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花夕拾》作為魯迅散文唯一的“回憶記”，在《阿長與<山海經(jīng)>》、《藤野先生》等文本中寄托了他對“父愛”、“母愛”的文化想像，通過對中國現(xiàn)代散文經(jīng)典《朝花夕拾》的重讀，思索魯迅作為“人之子”，對中國現(xiàn)代“父親”、“母親”的全新理解與思考，從而重溯魯迅的“立人”思想，讓我們“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

　　一、《朝花夕拾》中 “父親”、“母親”的形象

　　今年是魯迅《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發(fā)表九十周年，重讀魯迅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魯迅現(xiàn)實生活中“父親”、“母親”的散文作品是極為少見的，較為完整的也僅限于《朝花夕拾》中《父親的病》一篇而已，縱觀其余作品，多是只言片語，從表象上看，也是極其單薄的。是什么因子使魯迅這樣一個偉大的“人間至愛者”忽略了“人性”的基本元素：“父愛”和“母愛”呢？魯迅自身也有察覺，在《野草》、《朝花夕拾》之后，魯迅“本擬寫十來篇‘詩的散文’，而且兩篇已有腹稿，其中一篇是關(guān)于《母愛》的。”[①]但因魯迅的早逝最終抱憾。由此使“母親”形象的整體缺席顯得無限放大。魯迅心目中的“母愛”（包括“父愛”）該是具有什么樣的內(nèi)涵，如何理解“母愛”之下包辦與朱安的婚姻而給魯迅帶來半生的苦痛？

　　與“母親”比較而言，在魯迅的筆下，“父親”是一個至為沉重的話題。魯迅對舊人舊事的回憶，是珍重的意思，是自然而然的“人”的情感�！懊駠�告成以后，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xiàn)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眼前出現(xiàn)”，[②]包括故鄉(xiāng)，包括親人，不僅僅是憶舊散文《朝花夕拾》，還有雜感如《論雷鋒塔的倒掉》、《論照相》、《春末閑談》等，即便早期的小說《懷舊》和后來的《故鄉(xiāng)》、《社戲》也都表現(xiàn)出魯迅對故鄉(xiāng)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時表現(xiàn)出更為復雜的心境，有影響、有眷戀、有批判、有決絕，有人生經(jīng)驗。更多的是植入骨髓中永遠無法揮去的記憶。

　　魯迅散文，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xiàn)”[③]�！冻�花夕拾》是《莽原》“舊事重提”的結(jié)集，是對自己人生“道路作一個比較系統(tǒng)的回顧”，雖然是“各自獨立成文”，卻是一個有“脈落”、有“聯(lián)系”，有“通盤考慮”的“有機的整體”，即對“現(xiàn)實”有所“借鑒或啟示”，又是作者的自我“認識和理解”的深化。[④]

　　《朝花夕拾》，小引一篇，正文十篇，在《野草》之后，顯示了作者“離奇”而“蕪雜”的心境，“回憶”是《朝花夕拾》的主題，“世事”的“螺旋”，“紛擾”中的“閑靜”，“生涯”的“繁復”與“無聊”[⑤]，構(gòu)建了《朝花夕拾》作為魯迅散文獨特的文本。從“舊事重提”到“朝花夕拾”，魯迅著意于“敘事抒情，追記往事，懷念故人”，雖不能“幻化”，“帶露折花”，但對故鄉(xiāng)的情愫卻如“流云”慢慢舒展開來。

　　《狗·貓·鼠》，從入文曲折的搖擺與世事的糾纏之后，“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一瞬間，魯迅把我們拉入了他的“故鄉(xiāng)”�！拔姨稍谝恢甏蠊饦湎碌男“遄郎铣藳�，祖母搖著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⑥]在中國最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一代又一代人都在“祖母搖著芭蕉扇”的故事里度過美好的童年，魯迅的童年也有這樣動人的鄉(xiāng)土風情，美的畫面。同時，“長媽媽”以一個“我”的心愛的小隱鼠的“謀害者”這樣一個不太光彩的角色出現(xiàn)了。從文章的布局和結(jié)構(gòu)、內(nèi)容上看，《狗·貓·鼠》似是序曲，是真正的“小引”�！栋㈤L與<山海經(jīng)>》里“阿長”（又是“長媽媽”）的正式出場，在這樣一部“篇與篇也有脈落可尋，”“前后聯(lián)系的關(guān)系”也“都有通盤的考慮”的精心之作，我們不能不對魯迅所構(gòu)畫的“長媽媽”這樣一個“母親”意象上的考慮。[⑦]

