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當下中國正處于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結構之中。全球化時代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外部環(huán)境，事實上也對中國社會科學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和機遇。本文擬以“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為題對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zhàn)略予以初步探討。我將主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全球化時代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的可能性；
第二，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第三，制約當下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兩大“瓶頸”及其克服。經由這三個問題的討論，我試圖指出：我們必須樹立一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看到全球化背后存在著的“話語爭斗”和“文明沖突”；
而作為中國的“思想庫”和“智力庫”，中國社會科學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向世界”。但是，當下社會科學界存在著的“西方化”傾向和“唯學科化傾向”確實制約著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兩大瓶頸；
為了履行中國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并讓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我們必須克服上述兩種傾向，以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對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質發(fā)言，進而為世界學術做出我們的貢獻。

　　一、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戰(zhàn)的結束和鐵幕的消失而導致的意識形態(tài)之戰(zhàn)的所謂結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漸從兩個向度上凸顯出來。第一個向度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向市場經濟轉型，使二戰(zhàn)以來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相互依賴的趨勢更加明顯，并且在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組織這三架馬車的支配下以及經由全球性問題的增加或人類共同危機的出現(xiàn)而表現(xiàn)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國家的色彩，一如羅伯特•賴克所指出的，“我們正經歷一場變革。這場變革將重新安排新世紀的政治與經濟。屆時將不存在國家的產品或技術，不再有國家的公司、工業(yè)乃至國內經濟等等這些為我們熟知的舊概念。國家的邊界以內將只剩下組成這個國家的人民�！�…而全球經濟的離心力正試圖拆散把一國的公民們聯(lián)系在一起的紐帶。”[i]實際上，每一個國家和全世界數(shù)十億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帶來的往往是相當劇烈的改變，[ii]而其影響的程度和意義，幾乎是舉目所及且無所不在的。

　　第二個向度則表現(xiàn)為當代全球化問題的研究逐漸成了各個學科的“顯學”：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羅馬俱樂部”關于全球問題的研究報告[iii]發(fā)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iv]漸漸成了國際社會科學界使用頻率最高的概念之一，進而成為人們審視當下各種問題的新視角，甚至構成了人們知識生活的真正“語境”。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現(xiàn)代主義是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v]湯林森也認為，當后現(xiàn)代主義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態(tài)時，全球化理論卻悄然無聲地威脅著人們所珍視的信仰，它以其內在潛力來取代或迫使人們重新檢驗一些既定的有關社會和文化現(xiàn)實的分析結果。無論全球化是否會成為一種新的進程，它在理論上給人們所提供的新認識、極其豐富的理論意義以及頗具說服力的原理，都將對其他各種理論和觀點產生一些深遠的影響。[vi]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內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無論人們如何評價全球化，涉及的都是這樣一種強勢理論：以領土來界定的社會領域的時代形象，曾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在各個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會和科學的想像力，如今這種時代形象正在走向解體。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它導致人們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圖景所依據(jù)的領土社會化和文化知識的制度原則瓦解�！盵vii]

