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眾如何被野心家煽動從而成為狂熱的群氓歷來是文學與心理學中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

本文試圖首先以群體心理學的視角分析莎士比亞《裘力斯.凱撒》中著名群氓場景，系統(tǒng)再現(xiàn)這一經典場景中大眾－精英、被煽動－煽動的經典二元對立如何被具體構建的過程；
再從魯迅對《裘力斯.凱撒》的獨特批評開始，通過對《裘力斯.凱撒》及其重要來源《古希臘羅馬名人傳》和其它羅馬共和國末期歷史考證的往返閱讀，并在與其它莎劇對民眾的描述的互證中，透視出這一二元對立的建構過程實質上又是如何隱含著自我解構的顛覆力量——大眾在狂熱中清醒地加入陰謀，利用政客間相互的傾軋，在被政客玩弄時也將政客利用，以實現(xiàn)自身利益訴求。

屬于一切時代的莎士比亞與其對歷史給予一個終極解釋或單一佐證，不如為后世提出更多的問題和反省途徑．

　　關鍵詞：
《裘力斯.凱撒》群氓 解構

　　一． 引言：莎劇群氓與群體心理學

　　群氓，還是看客？ 這是一個問題。

經過了風雨飄搖的20世紀， 站在21世紀的起點來閱讀莎士比亞的《裘力斯.凱撒》，無疑會給心靈強烈的震撼。在羅馬共和國晚期一幕幕充滿喧囂與憤怒的圖景中，無辜大眾，在野心家們一次又一次或憂郁沉挫、或慷慨激昂的演講煽動下，失去理智，成為偏執(zhí)、粗暴的群氓，供其驅使玩弄，而滿懷高貴理想的人卻怎樣淪為犧牲品——這更是讓歷經凱撒遇刺后兩千年或劇本問世后四百年中無數歷史浩劫的讀者唏噓不已。后世經典評論家如布魯姆（Harold Bloom）等往往聚焦于政客如何利用集會，以高超的語言遮蔽技巧駕御民眾，使之失去理性；
刺殺凱撒的勃魯特斯高貴的精神無法被只圖眼前之利的民眾所理解，而安東尼卻因時而起，收買民眾，最終形成了一個高貴個體的悲�。═ravers 1976：53-55；
Bruyn 1981：218-231；
Bloom 1988：1-3；
阿尼克斯特 1985: 404-408）。

　　同時， 在現(xiàn)實世界中， 在西方歷經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社會巨大動蕩后， 群氓及其毀滅性力量的問題在現(xiàn)代日益引起廣泛的社會焦慮與關注， 特別隨著現(xiàn)代群體心理學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異軍突起， 《裘力斯.凱撒》的市場暴亂一幕更因其與現(xiàn)實的驚人符合而倍受現(xiàn)代群體心理學家的青睞——凱撒的血衣、勃魯托斯與安東尼的演講及羅馬群氓的狂熱等作為唯一來自想像世界的例子，卻罕見地和大量真實歷史例證一起走入勒龐的《烏合之眾》這一群體心理學影響深遠的開山之作，并在其后繼者研究中一再得以引述（勒龐 2005：49-50；

莫斯科維奇 2003：128，182，389）——被煽動的群氓形象似乎已是毋庸置疑。

　　然而，正如哲學家季諾維也夫（Zinoviev）曾敏銳地指出，群體心理學的這種現(xiàn)象通常逃過了歷史學家的注意(莫斯科維奇 2003：9)；
后世評論或引證將目光聚焦于羅馬偉人或群氓現(xiàn)象所帶來的災難時，卻對徹底改變羅馬命運的群氓構建往往視為理所當然，對群氓復雜的心理生成機制亦一筆帶過，因此無法對群氓的先驗性或其單一經典性進行質疑——然而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上關于《裘力斯.凱撒》中群氓問題的同一論述卻導致兩種截然對立的民眾形象的生成：政治狂熱的群氓與功利冷漠的民眾。

　　本文無意在此進行簡單抉擇；
相反，或如《群氓的時代》一書對吉斯塔夫.勒龐所開創(chuàng)的群體心理學進行全面梳理時所宣稱，“當代社會思想的謹慎壓制了我們（對民眾）的好奇心，而閱讀經典作家的著作又使其復活” （莫斯科維奇 2003：9），本文將首先以群體心理學視角審視在《裘力斯.凱撒》中固有的大眾－政客、愚昧－高貴/精明、被煽動－煽動等一系列二元對立被具體構建的過程，揭示出莎士比亞關于群氓的描述何以因為其精準的刻畫而成為經典；

再從另一個對民眾同樣有著深刻認識的偉大思想家魯迅將《裘力斯.凱撒》中狂熱的群氓還原為冷漠而作戲的看客這一顛覆性的解讀出發(fā)，通過對《裘力斯.凱撒》及其重要來源《古希臘羅馬名人傳》和其它羅馬共和國末期歷史考證的往返閱讀，透視出這一系列經典二元對立的建構過程實質上又是如何隱含著強大的自我解構力量——歷史的多維性在此得以隱約地表述。

