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一門通識教育必修課程《中華文明通論》考試成績的公布，引發(fā)了中國政法大學2007級同學大規(guī)模的“要分風潮”，近三百人次或電話或短信或電郵找到課程組負責人郭世佑老師，沒及格的要求及格，及格的要求加分。其理由更是五花八門，或抱怨“考題難”，或不滿“判分嚴”；
有的聲稱自己把精力放在專業(yè)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課方面給與照顧；
有的承認自己平時不重視，但強調家庭條件困難，特別需要獎學金；
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題不得要領為由，希望網開一面；
有的要求達到入黨、保研的分數(shù)標準；
有的覺得分數(shù)低“很難看”，補考既辛苦，又費時；
有的聲稱自己的許多科目考試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減輕負擔；
有的斷言此科不及格會影響自己拿學位；
有的覺得該科成績并不嚴重影響自己入黨、申請獎學金乃至出國深造的“個人計劃”，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數(shù)更高……緊接著，“法大BBS”上出現(xiàn)了對課程組教師的攻擊，甚至懷疑教師們的“人品”。

　　“面對這樣的同學，我實有隔世之感，因為在我以往的教學生涯中，我都很少碰到要分的，尤其是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強詞奪理來要分的，要分的人數(shù)還是如此之多，不啻法大校園中一道詭異的風景。”郭老師感慨萬千，遂于教師節(jié)當日拿出一整天時間寫下長達八千字的公開信發(fā)布到網上，就課程教學、考題設置、考分評判等情況做了說明，順就同學們的求學之道、學風問題乃至人生規(guī)劃談了自己的看法，其言也推心置腹，其言也坦蕩懇切，其言也正氣凜然�！耙�分風潮”遂息。

　　縱觀時下大學校園，“要分”現(xiàn)象不惟法大獨有，生“隔世之感”的恐也不僅僅郭老師一人，問題出在哪里？分析與議論也早滿坑滿谷，但仍把“問題”當成“問題”者，卻似有日漸減少之勢。郭老師說，“如何迅速從應試教育的危機中盡快解脫出來，由考試的機器變成知識的渴求者與探索者，由分數(shù)的奴隸變成分數(shù)的主人，養(yǎng)成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實乃求學諸君的當務之急�！薄爱斘铱吹皆谀銈冎虚g那些連‘王陽明’都是一片空白的同學的勞作時，直覺就提醒我，整體上的優(yōu)質恐怕還不能掩蓋少數(shù)同學的嚴重缺陷，‘優(yōu)’與‘劣’的差異就值得關注，劣幣驅良幣的隱患就應理直氣壯地予以杜絕，否則就無異于失職。”2008年就要匆匆忙忙地揭過去了，明年的教師節(jié)，郭老師會怎樣度過呢？ 】

　　學生學習考試，教師根據(jù)試卷給學生相應的評價和分數(shù)，本是天經地義、教育的常規(guī)程式之一。但中國政法大學的一門全校必修課程，卻引發(fā)了學生大面積向老師“要分”現(xiàn)象，使陷入其中的師生都疲憊不堪，甚至一度矛盾激化。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折射出當今高校教育的什么問題？后來又是如何化解的？為此記者進行了采訪。

　　風起于青萍之末

　　9月5日，中國政法大學2007級必修課程《中華文明通論》成績在校園網上公布了。因為成績普遍偏低，短短幾天之內，課程組負責人郭世佑接到07級同學的電話、短信與電子郵件多達兩、三百人次，超過他調入法大5年來學生提問次數(shù)之和。內容幾乎無一例外要求加分。緊接著，“法大BBS”上出現(xiàn)了對課程組教師的攻擊，甚至懷疑教師們的“人品”。

　　面對爭議，郭世佑于9月10日教師節(jié)當天，用一整天的時間寫下了八千余言的長篇公開信作為回復，并委托學生在法大BBS上貼出。該帖在校園浪激千層，數(shù)日之內，點擊率超過6000（需知法大07級的考生一共才1360名），跟帖數(shù)達200多個。

　　學生向老師強烈要分，沒及格的要求及格，及格的要求加分。其理由五花八門，大家抱怨“考題難”，或者“判分嚴”；
有的聲稱自己把精力放在專業(yè)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課方面給與照顧；
有的承認自己平時不重視，但強調家庭條件困難，特別需要獎學金；
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題不得要領為由，希望網開一面；
有的要求達到入黨、保研的分數(shù)標準；
有的覺得分數(shù)低“很難看”，補考既辛苦，又費時；
有的聲稱自己的許多科目考試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減輕負擔；
有的斷言此科不及格會影響自己拿學位；
有的覺得該科成績并不嚴重影響自己入黨、申請獎學金乃至出國深造的“個人計劃”，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數(shù)更高……

