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陽出席全國生化和分子生物學大會期間，得知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授崔克明老師最近在網上發(fā)表幾篇公開文章，提出意見和呼吁。其中有些問題涉及到對學院發(fā)展原則的誤解，并希望“全國科技工作者評判”。據(jù)說，也有很多反應。因為崔老師明天就要出國探親半年，而我今天傍晚才回北京，還因為國內以為北大不公開回答教授意見就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隱情，所以，我也就公開回復。

　　崔老師的文章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學院管理，二是崔老師退休后實驗室的將來。我沒有發(fā)現(xiàn)崔老師和我在原則上的差別，崔老師批判的也是我已經批判過的。我們的差別在于，具體如何實踐，在現(xiàn)代如何選擇，在現(xiàn)有條件下如何決定。我盡量理清一些主要問題，一一作答。如果遺漏，以后補充。

　　1）學院應該如何評判學科和實驗室？崔老師也許沒有時間看我發(fā)表的文章（例如科學網博客、或學院《科學文化》版）。其實，我的觀點和崔老師一樣，不贊成用SCI。我在文章里、在學院，多次強調不能以發(fā)表文章的雜志引用率（SCI）來評判。我也不同意簡單地以文章本身的引用率來評判文章。各個學科不同，沒有簡單的數(shù)字可以代替科學的評價。我介紹其他科學家的工作，都是說明其意義，不是SCI點數(shù)（我也不知道任何雜志的SCI點數(shù)）。我認為，各實驗室的工作，應該由同行來評議，看它對本學科的意義。如果是應用學科，看應用效果。

　　2）學院絕大多數(shù)實驗室都做基礎研究，都是基礎學科，所以談不上“趕盡殺絕”基礎學科。學院資源有限，不可能同等支持所有學科�！袄溟T”學科，如果確實有前景、有意義，有人、有能力，可以發(fā)展。但是不能因人設事，而且要有一定標準。我本人正好不是熱門追求者。我在公開發(fā)表的訪談中、在上任的第一天，說過要做有長期影響的工作，也就不是一時熱門的工作。我提倡做教育，不會得SCI，也不太可能在我任期中有外人可以看到的“成果”，我著眼于幾十年出學生。學科也是一樣，我認為，北大在保護生物學有一定基礎，而這個學科對國家也重要，所以，我多次和保護生物學的老師交流，我們今年新聘的三位實驗室負責人，其中一位是保護生物學。崔老師知道，從SCI來說，保護生物學不是熱門。支持保護生物學，不是為學院爭得外界的“好評”，因為現(xiàn)時確有很多人在爭SCI。但我在任期間，不準備讓學院加入這個行列。我們應該做有意義的工作，試圖有長遠影響，而不趕熱門。這個思想，應該和崔老師表達的也一致。

　　3）學院如何聘任PI。所謂PI，需要向不知道的讀者解釋：這是和教授等頭銜分開的一個身份，大意是獨立的實驗室負責人，有自己獨立研究，獨立經費，獨立指導研究生等。

　　我們學院新聘的PI，都需要有證據(jù)表明，確實能獨立領導課題組，有較好的發(fā)展?jié)摿�。我們的目標是一些PI做出重要科學貢獻，在國內、國際有競爭力。這也不是SCI為依據(jù)。實際上，我非常反感申請人寫上SCI分數(shù)。我在美國、在北大招聘時，都拒絕過SCI高的人。我們并不是以SCI來選擇新PI，有兩位SCI不高，但是我們覺得有科學潛力。雖然這個工作并不容易，最后是看成功率高低，并不可能100%正確。

　　新聘的PI需要得到進一步支持，才能在學術上發(fā)展，做出成就。并非已經成績斐然，可以讓學院獲得榮譽。即使他們來以前有成就，學院今后評判的，也是他們來北大以后的成就。

　　崔老師提出，學院是否培養(yǎng)PI。我的意思是，我們當然培養(yǎng)研究生、培養(yǎng)博士后。他們如果有競爭力能成為PI，那就是培養(yǎng)了PI。但我認為，聘PI時必需從國際范圍獲得最佳人選，而不照顧內部某個候選人。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學院發(fā)展。以前有些實驗室內部培養(yǎng)了副教授，這些人有些不是作為獨立研究人員培養(yǎng)的，而是作為終身助手。學院如果照顧內部人選晉格為PI，等于各實驗室越權代替學院做決定，而沒按照學院要求的嚴格標準來招聘。至少造成近親繁殖，也不能排除有些教授為自己安排不退休而自選接班人。學院確立一般規(guī)則，不是針對某個實驗室。