　　二．言語、空間、場及群氓場景的建構——一個亞里士多德預言的例證

　　如上所述，莎士比亞在其羅馬劇中對民眾命運深刻的理解與民眾瘋狂力量的細致刻畫， 不光開文學中群氓場景之先河，輾轉回響在后世如狄更斯、奧威爾等人的思考中，也絲絲入扣地印證著社會科學中的群體心理研究，從而使《裘力斯.凱撒》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罕見地成為后者一再引述的唯一來自非真實世界的經典例證——在一個領袖遇刺，群龍無首的突發(fā)事件的經典時刻，在一個極易感染個體情緒的公共集會的經典空間，政客以振臂高呼式的經典演說煽動民眾。有意思的是，充滿想象力的莎士比亞早在嚴肅的群體心理研究之前就似乎在對語言俘獲大眾的魔力給予高度重視，驚人地洞察出20世紀所謂的“語言與政治的墮落”（Orwell 1957：154）——在此過程中大眾的激情被鼓動而理性和邏輯往往是那么的蒼白無力。勒龐在其代表作《烏合之眾》就曾這樣指出：

　　“（只有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概念）才能……在人們心中喚起宏偉壯麗的幻想，也正是它們含糊不清，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

它們是藏在圣壇背后的神靈，信眾只能誠惶誠恐的來到它們面前”(2005：12)。

　　在《裘力斯.凱撒》中，手中兇器仍在滴著凱撒鮮血的羅馬元老們便已清醒地意識到應該怎樣鼓惑群眾：

　　西那：
自由！解放！暴君死了！去，到各處街道上宣布這樣的消息。

　　凱歇斯：
去幾個人到公共講壇上，高聲呼喊，“自由，解放！”(III,i)

　　富于政治角逐經驗的羅馬政客已然深諳謀略之道，因為“意思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最有影響力。

例如：民主、平等、自由……那些音節(jié)簡短的詞具有一種真正的魔力……綜合了最不相同的無意識和他們所要實現(xiàn)的希望”。

往往在演說中，這些習語和言辭能在群體中激起強烈的情感和永恒信仰的能力，“是觀點和信仰的最大創(chuàng)造者。它們具有強大的威力，與槍炮相比，能置更多的人于死地�！� （莫斯科維奇 2003：132-133）。勃魯托斯也曾公然宣稱：“良好的言語勝于拙劣的刺擊” （v, i）。而在暗中詛咒的安東尼對即將以演說煽起的恐怖已是成竹在胸：

　　殘暴慘酷的內亂將要使意大利到處陷于混亂……凱撒的冤魂……將要用一個君王的口氣，向羅馬的全境發(fā)出屠殺的號令，讓戰(zhàn)爭的猛犬四出蹂躪。(III,i)

　　同時，對“街道、公共講壇、市場”等公共空間再三強調，往往是演說家煽動民眾的首選；
因為現(xiàn)代群體心理學發(fā)現(xiàn)往往巨大的公共空間能使個體迷失自我的判斷，“在共同的希望和信仰下聯(lián)合起來……這里有異常的敏銳和興奮感，人人都渴望融入到周圍的環(huán)境中去” （莫斯科維奇 2003：184）。

　　參與謀殺了凱撒的勃魯托斯在市場的演講中，自由、榮譽、祖國等神圣詞匯借助著重復和排比等修辭手段成了宣揚的主題，有些幾乎成了后人傳誦的經典：

　　“……并不是我不愛凱撒，可是我更愛羅馬。你們寧愿讓凱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隸而死呢，還是讓凱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 (III,ii)

　　據群體心理學的觀察，夸大其辭，言之鑿鑿，不斷重復，絕不說理是說服群眾的不二法門。群體在此狂熱的演說中只能被極端的感情打動（勒龐2005：45；
涂爾干1999：279）。

充滿了反諷的是，元老們的謀殺理由只是建立在凱撒將會稱帝獨裁的想象推理中的，毫無實理可言；
但勃魯托斯卻能以充滿理想主義和個人悲痛的演講讓羅馬民眾熱血沸騰，以至于有人情不自禁的呼喊出：“讓凱撒的一切光榮都歸于勃魯托斯”（III,ii）更具有諷刺力的是，最后撫棺而哭的安東尼一邊聲稱“我也不會用行動或言語來激動人們的血性”，斥責民眾被勃魯托斯所鼓惑：“唉，理性�。∧阋呀浂萑肓艘矮F的心中…”(III,ii) 一邊更是將這種讓人失去明辨是非的演講感染力發(fā)揮到及至：

　　……聽見了凱撒的遺囑，一定會激起你們心中的火焰，一定會使你們發(fā)瘋……�。∧菍�會引起一場什么亂子來呢？ (III,ii)

　　在這充滿對血腥暴力煽動性的描寫和呼吁復仇的狂熱的演講一再刺激下， 群體心理研究中使個體喪失理智的 “集體心理場”迅速顯現(xiàn)，羅馬大眾的情緒開始在沸騰中倒向另一個極端：

　　市民丁 他們是叛徒；
什么正人君子！

　　市民乙 他們是惡人、兇手。遺矚！讀那遺囑！(III,ii)