　　學生在要分的同時表示質疑，為什么不能采用交論文的方式考試？如果說論文評判有主觀性，那么開卷考試的主觀題同樣很多，而且題目分值偏高，評卷主觀性的存在，無形中就會造成成績偏低。又因為授課范圍太廣，導致簡直沒法復習和備考，只能碰運氣。有的人真的十分用心，卻分數(shù)很低。這并不代表他的知識結構有問題，只是運氣不好。

　　考分偏低，還引發(fā)了部分學生對《中華文明通論》這門課程的抱怨和不滿。有學生在接受采訪時不無激憤地表示，“中華”古國上下五千年，“文明”一詞可以無所不包、涵括一切，課程可謂“大而無當”。

　　任課教師的苦水

　　分數(shù)普遍偏低，是教師也不希望看到的。在郭世佑受副校長張桂琳之托，出任該課程組負責人之前，有關分數(shù)太低的責難就已存在。此前，有位教授辭去此課負責人之職，就與此事關系甚大。郭世佑表示，他一貫主張培養(yǎng)過程從嚴，結果從寬。在命題時，他堅持開卷考試，并要求命題老師降低命題難度，閱卷過程中也曾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提醒各位任課師長在評分時適當放寬。但即便如此，教師們預先擔心的情況還是出現(xiàn)了。

　　在閱卷統(tǒng)分之后，教師們發(fā)現(xiàn)分數(shù)整體不高，不及格者比上學期明顯增加，統(tǒng)分教師和課程助手復查了全部試卷，將56分以上者提到及格或及格以上，68-69、78-79、88-89分的分別提到70、80、90分或以上。從1338份試卷中一一找出可以加分的試卷，修改小分、總分與統(tǒng)計表，是一項勞動強度很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又對70分以下者進行微調。經過兩輪調整之后，不及格者還有239人。根據(jù)教務處考務科的建議，課程組再把60分以下的考分普加10分，其他分數(shù)段則不動。通過此次調整，不及格率已低于10%，兩輪修改和普調后的分數(shù)作為最終成績公布。

　　看來學生的考分確實偏低，以至于幾次調整仍然有一百來學生不及格。是課程太深、考題太難？記者找到了該科的考題，全卷如下：

　　一、名詞解釋（共40分，每題8分）

　　宗法制度

　　封建

　　張家山漢簡

　　禪宗

　　王陽明

　　二、問答題（共60分，每題20分）

　　儒家如何用文化治世？

　　簡述唐宋文化的基本特點。

　　試論我國傳統(tǒng)文化轉型的艱巨性。

　　公允地講，這套試題所涵蓋的都是些基本問題，并不存在偏題和難題，而且，據(jù)調查，考題的內容課上都曾講過，并允許學生復制課件，課后復習。郭世佑堅稱，“它應該經得起全校師生的評論，也經得起校外同行與全國大學生的整體檢視”。

　　但這樣的試卷，學生的答卷卻并不理想，對于名詞解釋“王陽明”，數(shù)十位同學沒有動筆，有的雖然答了，卻是亂扯，有的稱王陽明是春秋時期“陰陽學派”的代表，或稱其主要思想是“陰陽五行”，還有的把王陽明說成是“偉大的文學家和詩人”。

　　有教師質問，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大學生，卻連“宗法制”、“封建”、“禪宗”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如果連儒家用文化治世的基本情況、唐宋文化的基本特點、我國傳統(tǒng)文化轉型的艱巨性都感到陌生，如何能成為一個合格的中國大學生與不卑不亢的世界公民？

　　對于學生質疑的考試形式，課題組教師也曾考慮過采用交論文的辦法，完全放開，可以大大降低不及格率。問題在于，現(xiàn)在的高校教師都知道，課程考察如果采取寫論文的形式，相當一部分學生會從網上“蕩”（抄襲）論文，其中不乏整篇的抄襲。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面對浩如煙海的網絡信息，教師不可能都掌握，這給評分帶來很大的難度。

　　考試命題也有困難，中華文明的時空范圍很廣，任課教師又多，命題需要兼顧各位老師的授課領域，調動每位授課教師的積極性，不能擬定一兩個大題了事。而題量大，扣分的幾率就相對高。校方將授課對象定為大一新生，他們剛剛擺脫十幾年如一日的應試教育。

