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會主義」理論溯源──從密爾到霍布豪斯

　　「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這一概念見于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書之中，霍氏則在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理論中找到它的根據(jù)。他說：「密爾具有一個終身學習者的質量，他獨自一人將新老自由主義之間的空隙連接起來」1。

　　這里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傳統(tǒng)自由主義（「老」自由主義）的深化與發(fā)展，相對于「消極的自由」，它主張「積極的自由」。新自由主義重視政治自由，也重視經濟自由，在強調個人的自由、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也追求經濟上的平等。正是在這里可以找出它與社會主義的某種關聯(lián)2。自由社會主義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十九世紀后半期的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潮3�；舨己浪拐J為密爾「在自傳中關于社會主義理想的簡短陳述恐怕始終是我們所擁有的關于自由社會主義的最佳總結性說明」4。

　　但是在霍布豪斯看來，「像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名詞有許多含義，可能既有一種反自由的社會主義，也有一種自由的社會主義」5。為了闡明「自由社會主義」的內涵，霍氏在《自由主義》一書的〈經濟自由主義〉一章中首先舉出兩種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干的社會主義：「機械社會主義」與「官僚社會主義」 。他認為前者「立足于對歷史的錯誤解釋，把社會生活和社會發(fā)展現(xiàn)象歸于經濟因素的單獨作用」，而后者的精英意識「在本質上是同民主或自由毫不相干的」。他繼而對「自由社會主義」作了如下描述6：

　　如果真有自由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東西──到底有沒有還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它必須明確地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它必須是民主的。它必須來自下面，而不是來自上面�；蛘卟蝗缯f，它必須來自全社會為爭取更大的正義以及更好的互助組織所作的努力。它必須進行這種努力，不是服從一小撮超人的真實愿望，而是服從絕大多數(shù)人的真實愿望。第二，為了這個理由，它必須重視人。它必須讓普通人在他真正關心的個人生活中自由發(fā)揮。它必須立足于自由，必須支持個性的發(fā)展而不是支持對個性的壓制。

　　這里強調的「民主」、「正義」 、「互助」，以及「自由」、「個性」等觀念，顯然是區(qū)別于把個人作為工具并以此實現(xiàn)抽象的人類理想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從對人的「個性」的強調，以及關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認識，可以看出霍氏的「自由主義」對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繼承與發(fā)展。從后文中的論述不難發(fā)現(xiàn)，霍布豪斯關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見解，其思想基礎來源于密爾和格林（T. H. Green）。在他看來，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是相輔相成的。這包括兩層意思：第一，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孤立的個人權利是不存在的，也是抽象的；
第二，社會由個人組成，「每一個人的權利所服從的公共利益乃是每一個人都能分享的利益」7，無視每個人具體的利益而片面強調所謂公共利益，同樣是抽象的。值得重視的是，霍氏的「平等」觀念也是建立在對「個性」的充分理解之上的：「因為共同利益包括每一個人。它建立在個性上，要求讓社會每一成員有充分發(fā)展個性的機會。這不僅是法律面前權利平等的基礎，而且也是所謂機會均等的基礎�！�8

　　無論是「自由」，還是「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建立在具體的「個人」及其利益之上的。另一方面，「個人」也應該是富于理性，對人的社會性有著深刻的體察，具有「自我指引力」，即自治能力的。這不僅是霍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自由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從胡適到蕭公權

　�。ㄒ唬┖�適與「自由社會主義」

　　胡適在1926年10月4日致徐志摩的信中曾言及「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這一概念9：

　　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斗爭」的方法，采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成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胡適是否讀過霍布豪斯的著作，并從中得到啟發(fā)或受其影響，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意識到「應該」有這樣一種「主義」，通過漸進的改良，逐步擴充每個人的自由，從而達到人人共享幸福的社會。遺憾的是胡適并沒有將這種直感擴展開去，根據(jù)自己對「自由」的理解，建立一套「自由社會主義」的理論。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這項工作最終是由蕭公權完成的10。

　�。ǘ�）蕭公權對「自由社會主義」的理解與闡述

　　二十世紀40年代后期，蕭公權明確提出「自由社會主義」的概念，并將其看做人類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11：

　　假如我們認民主政治為十八世紀的特殊貢獻，認社會主義為十九世紀的特殊貢獻，我們可以說它們「各有千秋」，但也各有欠缺。前者企求個人身心的解放而忽略了大眾肚腹的饑餓，后者企求大眾肚腹的飫飽而忽略了個人身心的束縛，于是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和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成了對立于現(xiàn)代的兩大思潮，把人類分成兩大壁壘。我們雖然不能說二十世紀中的許多沖突都是這個對立的直接結果，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第二次世界戰(zhàn)爭以后的若干矛盾和它有深切的關系。