　　此時，令人感興趣的是，安東尼撫棺慟哭頗似一個經典的祭祀儀式，在其間凱撒正統(tǒng)的魅力人物（charisma）的衣缽得到確認和傳承，其復仇也成了因父之名的狂怒。法國著名人類學家涂爾干早就指出道德權威和各種集會祭祀典禮最容易讓個體迷失自我，因為道德權威總能征服個體的意志，“在共同的激情的鼓舞下，我們在集會上變的容易沖動，情緒激昂，而這是僅憑個人的力量所難以維系的”（1999：278-280）。個體行為受到特定時間內周圍群體環(huán)境構成的集體心理場控制，于是易沖動亢奮，往往產生極大的騷亂與恐慌。

在緊接下去的一幕中，無辜詩人西那的慘死(III,iii)和稍后勃魯托斯對其妻死亡原因痛苦而又矛盾的表述(IV,iii)[②]看似莎士比亞無意離題，但卻是民眾的瘋狂最有力的暗示。

　　同樣，群體心理學家關于演講受眾的研究似乎也表明莎士比亞劇本中被煽動的羅馬民眾只是群氓形象的原型：

　　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縱群體的人，給他們提供的也是這種佐證……讀讀某些演說辭，其中的弱點經常讓人感到驚訝，但是……同群體有密切交往的演說家，能夠在群體中激發(fā)出對他們有誘惑力的形象。

只要他成功地做到這一點，他便達到了他自己的目的。（勒龐：49）。

　　在市場演講一幕中，勃魯托斯雖注意到了重復這一修辭手段的妙處，如他咄咄逼人的再三追問：

　　這兒有誰愿意自甘卑賤，做一個奴隸？……這兒有誰愿意自居化外，不愿做一個羅馬人？……這兒有誰愿意自處下流，不愛他的國家？(III,ii)

　　但他的悲劇就在于推理過多，反復強調名譽，追問自由、愛國等空泛的話題，因為“長期使用某種語言， 會導致群體對這種語言的厭倦……經過一段時間，這些語言就會邊成陳詞濫調，象‘自由’、‘平等’、‘博愛’……” （莫斯科維奇 2003：189-190）。而他的指責僅僅建立在對凱撒會稱帝獨裁的邏輯推理中，但要影響已然迷失自我的群眾的想象，“千萬不可救助于推理”（勒龐：50），因為“群眾從來沒渴望過真理……假如謬論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愿意崇拜謬論……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勒龐 2005：89-90）正如這一尖銳的戲劇沖突被現(xiàn)代群體心理學常常引證那樣：以理性把“隔在民眾的幻覺與領袖之間的這層美麗面紗撕破的人就要遭殃……從布魯圖（勃魯托斯）到孟戴斯-弗朗斯，不止一位政治家曾有過這種痛苦經歷，并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莫斯科維奇2003：181-182）。

　　同時,他又以一貫遵循的斯多葛派追求克制條理化的演講風格，在已打動民眾后卻又為凱撒的功績辯護：

　　他的彪炳的功績不曾被抹殺，他的錯誤雖使他伏法受誅，也不曾過分夸大。(III,ii)

　　而這正如西塞羅所評論，“（勃魯托斯的演講）軟弱而不甚適合贏取民意” （Bruyn 1981:234），其畫蛇添足犯了以偏至為手段對群眾催眠的大忌，因為“打動群眾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英雄”（勒龐 2005：31），或者——讓群眾憎惡的是神話中的惡魔，而不是一時的真惡魔！

　　而安東尼最終力挽狂瀾，不光在于諸多評論家認為勃魯托斯的安排失誤，讓其后發(fā)制人，更在于他也同樣巧妙的運用武斷重復等手段在煽動狂熱時，卻一反常理，干脆對時髦詞匯絕口不提，避開凱撒種種暴虐，急促有力地羅列其為民眾造福的事跡，迅速用狂熱俘獲民眾，灌輸并強化一個無辜受難被送上祭壇，含恨而死的神話英雄形象：

　　他曾經帶許多俘虜回到羅馬來，他們的贖金都充實了公家的財庫；
這可以說是野心者的行徑嗎？窮苦的人哀哭的時候，凱撒曾經為他們流淚；
野心者是不應當這樣仁慈的……我所說的只是我自己所知道的事實……

　　他所深愛的勃魯托斯就從這兒刺了一刀進去……負心，這一柄比叛徒的武器更鋒銳的利劍，……我、你們，我們大家都隨著他一起倒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殘酷的叛逆卻在我們頭上耀武揚威。(III,ii)

　　在勒龐等人的群體心理學分析中，這一幕儼然成為經典：撕心裂肺的演講，加上不失時機的揮舞凱撒的血衣，暴露尸體的慘不忍睹的傷口，使之更有血淋淋的直觀視覺刺激，讓民眾更加怒不可遏，以至于他發(fā)出最后的詛咒時——“讓凱撒的每一處傷口里都長出一條舌頭來，即使羅馬的石塊也將要大受感動，奮身而起，向叛徒們抗爭了。”（III,ii）， 狂熱的民眾終于成了徹底失去理智的群氓（勒龐 2005：50，莫斯科維奇 2003：128）：