　　4）學院支持老師發(fā)展，包括支持以前提拔的副教授、非PI教授。但不能揠苗助長，不能改變標準，不是讓他們做不稱職的事。而是鼓勵他們找到對自己、對學院都比較好、比較合適的出路。我上任不久和全體副教授開過會，講明前景，如果他們能在幾年內可以成為獨立PI，很好。如果不行，他們應該考慮加入其他實驗室，或者做他們最稱職的工作。也就是說，人盡其才。我和崔老師實驗室副教授說的，與此一致。

　　不能因以前實驗室提拔，而今后高枕無憂。講清楚不僅對學院負責，也是對副教授們負責。國內好的單位現(xiàn)在競爭性很強，如果不提醒年青的副教授們頭腦清醒而奮起，那不是負責任的態(tài)度。

　　現(xiàn)在提拔副教授，與幾十年前支持王選，在很多方面都沒有可比性。如果崔老師（或其他老師），強烈推薦我們學院有哪個老師在學術潛力上是生物學的王選，用具體的學術判斷來說明，我非常歡迎。

　　對于不能獨立領導實驗室的老師，改做教學、行政、或其他合適的工作，對個人、學院、學生，都合乎情理。對于現(xiàn)有老師，只要勤懇工作，學院就想辦法安排合適的工作，并不準備“開除”。需要開除的，是少數(shù)長期不工作、不回國而有工資的員工。目前，不是北大或者學院對員工嚴厲，而更常出現(xiàn)員工要挾學校。對以前的員工，學院是和諧社會為主導，但有一定限度，雖然限度比較寬。進行的是漸進改革。對新聘的，是立即進入高要求的新體制，對以前遺留的問題積極并妥善解決，但不能為將來發(fā)展制造新的問題。

　　5）對于崔老師說北大一些歷史傳統(tǒng)，我希望崔老師有時間能多寫一些，我自己就喜歡看。院網站上，近幾個月也登出許多回憶文章，從張景鉞、陳閱增、沈同老師到我們生物系第一屆畢業(yè)生、林學家郝景盛。

　　6）有傳統(tǒng)不是繼續(xù)支持一個實驗室的充分理由。即使我這樣比較喜歡談傳統(tǒng)的人，也認為，未來發(fā)展?jié)摿κ谴_定是否支持一個實驗室的標準。

　　學科可以有變化。不可能一個學院所有時候支持每個學科，也不可能支持每個以前支持過的學科。需要依據(jù)多個因素加以選擇，如果說，“兩次全國有關學術大會上做了此報告，均收到廣泛歡迎，后被發(fā)表在寧夏大學學報上”，這樣的敘述，說服力不夠強。

　　至于學院選擇學科和李森科有什么關系，我沒能跟上崔老師的思路。李森科以偽科學壓制真科學；
我們是討論老師退休了，在什么情況下還能保持相關實驗室，好像差別很大。一個規(guī)模有限的學院缺少一個學科，不可能判學科死刑。一個實驗室能和“國家的未來”相關的，也不太多。

　　7）我沒說過聘任PI要國際評審，而是要有國際競爭力。在學術上要有潛力。起步的PI并不是學術最終階段。成為PI幾年后需要進行國際評審，要求比較其學術水平。用國際評審，一是國際上專家多，二是避免國內用SCI。如果崔老師認為有“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人，而且同行也這么認為，學院當然支持。如果原來實驗室“數(shù)一數(shù)二”，但是以后沒有人選可以做到，情況就不同。諾貝爾獎得主的博士后到我們北大申請工作，我們也拒絕過。一視同仁。