　　“父母”應該是孩子的保護者與“愛”的港灣，無論是否“父母愁米”。愛看圖畫書則是孩童的天性，而《二十四孝圖》這本中國舊禮教的圖畫讀物不僅沒有給“我”帶來歡樂，相反，是那樣的恐怖：舊禮教中的“父親”竟然為了“孝”可以活埋自己兒子？《二十四孝圖》一開始，“看見小學生歡天喜地地看著一本粗拙的《兒童時代》之類，另想到別國的兒童圖書的精美，自然覺得中國兒童的可憐，但回憶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卻不能不認為他幸福�！倍�幼年的魯迅的伙伴們在讀著枯燥無味的書時，“偷偷看一葉”如“惡鬼一般的魁星像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⑧]而那種“眼睛上還閃出蘇醒和歡喜的光輝”是足以讓任何有良知的每一個中國“父親”羞愧與反省的。而魯迅意外得到一本帶圖的“鬼少人多”的《二十四孝圖》，不僅是“老萊娛親”，“虛偽”而“肉麻”，令人反感，而“郭巨埋子”則令我“害怕”，“家境正在壞下去，常聽到父母愁米；
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那么，該埋的不正是我么？”因此，不安的“我”總怕“聽到我的父母愁窮，怕看見我的白發(fā)的祖母，總覺得她是和我不兩立，至少，也是一個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礙的人”，由此，“我委實有點害怕，掘好深坑，不見黃金，”然后，“蓋上土，踏踏實實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⑨]一個年幼的孩子，整天陷入生命無常生死之憂的恐懼和無助，這種不近人情的孝子故事是多么的“扭曲”與“殘忍”，完全違背了“人的天性，”[⑩]對待兒童這無疑是一種心靈的殘害和精神上的虐殺，因此，魯迅在對舊制度舊禮教的清算，表示出他的決絕與徹底就毫不奇怪了。這種舊制度、舊文化、舊禮教在魯迅的記憶里，是這樣的殘酷無情，它無情地摧毀了孩子對于人間“愛”者“父親”、“母親”溫情的記憶，由此促使魯迅作為“人之子”的覺醒與反抗，從而發(fā)出響徹百年的呼喊：“救救孩子”！

　　愛玩是孩子的天性，節(jié)日自然是孩子的天堂，而《五猖會》中的“父親”、“母親”，在魯迅的記憶里卻是另外一種形象。孩子們期盼的“迎神賽會”到了，當“我們”歡天喜地地“笑著跳著”就要出發(fā)時，“父親就站在我背后”，讓“我”背《鑒略》，而素未謀面的“母親”竟是一個“默默地靜候著我們讀熟，而且背出來的”和“工人、長媽媽”站在一起的“旁觀者”，一個“無力反抗”亦“無法營救”的形象。[11]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也自然在“忐忑著”，“擔著心”背過了，自然，孩子的興致也因此消失了，并不“高興”，“沒有什么大意思”。事件過去三十多年，“我”還要追問：“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五猖會》因了“父親”的以“背書”印象沖淡，而《無�！芬黄獎t是回到“記憶”本身所書寫的“五猖會”內(nèi)容），這令人不快的往事是“父親”留給魯迅至為深刻的記憶。那種“父親”的封建家長的絕對權(quán)威，讓毫無反駁抵抗能力的孩子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12]表現(xiàn)出魯迅式的敏感、覺醒與呼喊。

　　在魯迅“壓抑”的童年生活里，自然也有不少“孩童的快樂”�！稄陌俨輬@到三味書屋》，可親可愛的“長媽媽”給我講“美女蛇”的故事，給我增加了無限“險趣”。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五猖會”后，“長媽媽”又一次出現(xiàn)， “長媽媽”與“閏土的父親”表現(xiàn)出對孩童自然的平等的關(guān)愛。而使“我”告別可愛的百草園的，是“家里的人”（是“父親”，還是隱藏在后面的“母親”？）把“我”送到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私塾，（在童年魯迅的眼里，是懲戒和管束的意思），這里也影像出“嚴父”的形象，好在“方正、質(zhì)樸、博學”的“我的先生”在“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很相宜的”，所以，“三味書屋”成為魯迅“百草園”美好童年的繼續(xù)，是一生最為美好的記憶。但壽先生不肯解釋“怪哉”這蟲，“不高興”且“有怒色”，同樣扼殺兒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為魯迅式的孩子所不解的。