　　眾市民 復仇！——動手！——捉住他們！——燒！放火！——殺！——殺！不要讓一個叛徒活命。

　　……

　　市民乙 我們要聽他，我們要跟隨他，我們要和他死在一起。

　　而達到目的的最終勝利者卻毫不掩飾陰謀得逞，將群眾玩弄于股掌間時的狂喜與竊笑：

　　現(xiàn)在讓它鬧起來吧；
一場亂事已經發(fā)生，隨它怎樣發(fā)展下去吧！(III,ii)

　　而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一個睿智的莎士比亞在印證著后世的總結：“政治基本上就是一種利用民眾非理性本質的理性形式”，在此，一個經典的二元對立以男性與女性這一永恒對立的比喻得以建立——如拿破倫等獨裁者所聲稱：群眾是女人，情感用事、易變而瘋狂，政客是男人，理性、精明而冷靜（莫斯科維奇 2003：48，138-148）�；蛘咭粋�博學的莎士比亞在以其非凡的戲劇才能影射著一個在古希臘便引起警覺的危險傾向：亞里士多德不就曾給予民主以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著名定義“它是這樣一個國家，其中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事物，都取決于作為獨裁者而組成并受幾個能言善辯的演說家統(tǒng)治的多數�！保�莫斯科維奇 2003：193）？

　　三．群氓場景的解構——清醒的狂亂與大眾的合謀

　　但如果莎士比亞甘心單純地闡釋某一政治信念，他也許會只是某個時代的寵兒，而非屬于所有時代的莎士比亞。

在有意無意間，莎士比亞在其文本中留下些許裂縫，透過它們也許會讓讀者有更多的觀察與思考。對莎士比亞的理解更有洞察力的反而是富有懷疑精神的魯迅。

他在和稱“（羅馬）群眾是被政治家控制操縱而沒有理性”的杜衡先生爭論時寫道：

　　但杜文《莎劇凱撒傳里所表現(xiàn)的群眾》里所表現(xiàn)的群眾，又怎樣呢？和《凱撒傳》里所表現(xiàn)的也并不兩樣……這使我們想起在近幾年來的各次政變中所時常看到的，‘雞來迎雞，狗來迎狗’式……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并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群眾，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殺的……（2005：600-601）

　　然而傳統(tǒng)歷史終究不是每個人的歷史，也許有過高貴的理性的羅馬群眾，但兩千年歷史的煙塵足可湮沒他們的身影。

　　但同樣是魯迅！同樣是冷竣的魯迅索性拋棄了尋求“高貴的理性”的可能——他在稍后一年進一步在《以眼還眼》中引用顯斯妥夫（Lev Shestov）的話，徹底將莎劇中失去理智的狂熱群氓顛覆為清醒而作戲的看客：

　　他們輕薄，胡亂，殘酷。今天跟在彭貝的戰(zhàn)車之后，明天喊著凱撒之名，但過了幾天，卻被他的叛徒勃魯都斯的辯才所惑，其次又贊成安東尼的攻擊，要求著剛才的紅人勃魯都斯的頭了……劈開底來看，群眾原是輕蔑著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之輩的，他們那一面，也輕蔑著群眾。今天凱撒握著權力，凱撒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罷。只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群眾，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從群眾看來，不過是余興。（2005：127）。

　　魯迅的解讀固然有其過于簡短之憾，但這一顛覆性的觀點卻已然對固有的大眾－政客、愚昧－高貴/精明、被煽動－煽動等一系列二元對立形成了強烈的質疑。魯迅的冷峻不乏警醒意義：抑或在不經意間，歷史與改寫的種種悲喜相逢或許在文本自身高度戲劇化的表象上又一次裂開一道縫隙，而將后者所竭力屏蔽的一部分，通過被作者有意無意忽略而幸存的聲音晦澀地表訴出來，使更豐富的解讀成為可能，從而超越“群氓”那單一刻板的形象。盡管它也許代表著高貴和理性，也許代表著邪惡，也許代表著其它。

　　1.沉默與堅持——大眾的理智

　　但或如魯迅的疑問，歷史中真實的羅馬民眾又是怎樣的呢？古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民眾已經在歷次政治斗爭中積累了高超的智慧，如歷史上著名的三次平民撤離及多次武裝起義，迫使貴族一再讓步，設立保障平民利益的保民官及平民大會。在普魯塔奇的《凱撒傳》中，當安東尼自編自導出加冕儀式時，同樣是大規(guī)模集會，民眾報以的卻是沉默和無聲的反抗：

　　響起了幾聲歡呼聲，并不大，只是幾個事先布置好的人發(fā)出的。第二次，又只是稀稀拉拉幾聲。

而當凱撒拒絕（王冠）時， 所有人民都歡呼起來（1975：81）。

　　在《安東尼傳》中同樣的場景里：

　　所有人鼓起掌……（因為）他們不能忍受一個國王的稱號，惟恐它徹底摧毀他們的自由， 凱撒惱羞成怒，跳將起來（1975：186-7）……

　　但在莎士比亞筆下，群眾卻成了令人作嘔的“烏合之眾”：

　　當他拒絕的時候，那些烏合之眾便高聲歡呼，拍著他們粗糙的手掌，拋擲他們汗臭的睡帽，把他們令人作嘔的氣息散滿在空氣之中……結果幾乎把凱撒都熏死了；
(I,ii)