　　8）我鼓勵退休老師為學院發(fā)展獻計獻策、提意見和建議。學院對退休老師非常寬容，但不可能無限制。對自律的老師也不公平。不止一個老師退休多年后繼續(xù)有實驗室，而水電費交不出。退休老師遺留的法律問題，學院和我得花時間解決。退休老師自我返聘，有可能是好心，但也帶來問題比如占用空間資源、耽誤學生。如果大家可以自我返聘，退休制度就難以執(zhí)行。學院要避免一些后遺癥。比如，如果某個老師違規(guī)超齡招研究生，退休時學生還有5、6年才畢業(yè)，退休老師是否個個有精力、有充分的條件帶好研究生？學院是否要考慮學生利益？所以學院不能常規(guī)性熱心支持退休老師自我返聘。這是討論退休老師的一般性問題，不是特指崔老師。崔老師說的具體補貼，沒有人和我說過�！敖影唷崩蠋煹膯栴}，我說的原則，適用于所有對實驗室。我公開說過，希望上面也澄清了。

　　9）崔老師文章里面，有些是誤解了以后的推論，我就不解釋。比如，很多次提到高影響因子。因為我不提倡簡單的高影響因子，推論我也多半同意，就不再重復。崔老師文章有些話，不是我的原話，有些歸于我的觀點，不是我的觀點，我也不討論。我的觀點比較明確，而且也容易查到。

　　10） 有些事情和實驗室、學科無關，我不討論。只是有句話，崔老師意思我上任后，學院改變了傳統(tǒng)而要叫官職，要稱我為院長。這離事實不太近。我上任第一天就讓學生不要叫院長。我后來也時不時糾正。我本人在這方面比較極端：我從來沒有制過名片，不管是以前還是現(xiàn)在；
我對很多人，也不呼其官職。如果崔老師到一樓問一下，可以知道學院行政人員沒人叫我院長。

　　11） 我到任后，推辭過老師和退休老師約談。崔老師如果事先要澄清或者討論，也沒問題。現(xiàn)在事情公開，不是由于內部不能討論。對于北大“民主、自由”的傳統(tǒng)，我認為，如果把握場合不合適，可能進入誤區(qū)。1950年代中國討論大民主小民主的混淆，看來現(xiàn)在還沒結束。美國大學不在公開場所討論人事，也因場合之分。學校、專業(yè)機構的具體人事、經費支持，一般不適合公眾廣泛討論。在世界各國都一樣。另外，我第一次和學院教授見面時說過，我絕對不會在學院發(fā)脾氣。這次也是一樣。所以，請崔老師放心，今后交流無需顧忌。

　　12） 我愿意具體了解是否有以前沒有交流、不清楚的情況。就此事，我不會因為公開了有壓力，就特別遷就、或者反彈。

　　學院原則不變，我們繼續(xù)努力。

　　如果崔老師愿意面談，或者出國后愿電話聯(lián)系，請約時間。

　　饒毅

　　2008年10月16日

　　附崔老師的博客文章。

　　2008-10-9 21:01:39

　　大學和科研單位的各級領導應該成為伯樂，而不應滿足于當賽馬場上的裁判

　　按我的理解，賽馬場的裁判只要有一顆公平的心，用好精確的計時器就行，無論誰的馬，只要第一個沖過終點線就是第一，但伯樂就不同了，他要在馬廄中或牧馬場中從眾多的不知名的，甚至是小馬駒中挑選出未來有可能在賽場上獲得冠軍的馬匹。二者相比前者就容易多了，后者風險很大，而且不可能立竿見影，很快得到“突出成績”，獲得領導賞識，顯示自己的天才。所以現(xiàn)在咱們大學和科研單位的眾多領導中都在爭當裁判，而不愿意當伯樂。你要當教授，當PI，我就拿你發(fā)表論文的影響因子和篇數(shù)比，高的就上，低一點就下，只要當上就有實驗室補貼，當不上就靠邊站，你看有多公平。而且我不用培養(yǎng)，全世界招聘，這樣下來我單位很快就是世界第一，誰比得了。可是這樣下來，我們的大學還有自己的傳統(tǒng)嗎？所有小馬駒都不要，都趕走，等你在別處成長為冠軍后我再聘回來。可是你想過沒有，等他成為冠軍后，想到你當年的冷酷無情，還能回來嗎，除非他是那種有奶就是娘的人。再者，如果全國全世界的單位都這樣做，寶馬良駒還有出頭之日嗎。所有影響因子高的文章都是熱門領域的，所有熱門都是從冷門來的，只有把冷門變成熱門的人才是站在這個領域最前沿的人，跟在后邊的也可以發(fā)表影響因子很高的文章，但絕對沒有原始創(chuàng)新，只是給人家的原始創(chuàng)新增加點證據(jù)。據(jù)說北大高薪聘來的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教授就在努力成為這樣的裁判，甚至他還要憑自己的智慧決定哪個學科陳古落后而將之淘汰�？墒菗�(jù)我所知還沒聽說歷史上哪個學科被淘汰了，而是向前發(fā)展變化了，小心走了當年蘇聯(lián)李森科的老路。

