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正式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爾今，100年過去了，按照中國傳統(tǒng)算法，20年為一代，百年即為五代，五代人在其間生生死死，計有數(shù)十億人無緣享受憲政文明，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令人感慨萬千。

　　歷史不能假設。但作為文化思考，做一個條件推測，我們無需多少智慧就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一、如果戊戌變法成功實施，憲法得以及時制定，使中國走上憲政發(fā)展之路，那么，中國的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指數(shù)應該接近于日本的水準；
如果耶赫那拉氏支持了維新變法的改革，在有生之年完成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的過渡，帶領古老中華帝國走向近代化，那么，無論怎樣，這位晚清女主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歷史曾慷慨地給予過中國以非暴力走向富國強民的機會，也給予過慈禧以強力推進中國近代化的機會，也給予過慈禧流芳后世的機會。但是，歷史的機會通常是把漫長的時間單位濃縮成幾個重大的事件，這幾個事件可能猶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如何面對，如何把握，需要智慧。而這種智慧非外力所能賦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時可能就是一個閃念，是非成敗，榮辱興衰，可能就是簡單到“這一念”和由這一念而引發(fā)的行動。

　　從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再往前推10年，即1898年，整整十年，這十年就是歷史留給晚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最后機會。那么，我們有理由這樣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政府痛失改革良機？

　　盡管這段歷史不太長，但紛繁復雜，事中有事，人中有人。但是，我們可以以時間為順序，以事件為主軸，以慈禧為線索，做一個大概的梳理：一、鎮(zhèn)壓變法；
二、實行新政；
三、仿行憲政；
四、頒布《欽定憲法大綱》。

　　一、1898年：專制之刀腰斬變法

　　鎮(zhèn)壓戊戌變法，公然與民意為敵，使改革的社會生態(tài)和輿論氛圍遭到嚴重破壞，喪失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關鍵契機。

　　戊戌變法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fā)起、由光緒皇帝直接領導的變法運動。其目標是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使中國走向君主立憲的近代化之路。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fā)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肮�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戊戌變法的高潮是百日維新。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jù)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目的在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jīng)營管理制度，發(fā)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變法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但是，由于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qū)的軍政大權，準備發(fā)動政變。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fā)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成功。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
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等六人殺害。

　　慈禧這一刀下去，把自己死死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縱然功高蓋世，也難逃用鮮血書寫的歷史的譴責。更何況，這一刀斬斷了水到渠成的改革時機，使革命的萌芽茁壯成長起來，改革派人士或被砍頭，或被逮捕，或流亡海外，或在民間組織革命紛紛走向清廷的對立面。為中國未來的走向埋下了無窮的隱患。

　　二、1901年：施行新政避實就虛

　　慈禧施行新政，避實就虛，改革內容包羅萬象，唯不提政體改革，改革目標與體現(xiàn)民眾期望的世界潮流南轅北轍，致使改革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走向了統(tǒng)治者預期的反面。

　　歷史總是喜歡捉弄愚蠢的統(tǒng)治者。三年前，垂簾聽政的慈禧親手扼殺維新變法，三年后卻以殘年余力重新舉起了沾滿改革者血跡的變法大旗。且風馳電掣、急急如律令。被八國聯(lián)軍追到西安的慈禧處理的第一樁政務就是發(fā)布了“變法”的口諭，宣布實施“新政”。其中寫到“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xiàn)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了諸人，或求諸已，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睘榱思訌娮兎ǖ男Ч�，緊接著在1901年4月，又下諭成立“督辦政務處”，專司督辦政體改革的奏章，督辦處在王公大臣之下，設提調二人，章京八至十人，“朝官自京堂以下，外官自監(jiān)司以下迄于布衣均可充選�！痹谶@兩道上諭里，清政府不得不公開承認“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婆e，軍政財政，”都存在“錮習”，各種“法令”都有“更張”的必要，而且在變革中，還要“渾化中西”，有“取諸人”的必要。