　　普魯塔克筆下，馬魯勒斯與弗萊維斯兩位護民官推倒凱撒像，將向凱撒行君王禮的人逮捕入獄時， 群眾一路歡送，以至凱撒破口大罵他們?yōu)椤靶笊�、蠢貨”�?br>(Plutarch 1975: 186-7) 但在《裘力斯.凱撒》中，群眾卻變成了被剝奪聲音而任由操縱的狂熱多數。

　　但是，《裘力斯.凱撒》中的市場演說一開始，羅馬民眾依舊在震驚之余立刻顯露出驚人的冷靜與理智， 例如他們一再要求得到合理而滿意的解釋：

　　眾市民 我們一定要得到滿意的解釋；
讓我們得到滿意的解釋。(III,ii)

　　同時他們堅持要分頭聽勃魯特斯和凱歇斯申辯，以便“各人聽了后，可以把他們兩人的理由比較比較”。（III,ii）

　　而當勃魯特斯慷慨陳辭，已然讓群眾歡呼沸騰，并爆發(fā)出強烈譴責凱撒為暴君的呼喊時，依然有不同的聲音不為所動，堅持要聽取安東尼的演講：

　　市民乙 靜！讓我們聽聽安東尼有些什么話說。

　　眾市民 靜些！讓我們聽他說。(III,ii)

　　這哪里是暴亂的民眾？ 簡直就是冷靜而客觀的法官在多方取證，核對事實！

　　但是否理性就在稍后的煽動中“遁入了野獸的心中”，而使人們“失去辨別是非的能力”呢？

　　2.Plebian or Citizen？——徒勞的煽動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是，盡管莎士比亞筆下的政客理所當然地在劇中不同臺詞使用“people”, “Romans”, “countrymen”和“citizens”稱呼羅馬民眾，而莎翁本人卻在《裘力斯.凱撒》中將民眾直接稱呼為“plebian”。

而這并非一個劇作家在玩弄辭藻，卻是一個嚴肅的語言大師在謹慎地暗示微妙的歷史:

　　(Enter Brutus and Cassius with the Plebians.)

　　Brutus Romans, countrymen, and lovers, hear me for my cause, and be silent, that you may hear.

　　…

　　1.Pleb. Bring him with triumph home…

　　Antony Friends, Romans, countrymen, lend me your ears!

　　…

　　1.Pleb Methinks there is much reason in his says.

　　Plebian一詞源于pleo, plenus，原意為“眾”，根據Oxford Latin Dictionary， 通常含有“賤民”之意 (Glare 1977：1389)，它最初所代表的并非羅馬公民（citizen）或人民（populus），而是與之對立并受其剝削的外來者或被征服而帶進羅馬的外來民族， 因而據恩格斯考察， 他們“不是（Populus Romanus）即地道的羅馬人民的組成部分……是被剝奪了一切公權的平民”（1972：124）。

誠然，公元前3世紀初，隨著羅馬由城邦變成世界性國家時，由于平民通過一系列的斗爭取得了與羅馬人民平等的公民資格，也使后世作家已無法區(qū)分兩者本質差別。

但一個相伴而生的問題就是，隨著公民概念外延的無限擴大，其內涵也必然無限縮小。孟德斯鳩曾敏銳地指出：

　　在過去的羅馬城里，人民總是被一種同樣的精神，對自由的一種同樣的愛，對暴政的一種同樣的憎恨所鼓舞的。（2005：50）

　　但隨著大量的外來人口遷入羅馬，

　　意大利各民族成為羅馬的公民以后……人們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目光看待羅馬， 人們也不再象以前那樣熱愛自己的祖國，對羅馬依戀之情也不復存在了。（2005：50）

　　因此，相伴而生但卻往往被忽略的另一個現(xiàn)象是：無論文本中的蠱惑民眾的政客還是現(xiàn)代群體心理學家，他們對群氓問題假定的前提值得懷疑：即他們都預設理性與善存在羅馬民眾心中，而煽動會將它們泯滅。

勃魯特斯在演講一開始就曾呼吁：“喚起你們的理智，給我一個公正的評斷”(III,ii)；
安東尼不是曾預言通過他的煽動，“一切憐憫之心將要完全滅絕”(III,i)，而在演講時譴責勃魯特斯的演講使理性“遁入野獸的心中”而要民眾“天良發(fā)現(xiàn)”(III,ii)？

　　但是怎么樣的人才能有“熱血”、“理智”和“善”呢？ 羅馬民眾雖有公民資格，卻似乎并不具備它的內涵。

讓我們再次回顧亞里士多德對民主政治主體“公民”這一概念的界定——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公民，首先要是一個理性而能動的主體：