　　“父親”在魯迅童年是一個威嚴的“強者”形象，但突發(fā)病變繼而病倒的“父親”，由“我”與“母親”的所“依賴者”變成“被依賴者”，則完全變成一個“弱者”的形象，是在“我”與“母親”的相依為命、憐憫、屈辱與無助中，消解了童年魯迅心目中高大而威嚴的“父親”形象�！陡赣H的病》一文，記載了魯迅少年時代至為沉痛的一件事，祖父科場案剛過，父親病倒，加快了家道中落。作為家里的長子，每日出入奔波于“質(zhì)鋪和藥鋪”之間，只期以稚嫩的肩去“救救父親”。但以“醫(yī)者意也”的所謂“名醫(yī)”中醫(yī)，為了賺錢并推卸責任，不惜動用“瞞”和“騙”，用“炫奇”的“巫術(shù)”的方子，開一些莫名奇妙無法找到的“藥引”，“拖”了幾年，將“父親”逐漸推向死亡的邊緣，并“日重一日亡故了”，而面對“父親”的苦痛，“我”表示出日益奔波的疲憊與渺茫，無奈且無助。甚至于后來留學東瀛學習西方醫(yī)學，其原旨就是為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在魯迅內(nèi)心世界里，由“父親”的“病”繼而到“父親”的“死”，則徹底毀滅了魯迅的“夢”，一個童年魯迅心目中最可崇敬的“父親”消逝了。

　　《瑣記》里確實有許多瑣碎的記憶，如“母親”因為我們吃冰，“挨了一頓罵，并且有大半天不準玩”�！昂吞@”可信的衍太太竟然用卑下的“流言”中傷，“我”如同“掉在冷水里”，連“母親的愛撫”都不敢面對。[13]家道的艱難，“父親”的病逝，故鄉(xiāng)的令人失望和難以容身，迫使魯迅決計走出這個給他帶來無限絕望與傷痛的故國，由南京而東京，開始了魯迅新的人生的路。

　　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回憶”，有“情趣”，有“療傷”，有關(guān)于“父親”、“母親”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它“敘述了童年時代的私塾生活”與快樂的“百草園”時代，記錄了“父親的患病及其悲慘的死亡”，作者背井離鄉(xiāng)謀求新路，去“南京上學和東瀛日本的種種經(jīng)歷”，它即有“辛亥革命最后的社會狀態(tài)，風俗人性”，又有對親人、伙伴、“良師摯友的懷念”。[14]《朝花夕拾》“展現(xiàn)了的是一個人間至愛者，對于人類生存的基本命題‘愛’與‘死’的童年體驗的追記與成年的思考”，[15]但無論家道的中落，還是“父親的病”和“父親的死”，留給“我”生命記憶的都是極其灰暗而絕望的，唯有那個具有“偉大的神力”和“發(fā)自天性的質(zhì)樸的愛”的“長媽媽”，與給予他“不倦的教誨”與偉大的“博愛”的“藤野先生”以及可愛的 “百草園”才是魯迅生命里最可追念的亮色。

　　二、“藤野先生”、“長媽媽”——關(guān)于“父親”、“母親”的文化想象

　　在《朝花夕拾》最有代表意象的是魯迅筆下兩位特殊的人物，“長媽媽”與“藤野先生”，下面我們就文本進入討論。《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一文一開始就大談如何“憎惡”長媽媽，而“一連串充滿貶義的詞語（如：實在不大佩服，不耐煩、煩瑣之至）中讀出一絲溫馨，一種愛戀”。[16]那些“貌似嚴重”的帶有一些可笑的缺點恰恰顯示出長媽媽那么“善良可愛”。[17]

　　在魯迅童年時代，“長媽媽”——一個保姆，卻承擔了“母親”的角色，不僅哺育了“我”，而且在精神世界給了“我”極大的精神慰籍，起到了別人無法取代的作用。魯迅那時候非常“渴慕”有一部《山海經(jīng)》，而那位雖喜歡“小友”又“和藹”的遠房叔祖又無法滿足孩子這份渴望。在“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時候，可敬可親的長媽媽竟然為他買回了魯迅兒時“最心愛的寶書”，只聽到“長媽媽一聲高喊”，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境界”，“從‘哥兒’的稱呼，‘三字經(jīng)’的誤讀，快人快 語的說話語氣中”，我如同“霹靂”、“震悚”，這真是“偉大的神力”。[18]這真是令“我大喜望外”，長媽媽“并非學者”，但“別人不肯做的，或不能做的，她卻能成功”，對于“哥兒”的“疼愛”與“慈愛”，這里寄托著魯迅“深沉強烈的尊敬與懷念”。[19]從理論上講，最可能滿足孩子愿望的應該是“父親”和“母親”，不知是他們忙于生計，還是漠于關(guān)心孩子的情感需要。這期間，魯迅的情感虛空，“父親”、“母親”的缺席，始得“長媽媽”作為童年魯迅身邊最親近的長親顯得格外重要。

