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曹承義是武漢市“文革”風云人物之一。這個第一冶金建設公司（簡稱“一冶”）的技術員，在“文革”中被推選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新一冶”）這個龐大的群眾造反派組織的一號頭頭，經歷過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結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F(xiàn)已年過七旬的曹承義，回顧“文革”經歷，寫出十多萬字的回憶錄。后經鍾逸整理，在中國大陸自費印行了《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學者。

　　曹承義初稿，鍾逸整理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兩個“8.15會議”，即國防工作會議和冶金工作會議。武鋼、武船等單位分別參加了這兩次會議。在這兩次會議上，造反派開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會議的會議紀要，記得是周總理主持會議，點名要“鋼九一三”負責人李想玉發(fā)言，匯報武鋼的生產情況。李想玉說，造反派在挨整，武鋼的“抓革命促生產”現(xiàn)在是軍代表在負責，責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講話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漢方言，中央首長們很難聽清他說了些什么。江青插話說：“不知道你說的些什么，像講外國話。”在這一次會議上，江青也沒有為武漢造反派說句什么好話�；匚錆h以后，警司就將武鋼“鋼九一三”頭頭胡啟生、張克勤（武鋼機械總廠工人）、楊連成抓起來，關進監(jiān)獄，罪名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壞頭頭”。這是武漢軍區(qū)新任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在湖北、武漢抓得最早的造反派頭頭。從此，整造反派頭頭就開始了。最先打擊的就是跳得高的頭頭，他們開始排擠一部分不聽話的頭頭，找一些他們認為“聽話”的人來“充數”，取代造反派頭頭。

　　他們就是在這時找出了董明會，推薦他去參加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中央委員，安排到中共武漢市委任書記。他們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會這樣的人，而是為了排擠“鋼九一三”上層的造反派頭頭，把斗爭中涌現(xiàn)出來最有威信、最有指揮能力和組織能力的頭頭打下去。曾思玉等決不會因為胡厚民是黨員而重用他、喜歡他，決不讓胡厚民這樣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進入中央委員會，而是把胡厚民當成第一個打擊的對象，一遇到整人的適當時機，胡厚民就會首當其沖地挨整。

　　在湖北武漢文革歷史上，造反派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會。武漢造反派工人擔任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共有3人，董明會和夏邦銀分別是代表“鋼九一三”和“鋼工總”的工人代表，被選為九、十屆中共中央委員。謝望春（女）是作為造反派工人組織工造總司的代表，被選為九、十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三人都是軍代表從造反派中挑選出來，都屬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產業(yè)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況又很不相同。

　　夏邦銀原是漢陽軋鋼廠鋼工總頭頭，1967年3月17日被武漢軍區(qū)司令員陳再道下令逮捕入獄，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漢陽公安局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靜坐絕食斗爭營救出獄，擔任過武漢造反派聯(lián)合指揮部負責人之一，七二○事件后進入鋼工總勤務組，屬于造反派頭頭的類型。

　　董明會、謝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眾組織的一般成員，從沒有當過頭頭。夏邦銀和謝望春兩人在歷次運動的反復中都堅定地站在廣大工人造反派群眾一邊，和省、市當權派有合作又有斗爭。但董明會自從當選九屆中央委員后，從不參加武漢造反派頭頭的任何派別活動，一直聽命于當權派。所以，董明會還有著夏邦銀、謝望春所從來沒有過的許多省、市其他更高級的職務。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區(qū)認識眾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組織的頭頭，并不認識董明會。1969年4月召開中共九大，董明會被推選為黨的九大代表并被選進中共中央委員會，成為湖北、武漢及武鋼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會情況的人告訴我，董明會是武鋼耐火材料廠窯前工，七二○事件前參加鋼九一三，他僅是一個基層的造反派普通成員，是由駐武鋼的軍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選出來，指定為黨的九大代表，并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薦鋼九一三的造反派頭頭去當中央委員，而是專門挑選一個老實、膽小、聽話，在群眾中沒有影響的一般基層造反派成員來擠掉武鋼產業(yè)工人造反派頭頭的名額。這是武漢軍區(qū)當權派在操縱湖北、武漢地區(qū)推薦九大代表、中央委員人選上欺上瞞下搞的小動作，是曾思玉、劉豐為了排擠、打擊武漢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