　　（公民是）懂得作為統(tǒng)治者怎樣治理自由的人們，而作為自由人之一又須知道怎樣接受他人的統(tǒng)治……最優(yōu)秀的城邦型式應當是不把工匠作為公民的，因為工匠不大可能具備“既能被統(tǒng)治也能統(tǒng)治這一良好的公民品德”，同樣，忙于田疇的農民和從事賤業(yè)的商販也不可能作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為“他們沒有閑暇來培育善德以從事政治活動”（1965：113-115）。

　　而莎士比亞的《裘力斯.凱撒》的第一幕無疑就是對真實歷史的回應和對亞里士多德公民理念的一個反證。

涌上街頭，讓護民官極為不滿的平民正是“木匠”、“鞋匠”等因“沒有閑暇培育善德以從事政治活動”而本應被亞里士多德排斥在政治活動之外的工匠。在《裘力斯.凱撒》第一幕第一場的弗萊維斯心目中，登上舞臺的民眾是“冷酷無情的羅馬人”。

但是如果這些護民官所謂的“木頭石塊，冥頑不靈的東西” 和“愚民”雖有公民資格，卻從不曾擁有過亞里士多德式的公民素質，本就是“冷酷無情”，又何須煽動再去“滅絕理性與善”？

　　而在普魯塔奇的《凱撒傳》中，無須政客們的鼓惑，群眾剛一進入市場“就準備亂起來”。（1975：81） 同樣，在《裘力斯.凱撒》中，群眾蜂擁入市場，就已然氣勢洶洶：“We will be satisfied: let us be satisfied.”（讓我們得到滿足），莎士比亞省略了群眾要滿足的具體要求；
朱生豪先生翻譯為“我們一定要得到滿意的解釋；
讓我們得到滿意的解釋�！�，固然表達了一部分清醒公民的呼聲，卻無法傳達平民們借機討價還價，與貴族博弈的另一種心態(tài)。

　　3. 求生的歷史——不一樣的理性

　　如果沒有理性與善，對煽動也不起反應，羅馬民眾剩下的只是對嚴酷的生存法則冷靜的直覺與遵守。是什么吸引了這種文本和歷史中狡黠善變的民眾在開始時搖擺不定，而最終選擇暴亂？ 文本以外晚期羅馬共和國動蕩的歷史成因亦足以讓人觸目驚心。

公元前88年至前82年，馬略為首的平民派與蘇拉為首的貴族派爆發(fā)戰(zhàn)爭，其間羅馬三次易手；
前82年，蘇拉成為羅馬史上第一位終身獨裁官，宣布馬略為“公敵”。

　　蘇拉病故后，羅馬政局再次陷入混亂。前50年，元老院與龐培聯(lián)合，又宣布凱撒為“公敵”。（凱撒：10） 凱撒搶先進軍羅馬，并在各地消滅龐培殘余勢力，在羅馬建立個人獨裁統(tǒng)治，破壞了貴族共和制，前44年3月15日，凱撒被元老們刺殺，又被宣布為“暴君”。

　　不無諷刺的是，每次政客間的傾軋，都宣布對手為“公敵”或“暴君”，而且每個都是聲名遠播的演說家。雖然莎士比亞省略了龐培，凱撒等上臺時的演講，但可以推測，哪個不是慷慨激昂？哪個上臺不是在作戲？正如古羅馬詩人安奈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盧卡努斯在其對文藝復興影響深遠的史詩《內戰(zhàn)》中所揭露，凱撒一方面命令士兵屠殺元老，卻又在龐貝尸體旁惺惺作態(tài)，“佯裝悲痛，仿佛一個親人的尸體橫遭踐踏”（轉引自Bullough 1975:11）。

　　一個短短34年便經歷如此多慘劇和鬧劇的民族，你怎能指望它依舊狂熱而不逢場作戲？昨日的英雄，今日的公敵，即使是有理性的公民，在經歷了太多煽動，太多的血淋淋的荒誕鬧劇后，是否也該憑借最樸素的生存智慧想想如何冷靜地在政客煽動中尋找生存的夾縫？《裘力斯·凱撒》大幕徐徐升起時，護民官的譴責聲中這樣就走來既機變逢迎又“冷酷無情”的羅馬人：

　　冷酷無情的羅馬人啊……你們不是齊聲歡呼（龐貝），使臺伯河里的流水因為聽見你們的聲音在凹陷的河岸上發(fā)出反響而顫栗嗎？現(xiàn)在你們卻穿起了新衣服，放假慶祝，把鮮花散布在踏著龐貝的血跡凱旋回來的那人的路上嗎？ (III,ii)

　　在莎劇《理查二世》中亦有驚人相似的一幕。

當波林勃洛克得勢時，那么多“貪婪的眼光，從窗口里向他的臉上投射他們熱烈的瞥視；
所有的墻壁都仿佛在異口同聲地說，‘耶穌保佑你！歡迎，波林勃洛克！”而失勢的理查二世卻如一個灰溜溜登場的配角，“觀眾用冷淡的眼光注視著后來的伶人……或者用更大的輕蔑向理查怒視……沒有人高呼‘上帝保佑他’……只有泥土擲在他的神圣的頭上”(V,ii)。

