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嚎歌”與對文革的“選擇性記憶”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絕大多數受害者其實是在遺忘而不是在記敘他們身受的具體的迫害。
心理學上有“選擇性記憶”的說法，是指人對往事記憶有選擇性的傾向。這種傾向之一，是人可能選取感到愉悅的事情記住，而將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對曾造成巨大心理創(chuàng)傷的事情的記憶，會被徹底壓抑，結果可能導致記憶消失，也就是遺忘。
我做文革歷史調查時遇到的一些事情，這個說法可能予以解釋。使用這個說法的時候特別應該強調，這里所說的“選擇”是當事人在無意識中做出的，并不是當事人由于價值標準或者利益考量有意作出某種“選擇”。比如，罪犯常常想方設法隱瞞罪行以逃避懲罰，他們故意抹煞事實，無法自圓其說時就謊稱“忘了”。那種行為不屬于這里說的心理學上的“選擇性記憶”。
“文革”中有個“歌”，這個特別的“歌”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中學生紅衛(wèi)兵創(chuàng)作的，他們強迫學�！皠诟年牎薄置皩Ｕ牎薄械睦蠋焸兂�。因為歌詞的前兩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這個歌就被叫做“牛鬼蛇神歌”。需要附帶說明的是，“牛鬼蛇神”一語是“文革”中用得最為普遍的對打擊對象的稱呼，雖然這一詞語典出于唐詩，原意指的是化妝游行中的角色，與“敵人”或“壞人”毫不相干。這首歌又被紅衛(wèi)兵稱做“嚎歌”，因為唱這首歌的人已經被他們認定為“牛鬼蛇神”，不再被當作人，對這首歌也就不能“唱”，而只能和動物一樣“嚎”。
這首歌在１９６６年流傳極廣。我做調查并寫作《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時發(fā)現，當時每個學校都有一批老師被打成“牛鬼蛇神”，占老師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以上；
每個學校都建立了校園勞改隊；
因此，每個學校都有一批人被迫唱“牛鬼蛇神歌”。不但北京的學校如此，外省的學校也如此。雖然“嚎歌”從來沒被發(fā)表在當時官方的正式出版物里，甚至也沒被印在紅衛(wèi)兵組織的小報上（有一些地方鉛印了），卻流傳全國。這里的原因值得思考。是在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整體氣氛中，特別是通過毛澤東以巨額財政支持進行的全國“革命大串連”，這樣的“歌”才不脛而走風行全國。
有幾年間，我一直想抄出這個“歌”的全部“歌詞”。于是，我詢問了數位當年曾經作為“牛鬼蛇神”入過“勞改隊”也被迫唱過這個“歌”的老師�？墒撬麄兌几嬖V我，他們只記得開頭的兩句，也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至于后面是什么，他們都說想不起來了。我很失望。
在訪談過多位老師之后，除了我原來就已經知道的開頭兩句之外，我未能記下這首“歌”的任何別的詞句。這使我困惑。這幾位老師都不像是故意不告訴我。這也沒有必要。因為時間已經是文革之后，不再會像在文革期間那樣，僅僅批評幾句文革就會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他們顯然是真的想不起來了，真的忘了。
然而，他們也并不是因為頭腦受傷而忘了這個“歌”。我所訪談的幾位老師，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少折磨，“文革”后頭腦都還清楚好用，依然擔任教書工作。在文革中，有的老師被毒打或者折磨后精神失常，幾十年都不能恢復。比如北京第八中學的韓九芳老師，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嚴重打傷，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得了敗血癥，幾乎死掉，而且此后一直行動不便，神志不清，長期坐輪椅。我詢問的這幾位老師并不屬于這種情況。他們雖然曾遭受毆打和折磨，但后來的健康狀況還好，有的至今看起來還博聞強記，所以不能用“年老糊涂”或者“腦力不濟”來解釋這種遺忘。再說，當他們被打成“牛鬼蛇神”并且被強迫唱這首歌的時候，正值三十多歲的壯年時代，并不在只能記遠事不能記近事的年齡。