　　長媽媽是一個“沒有了孩子，生活在底層”的“普通鄉(xiāng)下婦女”，保持著“生的堅韌”和對生活的熱愛，對于“我”一個幼小者，更是表現(xiàn)出長媽媽作為“人之母”給童年魯迅所帶來的“不會重來的童年時光”。[20]在與“長媽媽”平等的相處中，“往往心中涌出那人性中固有的的，早已被壓抑了的親情�！卑�青對“我的保姆——大堰河”滿懷深情，“呼喚逝去的母愛，”魯迅對“長媽媽”的追念，也正是追念 “獨有這一份慈愛�！盵21]而最后的仰天長嘯：“‘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懷里永安她的靈魂’，這在魯迅作品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22]在我們的閱讀經(jīng)驗里，不止一次從魯迅的語句里讀出這樣的誤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您懷里永安我的靈魂”。不僅僅請求“地母”來“永安她的靈魂”，還有“我”的靈魂的安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她”與“我”的置換，體現(xiàn)了作者對“搖籃一樣安全寧靜的母親”，巨大的想像。

　　“想像”，是我們利用原有的表象形成新形象的心理過程。人腦在外界刺激物的影響下，對過去存儲的若干表象進行加工改造而成。人不僅能回憶起過去感知過的事物的物象（即表象），而且還能想像出當前和過去從未感知過的事物的形象。但想像的內(nèi)容總是來源于客觀現(xiàn)實”。所以上文中，魯迅對于“長媽媽”，還有下文對于“藤野先生”的“想像”是建立于真實世界的“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與升華。

　　如果說對于魯迅有深厚情感的“長媽媽”是一個“母者”的形象，那么，“藤野先生”在魯迅精神世界更象一個“父者”。據(jù)俞芳的回憶，“被稱為‘老虎尾巴’的那間房子掛著一張陌生人的照片”，魯迅先生告訴她，“這是他在日本讀書時的老師——藤野先生”，“特別是藤野先生對他的關(guān)心”，“言談間流露出他對藤野先生無限敬仰的深情”。[23]在魯迅豐富的人生歷程中，為什么能夠?qū)Α跋壬�”念念不忘？在《藤野先生》這樣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里，魯迅傾注了最為深厚的情感，最為深切的懷念，用超越理性的曲筆抒寫了自己對恩師的記憶。在魯迅真情的筆下，他是那么“不完美”，著裝馬虎，不拘小節(jié)，甚至平凡，但是他親切，和藹，而又嚴謹，善良有“愛”，他對魯迅的教育與修正，關(guān)注與關(guān)愛，有師者的關(guān)懷，更有長者的情誼，從某種意義上講更象一個“父親”。

　　從宏大的意義上來說，“藤野先生的精神則在于他是為了中國和為了科學，希望新的醫(yī)學在中國能得到發(fā)展。這在當時還普遍存在歧視弱國人民的日本，確實是難得可貴的”，從魯迅個人的意義上講他認為，“他（藤野先生）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知道�！盵24]

　　我的閱讀和研究在這次重讀李歐梵先生的專著《鐵屋中的吶喊》中至為驚喜并得到驗證，“藤野或許是魯迅心目中第一位模范教師，對他的影響或可與章太炎（壽鏡吾先生）可比。魯迅整個童年缺少父親的形象（在“病”與“死”之后已消逝的父親），在藤野身上似乎找到了“父親”的代替人”。[25]在我們細讀文本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的“任性”、“敏感”和少年式的“自以為是”更象一個兒輩所面對的“父親”，他平等待人，循循善教，熱誠懇切，關(guān)心他的學習和心理狀況，對“周君”的國家也充滿了好奇，同情和焦慮，而他盡努力培養(yǎng)一個有德的中國青年的時候，魯迅卻選擇了離開，他不僅惋惜，“悲哀”而倍感“惜別”，那種無奈、無力、不舍與失落無不令人動容。幾十年來，藤野先生一直是魯迅心中“最為我感激，給我鼓勵”又“增加了生活和工作的勇氣”的人。魯迅逝后，藤野嚴九郎先生發(fā)表在1937年3月20日的《中流》的《謹憶周樹人君》，雖然他有意淡化和模糊過去以“淡忘”，“記不起來了”為由，“或是推托到去世的妻子”身上。這位深明大義的老人，他深知這其中利害，他不想自己和學生（如今是偉大的中國文學家）的關(guān)系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被日本軍方和政治勢力所利用[26]，為了他，為了“周君”和“中國人”，表示出與魯迅的心靈相通，但字里行間還是讀出一個老人深切的愛、關(guān)懷與不盡的思念。

