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肇事逃逸”的規(guī)范目的在于，促使肇事者及時搶救傷者、保護現(xiàn)場及報警，而不是保證國家刑事追訴權的實現(xiàn)，因而，及時送醫(yī)后逃離的不成立“肇事逃逸”，留在事故現(xiàn)場不逃也不救的也能成立“肇事逃逸”，第一時間投案卻不將被害人及時送醫(yī)的仍可能成立“肇事逃逸”�！疤右葜滤馈钡囊�(guī)范目的在于，促使肇事者及時救助因交通事故不能自救的被害人以避免其死亡，以及清除路障以避免后續(xù)事故致人死亡。只要沒有證據(jù)表明將事故受傷者留在現(xiàn)場就能得到他人救助，“移置逃逸”實質(zhì)上等同于單純逃逸，不成立作為的故意殺人罪，至多成立“逃逸致死”。指使逃逸致死的，不是成立交通肇事罪共犯，而是成立交通肇事逃逸致死（故意）的共犯。
　　關鍵詞：規(guī)范目的 肇事逃逸 逃逸致死 移置逃逸 指使逃逸
　　《刑法》第133條交通肇事罪規(guī)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以下簡稱“肇事逃逸”）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以下簡稱“逃逸致死”）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事實上肯定了作為犯罪成立條件或定罪情節(jié)的“逃逸” 〔1 〕（以下簡稱“定罪逃逸”），以及相對于單純逃逸（即“肇事逃逸”與“逃逸致死”）的“移置逃逸”。
　　“司法解釋”堅持“逃逸”的本質(zhì)為逃避法律追究，而理論上的有力說則認為，行為人作案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乃人之常情，亦屬于憲法賦予公民的自我防御權范疇。殺人后逃跑不會罪加一等，何以法益侵害性要輕得多、作為過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嫌疑人，作案后逃跑就要加重處罰呢？如果“逃逸”的本質(zhì)是逃避法律追究，意味著行為人肇事致人重傷后，不是第一時間救助被害人，而是步行到數(shù)十公里外的交警大隊投案，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不能成立“逃逸致死”，僅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而且屬于自首，這合理嗎？“逃逸”的行為性質(zhì)是作為還是不作為？主觀罪過是故意還是過失？“司法解釋”何以認為，指使肇事者逃逸因而致人死亡的，成立作為過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共犯？既然指使“逃逸致死”的，能成立交通肇事罪共犯，指使“肇事逃逸”的，是否也能成立交通肇事罪共犯？犯罪行為可以作為先行行為產(chǎn)生作為義務，肇事者故意不救助事故受傷者而致其死亡的，是否同時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倘若堅持認為成立“肇事逃逸”與“逃逸致死”，須以構成交通肇事罪為前提，則意味著通常情況下，肇事者僅造成1人重傷后逃逸而致其死亡的，不能成立“肇事逃逸”與“逃逸致死”，而僅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如是做法，是否有違立法者嚴懲肇事逃逸的初衷，以及一般人有關“逃逸”理解上的常識、常理與常情？在處罰上是否會帶來與普通過失致人重傷后故意不救，而可能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明顯不協(xié)調(diào)？如此等等。
　　以上關于交通肇事“逃逸”理解與認定上的亂象，根源于富有中國特色的交通肇事“逃逸”的規(guī)定，以及人們對“逃逸”規(guī)定的規(guī)范保護目的（即規(guī)范目的）理解上的偏差。關于“逃逸”的規(guī)范目的，〔2 〕在司法實務堅持的“逃避法律追究說”與刑法理論固守的“逃避救助義務說”之間，有無折中方案，是否可能對兩個“逃逸”的規(guī)范目的進行相對性解讀？這就是筆者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逃逸”的規(guī)范目的
　�。ㄒ唬�實務界的立場
　　關于“逃逸”的本質(zhì)或立法目的（即規(guī)范保護目的 〔3 〕），“司法解釋”持“逃避法律追究說”。其中，第2條第2款規(guī)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xiàn)場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定罪逃逸”）。第3條規(guī)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在發(fā)生了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肇事逃逸”）。第5條規(guī)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逃逸致死”）。第6條規(guī)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xiàn)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移置逃逸”）。
　　實務中，當然是一如既往地以“司法解釋”為準繩。關于“定罪逃逸”，例如，被告人陳某 〔4 〕駕駛小客車，行經(jīng)人行橫道時為減速慢行，剎車不及碰撞騎自行車的被害人鐘某致重傷（后經(jīng)鑒定損傷達到一級傷殘）后，駕車逃離現(xiàn)場。一審法院認定成立“肇事逃逸”。二審法院則認為，“陳某的交通肇事行為只造成一人重傷的后果，其逃逸行為已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要件，故不能再作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情節(jié)在量刑時重復評價，因此，對上訴人的量刑應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一量刑幅度內(nèi)進行”。〔5 〕關于“肇事逃逸”，司法實務的主流做法一直是，即便被害人當場死亡（即沒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肇事者也因所謂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被認定為“肇事逃逸”；〔6 〕甚至肇事者在將被害人及時送醫(yī)后逃離（即履行了搶救傷者的義務），也因所謂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被認定為“肇事逃逸”�！�7 〕
　�。ǘ�）理論界的主張
　　關于“逃逸”的規(guī)范保護目的，刑法學通說教科書似乎支持“司法解釋”所持的“逃避法律追究說”立場，〔8 〕但理論上的有力說始終反對這一立場，而旗幟鮮明地主張“逃避救助義務說”。例如，張明楷教授明確指出，將“逃逸”解釋為“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不具有合理性。犯罪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因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可謂“人之常情”；正因為此，自首才成為法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逃避法律追究說”難以說明《刑法》為何不將逃逸規(guī)定為其他犯罪的加重情節(jié)；《刑法》之所以將逃逸規(guī)定為交通肇事罪加重情節(jié)，是因為交通事故中往往存在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加重處罰逃逸行為是為了促使肇事者積極救助被害人，故而應以不救助被害人（不作為）為核心理解和認定逃逸；發(fā)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留在現(xiàn)場不逃也不救的，也成立逃逸；如果肇事者讓自己的家屬、朋友救助傷者的，即使自己徒步離開現(xiàn)場，也不應認定為逃逸；交通事故現(xiàn)場沒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行為人逃走的，不應認定為逃逸。張明楷教授進而指出，將“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動機限定于為逃避法律追究，也明顯不當。如果行為人在騎摩托車追殺仇人過程中發(fā)生交通事故致人重傷后，為繼續(xù)追殺仇人而不救助事故被害人致其死亡的，按照“司法解釋”，由于行為人不是“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不成立“因逃逸致人死亡”，這顯然不合理。〔9 〕“逃避救助義務說”立場在理論上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響應與支持�！�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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