當時，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們每天被迫唱這個“歌”，而且一天不止唱一遍；
有時個人唱，有時集體唱；
如果被認為唱得不夠好——不是指音調不準或者聲音不清，而是紅衛(wèi)兵不滿意——還會被罵被打或者遭到體罰。這樣反復“嚎”過的只有十來句的“歌”﹐十年多一點之后就被完全忘掉了，似乎不可思議。
我那時能想出的唯一的解釋是，可能是１９６６年夏天發(fā)生的更可怕的事情，淹沒了這個“歌”在人們記憶中的位置。根據我做的調查，在調查所及的分布于北京和各省的學校中，無一例外都發(fā)生了打老師的事情。大批老師被嚴重打傷。一批老師被活活打死。還有一批老師在被打被侮辱之后“自殺”，這里的自殺二字必須加上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而且，這些老師不是被陌生人用子彈射殺的，而是被他們學校中的學生用銅頭皮帶和棍棒等打死的，因而殺人場面更為殘酷可怕。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的生物老師喻瑞芬，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的美術老師陳葆昆，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萍，都被紅衛(wèi)兵活活打死，而且在他們被打死以后，還強迫其它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動手打死者的尸體。在那一時期，當這種近在咫尺的死亡和暴力虐待的恐怖籠罩著老師們，“嚎”這樣一個“歌”遠不是最嚴重的迫害。他們也許只是機械地重復地做了紅衛(wèi)兵強迫他們“嚎”的，他們的注意力卻首先必須集中在忍耐肉體的疼痛以及設法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猜想，在今天的生活中，我們會覺得被強迫唱這樣一個自我侮辱的“歌”是一種極其嚴重的虐待和折磨，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的“紅八月”，與被虐殺相比，這就成了相對細小的事情。再加上時間的流逝，原本就有限的記憶可能就像石頭一樣風化破碎縮小，以致在文革發(fā)生十多年之后，就沒有人還記得住像“嚎歌”歌詞這樣的細節(jié)。
盡管在我看來，這樣的“細節(jié)”絕不細小，其體現了“文革”時代的氣氛、情勢和實質，但是在問過多位老師均無結果之后，我?guī)缀跻呀浄艞壛藢@首“歌”的歌詞的追尋。
幾年后，當我發(fā)現當年的中學生卻記住了“嚎歌”歌詞的時候，我才對這一“遺忘”有了進一層的理解，才認識到那一代人在肉體創(chuàng)傷之外所遭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有多么深重。
那是1994年，我在電腦網絡上作問卷調查，總題目是1966年夏天學校里發(fā)生的暴力迫害。考慮到當時會使用網絡上的人，年齡最大的在１９６６年也只可能是學生，不會當過“牛鬼蛇神”，所以設計問卷時只問了他們所上過的學校在“文革”中是否發(fā)生了打老師的事情，卻未想到過可以詢問“嚎歌”歌詞。我的腦子里似乎有了一種定見（顯然是錯誤的）：如果“嚎”過此“歌”的人都不能記得它，沒有唱過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一位網友，也是１９６６年的一個中學生，很快給我回了電子信，不但回答了我在問卷上問的問題，并且說還記得一些別的文革往事，比如還會唱“嚎歌”，可以寫出“嚎歌”的詞和曲。我立即去信請他寄來。于是這首被遺忘了的二十八年前的“歌”通過計算機網絡被送了過來：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 有罪，人民對我 專政，