　　三、魯迅精神世界及文本里的“父親”、“母親”

　　無論是魯迅高呼“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還是《朝花夕拾》中“父親”、“母親”的影像，魯迅在其精神世界和靈魂掙扎中，在新舊傳統(tǒng)的糾纏中，總有一個中國文化的革新與現(xiàn)代化文明進程中的“文化想像”，關(guān)于“父親”與“母親”的想像，是“親”，還是“敬”？是“孝”還是“愛”？這個飽受舊禮教舊傳統(tǒng)舊制度摧殘的魯迅，試圖徹底摧毀舊堡壘，同時也“建”構(gòu)建出更加合理更加人性新的秩序。所以，在《朝花夕拾》這個較為成熟較為系統(tǒng)的文本里，始終出現(xiàn)著人物與“父親”、“母親”的鏡頭上的交錯為切換，由“藤野先生”和“長媽媽”所引發(fā)而構(gòu)建的“文學想像”。

　　這種“人間至愛者”的形象，無論朋友、保姆、“老師”，還有隱藏乎其間的若隱若現(xiàn)的“母親”，生與死的之間，被愛與愛之間，是一種“父親”、“母親”與“我”的心靈對話，從而在灰暗的渺茫的廢墟里構(gòu)建出“我的所愿”：“我們該如何做父親？”“我們該如何做母親？”“我們該如何做人？”這樣一些現(xiàn)代中國沉重的誰都無回避與且不能不面對的審慎的話題。因為“母親”按舊風俗給魯迅娶了朱安，在情感生活上幾乎毀了魯迅一生，所以魯迅晚年一再強調(diào)”母愛的偉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27]在魯迅的精神世界中，不合理的“必然死亡”，而合理的自然的健康的“愛”必然新生。而真正的“愛”是非社會因素的，非功利的，沒有條件的，那是建立在“自然、親切、和諧、寬松的”平等的基礎(chǔ)之上。而因舊制度舊禮教而促使“父親”、“母親”靈魂的缺席，“長媽媽”、“藤野先生”作為“人間至愛者”，是作者記憶中最可寶貴的”慈愛。

　　在現(xiàn)實生活中，魯迅是一個孝子，對于“父親”、“母親”（尤其是母親），他是一個能盡責的長子，能盡孝的兒子，能聽話的小輩。我們不能二元對立的說，魯迅對“父親”、“母親”沒有“愛”，而這種“愛”加上“敬”，是視覺上的錯覺，還是情感上的隔膜？而在魯迅文本和記憶里，“父愛”、“母愛”又是怎樣的呢？

　　“我很愛我的父親”[28]魯迅對于父親的記憶里，“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長不大，不到一歲，便領(lǐng)到長慶寺里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而且還有一個“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她的孩子們就來和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原因�！盵29]魯迅是一個敏感而偉大的“愛”者，對他哪怕是有一點點的好，他都終生記著，時常念起但同時他也從來沒有膜視過任何一個“愛”者，他的“師母”的“愛”是童年魯迅“母親”的瞬間轉(zhuǎn)移。（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所“愛”者，多半都有點所謂“缺點”的而又平凡的人，如這個師母，是一個寡婦嫁給了自己的“和尚師父”，但是他們真誠，有心敢愛，是真正的“人者”）。

　　魯迅三歲時，為他辦了一個“種牛痘”的儀式，“我的父親抱了我”，還“送給我兩樣玩具”，其中有“最可愛的萬花筒”，[30]“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唯一的記念”。[31]兒童時代，在關(guān)于“父愛”有限的記憶魯迅都記得極為清楚，在周作人的記憶里，“父親”是一個“嚴正”、“寡言笑，小孩少去親近”的人。[32]魯迅十六歲那年，病倒后又“捱”了四年的“父親”病逝，年三十七歲。

