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是一個政論刊物，它的編者儲安平是復旦大學的教授，這一特點，決定了這個刊物的基本作者隊伍。在《觀察》上發(fā)表大塊文章的人，可以說都是當時中國各著名大學的教授�！队^察》每期對文章作者有一簡要介紹，從中可以看出多數(shù)人是在大學任教的，我們大體上可以說《觀察》是一個教授的刊物。

　　在當時的中國，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們既不能把它作為一個階層看，更不能作為階級看，而應當把它視為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在經(jīng)濟上相對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專業(yè)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這個群體帶有西方中產(chǎn)階級的性質(zhì)，無疑屬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的一部分。我在這里強調(diào)他們作為大學教授，而沒有籠統(tǒng)地以知識分子相稱，那是因為我注意到作為大學教授，在整個知識分子的各類人群中是最能獨立表達自己思想的，很少受制于黨派利益制約。雖然當時在大學任教的這些教授有相當一批人分屬于民盟、國社黨、青年黨等政治團體，但多數(shù)教授在以言論政的時候，都是以個人身份發(fā)言的。張東蓀就多次說過："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茍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雖隸屬于民盟，而所說的話卻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1]。張東蓀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持人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不高興，遂奪門而出，并聲言："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可見張東蓀的個性[2]。

　　我這里著重分析四十年代大學教授的精神狀態(tài)，是想說明中國的大學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這種精神在抗戰(zhàn)勝利后曾一度高漲過，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對減弱。這里有幾點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嚴酷并沒到不準民間報刊生存的地步；
第二，大學教授在經(jīng)濟上相對有保障；
第三，大學教授有遷徒的自由，擇業(yè)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個黨派的自由，有在學術上自由闡述自己觀點的自由。從本世紀初到抗戰(zhàn)以前的情況已為大家所知，抗戰(zhàn)八年，大學教授的整個精神狀態(tài)足以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這可以西南聯(lián)大為典型代表。張申府在抗戰(zhàn)即將勝利的時候，曾向政府進言，希望他們能保護大學教授對國家的關懷之情。他說："還有一點，我認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帶一說。這幾年來，國人中表現(xiàn)的比較最規(guī)矩、最公正、比較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比較最多，最不失為固窮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今后國家一切改革，總應該對他們多加些重視才是"[3]。然而，張申府的話等于白說了——1949年以后，正是那些最守規(guī)矩的大學教授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都受到了嚴重打擊，學術水平自然也就一落千丈。研究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應該對抗戰(zhàn)勝利后到1949年前這幾年給予特別重視，不能只重視這一時期主戰(zhàn)的言論，更應當理解主和者的心情。

　　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抗戰(zhàn)勝利后大學教授的精神狀態(tài)。

　　一、對西南聯(lián)大精神的推崇

　　1946年7月，西南聯(lián)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队^察》對西南聯(lián)大在抗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給予了高度評價。它在一篇很長的《觀察》通訊中，將西南聯(lián)大的精神概括為："民主傳統(tǒng)，寬容精神"。作為一個以大學教授為主要作者的刊物，《觀察》對校園生活所表現(xiàn)出的興趣表明，在中國，大學是一塊集中了新思想，有獨立精神的地方。這里相對中國社會的其它角落有更多的民主傳統(tǒng)，寬容精神，更為重要的是這里天然地肩負有領導青年思想的重任。儲安平辦《觀察》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給國家多培養(yǎng)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這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首先是在學識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也要如此，既要有思想的力量，同時也更要有道德和修養(yǎng)。正是出于這樣的理想，《觀察》對大學中教授和學生的生活從始至終給予關注，從思想活動到生活就業(yè)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及時的反映。對于西南聯(lián)大的精神，《觀察》可以說是推崇備至，因為這不僅完全符合儲安平一貫信奉的自由主義理想，更為難得的是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時刻，那些大學教授身上表現(xiàn)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義精神在三所大學的聯(lián)合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xiàn)，這是自由主義精神結出的美麗花朵。

　　在整個抗戰(zhàn)期間，以"聯(lián)合"為名的大學為數(shù)不少，但大多是聯(lián)而不合，不到幾年便不歡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織而成的西南聯(lián)大，能維持到九年之久，而在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并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队^察》認為，西南聯(lián)大的成功"不能不歸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傳統(tǒng)上的寬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4]。而這一切都與西南聯(lián)大教授的整個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多數(shù)是出身于清華、北大而留學歐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這是自由主義精神的成功典范。《觀察》對西南聯(lián)大的成功有非常詳細的分析，我們不妨敘述如下。首先是有派系而無派系之爭。在一般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西南聯(lián)大是很少有派系之爭的。這并不是說西南聯(lián)大沒有派系。在聯(lián)大，正如在任何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種種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什么爭奪。因為聯(lián)大的教授大都是學有專才，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閑去管學校行政，因此就更不會有什么派別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上發(fā)生了什么錯誤的措施，總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于他們的學問，由于他們的道德，他們的意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總是合作去為學術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諧。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是這個堡壘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稱聯(lián)大是"民主堡壘"或"自由堡壘"，容忍主義或寬容精神是這個堡壘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shù)不肯服從多數(shù)，多數(shù)不肯尊重少數(shù)，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都以寬容精神見稱。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時，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chǎn)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分子，也有�；史肿印Ｕ�因有這種寬容精神才能夠"教授治校"。例如清華，重要的問題是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shù)的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學校，才能三校聯(lián)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黨各派，兼收并蓄。聯(lián)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xiàn)，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lián)大之下，有共產(chǎn)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二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
在屬于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
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
沒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jīng)等先生；
比較中立而對政府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贛愚等先生；
在經(jīng)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啟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
屬于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
屬于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林楊振聲等先生；
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
三青團的有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
……。在聯(lián)大這許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聯(lián)大是沒有頑固派的分子。不過如果有極左極右的人，聯(lián)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堡壘"，真正的"自由堡壘"。這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