　　2008-10-10 16:09:19

　　評饒毅教授的“不培養(yǎng)PI”大學學院管理模式

　　據(jù)說（對不起，又不是親耳聽到，不過我也沒有資格聽到），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教授公開講，生命科學學院不培養(yǎng)PI（當然也就不培養(yǎng)教授，當然，也就不培養(yǎng)院士）。請問，北大是大學還是工廠（即使工廠也要研究開發(fā)自己的創(chuàng)新產品），這樣的北大還能培養(yǎng)出王選嗎？如果當年的北大也像饒教授這樣管理，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王選就會被趕出北大，可能現(xiàn)在我們還在使用美國人或英國人開發(fā)的中文系統(tǒng)。請問，哪個原始創(chuàng)新一開始就被專家權威認可過，不被認可，能在引用率高的雜志上發(fā)表嗎？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時遭到的是咒罵和批判（可能也是一種高引用率），如果饒教授在當時敢聘用他嗎？Haberlandt提出細胞潛在全能性學說（可以說沒有此學說就沒有今天的克隆技術，生物技術）時連直接實驗證據(jù)都沒有，只發(fā)表在一個小城鎮(zhèn)的雜志上，按今天的標準，影響因子能高嗎？按饒教授的標準能聘用他嗎？第一個提出遺傳基因理論的孟德爾就更得被掃地出門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下來不用說培養(yǎng)出諾貝爾獎得主，就是國家自然科學一二等獎得主也不可能。因為這些獎勵不是獎那些影響因子高的文章，而是獎那些系統(tǒng)研究取得原始創(chuàng)新成果的項目。所謂創(chuàng)新，就是與眾不同，甚至是反潮流的，而且創(chuàng)新性越大，得到大多數(shù)潮流派認可的可能性越小，所以說“真理往往在少數(shù)人手里”。這就是為什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要注意支持那些非共識項目的道理。如果按饒教授的管理辦法，不僅那些剛起步的原始創(chuàng)新項目的研究者將被趕出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就是那些已得到大多數(shù)國際同行認可，但還沒有到達頂峰成為新熱門的項目也將被掃地出門，或者被扼殺在搖籃中或苗圃中。如果做先進經驗推廣到全北大，乃至全中國，結果可想而知。

　　2008-10-10 21:45:24

　　“賽馬場裁判？式領導下的PI們、教授們

　　在前述“賽馬場裁判”式的領導下，PI們，博導們就要努力多發(fā)表高影響因子的論文，否則就有被淘汰的危險，為了達到多發(fā)、快發(fā)高影響因子論文的目的，提高“效率”，有的就把研究生（碩士和博士）當成實驗員、打工仔使用，給他們安排一個個實驗，實驗完了把結果交給老板（研究生們通常這樣稱呼他們的導師），由老板寫論文。因為對教授們來說自己寫論文比修改學生的論文容易得多，效率高得多。而且導師可以根據(jù)學生的表現(xiàn)和畢業(yè)的需要安排誰當?shù)谝蛔髡�。結果是努力做實驗的學生也能及時畢業(yè)，好像也沒意見。

　　但是這就出現(xiàn)一個問題，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博士生自己不能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研究課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更不會寫論文，這還是合格的博士生嗎？這只是在培養(yǎng)高效率的實驗員、高級打工仔。這樣下去就毀了一代人，斷送了科研事業(yè)。