　　對于“父親”美好的印象在接二連三的家庭變故中尤其是“父親”的病中消解， “父親”在病中的印象，對于魯迅是極為慘烈、無助而惶惑的�！爱敳�宜公（父親）病到醫(yī)藥無效的時候，”他就常常到一個本家煙盤里“去吸鴉片救急”，這時魯迅的母親“就牽著幼小魯迅的手，到那家窗外去暗中察看，看到伯宜公確實在那里，母親仍然牽了他的手，擦著淚回到了自己家中。”“由于祖父的官司，父親的醫(yī)藥，經(jīng)濟狀況早已破產(chǎn)，加上鴉片的負擔，”對于本應是“泰山”一樣可以依靠的“父親”，不僅不可能給他們母子可以依靠的肩膀，相反，少年魯迅這雙稚嫩的柔弱的肩，要扛起這無法承受的整個家族破敗后的重負，“父親”強有力的形象在少年魯迅心目中的倒塌對于他內(nèi)心的悲涼、無助是可想而知的。而“父親”曾經(jīng)是作為一個絕對權(quán)威的“家長”存在的，而前后兩者形象的悖立是摧毀魯迅對人生理想沉沒大海的碑石。

　　對于“母親”，在魯迅的散文里少有提及，小說《故鄉(xiāng)》的母親平靜而安祥，《社戲》里則是一個年輕婦女的形象，是非常可親可愛的。在魯迅曾構(gòu)想的“母愛”一題的散文因早逝而缺席，留給我們巨大的懸念。閱讀俞芳等魯迅母親晚年的親近者所提供的材料來看，魯迅曾對母親說過：“阿娘，是苦過的�！眓這是魯迅對少年時代“母親”的印象。對于老人，魯迅是非常的“敬”而“孝”的。關(guān)于魯迅婚姻，“當時我（母親）為大先生（魯迅）訂了親，事后才告訴大先生。他當時雖有勉強，但認為我做了主，就沒有反對”，結(jié)果，魯迅和朱安，“那位心地善良的舊式婦女”，同樣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者”，而后來“母親”對“主持這門親事很后悔”，但也“無能為力”，在舊制度和封建禮教面前。再也無法“挽回和改變這個局面了”。朱安孤寂一生，落落寡歡，郁郁死去，魯迅和許廣平也僅過了十年“人”的生活。

　　曹聚仁在《我與魯迅》中記載：

　　一九一九年，魯迅曾接到過一位少年寫來的一首新詩，題名《愛情》……“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父母給我討老婆……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地住在一塊兒罷’”魯迅看了說：“對于我有意義”，認為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真聲音。他寫了一段隨感錄說：“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xiàn)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jié)了幾千年的舊帳”。[33]

　　魯迅一生，因為“母親”所“送”給自己的一樁“死”的婚姻，給他帶來的苦痛難言，是一生無法正面言說的話題。而魯迅在憶舊的散文中，也多寫“關(guān)于‘愛’與‘死’的體驗與思考”，魯迅在介紹珂勤惠克的一幅版畫時，認為“這婦人則是全作品中最偉大的一人”。那種對生命由“生”而“死”的幻滅與絕望，“可以看作是魯迅散文的象征與縮影，這里的‘婦女’、‘慈母’無疑是‘人間至愛者’”，他的散文既有對“長媽媽”（《阿長與<山海經(jīng)>》）和藤野先生（《藤野先生》）“人間至愛者”的“愛”，也有對親人“父親”（《父親的病》）由“病”而“死”的無助與傷痛，還有面對“母愛”的無言。在魯迅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里，“彌漫著‘慈愛的主題’”，而當他的“心境”蕪雜、陰暗和寂寞的時刻，更需“要用‘愛’來醫(yī)療心靈的創(chuàng)傷”。[34]這也是《朝花夕拾》在魯迅精神世界存在的意義。

　　四、“父親”、“母親”、“立人”——我們該如何做“人”？

　　從一九○七年魯迅發(fā)表論文《文化偏至論》首次提出“首在立人”思想，到一九一八年在《狂人日記》里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一年后，他又發(fā)表了《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再到一九二六年，回憶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出版——這個標志性建筑的經(jīng)典意義在于他與朱安的舊的死的婚姻走向墳墓，而他與許廣平“人”的生活剛剛開始，形成一個關(guān)于“人”、“孩子”、“父親”（包括隱在其后的“母親”）的特殊意象�！案赣H”、“母親”作為舊禮教、舊制度的代表（也是犧牲者）具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因子的舊的文化象征。而舊禮教舊制度必須要打破，新的文化需要構(gòu)想與建立，那種活潑的、健康的、平等的、“人”的代表者建立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文化想像，無疑是“藤野先生”、“長媽媽”，他們都是平凡的人，無私有“愛”的“人”。而這樣的文化想像給魯迅一生帶來至為美好的回憶。由此也給我們提出一些關(guān)于“人”的命題：我們現(xiàn)在該如何做“父親”，我們該如何做“母親”，我們該如何做“人”？