　　三校校長，分工合作。當然，聯(lián)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長的功績也不少。這三位校長是采分工合作的辦法。南開張伯苓校長總是在重慶代表學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蔣夢麟校長則負責所有對外的事宜。清華梅貽琦校長則負責校內(nèi)事務。他們?nèi)�位的感情十分好，這就替學校散播了和諧的空氣。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這三個北方的最高學府在西南角上替戰(zhàn)時中國造就了不少的人才[5]。

　　二、對學潮的同情

　　在抗戰(zhàn)勝利后，對于大學教授來說，考察他們對于學潮的看法，是了解整個大學教授精神狀態(tài)的一個主要標志。從整個《觀察》時期看大學教授對學潮的看法，我們會對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有這樣的評價：他們不僅同情和理解學生，而且敢于公開表達對政府鎮(zhèn)壓學潮的不滿情緒。他們通常采取的辦法是先在校園內(nèi)勸阻學生，因為他們都是過來人；
其次他們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勸政府理解學生的行為，改善自己的統(tǒng)治。在學潮勢不可擋的時候，他們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參預到學生的游行行列中。我們?nèi)绻�留意教授在學潮中的表現(xiàn)會發(fā)現(xiàn)，他們對于自己的行為沒有什么恐懼感，整個精神是正常的，是敢于路見不平，以言相助的。在對學生的態(tài)度上，他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講的都是真心話和心里話。他們的整個精神處于一種蓬勃向上的狀態(tài)，他們雖然有自己遠離政治的專業(yè)，但同樣對國家的前途抱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他們有說話的權利。當時有民間報刊這一主要言論渠道，所以教授對時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時傳達出去，另外整個大學之間對于教授的評聘有較為嚴格的學術標準，這使獲得教授資格的人天然地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夠呼吁公正，主持正義，在歷次的學潮中有些大學教授經(jīng)常站在學生面前演講。《觀察》的一篇通訊有這樣的記載："在這種情緒之下，眾料在第二天的紀念會人數(shù)一定更多，因為在這莊嚴的紀念會中有北大許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張東蓀、清華張奚若、吳晗教授的演講，講的又都是大家所苦悶的問題，大家正好從這里找到一個方向"[6]。雖然從以后的變化中，我們了解到在當時的大學教授中有中間偏左的，有中間偏右的，甚至也有共產(chǎn)黨員，但在對學生運動的一些基本評價上，他們是沒什么分歧的。在清華一次反內(nèi)戰(zhàn)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中，學校教授的言論能見出他們的性格：

　　陳寅恪教授說："罷課既經(jīng)決定，即須遵守，一致行動。"

　　張岱年教授說："今天內(nèi)戰(zhàn)的性質(zhì)，是買辦階級反人民殘暴的戰(zhàn)爭……知識分子無論如何應該做抗議的表示……"

　　陳福田教授說："我對目前物價飛漲所感受的威脅，完全和你們一樣。這基本的原因是內(nèi)戰(zhàn)。對你們的行動，我很同情。"[7]

　　針對當時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對學潮的一次講話，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大學90位教授聯(lián)合發(fā)出抗議，這90名教授中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知名的教授。他們認為：

　　學潮發(fā)生固屬不幸，但接連的傷害學生，包圍學校搗毀校舍等暴行，當局實不能辭刺激學潮之責。手無寸鐵的善良純潔青年對于這樣假藉暴行來挑釁的手段，表示憤慨與抗議，我們只有衷心同情。為了維護學府尊嚴與爭取安全保障，我們也會忍痛罷教，喚起全國人士的注意，藉以制止層出不窮的迫害與慘案，挽回迭受摧殘的教育生機。目下學潮正在漸起平息中，而黨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極盡挑撥，誣蔑，威脅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詫異。

　　無論吳鑄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們要質(zhì)詢他：所謂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證據(jù)？我們更要追問，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制造了？我們愿意提醒當局，聞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于現(xiàn)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與憤慨。假令政府容許在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樣的慘劇，抵足以表現(xiàn)其顢頇與殘暴而已。[8]