　　我想問一下，這樣的改革適合國家的長遠利益嗎？救救我們的大學��！

　　2008-10-11 20:16:57

　　饒毅院長，刀下留人，請勿將基礎學科趕盡殺絕

　　在我的前文中已經評論了饒毅教授在北大生科院的一些改革措施。在此，在全國科學工作者面前，以一個退休老教授的名義，也代表我的老師和我的是兄弟們（雖然沒有征得他們的同意，但我想我能代表他們），如果我的師爺在天有靈的話，也會同意我代表他，請求饒毅院長刀下留人，請勿把基礎學科趕盡殺絕。雖然北大校長許智宏是我的師兄，但我不想通過他的權利求你，而在這里與你擺事實講道理，請全國科技工作者做評判。下面是我們實驗室的簡介：

　　木本植物發(fā)育生物學實驗室

　　木本植物發(fā)育生物學實驗室是張景鉞教授1932年回國后被聘北京大學生物學系植物學教授后創(chuàng)立的，是我國第一個開展植物形態(tài)學研究的實驗室。張教授是我國植物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即現(xiàn)在的中科院院士），為我國植物學各分支學科培養(yǎng)了第一代學術帶頭人，如古植物學的徐仁院士、植物分類學的吳征益院士、植物胚胎學的王伏雄院士、植物解剖學的李正理教授等都是他利用本實驗室培養(yǎng)的學生。

　　李正理教授是本實驗室的第二代負責人， 1957年從美國回國后即進入本實驗室工作，開始了形態(tài)發(fā)生的研究，是我國最早開展此方面研究的植物學家之一，同時還開展了大量解剖學研究，為我國的植物形態(tài)學，特別是植物解剖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培養(yǎng)的學生遍布植物形態(tài)學的各領域，并大多數(shù)已成為這些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如現(xiàn)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原西北大學生物系主任胡正海教授、原蘭州大學生物系主任王勛陵教授和原杭州大學生物系主任余象煜教授等都是他利用本實驗室培養(yǎng)的學生。

　　實驗室現(xiàn)在的負責人崔克明教授是李正理教授的學生，自1978年開始，便在李正理教授指導下從事植物剝皮再生的解剖學研究工作。

1989年從瑞典農業(yè)大學林學院森林遺傳與植物生理學系做訪問學者回國后，開始與從事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的老師合作，將剝皮再生機理的研究逐步深入到生理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并將研究范圍逐步擴展到形成層活動周期、休眠機理和發(fā)育過程中，特別是木質部細胞分化過程中的細胞程序死亡，并涉及了雌雄異株樹木的性別決定機理、銀杏胚珠發(fā)育等木本植物發(fā)育生物學的諸多領域。

