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最近發(fā)布的《2008中國區(qū)域金融運行報告》中，關于東莞農民工真實生態(tài)的一些調查數據，非常有現實的價值和意義。調查顯示，東莞最低工資標準從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間年均增長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費支出上，有近六成農民工每月消費500余元。

　　長期以來，談起“中國制造”的比較優(yōu)勢，“勞動力廉價”常常被“美化”。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脆弱的價格優(yōu)勢，但犧牲的卻是全民的福祉，未來社會進步的道德基礎以及社會賴以進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礎。

　　我國經過30年的高速發(fā)展，極少數人的收入趕上和超過了發(fā)達國家的富人，而另外數億人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同步增長，生活成本和生存壓力越來越大。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今年在《南方周末》上發(fā)表文章指出，“三十年來，我國GDP增長67倍，但人均國民收入只增長12倍，無論怎么說，這種比例都不能認為是協調的”。1997年～2007年，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而歐美等國家勞動報酬占GDP的60%以上，從小時最低工資看，我國平均是0.2美元，而歐美等國是25到30美元。我國眾多的資源性開采企業(yè)，工人每月工資不足千元，而老板每日可賺數十萬上百萬元，那些遍布在東南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生產加工企業(yè)，一線勞工常常沒日沒夜加班，月收入十多年來一直徘徊在千元左右。

　　而日本在戰(zhàn)后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fā)展，國民收入很快趕上并超過了一些歐美發(fā)達國家。韓國也是如此，韓國60年代人均國民收入不過90美元，1995年突破1萬美元之后，2007年進一步突破了2萬美元。

　　央行調查報告的數據告訴我們，依靠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優(yōu)勢的“中國模式”雖然創(chuàng)造了經濟奇跡，但這種模式顯然建立在“利潤擠壓工資”的畸形分配的基礎上，由于收入太低導致居民購買力低下，從而導致消費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況下，這種分配的弊端不太顯性，但當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時候，通過“擠壓居民工資創(chuàng)造競爭優(yōu)勢”的模式必然導致產能過剩。在勞動報酬沒有正常增長的情況下，不可能產生與經濟增長同步的消費能力。

　　再看一看大大小小的工礦企業(yè)，遠遠高于正常水平的死亡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的上班加班時間！中國憑借這種野蠻的剝削力量，讓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對手不寒而栗。毫無疑問，聞利起舞的國際資本非常歡迎這種體制，除了壓到極限的工資外，對環(huán)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fā)，對本土經濟的歧視等等，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垂涎欲滴的肥肉，也奠定了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基礎。

　　我國目前至少有一億人屬于被社會遺忘的群體，他們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基本的溫飽，另外一億人幾乎沒有任何資產，還有至少二億人缺乏基本的消費能力。而中國金字塔的頂尖富人不到人口的1%，他們擁有驚人的財富，另外10%的所謂金領白領或者企業(yè)主算得上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他們是目前的消費主力。剩下的一部分夾心層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災人禍，就會迅速滑向貧困線之下。

　　這種現象印證了亞當·斯密的話：“哪里有巨大的財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因為社會財富的總量并沒有額外增加，少數人擁有太多，就意味著大多數人得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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