而在《裘力斯.凱撒》寫作前后的1601年， 在著名的埃塞克伯爵叛亂時， 叛亂者手持武器高呼“前進前進”，而群眾卻驚恐的關門閉戶，盡管他們甚是熱愛那位英雄的伯爵。

　　經歷了太多的群眾儼然成為魯迅所言的在政治舞臺上逢場作戲的“虛無黨”。馬克思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976：115-116)。

這正有力地回答了《裘力斯·凱撒》中貴族的困惑：“為什么鳥獸都改變了常性，為什么老翁、愚人和嬰孩都會變得工于心計起來？”(I,iii)。

普魯塔奇在《凱撒傳》中如此寫到：“人們傾向于凱撒的強盛，以便能分一杯羹。

情愿由一人統(tǒng)治，這樣才能稍稍緩口氣……”(Plutarch 1975：69),而勒龐承認，在古羅馬民眾眼里，幸福的理想有兩個，一個是宏大的表演，另一個則是面包(2005：49)！

　　4.大眾的冷靜與狂熱——不一樣的自由

　　大眾的冷靜莫過于它驚人的直覺和勃魯托斯所面臨的尷尬。在他充滿高貴情操的演講后，某一平民的叫嚷無疑讓人哭笑不得：
“讓他做凱撒�！� (III,ii) 是莎士比亞傾向開明君主政治的信念？ 是民眾的奴性？ 還是看透了一切的民眾的諷刺？ 我們無法起莎士比亞于地下。但在稍后，另一個平民這樣咕嚕：“這凱撒是個暴君。”(III,ii) 這里，莎士比亞巧妙地借民眾之口表達了這樣一個等式：勃魯托斯（共和派）=凱撒=暴君。

普魯塔奇也這樣說過，最崇高的行為并不是都能體現(xiàn)一個人的美德和邪惡。但是常常一個小小的場合，或一件小事讓人的天性和態(tài)度更充分展現(xiàn)(Bullough 1975：13)。

在后面第四幕第二場中勃魯托斯教訓凱歇斯時說：“我寧愿剖出我的心來……也不愿從農人粗硬的手里輾轉榨取他們污臭的錙銖。”(IV,iii) 但到了后面討論出兵謀略時卻不得不承認：“人民……都懷著怨恨，對于我們的征斂早就感到不滿�！� (IV,iii) 也許臺詞中“我們的征斂”比較含糊，但同樣是共和派的凱歇斯肆意妄為，“常常為了貪圖黃金的緣故，把官爵出賣給無功無能的人”(IV,ii)，卻是不爭的事實。在安東尼演說開始，一個平民不就說過：“列位，他（凱撒）死得冤枉嗎？我怕?lián)Q了一個人來，比他還不如哩�！� (III,ii)? 或者一如另一著名演說家西塞羅發(fā)自肺腑的感慨：“我們是從暴君而不是從暴政手里得到解救！”(Bullough 1975：6)。

　　而羅馬只是貴族民主制， 對民眾依舊意味著奴役。

謀殺了凱撒的元老們自以為可以煽動群眾，急忙鼓吹的“自由與解放”，對羅馬民眾而言卻無異于對牛彈琴，因為他們要的是不一樣的自由。

在普魯塔奇的《凱撒傳》中人們第一次欣喜地發(fā)現(xiàn)自由是在“龐貝逃走，羅馬既無文官也無武將”的短暫權力真空時期，人們可以象“牲口”一樣無拘無束的自由(1975：69)。

貴族們的失敗，不僅僅是神秘的時髦詞匯因為濫用而失效，而是羅馬元老們不惜訴諸血腥謀殺而獲取的自由和解放雖意味著貴族民主政體的恢復，但對閱歷豐富的民眾而言卻不啻于奴役與枷鎖的再次降臨。也許，反用勃魯托斯的話更能表達人民的無奈，“凱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隸而死，凱撒死去，大家依舊作奴隸而生”。

　　而在勃魯托斯與安東尼的角逐中，后者之所以最終脫穎而出，正是坐山觀虎斗的群眾在表面“雞來引雞，狗來迎狗”，在非此即彼的選擇間盡量實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謀。

當一切都化為虛無，只有觸手可及的利益最為實在——前者不一定會勝過凱撒，而后者不光揮舞著臨時編造的凱撒遺囑，承諾要給予“每一個羅馬市民七十五個德拉克馬”，和贈給群眾所有凱撒的“步道……園亭……花圃。”[③](III,ii)等直接現(xiàn)實利益，而且充滿暗示性的“不要讓我把你們煽起這樣一場暴動的怒潮”與“你們不知道你們將要去干些什么事”(III,ii)等鼓動群眾為所欲為的語言也讓渴望無序自由的群眾興奮不已——以至于在他話音剛落，群眾便齊聲嚷起“我們就要暴動！”。(III,ii)同樣充滿暗寓的是《亨利五世》第二幕中形成鮮明落差的圖景：愛國主義的激情使“全英格蘭的青年們情緒熾烈”；
而國王作為魅力人物產生的強大感召力使他們“腳跟象生翅樣去追隨那位基督教國王的模范”。(II,i)但莎翁筆鋒一轉，被歷史所裹脅的青年卻無不是貪婪、好色、猥瑣之輩，他們既要“隨營販賣酒食，有利可圖”(II,i)又煽動其他人到法國去，“象螞蝗一般……去吸他們的血”(II,iii)。