　　從這抗議中，我們不難感到當時的大學教授是何等的臨危不懼，大義直言。類似的宣言《觀察》還發(fā)表過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張培剛、曾炳均、鄧啟東、韓得培、蕭文爍等6位教授的《我們對學潮的意見》[9]。

　　三、抗議政府的勇氣

　　大學教授，特別是有名的教授，在一個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中，對于自身的價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盡管對于大學教授有種種批評，但從根本上講是害怕教授的，他們懂得教授的專業(yè)特長是國家須臾不可少的，同時對于教授在社會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懼心理，生怕傷害教授給自己帶來不利。我這里所謂的教授還僅限于那些只活動在大學校園中，沒有直接介入到具體政治運作中的教授。在四十年代，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公眾心目中代表著公正和良知。他們當時最大的特點是在批評和抗議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體力量，絕不是個別獨立地去抗爭，而是團結一致。那時的大學教授，只要覺得政府作出的決定不合理，馬上就可以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表示抗議，而且無論是從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還是從事工程技術的，從事人文科學的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彼此之間在關心國家命運上全都投入了熱情，并沒有那種以專業(yè)遠離社會政治為借口而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當時的社會也把大學教授作為最公正的代表，就是生活在社會低層的人們，也認為大學教授總是能講公道和主持正義的。這種大學教授整體力量的形成實際上已成為現(xiàn)實政治的一種制衡力量，至少他們可以發(fā)出獨立的聲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批評政府，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論去治他們的罪，大學教授在抗議政府的腐敗行為方面表現(xiàn)出的一致性是他們不畏強暴的力量源泉。在《觀察》時期，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這些大學教授對政府毫無顧忌的批評。以下是登在《觀察》上一篇大學教授的宣言[10]：

　　保障人權宣言者：朱自清 向達 吳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陳達 陳寅恪 許德珩 張奚若 湯用彤 楊人楩 錢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戶口，發(fā)動警憲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組，午夜闖入民宅，肆行搜捕，據(jù)平津二月十九日各報記載：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同前數(shù)日已入陷囹圄者共兩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學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舊符定一，行總平津分署組長于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經(jīng)理社經(jīng)理張亦風夫婦及店員三人，牙醫(yī)師朱硯農(nóng)博士，前協(xié)和醫(yī)學院大夫蔣豫圖博士，師院附小女教師二人，以及華北學院學生三人，并據(jù)當局表示：尚擬繼續(xù)搜捕。當初政府公布憲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頒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釋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戶口之名，發(fā)動空前捕人事件，使經(jīng)濟上已處水深火熱之市民，更增恐懼。同人等為保障人權計，對此種搜捕提出抗議。并向政府及社會呼吁，將無辜被捕之人民從速釋放。至其確有犯罪嫌疑者，亦應從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證不再有此侵犯人權之舉。

　　在當時，大學教授發(fā)出這樣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舉，他們已經(jīng)習慣了這種文明的抗議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達出我的意見。針對當時公教人員待遇每況愈下的情況，王道明、王鐵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丹、袁翰青、陳振漢、楊人楩、樓邦彥、戴世光教授聯(lián)名發(fā)表《我們對于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11]，坦陳自己的意見，督促政府改變自己的工作作風。

　　對于當時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一事，周炳琳、李廣田、俞平伯、朱自清、陳達等48名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的教授立刻發(fā)表《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12]，他們本著"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黨的基本要素"，并從法理的觀點指出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不合理性�！队^察》時期，大學教授聯(lián)名簽署的聲明，宣言有四個非常明顯的特點：第一，以西方的法制為立論的基本前提；
第二，一切以公眾利益為最高原則；
第三，一切為國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所努力；
第四，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決不圍繞自己，而是以公理為尺度。

　　在《觀察》時期，特別活躍的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尤以那些以法學為專業(yè)的青年知識分子斗志最為旺盛，如樓邦彥、韓德培等人對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處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評[13]。

　　注釋：

　　[1]張東蓀《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一文附記，見《觀察》第2卷第6期第27頁。

　　[2]沈云龍《光華大學雜記》，見臺灣《傳記文學》第39卷第3期第54頁。

　　[3]《張申府：一個呼吁》，見《抗戰(zhàn)時期國共合作記實》下卷第515頁，重慶出版社1992年。

　　[4]見《觀察》第1卷第6期第17頁。

　　[5]參閱《觀察》第1卷第6期第17－18頁《本刊特約記者文章》。

　　[6]《北大"三·二九"前后》，見《觀察》第4卷第7期第14頁。

　　[7]《清華園：讓血化為更堅強的力量》，《觀察》第2卷第14期第20頁。

　　[8]《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教授九十人來函》，見《觀察》第4卷第10期第2頁。

　　[9]《觀察》第2卷第15期第21頁。

　　[10]《觀察》第2卷第2期第21頁。

　　[11]《觀察》第3卷第8期第3頁。

　　[12]《觀察》第3卷第11期第3頁。

　　[13]可參閱樓邦彥《論公然反對政府》《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論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韓德培《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分別見《觀察》第2卷第13期，第4卷10、22期，第3卷11期。

　　本文選自《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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