　　魯迅深知，自己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35]但他作深刻的思想者、舊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接受者和批判者，他擔負了“啟蒙者”的角色。中國是一個“鐵屋子”，只有“吶喊”才可以使“民眾”自覺，只有“啟蒙”才可以“立人”，通過“人”的“個性解放”，進而達到“國民”乃至社會群體的“覺醒”，使中國青年做“真的人”，“完全的人，[36]過自由和平等的生活”，而以“五四”為標志的啟蒙主義運動，正是魯迅“立人”思想的“深化與發(fā)展”。[37]

　　魯迅認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這種“不攖”的理想，“規(guī)定著世世代代的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方式，”讓“人們既不要去直面或改變嚴酷的現(xiàn)實，又不要坦誠地披露或觸動內(nèi)心中真實的思想，而只沿著一條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軌跡，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與思想”，人就成了“硬化的精神狀態(tài)。”尤其在舊的中國的社會秩序，“植根于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的社會基礎(chǔ)上，它維護著父系家長制度”的絕對權(quán)威，“尊者和貴者的旨意，無論有多么的荒謬，也都不能加以違抗，”由此“獨斷性所造成的奴性主義”與“人間悲劇”給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制造了一個極端痛苦的世界。[38]魯迅在現(xiàn)實世界飽嘗苦痛，所以在唯一的“回憶記”里，“父親”身影的單薄與“母親”的缺席就不足為奇怪了。

　　魯迅在評論他一向很推崇的譯《天演論》的嚴復先生的言論時，表現(xiàn)出極為激烈很不以為然的言辭，他認為，中國的“父親”，“小的時候，不把他（孩子）當人，大了以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做不了人”，[39]他認為，中國的“父親”不是“人”的父親，而孩子也不是“人”的萌芽，“教育孩子”使之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是“人”的“父親”所擔負的歷史使命。

　　魯迅在強調(diào)“人”的“精神領(lǐng)域的徹底解放，”解救那些在“封建專制制度束縛”[40]下的“人”，對“精神獨立”和個性解放，和“科學啟蒙”的討論是終其一生的；
魯迅的“立人”思想的根本確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消極因子的“破”與新文化的建立，對“啟蒙主義”的高舉與深入，對“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做了異常深刻的思考與切實的工作，是“五四”文化與現(xiàn)代精神的深入與“落地”，因而，魯迅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啟蒙思想相遇的歷史關(guān)頭，在中國文化由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歷史作用。

　　同時，從魯迅文論到魯迅小說，從魯迅雜文到魯迅散文，都表現(xiàn)出魯迅思想極其豐富的一面。魯迅散文《朝花夕拾》，作為魯迅一生唯一的“回憶記”，其情感生活的豐富性與文化內(nèi)涵的多樣化是不言而喻的，他即有“智性的批判，”也有“理性的記述”，更多是“自然的滲透”。無論是“故鄉(xiāng)”，還是“社會”，無論是“鬼”，還是“人”，無論是“藤野先生”、“長媽媽”，還是“父親”、“母親”，都表達出魯迅作為“人之子”，追溯到人類最為終極的“人者”，回歸到人類最為本真的“愛”，是新文化時代中國的“父愛”、“母愛”是人間的“大愛”。

　　重讀魯迅的憶舊散文《朝花夕拾》，就作品本身而言，是魯迅“談自己的過去的追懷”，因而“個性特征和感情色彩都很鮮明”，作品不僅“熱情坦率，縱意而談”，同時，“在平靜樸素的敘述中滲透了作者真摯的感情，在簡潔洗煉的文筆中有深長的韻味，雖為個人回憶，但有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因此，“在為數(shù)眾多的現(xiàn)代散文創(chuàng)作中，它的藝術(shù)成就是創(chuàng)造性的，是中國現(xiàn)代散文中“文化遺產(chǎn)”與“典范”。[41]從思想的內(nèi)涵與外延，語言藝術(shù)風格而言，它有“從容自然”、“縱興閑談”的“雍容風格”，“平靜而善意”的“幽默的情趣”，“典型”而“顯著”的“洗煉和簡單味”，《朝花夕拾》所表現(xiàn)出來的“格式新穎、藝術(shù)手法多樣而高超”，不僅“豐富了現(xiàn)代散文的表現(xiàn)形式”，[42]而且也表現(xiàn)出他作為思想家與中國現(xiàn)代散文大師所帶給我們近百年來的巨大“饋贈”。魯迅在散文寫作的“功力，”表現(xiàn)出他超凡脫俗的“卓越才華，”他“駕馭散文的修養(yǎng)”來自于他深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積淀和平等、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他不僅有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而且對各種社會現(xiàn)象有敏銳的觀察力”，[43]因而是“十分全面”的“既能寫出具有抒情意味的散文，又能寫出具有哲理氣息和喜劇格調(diào)的散文，他既能寫出展示內(nèi)心感受和圖景的散文，又能寫出描畫社會人生和風俗世俗的散文，”魯迅，“不僅表現(xiàn)于他卓越的天賦，”深遠的“社會理想，”而且根植于現(xiàn)代中國之上，他“接受了西方近代系統(tǒng)的啟蒙主義理論主張，使他具有充分的可能牢固地貫徹現(xiàn)代觀念”，[44]所以，魯迅散文作品的深刻、思想的深遠就不難理解了�！冻�花夕拾》和相關(guān)風格的魯迅文本作為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經(jīng)典之作和魯迅小說和雜文一樣，是現(xiàn)代中國中最為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思想資源，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魯迅散文《朝花夕拾》作為中國現(xiàn)代散文最為重要的文本，希望引起更多研究界與學術(shù)界的前輩與同仁重視、研究與討論。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國內(nèi)訪問學者，指導老師：溫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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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馮雪峰：《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段回憶》，魯迅博物館：《魯迅回憶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5-696頁。

