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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學富家子弟的平庸和特權意識讓約翰·薩默斯覺得在這里教書已經被貶低為向客戶提供服務，幫他們做好能發(fā)財?shù)穆殬I(yè)培訓而已。

　　我在二〇〇〇年進入哈佛大學社會學研究學位委員會。先當輔導員，后來當講師，我輔導過高年級學生論文，設置和主持過一年級和三年級學生討論課，六次講授持續(xù)一年時間的二年級輔導課社會學概要（Social Studies 10）。我的聘用屬于臨時性質，連續(xù)六年續(xù)聘卻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年達到專任老師所需工作量的65%以上，所以榮譽和晉升一直與我無緣，即使我曾在這里見證了社會學系的三個主任，兩個教務長和三位哈佛校長。

　　到我課堂上來出身名流的后青春期孩子包括一重要政治人物的孩子，一表演行業(yè)大腕的孩子，以及房地產開發(fā)商查爾斯·庫什納（Charles Kushner）的兒子。

　　在我第一年的首次討論課的第一節(jié)課上，庫什納的兒子賈瑞德（Jared）來到我的教室，很快在我對面的座位上坐下來，可以說和我們分享這個房間。我一年的薪水是15500美元（大約7700英鎊），在坎布里奇生活，這點錢根本不夠，我還需要借錢才能對付下來。我能做的就是讓他或許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賈瑞德后來用一千萬美元購買了《紐約觀察家》雜志，其中有部分錢是他買賣房地產所賺的，工作的同時參加我的討論課。作為出版商，他的第一批動作之一就是削減《觀察家》書評家的工資。我為了還債，一直在為《觀察家》寫書評。

　　我遭遇的大部分學生已經擁抱了有錢者、有權者、和未轉讓者的視角，他們似乎已經輕輕松松地做到了這點，實在讓人驚訝。為了保持美國有錢人工作時間特別長的傳統(tǒng)，他們積極鍛煉自己的才能，在表現(xiàn)市場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方面，他們是全體一致的。他們的書面作業(yè)顯示出自由派父母擁有的共識的核心內容：自由的意義在于作為消費者的個人選擇；
商品和道德的自由競爭矯正價值；
技術進步絕對好；
戰(zhàn)爭肯定是不幸的。

　　圍繞這些共識體現(xiàn)了一種倫理觀。我的一個不那么有錢的學生，郵差的兒子曾經向我尋求金融投資的建議。他說他的朋友們告訴他投資“監(jiān)獄”，意思是獲得糾正設施管理合同的私人公司之一。我告訴他我對這個建議的看法，但是當我后來了解到他的投資數(shù)額是多么少之后，（他的積蓄總共只有兩千美元）我才認為自己理解了他的問題的意義。如果不費任何代價能夠得到一些東西，那就決不允許一分錢呆在那里閑著。把生命作為游戲的資本家理論決不允許非資本化的優(yōu)勢存在。

　　我問每個參加討論課的學生到現(xiàn)在為止是否遇到過真正讓他們佩服的老師。如果有，他們最佩服的地方在哪里？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好老師讓他們“覺得舒服”。為了見識它多么貧乏，你只需要聽聽他們挑選的本周課程名稱“購物時間”就行了。有一次，當我提出要為三年級上題目為“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文化批評”的討論課時，有人告訴我如果要講，必須首先把題目改為“美國及其批評家”。文化精靈就是用同樣的方法曾經把哈佛廣場從波希米亞飛地轉變?yōu)槭彝馍虉觥?/p>

　　我擁有的權力工具之一“評定成績”是最好的例子說明成功狂熱推動下教學法的墮落�！恫ㄊ款D環(huán)球報》揭露的哈佛大學分數(shù)膨脹的事實清楚表明它是包含欺騙的競爭，是獲得補貼的風險。表面的分數(shù)范圍是從A到F，而默許的范圍是從A到B。我是從學生和導師那里，尤其是從同事那里了解到這個事實的。這些老師中很少人希望獲得給分數(shù)低的惡名，這就是可能的情況。但主要有內外兩套價值標準存在，肯定里面有腐敗跡象。一方很可能讓另一方蒙羞，同時也限制了老師的學術自由。雖然我從來沒有給過低于B―的最后成績，但我能證明在這些情況下老師們遭受的小騷擾。我并不是說學生們在要求高分數(shù)時多么咄咄逼人，或者花樣百出。我的意思是他們會發(fā)動針對給B―分數(shù)的老師的政治報復，給打分高的學術委員會成員送禮物。