　　因此筆者揣想，二十世紀的可能貢獻不是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主義或政治運動，而是調和十八、九世紀的特殊貢獻，使之成為一個集成合美，為人類造福的生活體系。因為這個體系要兼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長，我們似乎可以稱它做「自由社會主義」。

　　他繼而把自由社會主義與其它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在方法與目的上互相比較，并就其內涵作了如下詳細的闡述12：

　　自由社會主義與其它社會主義之間，在方法上和目的上都有差異。具體點說，自由社會主義與漸進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略同而在目的上有異，與共產主義在方法上和目的上都不相同。

　　照普通的說法，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間主要的差別不在它們的最后理想而在實現(xiàn)理想的方法，例如英國拉斯基教授在所著《共產主義》一書中曾說，批評共產主義最好的方法是用事實證明人類可以循由共產主義者所指示以外的其它途徑而達到同樣的理想。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當中，也注重方法上的歧異而承認理想上的相同。他說：「共產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么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共產主義的方法與一般社會主義的方法最顯著不同之點是：前者主張暴力革命，后者主張和平改造�！�…一般社會主義者反對共產黨的殘暴方法，而主張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是確有見地的。自由社會主義同情于這個主張，認為合理公平的經濟生產分配制度，祗能由和平公正的途徑達成。凡人都有人性，也都有缺點，資產階級中的人與無產階級中的人不是兩種先天稟賦迥異的動物。不良的制度與惡劣的傳統(tǒng)使前者有機奪人，后者無力自衛(wèi)。破除這個制度傳統(tǒng)就可以改善人類交互的關系。仇恨殘殺的方法是過于浪費而不必要的。自由社會主義在方法上與一般社會主義相近，但在目的上卻大有分別。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托根于歐洲宗教改革以后，重視個人道德價值的思想�！�…財富是發(fā)展人格的一個條件，祗要個人得著了精神上的自由平等，縱然人與人間貧富不盡均平也無大礙。社會生活最高的目的不是人人溫飽而是人人能發(fā)展其最優(yōu)之品性。

　　如此看來，自由社會主義之所以在目的上不同于一般社會主義，是因為它以「自由」為目的，把它看得與「平等」同樣重要，因而不會為了成全「平等」而犧牲「自由」。蕭公權不僅在方法與目的上指出自由社會主義與一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差異，而且進一步強調了自由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區(qū)別13：

　　民主的社會主義者雖然不明白否認個人自由，然而不偏重個人自由。社會改造的目的是全體人類的生活均足，不是個人的身心解放。這和自由主義的理想也顯然有別。簡單地比較言之，社會主義不愿意有人挨餓，自由主義者不愿意有人受拘。這不是方法上的差異而是目的上的差異。自由社會主義者既不愿意有人挨餓，也不愿意有人受拘。坐在精神牢獄里面得到身體的溫飽，不是一個美滿的生活。

　　按照蕭公權的理解，自由社會主義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正統(tǒng)的社會主義」以及「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可以說是「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折衷產物�！缸杂伞古c「平等」都是自由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兩者缺一不可，并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

　　蕭公權對自由社會主義的闡述基于他對「自由」的深刻理解。他在《自由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中舉出「無拘束」（absence of restraint）這一西方傳統(tǒng)自由觀以后，一方面承認它「功不可沒」，另一方面揭示出這一自由觀在理論與事實上的矛盾，并嘗試對「自由」進行新的解釋14：

　　一個生物按照自身所適宜的方式，作求生的活動而達成其目的，便得到了物質生活的滿足，求生活動的圓滿達成可以叫做「遂生」�！�…人類號稱萬物之靈。因為除了要求生存之外，人類還要求精神的滿足。人類有思想，語言，想象，情感等能力。除了經濟活動之外，人類還有宗教，學術，文藝等一切超物質的活動。精神生活的滿足可以叫做「達意」……

　　如果自由是人類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滿足，換言之，自由是遂生和達意的總稱，那么自由實在是人類天性發(fā)展的自然結果。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謂率性就是自由。用俗話來說：一個人按照他自己本性的要求而活動就是自由。這是自由的基本意義。自由當然包含不受外力障礙的意義。但不受阻撓僅僅是自由的消極條件。本性自身的發(fā)展纔是自由的積極內容。

　　蕭公權在書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遂生達意」的自由觀以后，最后對「自由」做了如下總結15：

