了。

　　減稅能為民營企業(yè)的升級贏得時間

　　南方都市報：若實行退稅或減稅政策，在稅制結構上可以做出哪些具體的調整？

　　李煒光：我對眼下的稅制改革的建議是要重在稅制結構的調整。比如大力和快速地推進個人所得稅由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的過渡，已“箭在弦上”的不動產稅(物業(yè)稅)應當加快實施步伐。因為只有對財產課稅，高收入者才難以逃稅，但加強財產課稅的同時要降低生產、流通環(huán)節(jié)的稅收。此外，也可以考慮對壟斷行業(yè)征收暴利稅，專門用作改善國民福利等。

　　對于企業(yè)來說，幾大稅種都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增值稅，購置固定資產還要交稅，這實際上等于不鼓勵國民創(chuàng)業(yè)。在世界上實行生產型的增值稅寥寥無幾，但中國就是一個。現在還在搞轉型試點，已完全沒有必要了，應立即在全國鋪開。特別是今年四川地震，好多廠房都倒塌了，許多企業(yè)都要購置固定資產，全國很多企業(yè)也在 加緊生產物資支援災區(qū)，這正是把增值稅改革推到四川、推到全國的契機。另外就是增值稅稅制結構還應進一步改革，如針對小企業(yè)和個體工商戶的“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規(guī)定，就存在諸多的不公平的因素。

　　我國企業(yè)的所得稅負擔也是過重。兩法合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稅負內外公平的問題，但稅率還是較高，去年企業(yè)所得稅的增值率達到39%，占稅收總額的比例比美國還要高。過去征管水平低，企業(yè)通過加大成本的方式逃避所得稅比較容易做到，現在逃稅的難度越來越大，稅負當然大大增加。所以企業(yè)所得稅還應繼續(xù)改革，進 一步降低企業(yè)稅負。此外，中國企業(yè)的社會保障負擔也非常沉重。據統計，中國企業(yè)養(yǎng)老醫(yī)療所占資金高達工資的40%。今后隨著勞工保護力度加大，工資水平提高，企業(yè)的社會保障貢獻還會增加，負擔還會加重。

　　除了降低稅率，調整不合理的稅制結構、簡化征管手段、減少各種不規(guī)范的非稅收入等，也都具有減稅效應。

　　個人所得稅也需要做進一步調整，應進一步提高征稅標準。通脹使每個家庭都多支出幾百元日常費用，這對相對富有的家庭不構成威脅，但對人口最大比重的中下層收入者們呢？

　　個稅的征稅原則是：第一，不能征及公民維持個人基本生活所需支出部分；
第二，不能影響各階層公民共同享受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果；
第三，政府不能只自己增加收入而置社會收入水平的失衡而不顧。顯然，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國現行個稅政策是“惡稅”政策。如不作調整，將影響納稅人的情緒，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 實際上也違背了個人所得稅的宗旨。

　　遺憾的是，個稅征稅標準從800元到1600元再到2000元，這些標準是怎么確立的，都沒有明確公布，既沒有考慮到全國各地的收入與生活成本差異，一刀切，也不是按照家庭征收。免征額標準其實是個稅改革中最簡單的問題，但在中國卻變得異常復雜，讓人費解。

　　南方都市報：在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若實行減稅和退稅政策會有哪些好處？

　　李煒光：政府支配了大量的收入，有時并不能推動、刺激經濟增長，反而抑制消費。這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時看不出來。而一旦經濟增長放緩，這可能是中國兩三年內很可能會發(fā)生的，中國稅負過重的弊端會暴露出來。高稅收、低福利實際上也是國民財富分配的不公。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要保持健康快速發(fā)展，企業(yè)，尤其是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最為重要。只有中國民營企業(yè)做強了，中國才能談得上真正強大。今年中國治理通脹主要的 調控手段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價格管制。這種一刀切的貨幣緊縮、收緊信貸與人民幣升值，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用工成本上升等一起，正在加劇民營企業(yè)， 尤其是制造業(yè)的困境。這時的減稅或者退稅將對民營企業(yè)的產業(yè)升級和調整贏得時間和空間。