　　兩年前還擔心光緒“變法維新”的目的不純，現(xiàn)在她自己又開始大張旗鼓地推行“新政”，盡管沒有光緒皇帝“百日維新”所包括的內容那樣豐富，盡管慈禧自己血腥地鎮(zhèn)壓了光緒帝的“維新變法”，但是中國嚴峻的現(xiàn)實又迫使慈禧太后自己開始走上了“維新變法”的道路，這說明連慈禧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新政的最大特點是當局者急。如此浩大的工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边@也反映出慈禧在內外交困下的某種擔憂和焦慮，也從中看出慈禧平時一味固守“祖制”，坐井觀天，而對外界幾乎一無所知。第二個特點是正式成立了國家政體改革機構-——督辦政務處。第三個特點是，由當時實際的最高統(tǒng)治者慈禧親自領導。新政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諸如“廢除科舉”等。但就其本質而言，目的仍然是鞏固搖搖欲墜的上層建筑，防范革命的生發(fā)、啟動。而不是“仿效各國”（與國際慣例接軌）。因此，改革的結果事與愿違，與統(tǒng)治者的愿望正好相反。也證明了，與人民愿望相反的改革最終要走向其反面。比如：到處創(chuàng)設防范人民的武裝警察、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對立情緒；
在國力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列出龐大的軍費開支，向各省攤派900兩白銀用以訓練新軍，而正是這支新軍在10年后打響了革命的第一槍，宣告了清王朝的壽終正寢；
學生“放洋”，意在培養(yǎng)清王朝事業(yè)的建設者，但青年學生出于對現(xiàn)行統(tǒng)治制度厭惡和憎恨，這些留學生大都接受革命思想，變成了葬送清王朝的革命黨，成了革命思想輸出者。

　　歷史證明，改革方案的設計如果注入了投機取巧、華而不實、避實就虛、違背民意、忽悠民眾的任何一個因素，就有可能使改革走向設計者初衷的反面，甚至形成涌動的氣流急劇上升為波濤洶涌的“蝴蝶效應”。

　　慈禧是拒絕政體改革的。新政伊始，出使大臣、各省官員紛紛奏請立憲，終不為慈禧采納。殊不知，政體改革是綱，其余是目，綱不舉則目不張。這一點，張之洞看得比慈禧清楚，他主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于藝�！钡�慈禧不急。就在廢除科舉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了——雖然是一只剛剛脫蛹而化的小小蝴蝶。在慈禧眼里幾個革命黨人一時半會也成不了氣候。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只要不陷入深層危機，社會沒有發(fā)生劇烈震蕩，統(tǒng)治者們不會調整權力結構的。改革都是被逼出來的。而革命恰恰是被不改革逼出來的。如果這個命題成立，那么，慈禧應該為再次失去改革的天賦良機和幾年后發(fā)生的流血革命負完全責任。

　　從1901年實行新政算起，五年之后，再開始仿行憲政，白白浪費了五年大好光陰。如果此時慈禧能夠把握時機，政體改革先行，至少應該與其他改革同步進行，那么，憑借其權威的統(tǒng)治和朝野的支持，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項名垂青史的壯舉。然而機會不多了，因為留給慈禧的時間也不多了。

　　三、1906年：仿行憲政仿而不行

　　仿行憲政，是慈禧經(jīng)過六年的思索才做出的一個艱難的決定。雖然向世人公開宣布將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但又托詞“民智未開”（時譯為“中國人素質低”）�！胺隆倍�不“行”，久拖不決，使改革又一次喪失時機。

　　1906年9月1日，慈禧發(fā)布“仿行憲政”的上諭，正式拉開了政治改革的序幕。

　　這次改革同樣是被逼出來的。戊戌政變，慈禧把提倡君主立憲視為大逆，而橫加殺伐。過了八年，慈禧終于認識到局部改革的新政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得不重新考慮來自朝野的立憲呼聲，決定實行政體改革。

　　當時的形勢是，俄國沙皇已經(jīng)召開了議會，世界上的專制大國只剩下一個中國。國際地位日漸孤立，國際形象每況愈下，革命派對維新變法早已絕望，決意實行暴力革命。立憲派主張要消除革命，別無它途，只有立憲。立憲精英奔走于朝野，朝廷大臣奏請于慈禧，終于促成了慈禧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遂命政治考察大臣載澤等“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立憲準備階段，君臣夜以繼日，緊鑼密鼓，可見當時形勢之緊迫。1905年6月，袁世凱聯(lián)合張之洞等奏請立憲，7月，慈禧便命朝中大臣議決，同月16日便頒發(fā)上諭，分赴各國考察。11月俄國國家杜馬召開，慈禧更感孤立，立即諭令先行草擬立憲大綱，待政治考察大臣回國后再加完善。

　　12月考察大臣兵分兩路，先后出國考察�？疾靾F經(jīng)過半年多的走馬觀花，于1906年7月回國。立即奏請采用立憲政體。認為中國與列強的最大差別是先進與落后兩種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專制政治，中國無論怎樣努力，都不會縮小與列強的差距。結論是中國要想生存，必須實行立憲政體。同時，載澤上折“憲法之行，利于國，利于民，獨不利于官”暗示可能出現(xiàn)的反對聲源。建議慈禧“不為眾論所移，不為浮言所動”，立即啟動政改方案。同年8月25日-28日舉行三天研討會，贊成立憲成了多數(shù)派。9月1日，慈禧即頒布上諭“仿行憲政”。動作不可不謂雷厲風行。但接下來進展速度卻由立即草擬進入蝸牛狀態(tài)。一部憲法也不過幾萬字而已，何況是一部憲法大綱，而這一個大綱居然用了兩年時間，直到1908年8月27日才正式出籠。其間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原來又是保守派老調在重彈：中國與各國國情不同，不能照搬法度，國民素質不高，經(jīng)先設學校教化開智，然后穩(wěn)步推進等等。