　　目前，實驗室的研究方向主要有：

　　1．樹木剝皮再生過程中形成層細胞的發(fā)生、未成熟木質部細胞的脫分化、轉分化和再分化機理。

　　2．形成層活動周期的研究（活動式樣、內源植物激素變化、基因表達變化的研究等）

　　3．木質部細胞分化機理（細胞程序死亡、次生壁建成）

　　4．杜仲的性別決定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獲得國家985項目支持以來，學校和院里沒給過一分錢的支持，是我們靠實力從國家基金委申請到了近二十個的面上基金，在此我對他們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1999年又應原中國林科院院長江澤慧教授的邀請參加了我國林學的第一個973項目，這可是我們實驗室的救命錢，我在許多場合都說過對江教授的感激之情。此項目結束后我們又有幸申請到了一個自然科學基金林學重點項目，真是又一次救了我們實驗室的命。但誰知這只是延緩了一下死刑的來臨。為什么我們能連續(xù)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而且不是像許多人那樣擠進973項目，而是應邀參加，并擔任一個課題的負責人呢？決不是靠什么關系，因為像我這種北大的教授，常被親友們戲稱為書呆子，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就是對關系學一竅不通，更不知后門在哪里，怎么走。就是靠我們實驗室的堅實工作，一步步從最基礎的植物形態(tài)解剖學，逐步擴展吸收進植物生理學、植物生物化學、植物分子生物學，從不隨波逐流，而是堅定的走自己的路，我們是植物學專業(yè)，但我們是以樹木為材料，特別是主要以我國特有的，也是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杜仲為材料，抓住從生產中來的課題--杜仲剝皮再生的機理進行研究，我們把國內外認為不可能的事一步步變成了現(xiàn)實，從形態(tài)解剖學機理到生理學、生物化學機理，再到分子生物學機理，文章也由主要在國內《植物學報》上發(fā)表逐步發(fā)展到在國際刊物上發(fā)表，已連續(xù)在去年的影響因子為3.91的雜志上發(fā)表了四篇，其中有一篇要不是在復審時趕上暑假換了評審人而遭到無理刁難，就在一去年影響因子6以上的雜志上發(fā)表了。諸位可知，我們研究的是林學的基礎理論，而在SCI收錄的雜志里林學中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其影響因子才2多點不到3。因為我們的研究是地地道道自己的課題，許多都是原來國際上都認為是不可能的生物學現(xiàn)象，被我們證明是可能的了，因此都是原始創(chuàng)新，這要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有多難大家是知道的，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反復宣傳，現(xiàn)在總算得到一些在木材形成研究領域中很牛的大家的認可，我們正在把我們的一個最新的發(fā)現(xiàn)一再補充實驗，爭取發(fā)到影響因子10以上的雜志上發(fā)表。因為我已退休，但我的重點基金項目還沒完，學生也沒畢業(yè)完，我還在自己返聘自己（學校和院里都不給我一分錢的返聘費，是從我的基金勞務費和原來973項目結余的一點經費中支出，原來因我有沒畢業(yè)的研究生院里還給一點，為研究生講課也還給一點，但暑假中有關負責人告訴我，我的研究生是延期的，不能再給返聘補貼，前面已多給我一年，院里要扣回，以后如果還愿意給研究生開課可以開，但不是必修課，院里不再給返聘補貼錢。最近因聽說，實驗室要交面積費，而且數(shù)目巨大，但是每年院里給每個PI10萬元的補貼，可用于交實驗室面積費，也可購買儀器，我們實驗室準備接我班的一名副教授找到饒院長（按照北大的傳統(tǒng)，從不稱呼官職，現(xiàn)在這一傳統(tǒng)也在變化，我也只好從眾）談話，饒院長告訴他，我已退休，已不是PI，PI的補貼不能給，他還不是PI，當然更不能給此補貼，實驗室使用面積費必須交，不然就交回實驗室，不管你歷史多悠久，也不管你在國內是不是第一，只有拿到國際上評，達到國際領先才能保留。至于我們實驗室的這位副教授，饒院長給了兩條出路，一是到別的教授名下當助手（據(jù)我院另一位副教授博導告訴我，饒院長早已明確我們院不培養(yǎng)PI，現(xiàn)在的助手不可能再當PI），要想成為PI，一是現(xiàn)在拿到國際上評審，如果是國際領先就可當PI，否則……（饒院長沒明確說，但我猜想就是走人）。這不就是對我們實驗室下了封殺令嗎，連緩期都沒有。

　　我們實驗室在植物形態(tài)解剖學領域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而且隨著發(fā)育生物學的發(fā)展，這一基礎所占有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我們這里畢業(yè)的博士生就因為這方面基礎好被美加等國重要實驗室的青睞，很容易聯(lián)系到博士后的位子�，F(xiàn)在院里許多實驗室的切片都到我們實驗室做，切片請我們看。當然現(xiàn)在他們因經費充足，紛紛購買此方面儀器，他們多數(shù)都誤以為只要有了儀器，就像分子生物學試驗那樣能做好。豈不知，這是個手工活，照書本是做不好的，看片子就更要有豐富的經驗才能變認清楚。所以前年院研究生會應研究生的要求請我給研究生講怎么制片，我就明確告訴他們，我要講不講切片的具體方法，就講植物形態(tài)學在現(xiàn)代生命科學中的地位，后來我又在兩次全國有關學術大會上做了此報告，均收到廣泛歡迎，后被發(fā)表在寧夏大學學報上（見附件）。在北大生科院像我們這樣的基礎學科實驗室本來有好幾個，現(xiàn)在就剩這一個了（我們?yōu)榇烁冻龅男羷�，只有我的老師和師兄弟知道）。因此我要在此大聲疾呼：“饒院長，刀下留人，不要將基礎學科趕盡殺絕”，我還要向全國的科技領導者和工作者疾呼：“為了國家的未來，救救基礎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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