｜6 5 3 3｜2 2｜
我要低頭 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我要是亂說 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爛 砸碎
我這才意識到，這個“歌”并沒有因為年數已久而無人能記得。多年搜尋未得，在一個未曾期待的情況下，卻一下子找到了，而且有詞有曲，幾乎令人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之感。
我把這個意外的發(fā)現告訴一個熟人，她也是１９６６年的中學生。沒想到她對我說，“我也知道啊。你為什么不早問我？”于是，她也寫出了她記得的詞和曲。雖然兩個人文革時住在不同的省市，但寫出的“歌”詞一模一樣，只是樂譜略有不同。
由此，我突然醒悟到，當初我找錯了人。要了解這個“歌”，不能只問那些當過“牛鬼蛇神”而被迫唱過這個“歌”的老師，卻該問那些沒當過“牛鬼蛇神”的學生。果然，后來我又問到三個當年的中學生，他們不但會唱整首“歌”，而且有人還知道誰作了這個“歌”，因為當年這被當作榮譽和功績來夸耀。
一位１９６６年時１５歲的被訪者告訴我，他那時唱過這個“歌”，不是因為成了“牛鬼蛇神”而被強迫唱的，是和同齡的小伙伴一起鬧著玩兒的時候唱的。他那時因為家庭出身不夠“好”，沒有資格參加紅衛(wèi)兵組織，也沒有強迫別人唱“嚎歌”的特權。但是他的家庭出身當時也不算“壞”，所以也沒有當“狗崽子”的壓力。學校不上課，一般的學生有很多時間玩。他和他的小伙伴把這個“歌”里的“我”都改成了“你”，他們嘻嘻哈哈，互相對唱：“你是牛鬼蛇神。你是牛鬼蛇神�！薄澳阌凶�。你有罪�！薄鞍涯阍覡�砸碎, 把你砸爛砸碎�！�
由此看來，當時的年輕學生能記住這個“歌”，在二十年后還能清清楚楚地寫出來，不光是因為他們年輕記性好，而且是因為這個“歌”對他們的意義完全不同。他們唱時心情輕松，沒有沉重之感。相反那些被強迫唱過這個“歌”的老師們，感受完全不同。對“牛鬼蛇神”們來說，這絕不是鬧著玩的事兒。今天我們從“歌詞”仍能看出，這是大侮辱，是重傷害；
從“歌譜”也可以看出，這種古怪的曲調，意味著一種多么嚴重的自我丑化和自我詛咒。每個正常的人，如果被強迫“嚎”這個“歌”，一定都會感到強烈的羞辱感、壓抑、憤懣以及恐懼。
�。保梗叮赌辏冈拢等�，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wèi)兵學生發(fā)起“斗爭會”，把五名學校教學負責人掛了牌子并戴了高帽子游街。有人強迫副校長、語文老師胡志濤敲一只鐵皮簸箕并說“我是牛鬼蛇神”。她不開口。有人再逼她，她還不肯說“我是牛鬼蛇神”，卻只肯說：“有人說我是牛鬼蛇神。”于是，她馬上就遭到毒打。那一天胡志濤老師被打成重傷骨折。另一位副校長卞仲耘，一個五十歲的微胖的總是和和氣氣的女性，四個孩子的母親，被活活打死。
在８月５日胡志濤老師拒絕說“我是牛鬼蛇神”而被毒打之后，以“我是牛鬼蛇神”開頭的“嚎歌”很快就被作了出來。作者是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wèi)兵。隨著紅衛(wèi)兵組織在各學校全面興起，隨著暴力迫害全面升級，有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為其開道，“嚎歌”不但立刻流傳于北京的大、中、小學，而且流傳到全國。無數人被迫唱過這個“歌”。所有的不幸被指控為“牛鬼蛇神”的人，不但要忍受外來的暴力折磨和羞辱，而且要被迫自我詛咒，表示對懲罰的心甘情愿的接受。
把“嚎”這樣一個自我侮辱的“歌”，和其它折磨如游街、體罰、剃“陰陽頭”（剃去半邊頭發(fā)）、勞改、毆打甚至打死結合起來施行，確實在歷史上難見先例。在傳統的戲文和小說中，被下獄、被殺頭的囚犯，有的還慷慨陳詞，或者大喊大叫說一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之類的話。當然，這可能是戲曲和小說里的夸張描寫。但是確實未見有記載說，古代施刑之外，還要強迫囚犯寫無數的自我檢討或認罪書，還要強迫他們用古怪難聽的腔調主動要求“把我砸爛砸碎”。在世界歷史上，在希特勒的集中營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勞改地，在虐殺生命方面是同樣殘暴的，但是沒有強迫囚犯這樣自我詛咒。把心理的摧殘和肉體的折磨這樣結合使用，是前所未有的對人的尊嚴的徹底毀害。