　　另一方面，關于“全球化”的學術研究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科學各個研究領域的一項核心論題，因為不僅當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和文化問題都與全球化這個論題緊密相關，而且當下在各種學術刊物上出現(xiàn)的以“全球化”為論題的研究（諸如全球治理研究、經濟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義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幾乎覆蓋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viii]關于西方論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維·赫爾德等人經由分析而給出的分類頗具有理論參考的意義。他們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論劃分為三大陣營：極端全球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極端全球主義者認為，全球化標志著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而在這個時代中，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舊的制度在經濟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過時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礎，而且市場也正在成為決定和解決所有問題的惟一力量。這種全球化觀點把經濟邏輯奉為圭臬，而且它所信奉的那種新自由主義還把單一的全球市場和單一的全球競爭規(guī)則的出現(xiàn)贊譽為人類進步的標志。懷疑論者則通過歷史比較的方法去證明甚囂塵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思”(myth)和天方夜譚，他們甚至用一種充滿懷疑的語氣指出，“全球化是一個適合于沒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話，但同時也是一個剝奪了我們的希望的神話�！盵ix]在他們看來，經濟相互依存的當代水平絕不是前所未有的，現(xiàn)有的經濟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型”，也沒有超過19世紀晚期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平，所以當下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因為它依舊停留在國際經濟的層面上。再者，當下的全球化進程并沒有擺脫控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國家政府的管制權力來確保經濟自由化的不斷推進。與上述觀點不同，變革論者的基本觀點則主張，在新的千年到來以后，全球化將是推動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快速變革的核心力量，而這些變革正在重新塑造著現(xiàn)代世界和世界秩序。與此同時，變革論者也強調，這種“變革更新”的方向并是不確定的，因為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本質上偶然的歷史進程。[x]但是在我看來，這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全球化理論給我們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它們各自關于全球化的觀點，而是它們極可能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提供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一如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晚近出版的《世界社會科學報告》指出：“全球化理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轉換，社會科學絕不可能再與從前一模一樣了�！� [xi]當然，更為重要的則是它們的存在本身為我們所提供的這樣一種啟示，即當下的全球化乃是一種可爭辯的過程。

　　對當下中國而言，伴隨著中國對世界的開放，尤其是在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進入世界體系以后，我們所關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孤立的中國，而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對于中國來說，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此前的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雖說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與其他國家交往或沖突，但是卻從未真正地進入過世界的結構之中——這意味著中國雖在世界之中卻在世界結構之外，是“世界游戲”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講，中國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是否發(fā)言乃是無甚意義的。然而現(xiàn)在的情形則大為不同了，中國經由承諾遵守世界結構的規(guī)則而進入了世界結構之中，成了“世界游戲”的一方。中國進入世界結構的根本意義乃在于，中國在承諾遵守世界結構規(guī)則的同時也獲致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fā)言的資格：亦即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對話者”或羅爾斯意義上的“虛擬對話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xii]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遵守世界結構規(guī)則所做的承諾本身，已經隱含了中國亦由此獲致了參與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規(guī)則的資格。

　　因此，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作為“思想庫”和“智力庫”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來講，全球化都是一個挑戰(zhàn)和機遇并存的時刻。對中國社會科學來講，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進入世界體系以后，我們事實上迎來了學術國際化和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新機遇。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僅使得西方理論對中國的支配關系與現(xiàn)代化時代的那種支配關系方式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事實上也為中國提供了修改世界結構游戲規(guī)則的機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參與其間的這一世界結構，對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種并非依賴“合謀”而是根據(jù)承諾的“強制性”支配；
這就是說，這種強制性所依憑的既不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合謀，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國就遵循當下世界結構所提供的規(guī)則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諾。[xiii]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那樣，中國進入世界結構的根本意義乃在于：中國在承諾遵守世界結構規(guī)則的同時也獲致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fā)言的資格。這種資格的獲得顯然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化和發(fā)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能否適應這樣的要求和把握這一機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貢獻出中國自己的根據(jù)中國的理想圖景，否則這種資格和機會對于我們來說，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形式資格而已。而僅僅依憑這種形式資格，我們則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來生活規(guī)則的方面做出中國自己獨特的貢獻，而只能要么擁抱西方的既有規(guī)則，要么退回來重談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國的傳統(tǒng)。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關于我們是誰、何種生活是一種善的生活、何種生活是一種可欲的生活、何種全球化是我們認為合適的全球化等這方面的理想圖景。顯而易見，在我們沒有這種性質的理想圖景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就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未來規(guī)則做出我們自己的實質性貢獻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在這個方面做出我們的貢獻，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事實上進入到了以探究“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為核心任務的新時代。

　　由此可見，我們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帶給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機遇，其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擁有自己關于中國和世界的理想圖景。然而，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現(xiàn)代性所主導的同質化、客觀必然的和封閉的進程，那么，顯然我們就永遠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圖景”的陰影之下。在這個意義上講，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挑戰(zhàn)與機遇，我們必須首先從理論上對全球化進行探究，亦即要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探討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的可能性。