　　第一，自由不是消極地不受拘束而是積極地滿足人性。因此自由不僅是個人權利的享受，而是生活本身的表現(xiàn)。一個人愈作生活的努力便愈有自由。社會當然應該保障個人的自由。但假如個人不努力生活，不努力于遂生達意的活動，社會縱然規(guī)定人民有某些自由，自不長進的個人還是沒有多少自由。不但如此。努力便是進步。近代人類的文化便是遂生達意活動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不進步便是不自由。周易干卦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棺詮姴幌⒌娜死u是真正自由的人。

　　第二，自由不僅是個人天性的滿足，也是人類社會性的滿足。愛類和互助的心理產生了合群的現(xiàn)象。合群的事實又產生了人我交互的關系。個人的自由也因此必須制度化，必須受社會的指導與管制。但自由既是個人自己天性的滿足，管制自由的制度也必須由人民自己去選擇運用。自由不是個人不受拘束，但自由只能在民主的拘束之下而安全存在。

　　這里表明的是對「自由」的積極態(tài)度以及對其社會性的理解。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蕭公權的「遂生達意」的自由觀與新自由主義的「積極的自由」之間的相似性。但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他在文中使用《中庸》、《周易》等中國古代典籍中的語言對自由的內涵加以解說的意圖。這里不僅留下了他對中國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思索的痕跡，也體現(xiàn)了他的自由觀兩重融合（自由與平等的融合、中西思想的融合）的特點，同時也流露出他對人類自由的普遍性與共通性的理解與追求。

　　意義與思考

　　二十世紀上半期，在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曾有過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交鋒與沖突。清末民初為第一期，五四前后為第二期，30、40年代為第三期。在這三期當中，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正面沖突曾使自由主義者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從歷史的結局來看，自由主義始終未能取得思想史上的主導地位。這可能與中國社會的結構有關，在一個貧富差別懸殊、中產階級式微的社會里，自由主義的思想到底能有多少真正的支持者？雖然，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歷史的夾縫中生存與求索，他們的努力不會永遠被人遺忘�，F(xiàn)代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作為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一個形態(tài)，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及中國歷史背景下的產物。當人們擺脫了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慣性思維以后，它在理論及實踐上的意義是不容低估的。

　　如果我們將「自由」的發(fā)展歷史總結為：古典的自由（自由城邦）→傳統(tǒng)的自由（自由放任）→現(xiàn)代的自由（積極的自由）三個階段，那么自由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現(xiàn)代自由觀念的典型代表。古典的自由將「自由」局限在小小的城邦里，奴隸被排除在外，與現(xiàn)代人權觀念不符；
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尊嚴，使「自由」變得更加具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由于它對作為人的社會性缺乏深刻的體察，對「自由」的理解是消極的；
現(xiàn)代的自由主義承繼前兩者的遺產，將「自由」拓展到每個人身上，同時基于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強調公民的參與、政府的責任，從而主張「積極的自由」。與前兩者相比，它應該是更加符合人性的。從公私（社群與個人）兩者的關系來看，「公」與「私」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私」，無所謂「公」；
沒有「公」，也無所謂「私」。世上本沒有完全孤立的個人，而每個人也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意志。這里涉及的是「群」與「己」的關系問題，也是特殊性與普遍性（共通性）的關系問題。

　　任何一種「主義」由于它的高度抽象性，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差錯甚至成為僵死的教條。如果「沒有主義」不是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那么在承認理性與信仰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點上，它應該屬于自由主義的范疇�！缸杂缮鐣�主義」并沒有像蕭公權所期待的那樣成為人類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它是否能夠成為人類二十一世紀的歷史任務，恐怕取決于人類如何總結與反省二十世紀的歷史，如何認識人類目前的處境，以及如何面對人類的未來。一個沒有理想只有行動的人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
一個只有理想沒有行動的人是一個空想家；
一個理想不切實際而又盲目行動的人是一個一意孤行之人。我們不愿做隨波逐流的人，也不愿做空想家或一意孤行之人。個人如此，國家如此，人類社會也如此。

　　注釋

　　1；
4；
5；
6；
7；
8　霍布豪斯（Leonard T. Hobhouse）著，朱曾汶譯：《自由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53；
57；
83；
88；
64；
65-66。

　　2 關于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淵源關系請參閱 Harry W. Laidler, History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8), 252; Carlo Rosselli, Liberal Soci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85-87.

　　3 關于「自由主義」的內涵在二十世紀的變化以及「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請參閱佐佐木毅：〈二十世紀の自由主義思想〉，《自由と自由主義》（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9 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386。

　　10 蕭公權在其晚年的著作中曾言及胡適的「自由社會主義」，參閱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8），頁463。

　　11；
12；
13　蕭公權：〈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跡園文錄》（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3），頁289-90；
290-91；
291。

　　14；
15　蕭公權：《自由的理論與實際》（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32-33；
59。

　　張允起　1966年生，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xiàn)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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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總第六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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