　　董明會當上中共中央委員后，省、市委就安排他為中共武漢市委書記、武漢市民兵總指揮部指揮長和武漢市總工會主任等，這完全是一個掛名的，沒有任何實權的，按當時中央要求的產業(yè)工人造反派身份設計、挑選的一個政治花瓶。董明會只有小學文化，又沒有組織、領導、工作的能力，更無任何當頭頭的經歷和工作經驗，完全只能是一個聽從軍代表任意擺布的傀儡。他們想用安排一個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會說明他們是依靠和重用廣大工人階級的，是擁護毛主席、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的。董明會在被軍代表選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關押7年，完全是當權派始亂終棄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掛名當官，參加黨中央、省、市委各種會議，常常坐上主席臺，名字經常見于中央、省、市報刊以外，根本沒干過什么有意義的具體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僅僅做過兩件有意義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參加黨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長張體學追悼會從北京回來，找我和曹佩賢傳達過張體學要落實我和彭勛政策的遺囑。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節(jié)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會坐著市委派給他的專用小轎車，到徐道基家中，談了他在北京參加中央讀書班學習的情況，傳達了毛主席說“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講話。這是徐道基事后告訴我的。

　　董明會的夫人也是武鋼的工人，她曾經向我訴苦，董明會擔任中共武漢市委書記職務以后，市委行政處為他分配了解放公園路市委大院對面市委書記院的一套小別墅，院子大門有部隊戰(zhàn)士站崗，他們全家搬進去以后，出出進進、上班上學、上街買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當官提職不提薪，董明會工資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們家也極少去大院里專為高干開設的特供商店買東西。大院內周圍那些鄰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們一家人。

　　董明會被當權派安排當官后，從來也不敢和省、市、武鋼的任何造反派頭頭有過來往。他從來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軍人政權用來愚弄毛主席、黨中央和廣大工人群眾的一個政治符號。所以，從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漢造反派為爭取自己的正當權利和當權派進行殊死斗爭時他都從來沒有參加或表示支持，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或派人去做爭取他的工作，也從不去勉強他、邀請他參加我們造反派頭頭的任何活動及會議。盡管董明會始終和當權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沒有任何有違當權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為董明會1974年參加過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讀書班，回湖北公開傳達過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講話，為了把湖北武漢的造反派和四人幫聯(lián)系起來，照樣被趕出了省、市委，照樣被逮捕、批斗、坐牢。因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壇上擺放有造反派頭銜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會被隔離審查以后，原來分配給他家居住的市委書記別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屬被趕出了書記大院，市委行政處在外面為他家找了一間很小的房子臨時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會從監(jiān)獄里放出來，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來居住的青山區(qū)紅鋼城武鋼職工宿舍。董明會免予起訴出獄后，武鋼按中央政策，并未開除他的廠籍，安排他回原廠上班，工齡連續(xù)計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會家距我家僅幾百米距離，因我們在看守所關押期間是鄰居，因參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運，他退休以后，成為我家經常的客人。董明會請我?guī)兔�為他找一個工作，可以增加一點收入，解決家庭的困難。大約是1995年，我介紹他到廣東省東莞市一個外資工廠擔任門衛(wèi)工作。老板為了照顧他，提出允許他帶家屬，他們夫婦兩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錢。因董明會夫人要在武漢照顧孫子，不能同去，老實、善良的董明會就跟我這位介紹人商量，將老板照顧他夫人的工作機會讓給同他一樣生活困難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師傅。于是，董明會與朱師傅一道去東莞那家工廠打工。大約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師傅不僅能做門衛(wèi)工作，還能為老板干木工活、做飯等，適應能力比董明會強，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師傅，董明會被裁員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遷墳為由，請了夏邦銀、謝望春、朱鴻霞、吳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漢造反派頭頭聚餐。我這次破例請了董明會，并告訴他幾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漢造反派主要頭頭都要來我家。文革以來從不參加造反派頭頭和任何非官方組織活動的董明會興奮異常，他說，我從牢里出來后還沒有見到過夏邦銀、謝望春及這些大頭頭們。當他興沖沖地來到我家，破天荒地參加我們這伙人的聚會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驚訝和高興，這時的董明會，才恢復了他作為一個造反派老工人的本來面目。

　　董明會的個人悲劇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來是一位樸實、善良的普通工人。當權派先是用心險惡地選中他、利用他，盡管他服服帖帖地聽從調遣，竭力配合當局演好雙簧，也從未參加所謂的“篡黨奪權”活動，但還是遭到當權派無情的拋棄和鎮(zhèn)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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