　　力爭在憲政框架下把中國建成一個輕稅國家

　　南方都市報：其實在中國的稅制結構中，實際征收對象為中低收入者，而對高收入人群和壟斷行業(yè)，缺乏有效調控，這點也往往為人所詬病。

　　李煒光：現在的稅制獲取財政收入的功能最突出，而對社會貧富差距的調節(jié)作用幾乎等于零。否則中國社會就不會這么“兩極分化”。當前基尼系數達到0.47， 跟不合理的稅制直接相關。以往的稅制改革注重追求稅收的效率，認為多收就好，就是政績，而對如何體現稅制的公平性重視不夠。這與稅收的收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根本相違背。

　　個人所得稅的問題最大。中國一直實行個人收入劃分為類，分別計稅的分類所得稅制，它只是有利于稅務當局收稅，沒有多少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功能。當今世界各國凡開征個稅的國家，大都是實行綜合所得稅制，或實行分類與綜合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我們仍抱著分類稅制不放，顯然是不適宜的。中國雖確定了混合所得稅制的改革方向，但動作太慢，目前只是少許上調了寬免額標準。

　　從整個稅制結構來看，直接稅收入比重過低，尤其是來自所得稅類的收入比重過低，也會影響稅制公平效應的發(fā)揮。雖然“兩法合并”有效地推進了我國稅制向著稅負公平的方向邁進，但這還遠遠不夠。從整個稅制體系來看，稅負不公平的問題依然嚴重。如稅收優(yōu)惠政策過多過濫、城鄉(xiāng)實行兩套稅制、稅率、稅收優(yōu)惠和費用扣除標準不同等，導致不同地區(qū)、不同所有制企業(yè)稅收負擔存在較大差異，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也不利于企業(yè)之間開展公平競爭。

　　南方都市報：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是，中國實行的是間接稅為主的稅制，一大問題是稅最后能轉嫁給廣大消費者。當前中國政府致力于加強直接稅征收，等于向間接稅和直接稅并重的方向發(fā)展，這會不會在實際上加重納稅人的負擔？若加重，該如何設計制度改革的路徑，避免此類狀況發(fā)生？

　　李煒光：好問題！目前稅收收入中，間接稅的比例一直高居不下，占70%以上。由于所占比重過大，所謂“雙主體”的稅制模式實際上并未真正形成。直接稅的宏觀調控作用當然也極為有限。在間接稅持續(xù)巨額增加的同時，直接稅的增幅更快。去年作為直接稅列項的企業(yè)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19.2%，比上年增長了 37.9%；
個人所得稅占7%，同比增長29.8%。這兩個稅種加起來，所占比重超過了增值稅的比重21.6%。

　　你問的“間接稅和直接稅并重”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即使作為直接稅的個人所得稅，也是實行強調收入功能而缺乏收入調節(jié)功能的分類稅制。兩大稅類的缺陷合在一起，會出現什么結果？人們自然會感到重稅的壓力。沿著這條路繼續(xù)走，等于“竭澤而漁”。

　　稅制改革的路徑設計，應是逐步降低流轉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的比重，提高所得稅類的比重，減少以至最終完全取消各種非規(guī)范性質的行政收費，為將來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體系打下良好基礎。

　　除了上面所說的缺陷外，當前中國還存在地方稅制度不完善、中央稅與地方稅的劃分不夠合理等問題�？梢哉f，現行稅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的一面正在迅速放大，必須要改革，而且是全方位的改革，不是羞羞答答的“調整”。但當前緊要的是減稅，把納稅人從重負中解放出來，中國經濟發(fā)展才會有動力和活力。

　　南方都市報：減稅說起來簡單，但讓政府把放進口袋里的錢再掏出來，它可能不樂意。

　　李煒光：政府收上來的是真金白銀，當然不希望可支配的資金減少。減稅和退稅在理論上說很容易，但若實行難度非常大，主要是受制于現行體制。它需要制度基本面的變化和改革，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職能定位問題，涉及到發(fā)揮人大在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上的監(jiān)控作用問題。在中國的現行制度框架內，最有可能促使政府做出政策改變的就是人大。我們這些學者、你們媒體人還有所有的納稅人，大家能做的，就是呼吁中國早日在憲政框架下建立現代財稅制度，要力爭把中國建成一個輕稅的國家。

　　本報特約記者陳建利

　　來源：南方都市報2008-7-13 ；
原標題：中國歷次盛世均與減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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