　　一次，一法官和他的妻子到我的導師處投訴我給他們孩子的四年級口語課的成績太低了。他們提出的投訴理由是我還沒有獲得包含一切證件的博士學位。他們指出教室的另一個評閱老師給的成績稍微高點，這第二位老師是博士學位獲得者。法官和他夫人不知道，似乎也不在乎我比其他兩個老師經驗更多。我已經主持過四年這樣的考試，第二位評閱老師從來沒有主持過考試�！墩卖~博士》（1903）的作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本來能明白和欣賞的一個小小的失態(tài)。

　　在二〇〇八年元月，“一群越南戰(zhàn)爭時期的哈佛校友”給大學校長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我們擔憂我們看到的東西，在今天哈佛學生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迅速蔓延的冷漠和政治冷淡”。（在二〇〇八年元月四日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它把問題定義為“自我審視、全面智慧發(fā)展對應追逐名利和職業(yè)為中心�！惫�開信只對了一半：學生一點都不冷漠和冷淡。新的富裕學生保持了六十年代的激進能量，只是用在更加華美的金錢化能力上。新左派占據(jù)大學，抗議考試儀式和分數(shù)評定標準的官僚和空洞�，F(xiàn)在的學生競相攻擊老師的權威，老師們被簡單地附加在學生事務的管理上，在公司和雇員之間達成一個默許的協(xié)議，其中不及格不是一個選擇。我得給學生分數(shù)，我得給他們好分數(shù)。人人都期待推薦信。

　　這樣理解的精神就是對如今這個無限市場時代膨脹的精神動力學的模仿。既然學生還年輕，顯然父母和老師已經讓他們浸泡在志向遠大的鼓勵中，學生的身份來源已經依賴于他們的潛力�；蛟S這就是為什么雖然他們要求分數(shù)，但對于老師根據(jù)實際表現(xiàn)，也就是固定標準打分的主張感到惱火。分數(shù)偏低肯定遭到這樣的抗議，他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的。

　　這個思想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容易反駁。哈佛學生或許能夠被分成三類。前兩類是那些從他們在校園的存在就推斷出他們已經取得成功的人，以及那些認為正在成功路上的人。這兩類人都非常清楚他們地位的品牌價值。向一陌生人提到他在哪里上學等于是發(fā)射一枚氫彈。因而，這兩種類型都沒有遭遇過任何真正的挑戰(zhàn)，說明他們的潛力并非無限的。第三種類型是諷刺家或者冷嘲熱諷者，他們想魚與熊掌兼得，因為他們的反哈佛姿態(tài)沒有任何真正的危險。豐富的津貼、巨大潛力的象征通過指示他們在資質市場上的價值而保佑他們的懷疑主義。

　　想象一下在網絡泡沫破裂的同時，分數(shù)丑聞（校園里的公開秘密）進入公眾討論。不妨把這些現(xiàn)象看作學分市場慢性過分擴張的孿生例子�，F(xiàn)在問這個問題：當知識分子像職員，學生像客戶，大學老師和公司會計又怎么區(qū)分開來呢？

　　我是否應該說我感激能在哈佛教書的機會呢？是的，我應該感激。我應該承認是在給許多優(yōu)秀的學生上課嗎？是的，我很樂意這樣說。但是富家子弟的平庸貶低了教學，讓它變成課堂服務行業(yè)，主要的職責是為利潤豐厚的職業(yè)培養(yǎng)客戶。學生的隨意恭維是多愁善感和無關緊要的。如果年輕時代浪費在年輕人身上，教育是否浪費在學生身上了呢？

　　在哈佛兼職當老師有點像參觀迪斯尼樂園。神秘的魔力引起輕微的麻醉狀態(tài)。在矛盾和沖突面前，你無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要區(qū)分是多么好玩還是多么無奈是非常困難的，重要的是你決不成捅破窗戶紙，攪壞了每個人的美夢。排隊的人多了。

　　作者簡介：

　　約翰·薩莫斯（John H. Summers）是波士頓學院宗教和美國公共生活布瓦西（Boisi）中心訪問學者，即將于9月出版的《真理的政治：萊特·密爾斯文選C. Wright Mills》編輯。本文的更長版本將發(fā)表在八月出版的他的文集《地球上的每次狂怒》（Every Fury on Earth）。

　　譯自：“All the privileged must have prizes” by John H. Summers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story.asp?storycode=402674&encCode=5963447391BC23737875JTBS73722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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