正如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培根所言：“不要給伊索寓言中的雄雞一顆寶石，這雄雞要的是一顆麥粒。

他要高興得多了” (1986：44)。

　　同時，加入到這發(fā)生在市場的赤裸裸的交易，對羅馬民眾已是司空見慣，因為“野心家把別的城市的居民和整個整個的民族引入羅馬，為的就是在選舉時制造混亂或是操縱選舉；

集會成了不折不扣的陰謀”(孟德斯鳩 2005：50)，據普魯塔奇考證，在同樣一個市場和講壇上，

　　政客為競選成功往往恬不知恥地拿現(xiàn)錢去買人民的呼聲……因此，當選舉日來臨之際，已出賣自己聲音的大眾來到市場為雇主爭斗：不是拿嗓門對吵，而是拿著弓箭、彈弓和利劍拼殺。

市場中供演講的講壇濺滿了被屠殺者的血污。（1975：68-69）

　　這讓“勃魯托斯和凱歇斯像瘋子一樣逃出了羅馬的城門”(III,ii)的一幕，這讓后世讀者和評論家驚恐的一幕，對于民眾而言，則是在表面迷亂下又一次狂歡——又一次待價而沽！ 又一次便于火中取栗的暴亂的重新參與！

　　結語

　　正如莎士比亞在第一幕所言：“每一個被束縛的奴隸都可以憑著他自己的手掙脫他的鎖鏈”(I,iii)，政客嚴肅的話語，往往為群眾的直覺與戲諷所消解。而每一個個體都在狂熱中加入陰謀，目的卻是利用政客的傾軋清醒地實現(xiàn)自身的利益訴求。由此，盡管莎士比亞力圖將普魯塔奇筆下“搖擺的民眾”塑造成“洶涌的洪水， 海上的風暴”，(Bruyn：239）但引起羅馬內亂的，卻是“共和國太龐大”(孟德斯鳩 2005：51)。

盡管后世的解讀試圖將所發(fā)生的一切納入“群氓”這一掩蓋了時間與空間的空泛共名中， 但莎士比亞具體的文本依舊指向前44年3月15日的羅馬城——一個經歷太多的民族在羅馬共和國末期一個特定歷史場合中種種復雜的抉擇。依舊在眾聲喧嘩中，在自我矛盾中，莎士比亞的文本留給后人的遠非某一歷史場景的客觀再現(xiàn)或主觀扭曲，而是多個微弱的聲音依稀在回蕩。在莎士比亞《裘力斯·凱撒》的大眾狂歡中，大眾既是既是狂熱又是冷靜的；
既是愚昧但也老于世故，不乏生存智慧。

群眾被政客玩弄之時也將政客利用，莎士比亞的《裘力斯·凱撒》也許是一個高貴個體的悲劇，但卻同時也是大眾無奈的鬧劇。

　　如何看待冷漠而狂熱的大眾和每個人平庸的惡？這是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集體的責任》（2003）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結語·后記》（2003）的尖銳質疑和對每一個人良心的拷問。女王的莎士比亞也許從事著“遵命文學”，而屬于一切時代的莎士比亞與其是對歷史給出一個終極解釋或單一佐證，不如為后世提出更多的問題和反省途徑。

我們都非歷史的終結者，惟獨祈盼直面與反思使今天不會再次化為昨天的前奏。

　　MOBS OR ON-LOOKERS

　　Group-Psychological , Deconstructive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Mob Scene in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Abstract Much has been devoted, in both literary and socio-psychological studies, to the analysis and depiction of how people become mobs by motivation from the politicians and conspirators.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group-psychology, this essay firstly presents and analyses how such binary oppositions as mass-elite, insanity-reason and motivated-motivator are established in the notorious mob scene in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Then, based on Lu Xun’s unique comments on the play, this essay, in the close rereading of Julius Caesar, Plutarch’s Lives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ontests and reverses the established binary operation and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seemingly insane mass are sanely seek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rough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rivals and become their cooperators. In his play, Shakespeare of all ages proposes more problems and ways for retrospection than an ultimate interpretation or illustration.

　　Key Words: Julius Caesar mob 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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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論述中所引用莎劇臺詞均取自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97. 譯文參照朱生豪先生的譯本，但幾處關鍵處有所改變。

　　[②]試比較第四幕第三場中勃魯托斯先后兩次談及他夫人死亡時痛苦而自相矛盾的話語, 特別是梅薩拉關于她 “死得很奇怪” 的暗示。

　　[③]安東尼揮動的是臨時為收買民心而編造的遺囑，因為在第四幕第一場，他要萊必多斯“到凱撒家里去一趟，把他的遺囑拿來，讓我們決定怎樣按他的意旨替他處分遺產�！�

　　參考文獻：

　　Bloom, Harold.(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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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的責任”，《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孫傳釗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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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 “且介亭雜文.以眼還眼”，《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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