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出生的梁羽生走完了他在塵世的全程，在遙遠的悉尼。此刻，我腦中首先跳出來的卻是少年時代初讀他的《七劍下天山》，迄今仍念念不忘的開篇那首詞：

　　“笑江湖浪跡十年游，空負少年頭。對銅駝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詩殘夢斷，南國正清秋。把劍凄然望，無處招歸舟。

　　明日天涯路遠，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數英雄兒女，俯仰古今愁。難消受燈昏羅帳，曇花一現恨難休！飄零慣，金戈鐵馬，拼葬荒丘！”

　　二十幾年來，這些句子一直在我的生命深處不時地浮現。我雖未見過梁羽生，但從小熟讀他的作品，包括武俠和文史小品，七、八年前因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之約，為那套“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寫一本《金庸傳》，在收集材料時對梁先生的生平也頗有留意，在心理上有一種近在咫尺的感覺。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他和金庸共同把這個形式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兩座并峙的高峰。雖然金庸多次說武俠小說只是“娛樂性的東西”，“沒有崇高的社會目標”。梁羽生在1980年3月甚至這樣說：“我本來是從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緣，寫上武俠小說，不知不覺，在刀光劍影之中，已是浪費了將近三十年的光陰了�！钡珣{心而論，他們的武俠作品確已超越了單純的打打殺殺，在娛樂性當中賦予了許多歷史的和人性的因素，將愛恨情仇、江湖廟堂、生生死死都演繹得曲折有致，不能說是“浪費”。擅長舊體詩的他曾以一首新詩來闡釋對武俠作品內涵的理解：“正派俠士只是理想的夢幻/但我相信那會是真實的存在/因為我在現代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俠士的襟懷/因為他們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別人的腦袋/如俠士之敢于傲視世界”。在“不是依靠別人的腦袋”這一句，我們可以隱約體會他對筆下俠士的一種期待和寄托。

　　對于他們的武俠小說，如果放在文學史的角度來評價，確實不宜過高。而從文化史的角度，則具有別樣重要的意義，作為20世紀50年代后出現的一個文化現象，他們立足香港的創(chuàng)作，在兩岸三地和整個華人世界風靡數十年而不衰，最初的用意雖是娛樂，卻在不經意間保存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他和金庸也因此成為創(chuàng)造了一個時代的人，在文化上的影響要大于許多文學成就高過他們的作家。這也是20世紀中國歷史和文化命運造成的特殊結果。當時大陸幾乎完全禁止出版武俠小說之類的通俗娛樂作品，進入一個全面意識形態(tài)化的時代，海峽對岸也處于長期的戒嚴時代，對文化有諸多壓制和禁區(qū)，源遠流長的武俠文化只能借助小小的香港才能保存下去，他們恰逢這樣一個時代，并且抓住了這個時代，這是他們意料之外的收獲。

　　從根本上說，包括他和金庸在內的武俠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我有一個看法，在漫長的專制中國，我們的文化幾乎就是為帝王服務的，可以稱之為帝王文化。作為補充，產生出兩個支流，清官文化和俠文化，中國人無法想象以制度安排來解決社會不公，就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俠客身上，這是俠文化產生的深層原因。只要中國沒有完全跨入現代社會，俠文化就是許多中國人心中的一貼精神安慰劑，可以滿足人們潛意識里尋求公平、正義的欲望。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正是他們兩人將俠文化發(fā)揚光大，在他們筆下，那種縈繞不去的家國情懷，以及對公平、正義這些價值的肯定和張揚，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漢語讀者的內心需求。

　　和“查良鏞”被“金庸”淹沒了一樣，他的本名“陳文統(tǒng)”也為“梁羽生”這個筆名所遮掩，他自己更重視的《筆照六花》等文史小品更是為他的煌煌三十五種武俠作品所淹沒，比他寫武俠更漫長的報業(yè)生涯也被讀者所忽略。說到底，最終他被那么多人銘記就是因為《七劍下天山》、《萍蹤俠影錄》、《云海玉弓緣》、《絕塞傳烽錄》這些作品，和他創(chuàng)造的凌未風、張丹楓、金世遺這些人物形象。

　　他和金庸的教育、愛好、身世、命運也有許多的相似處，金庸是讀國際法的，他在嶺南大學讀的是經濟系，在1949年前后的時代劇變中，他們都在香港《大公報》系統(tǒng)工作，他們都癡迷于下棋，都有很深的文學素養(yǎng)，很強的駕馭漢語的能力，金庸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更多，文字也更有魅力，而梁羽生的古典文學造詣更高，他自填的那些詞，讀來慷慨、蒼茫，回腸蕩氣，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他們先后開始在報紙上寫武俠小說，共同開創(chuàng)了武俠文化的新時代。還有一點，他們的父親同在1951年被“鎮(zhèn)壓”，1986年，《團結報》發(fā)表題為《梁羽生之父恢復名譽》的報道，其中說，香港《大公報》撰述員、新派武俠小說家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于1951年在廣西蒙山縣被“錯誤‘鎮(zhèn)壓’，梁父之死實屬冤枉”，予以平反，恢復名譽。這則姍姍遲來的消息曾令他悲喜交加。

　　與金庸不一樣的是，他雖然長期在左派報紙就職，卻與政治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且始終對經商沒有興趣，有人勸他像金庸那樣自己辦報，他沒有接受。在香港，他過的是相對平淡的生活，就是在名聲鼎盛時期，也保持著平常的心態(tài)。據說他最欣賞的是柳永的這句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從1954年發(fā)表《龍虎斗京華》到1983年寫完最后一部《武當一劍》，三十年間，武俠小說創(chuàng)作成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1987年退休一年后，他就悄然移居海外�？梢哉f，他是個傳統(tǒng)文人，喜歡“短鋤栽花，長詩佐酒”的閑適生活，一生保持了文人的清高和骨氣，自稱“名士氣味甚濃”。即便退隱江湖，也退得干凈利落，在平靜和安詳中安度余年，并在1994年正式皈依基督教。這樣的澹泊，是一再宣稱退出江湖的金庸所沒能做到的。

　　作為基督徒，2009年1月22日這個日子對于梁羽生來說，不是死亡之日，而是永生之期。他的離開同時也是一個象征，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落幕。盡管他的作品今后還會有人去讀，但是，武俠小說的黃金時代注定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靠公民、不靠俠士的新時代。

　　2009年2月1日

　　[此文在《南方周末》09年2月5日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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