　　我一直主張對全球化采取一種根據(jù)中國的“問題化進路”。我之所以主張采取這種進路，主要是以以下兩個理論預設為依憑的：

　　第一，當下的制度安排或社會秩序——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都不是人類的終極性制度安排或社會秩序，因此任何阻礙或反對制度創(chuàng)新或秩序重構的主張或視角都應受到反思和質疑；
與此同時，任何支持或捍衛(wèi)制度創(chuàng)新或秩序重構的主張或視角因而也同樣是一個必須接受審查或反思的開放性問題。根據(jù)這一預設，我們可以具體地認為，16-17世紀建構起來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亞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國秩序。但是，這種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世界秩序，雖說延續(xù)了數(shù)個世紀，卻依舊不是一種終極性的制度安排，因為它還存在著許多我們必須反思并考慮變革的問題。因此，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便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反思和變革的努力。換言之，在我看來，一般視角下的這種全球化時代是一種“時刻”（time），它試圖把我們從既有的“民族國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賴以為憑的關于世界的整個哲學理念中解放出來，并“命令”我們去重新思考和批判這種以“民族國家”為唯一基礎的世界秩序；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現(xiàn)在也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匆忙地得出結論認為，一般視角下的這種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種比“民族國家”世界秩序更優(yōu)、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種終極性制度安排或社會秩序，因此這種全球化本身——不僅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們所賴以為憑的思想基礎或意識形態(tài)——也在我們的反思和批判之列。[xiv]

　　第二，在我看來，在根本的意義上講，“全球化問題”并不只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話語的問題，是何種視角將支配我們審視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的問題。但是，從中國社會科學目前的研究來看，這個話語維度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論者論及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展開的。我個人認為，我們在被卷入一種所謂客觀的“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也介入了一場有關全球化的“話語爭斗”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其核心就是話語爭奪權的問題。而這場話語爭斗的關鍵意義便在于它向我們開放出了一個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面對的是誰的全球化？何種“全球化”？這不僅要求我們強調有關全球化的“問題意識”，更是要求我們強調一種由全球性與全球主義高度互動構成的全球化進程。這種要求所依憑的乃是烏爾利�！へ惪嗽谌�球化研究過程中所提出的這樣一種頗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廣義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種客觀現(xiàn)實，也不只是一種主觀建構，而更是一種主客觀的互動進程，而這三個不同的層次便是被分別稱之為全球性、全球主義和全球化的三個概念。[xv]顯然，這一分析框架的意義在于它給我們開放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維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關于全球化的話語爭斗維度。就此而言，我們必須對那種片面強調全球性或全球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們在面對各種因素繁復互動的問題的時候總是很隨意或者很習慣地把它們描述成一個極其片面的平面圖象？因此，將全球化問題本身做“問題化”處理的努力，不僅意味著我們意識到全球性和全球主義是一起出場的，而且還意味著我們絕不應當簡單地以為全球化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客觀現(xiàn)象，而應當充分意識到全球主義對全球性的建構或型塑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認為，我們應當介入到有關全球化之性質的“話語爭斗”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而其核心問題便是有關何謂“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從的話語爭奪權的問題。[xvi]

　　由此可見，只有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而不是前見性地將其看作是某種必然性的、客觀存在的現(xiàn)實或過程，我們才有可能洞見到全球化與全球性、特別是全球主義的關系，洞見到潛隱于全球化背后的話語爭斗和“文明沖突”實質，進而洞見到一種服務于“主體性中國”的開放性全球化觀。我在《全球化與中國法學》這一長篇系列論文（即將由商務印書館以《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為題出版）對此進行了詳細探究，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不僅是“經濟主義”論者所主張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而毋寧是一個既依憑民族國家又脫離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
“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從“國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國家法律一元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種從“國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國家與非國家法律多元化”的進程；
全球化也不是一種同質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個單一化與多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一體化與碎裂化、集中化與分散化相統(tǒng)一的進程；
全球化更不是一個客觀必然的進程，而毋寧是“全球主義”對其型塑后的產物，是我們根據(jù)何種視角去影響全球化進程的“話語爭奪權”問題。[xvii]