在“文革”時期，中國的報紙雜志寫到“文化大革命”時總是要千篇一律地在前面冠以“史無前例”四個字，以標榜其偉大。如果“文革”確有如此特性，那么對人的生命的蔑視和對人的尊嚴的蹂躪程度一定是其中主要的特征之一。
我訪問過的一位老師，在“文革”中被關押并“勞改”了十年。整整十年未有機會作研究，甚至沒有機會接觸書本。“文革”后恢復了教職，還發(fā)表了學術專著，那些十多年未用的數學公式之類，他都能回憶起來并且運用自如，可是十來句“嚎歌”歌詞，卻無論如何努力也說不完全�！昂扛琛备柙~被如此遺忘，其實顯示了當年被指為“牛鬼蛇神”，被逼迫“嚎”過 “牛鬼蛇神歌”人，他們在心理上遭到的創(chuàng)傷，有多么深重和巨大。
當文革監(jiān)禁和殺戮的真相還未能被記載的時候，這種心理的創(chuàng)傷就更得不到關注了。心理的創(chuàng)傷也許不象肉體的創(chuàng)傷那樣有明顯的疼痛癥狀，但是對人的傷害是很深很重的。我不是心理醫(yī)生，但是我對文革幸存者的一些案例觀察，已經讓我認識到這一點。
“嚎歌”對１９６６年時的中學生卻不會有深重的心理陰影。被迫唱“歌”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老師。昔日管束教訓他們的人，此時卻成了可打可罵的“牛鬼蛇神”，非人類。當時學生對老師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參加紅衛(wèi)兵，也并不是所有的紅衛(wèi)兵都動手打了老師。但是即使對那些遠離“革命行動”的學生﹐當時也會有一種擺脫了老師和考試的束縛的解放感。他們的內心并不拒斥記住“嚎歌”這樣的東西。
我想，在“嚎”過“牛鬼蛇神歌”的老師們不能記憶這個“歌”的故事，很可以給所謂“選擇性的記憶”的說法提供一份相當有力的證據，說明人對所經歷的傷害與羞辱的往事，如何趨向于在記憶中進行壓抑、鎖閉與埋沒，尤其是造成巨大創(chuàng)傷的往事。
現在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現在發(fā)表出來的“文革”故事多由受害者所寫，所以強調負面的東西過多。另一種則認為，關于“文革”的黑暗面，寫出來的比實際發(fā)生的輕得多。這里我不想全面評價這兩種說法。但是根據我自己記錄“牛鬼蛇神歌”的經驗，我以為后一種說法比前一種離事實近得多。絕大多數受害者們其實是在遺忘而不是在記敘他們身受的具體的迫害。很多往事，像“嚎歌”一樣，可能在未被寫出之前，就被遺忘了。
從“嚎歌”的故事，我們也能看到歲月的流水并不同等地消磨不同的個人對某個時代的記憶。老師們對“嚎歌”的遺忘與一些學生對“嚎歌”的記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告訴我們，與時間的消蝕作用相比較﹐心理的選取作用對記憶的影響更大。
還可以看到，文革時代的學生記住了“嚎歌”歌詞，但是他們也遺忘了很多。比如，對受難者的遺忘，對學校中的暴力和打人的事情的遺忘，在學生中就比在老師中普遍。在調查中問到當年的學生人有關文革記憶的時候，有的人如果不加特別詢問，想不起來談及學校里發(fā)生的暴力迫害。經過提醒，才說:是啊，有過這樣的事情。
還要強調一次的是，這里說的只是一般人的無意識的遺忘。至于一些積極參與暴力迫害的人，一些在文革中充當了驅動力量的人，在關于文革的回憶文章中不提暴行，不提死者，那是另一種性質的事情。那是“故意的遺忘”，不屬于這里所說的心理學上的無意識的遺忘。
對“文革”的“選擇性的記憶”，或者也可稱作“選擇性的遺忘”，還可見于出自別的原因的其他現象中。關于“嚎歌”的記憶，只是適合于用這個理論解釋和說明的例子之一。
發(fā)表于網上刊物《人與人權》2006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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