　　第三只眼看學生強行要分

　　大學生找老師要分數(shù)、老師在可能的情況下給學生提升幾分，此風由來已久，各校皆然，已經是高校的“潛規(guī)則”。但本次大規(guī)模要分事件，還是引發(fā)了各方面的討論。首先當然是對學生素質和“要分”這一做法的不同看法。有教師表示，連王陽明是誰都不知道的同學，為何不去反思自己，卻只想著找任課教師加分，還要為個人的入黨、評獎學金、保研、出國而振振有辭？需知考分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在同學之間適當拉開距離，成為各種學習獎勵（包括獎學金、入黨、保研與出國深造）的主要依據(jù)。以謀求學習獎勵為由，找任課教師要分數(shù)，完全是顛倒因果和本末倒置。郭世佑質問：“入黨與獎學金也罷，保研與輸送出國也罷，難道就是為那些在師長層層放寬之后還不及格的學生準備的嗎？”而“對于那些正在準備出國的同學來說，我還想補充一句：既然你連《中華文明通論》這樣的基礎課程都不及格，你真的準備好了嗎？你能指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嗎？”不下功夫學習，卻賣力地要分，“你們入學時所宣誓和背誦的‘程序公正，實質正義’之類法人法語豈不成了最具諷刺意義的騙人把戲？‘厚德、明法’等校訓將何以堪？”

　　在整個過程中，不但教師們據(jù)理力爭，相當一部分學生也表明了自己的是非立場。認為“給老師打電話逼老師實在不對！”有學生就“不知王陽明”說到了一個文革典故：外國友人告訴一位中國新貴：我很崇拜李時珍，想去他家鄉(xiāng)看看。文革新貴問自己的隨員：“李時珍同志今天怎么沒有來？”假使未來的政要出自法大07級，想來也可能問：“王陽明同志今天怎么沒有來？”平時缺勤，不好好學習，分數(shù)不高則一味指責教師，斷定是任課教師在卡學生，甚至以個人名利要求為由糾纏任課教師，為達到目的，不惜使用“網絡暴政”攻擊任課教師與課程本身，這既不公正，也有損法大學生乃至當代80后大學生的整體形象。

　　學生“飛翔的鷹”說，“讓老師度過了這樣的一個教師節(jié)，我很難過，我個人認為《中華文明通論》是一門十分好的課，我非常佩服那些授課的老師們，可以說他們個個都是才華橫溢的。對于學生要分的情況，我認為很不好”。一位李姓學生在BBS上說：“學生在任何時候犯錯都會被老師理解和關懷，只是不要太自私而傷害老師的情感。只是有太多過于‘老好’的老師，當老師與自己利益沖突時，學生……甚者走向極端辱罵老師。雖然我也是63分，但我覺得它讓我明白了很多事，自己反省了，也知道缺因了，該如何加強。”“我想飛”雖然也因為《中華文明通論》與獎學金擦肩而過，但他認為成績是學生個人學習的問題，與老師關系不大。一句話：靠自己吧。

其次，圍繞著課程的開設和講授模式，大學通識教育應該如何展開，也成了一個焦點�！吨腥A文明通論》是法大通識教育中的重點必修課程，由副校長張桂琳、教務處長兼校長助理李樹忠親自抓，目前已開設兩屆，張桂琳教授還再三強調，該課應繼續(xù)開下去，而且還要開好。但郭世佑表示，開設《中華文明通論》這樣的課程，最大難度之一是找不到一或兩個教授把整個課程承擔下來。迄今為止，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入與多學科的滲透，學界早已告別了周谷城（民國時期《中國通史》與《世界通史》的作者）的時代，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歷次政治運動的頻繁沖擊在前，拜金主義的橫行與工科管理模式的猖獗在后，明顯阻遏了我國學術真大師的產生，為數(shù)更多的都是一些“章節(jié)教授”，一些名為“專家”實乃窄家者。既然如此，開“通課”就只能請多個教授來勉為其難。早在學校的“通識教育課題組”開會研討，要倡導和論證此課時，他便直言不諱地提出過授課難度與管理難度，“區(qū)區(qū)54課時，還因為新生軍訓、法定節(jié)假日等，折扣到45課時甚至42課時以下，一個問題都講不透，只會讓學生目不暇接，更糟糕的是，授課教師多達6、7位，一人講一點，走馬燈一般，又是400人以上的大班授課（有教師證實了這一說法，并稱此課曾在學校大禮堂授課，學生多達近千人，創(chuàng)下全國最高記錄），授課效果自然不理想，課堂秩序的維持就很不容易，課后的輔導答疑與作業(yè)練習也都成問題”，但此課還是在迎接教育部本科評估的歡呼聲中匆匆登場。雖然都知道講這樣的課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但各任課教師還是服從學校的安排，接受授課。為此，有些老師甚至放棄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課程，如郭世佑即因為負責該課，被迫停開學生期盼、自己也最樂意開設的兩門選修課：《近代中國人物與社會轉型》與《民權政治與中國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位沒有參與該課講授的教師表示，大學通識教育不是全身抹萬金油，讓學生什么都知道一點，又不通透。在知識方面，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所以還是應該開一些更具體、范圍更小的課程，數(shù)量多、規(guī)模小，老師在自己的專業(yè)范圍內開課，講得更深入、透徹、自如，學生選擇的余地也大，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真正喜歡的課程，對某一個可控領域有真正的了解和掌握。