　　質言之，全球化其實開放的，是可以根據(jù)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予以型構的。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以一種“主體性”的姿態(tài)，并依據(jù)“中國理想圖景”或“世界理想圖景”去重構全球化進程及其方向提供認識論前提；
同時，也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進而為影響和重構當下的全球化進程與方向做出我們的貢獻。

　　二、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我們知道，黨的十七大對中國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發(fā)展創(chuàng)新，做思想庫，走向世界，同時明確提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zhàn)略。在此，我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從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因此，我特別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zhàn)略。在這一部分，我們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此問題進行探究。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社會科學百年“知識引進運動”的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大致經歷這樣四個相對明晰的階段：（1）從1840年至今的“引進”階段，即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等，在翻譯大量社會科學文獻的同時，也在中國建立了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
（2）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復制”階段，即開始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解釋中國問題，“復制”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模式，這在經濟學領域表現(xiàn)尤為突出；
（3）從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國際接軌”階段，即開始與國際社會科學的學術規(guī)范、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等全面接軌，其主要的表現(xiàn)是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學術規(guī)范化運動；
（4）在上述歷時性向度的社會科學發(fā)展史的觀照下，十七大所提出的社會科學“走出去”戰(zhàn)略就可以被視為中國社會學科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刻，因為它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引進、復制、國際接軌的階段邁向一個全新的階段，即走向世界，并與世界進行實質性的思想對話和交流的階段。這個階段要求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簡單的引進和復制西方的思想，而要有我們自己的聲音，要用我們自己的獨特思想去與世界交流和對話。否則，我們將只是西方學術的接受者和追隨者。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只用西方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學術，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價中國，因為中國至少這30年的發(fā)展和智慧，是許多西方的理論無法解釋的。

　　在我看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zhàn)略，使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有著重要的政治戰(zhàn)略和文化戰(zhàn)略意義以及深遠的歷史意義。在全球化時代，只要我們秉持我剛才談到的那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走出去”戰(zhàn)略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其實是一個歷史性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它可能預示著中國社會科學進入到一個新的知識轉型階段——亦即根據(jù)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建構“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并使之走向世界，影響全球化進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質的新階段。我個人認為，我們可以從如下四個方面來把握這個重大命題的背景性因素：

　　第一，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全球化的“話語爭斗”維度。前面我們講到，全球化并不是一個客觀的、同質化的事實或過程，而是一個主觀可變的進程，在其背后潛隱的是一種“話語爭斗”。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zhàn)略，就會發(fā)現(xiàn)，它其實是我們實施大國戰(zhàn)略這一政治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庫”和“智力庫”，中國社會科學理應自覺擔當起其時代使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強勢文化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構成的世界結構的裹挾和包圍下成功突圍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而且，當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大國不僅都制定了本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戰(zhàn)略，而且其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事實上都是以其發(fā)達的社會科學為前提的。比如說，美國對社會科學實施了一種“普適性強勢發(fā)展戰(zhàn)略”，主要表現(xiàn)在：利用社會科學方面的資源優(yōu)勢，大力推動行為科學取向的實證科學研究和量化方法；
利用社會科學的全面布局和重點機構，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及其成果的“無國界”差異和普適性特性；
利用高等教育機構的優(yōu)勢資源，吸引外國學生和學者的加盟，實現(xiàn)社會科學的擴散效果等；
大力推行、輸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獲得全球化的普適性。[xviii]在很大程度上講，這種社會科學戰(zhàn)略正是美國實施“單邊”外交，保持單極地位的關鍵步驟。因此，在大國競爭的全球化背景下，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zhàn)略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施中國大國戰(zhàn)略和促進中華民族和平崛起這一偉大的戰(zhàn)略性和時代性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zhàn)略既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戰(zhàn)略意義。我們必須將其置于到全球化“話語爭斗”的背景下，并站在國際政治競爭的歷史高度來對待這一問題；
必須首先將其看作是一個理論問題，亦即全球化時代的“話語爭斗”問題、國際政治問題和大國戰(zhàn)略問題。