　　[②]魯迅：《墳·題記》，《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版，第3頁。

　　[③]魯迅：《熱風·隨感錄四十三》，《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④]王瑤：《魯迅作品論集·論<朝花夕拾>》、《王瑤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304頁。

　　[⑤]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235頁。

　　[⑥]魯迅《朝花夕拾·狗·貓·鼠》，《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221頁。

　　[⑦]王瑤：《魯迅作品論集·論朝花夕拾》，《王瑤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頁。

　　[⑧]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頁。

　　[⑨]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頁。

　　[⑩]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頁。

　　[11]魯迅：《朝花夕拾·五猖會》，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頁。

　　[12]魯迅：《朝花夕拾·五猖會》，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3頁。

　　[13]魯迅：《朝花夕拾·瑣記》，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頁。

　　[14]林非：《中國現(xiàn)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頁。。

　　[15]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版，51頁。

　　[16]錢理群：《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名著導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頁。

　　[17]溫儒敏：《<朝花夕拾>風格論》，《文學課堂：溫儒敏文學史論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頁。

　　[18]錢理群：《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名著導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頁。

　　[19]傅德岷：《中外散文縱橫記》，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頁。

　　[20]孔慶東：《正說魯迅》，北京：中國海關(guān)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頁。

　　[21]黃喬生：《阿長與山海經(jīng)解說》，《走進魯迅世界（散文卷）》，北京：北京工業(yè)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22]錢理群：《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名著導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頁。

　　[23] 蕭紅等：《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頁。

　　[24] 王瑤：《魯迅作品論集·論<朝花夕拾>》，《王瑤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

　　[25]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頁。

　　[26] 同③

　　[27] 錢理群：《魯迅散文全編序》，汪暉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論魯迅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2年版，第249頁。

　　[28] 魯迅：《朝花夕拾·父親的病》，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頁。

　　[29] 魯迅：《且介亭雜文未集·我的第一個師父》，《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96-598頁。

　　[30] 李何林等：《魯迅年譜》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頁。

　　[31] 錢理群：《魯迅散文全編序》，汪暉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論魯迅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2年版，第249頁。

　　[32] 周作人：《關(guān)于魯迅·魯迅的故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n 蕭紅等：《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頁。

　　[33]曹聚仁：《我與魯迅》，南京師范學院《文教資料簡報》，1980年，4月總第100期。轉(zhuǎn)引自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魯迅博物館：《魯迅回憶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頁。

　　[34]錢理群《魯迅散文全編序》，汪暉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論魯迅（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51頁。

　　[35] 魯迅：《吶喊·狂人日記》，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55頁。

　　[36] 林非：《魯迅和中國文化（修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37] 林非：《魯迅和中國文化（修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

　　[38] 林非：《中國文庫·魯迅和中國文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頁。

　　[39] 魯迅：《熱風·隨惑錄二十五》，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11頁。

　　[40] 張夢陽：《中國文庫·中國魯迅學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628頁。

　　[41] 王瑤：《魯迅作品論集·論<朝花夕拾>》，《王瑤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20頁。

　　[42] 溫儒敏：《朝花夕拾>風格論》，《文學課堂：溫儒敏文學史論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03頁。

　　[43] 王瑤：《魯迅作品論集·論<朝花夕拾>》，《王瑤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頁。

　　[44] 林非：《林非論散文》，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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