　　但另一個聲音否定了上述看法。對于《中華文明通論》這樣的課程是否貪大求全、不切實際，課程的開設和上馬，是否屬于官方強制設定和安排，有行政壓倒教育之嫌，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領導表示了否定。他強調，學校的出發(fā)點是好的。學生也應該接受基本的文化常識教育。這門課規(guī)定由大一新生修習，就是因為他們剛剛擺脫十幾年如一日的應試教育，人文常識嚴重欠缺。應該給他們一門宏觀的、普及性的課程，讓他們對中華文化有一個整體和大致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選擇某一個專題深入學習。否則無異于盲人摸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于課程的開設，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意見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自由地發(fā)表見解，彼此不存在壓制的問題，他強調說，校領導本身也是教育者，而且是更宏觀的教育者，對于高等教育應該如何搞，本來就應該有自己的理解和理想，否則就不合格。

　　究查要分事件的緣由，該領導人認為主要是浮躁的學風、功利的社會風氣影響到學生的自我設計，并對此表示了很大的憂慮。大學教育趨向于功利化、短期行為風行，導致學生漠視基礎學科和基本人文素養(yǎng)，而這些，正構成了未來社會的軟實力。他引用郭世佑公開信里的話，說“比《中華文明通論》的考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當代大學生之于中華文明的認知程度與批判精神，還有國家倫理與民族使命，比獎學金、保研、出國等更重要的，應屬當代大學生的人格與國格”。

　　這擔心是有道理的。據(jù)悉，《中華文明通論》整體上的到課率不高，特別是學生挑教師聽課，不同教師的課堂，出勤率大不相同。學生“下雨的街”感慨：“老師講課很好啊，為什么大家都不去上中通呢？每次看到偌大的禮堂，只有那么一點點的人頭，我就無語……”“檻外人”認為部分同學對學什么有些盲目和功利�！坝行┩瑢W學東西過于功利，特別是法學專業(yè)的學生，莫說是通識課，就是專業(yè)選修也是只為學分或只為熱門（部分人），讓人有些……”

　　此外，也有部分討論圍繞著教育和考試、分數(shù)的關系，高校的獎學金評選制度等展開。有學生表示，分數(shù)本來只是反映學習情況的方式之一，但如果高校仍然延續(xù)中小學的“分數(shù)主義”，唯數(shù)字是聽，那么，要分現(xiàn)象就不可能杜絕。學生們索分的言行表現(xiàn)出赤裸裸的“分數(shù)主義”，仍然與應試教育關系甚大。學生被塑造成“考試機器”和“分數(shù)奴隸”，再經由考分工具而實現(xiàn)升學、評獎、入黨、保研、出國的目標，卻不在乎成為知識的渴求者與探索者，成為分數(shù)的主人，養(yǎng)成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完善自己的人格。中國政法大學是一個以培養(yǎng)法科人才為主的知名高校。對法科學生來說，索分意味著缺乏誠實的品德，缺乏對法治精神基本追求，是對公平與正義的公然侵犯，是靈魂的污染，“我們無法設想，如果法科學生今天把纏分要分習以為常，那么明天呢？能指望他們成為丹諾和霍姆斯那樣的法律人嗎？”

　　“yoke”的看法則是，（本次事件當中）學風很好，考風很好，制度有問題，廢除獎學金單向成績評價標準，根結之所在。

　　法大的要分事件延續(xù)一段時間后，臺灣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許如亨說，在臺灣的大學里，網路貼文一直也是學生用來對付老師及學校當局的工具，教授們一般也不敢回應學生的網絡批評。

　　但在郭世佑頂著巨大的壓力寫出公開信后，在點擊率和跟帖激增之后，這場要分歪風迅即遏制下來，塵埃落定�？梢�，對于網絡暴力，只要教師和學校敢于負責地直面，不放任事態(tài)發(fā)展，就能及時化解矛盾，絕大多數(shù)學生還是講道理，講感情的。

　　但圍繞著該事件，關于高等教育和學風的討論，還在作為潛流繼續(xù)著。應試教育帶來的分數(shù)主義仍在校園橫向，平時不認真聽課卻敢向任課師長要分的現(xiàn)象反映了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素質，也折射了大學教育的偏差。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需要加強，但究竟應該如何加強？相關課程中存在的某些實際困難并沒有解決，比如課時少與內容多的矛盾，任課教師多而難通的矛盾，全校通選的工作量壓力無法使課后的輔導答疑相配套——包括學校硬件差，教室緊張，連輔導的場地都沒有——大班授課的實效等問題都存在……

　　原載《中華讀書報》 200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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