　　第二，全球化的背后不僅是“話語爭斗”，更是“文明沖突”。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zhàn)略其實是維護中華民族“文化安全”、加強中國“文化輸出”的重要步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戰(zhàn)略意義。從文化安全的角度看，當今世界，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xiàn)為文化競爭；
換言之，那種可見的國家“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這無疑是國際文化未來的基本戰(zhàn)略格局。當前，世界大國都在采取措施增強自己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國的文化安全，便成為不可忽略的問題。除了我們傳統(tǒng)上關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東亞和南亞文化的最新動態(tài)也值得我們關注。比如說，近年來，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qū)開辦“世宗學院”，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而印度在擁有了兩艘航母，有了遠程彈道導彈的核威懾力量以后，強調2l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大力加強文化輸出。[xix]因此，在亞洲文化大戰(zhàn)已經展開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大國都在采取措施增強自己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背景下，我們站在中國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討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戰(zhàn)略，其歷史性和時代性的戰(zhàn)略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我們已成為“經濟大國”，但還遠不是“學術大國”，以及學術影響下的“政治大國”。我們剛才談到，我們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這標志著，我們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由于社會科學學術傳統(tǒng)的總體缺乏，我們還遠不是“學術大國”，以及學術影響下的“政治大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主要是囿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的階段性，中國對西方的影響主要還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和大眾層面，而忽略或無力對西方乃至世界的學術界產生足夠的影響，我們的研究在世界未來發(fā)展的問題上、甚至在發(fā)展中國家如何發(fā)展的問題上幾乎從來不為國際學術界所引證。而我們知道，作為社會之精英的知識界，通過其同事、學生這個通道，一直是影響社會發(fā)展和認識社會的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和成果卻是完全陌生的；
這一點可以從2007年度SSCI收錄的來源期刊情況的統(tǒng)計中可以看出。2007年度SSCI收錄1962種由40余國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國最多，所占比例將近60%，但其中涉及中國社會科學的期刊卻只有10種，而真正由大陸地區(qū)主辦的只有兩種，這還包括今年5月份剛剛入選的一份刊物。[xx]更重要的是，我們在上面所發(fā)的論文引證率也是極其低下的。中國大陸地區(qū)期刊在SSCI來源期刊中所占比例和引證率在很大程度上客觀反映了中國社會科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影響力。毫無疑問，中國社會科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影響力與我們的經濟大國地位是極不相稱的！中國社會科學要真正走向世界的確任重而道遠！

　　第四，對中國現(xiàn)代化或發(fā)展經驗的理論解釋為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可能性。如果說前三個背景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那么對中國現(xiàn)代化或發(fā)展經驗的理論解釋則為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提供可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可能性。我們知道，在改革開放的短短三十年中，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變化之中一定隱含著我所謂的“中國經驗”，因為中國并沒有遵從西方既有的發(fā)展模式但是卻達到了發(fā)展的目的。盡管我們可能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說強調的單一性經濟增長目標所帶來的人權問題、民主問題、環(huán)保問題等等，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已經在世界上傳統(tǒng)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專制歷史最長、現(xiàn)代化進程最曲折（僅半世紀以來，我們就先學習西方非主流的蘇俄計劃經濟模式，接著又轉向主流的歐美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初步完成了“市場化”的改革，持續(xù)了長達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這本身的確堪稱了不起的成功！[xxi]在這些成功的發(fā)展經驗中，不僅存在著中國人特有的運作模式，而且也存在著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對制度的認識等等，而所有這些都是西方社會科學所無法解釋的，而需要我們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解釋。

　　如果我們更具歷史感地將我們的視野再向前推進，即將我們的視野投向16世紀以來的500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百余年的中國發(fā)展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的這部發(fā)展史本身的確堪稱一個“學術富礦”。簡言之，約500年前，繼東方佛教文化之后中華文明開始遭遇西方基督文化（西方基督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

相關熱詞搜索：全球化 中國 社會科學 時代 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