　　此時的慈禧又次“為浮言所動”，立憲決心發(fā)生動搖。改革在新政的思路上搖搖晃晃中走過兩年的時光。這兩年是最關鍵的兩年，也是慈禧最后生命的兩年，更是慈禧有條件以最高統(tǒng)治者的名義強力實現(xiàn)憲政制度的兩年。然而，慈禧終于還是錯過了這次大好時機。國運如此，命該如此？

　　四、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久拖不決

　　并非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都有這種歷史的機遇：在一個大國，一個大人物，完成一個大事件，才能成就一個偉大人物。這種機遇真可謂千載難逢。《欽定憲法大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也是有機會使中國走向憲政的第一臺階�？上У氖�，這舉足輕重一步，雖然邁出，但在空中長期滯留，腿肚子抽筋沒有放在地上，致使立憲一事如泥牛入海，不見蹤影。終于使革命黨人失去耐性和克制，激發(fā)革命。同年，奄奄一息的慈禧，以殘年余力，采用非常手段，光緒皇帝猝死，翌日，慈禧本人也駕鶴西游。慈禧葬送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改革者，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清王朝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機會。

　　立憲思路，早在1898年維新變法即已成形，當時面對立憲之后“民有權而君無權”的政治格局，光緒皇帝斷然選擇君主立憲，放棄君主專制：“吾欲救中國耳，若能救國，則朕雖無權何礙？”其言也誠，其聲也切，令人有泣血之嘆。念天地之悠悠，獨悵然而涕下，正此種情景之謂。

　　十年前的改革方案，由于受到嚴厲鎮(zhèn)壓中途夭折，慈禧幡然悔悟，十年后再踏著變法烈士的鮮血繼續(xù)前進，也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舉�？蓢@的是，這部用了兩年時間完成的大綱，慈禧仍然采取拖延戰(zhàn)術，承諾九年以后再正式召開國會推行憲政。老佛爺總以為自己要萬壽無疆，孰知“神龜雖壽，猶有盡時”。蝸牛速度加狐疑觀望，注定了這是一場走不到頭的改革。再過兩年就進入中華民國時代了，過九年中華大地早已是烽煙四起的軍閥混戰(zhàn)時代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來自不失時機、趁熱打鐵、乘勢而上的決斷和果敢。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的出籠也只用了兩年。美國1787年召開制憲會議，制定憲法草案，1788年6月由9個州批準生效。從此一個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聯(lián)邦制國家崛起于美洲，影響了世界。日本明治政府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立憲，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即召開國會，前后不過5年。

　　把一個本可立即付諸行動的憲政方案要拖到一個遙遠的未來，這對于革命黨人的耐性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立憲之“兔”和革命之“龜”進入了比賽狀態(tài)，斷斷續(xù)續(xù)的兔子與持之以恒的龜終于在撞線的瞬間決出勝負，兔子淘汰出局，龜昂首勝出。

　　我們無法解釋慈禧把憲政目標的完成時間延伸到了民國時代，能看到的依據(jù)是，早在1905年，出洋考察的大臣們認為：“振興中國，變專制為立憲，實為當務之急。”載澤領銜上奏慈禧“請以五年為期改行立憲政體。”五年為期，即1910年，也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這個期限的確定，若非異人妙算，也是天意神授的最后期限。倘若是年完成憲政，中國即完成民主政治的跨越。文明度當與東洋、西洋各民主政體國家同步，那么，任何人以革命的名義依靠暴力流血推翻一個民主政府，無論如何，恐難獲得民意的支持，中國歷史可能因此而重新書寫。

　　時機和時機的把握，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僅此而言，遠非“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的慈禧所能勝任。觀望是對時局的把握，可一旦過頭，連觀望的機會也沒有了。就在這一年，對民主憲政一直處于葉公好龍狀態(tài)的慈禧帶著一個未完成的心愿，魂歸乾坤，《欽定憲法大綱》也隨著風起云涌的革命而胎死腹中。

　　往事如煙，百年一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每念及此，頓生萬端感慨。不知從何談起，作《欽定憲法大綱百年祭》以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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