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兩會”本來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但近二十年，外國媒體對中國“兩會”給予了超乎以往的關注，進行了大量報道。他們希望通過中國“兩會”來及時了解中國的最新政策變化發(fā)展。“兩會”已成為外國人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兩會”召開之際，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作為1998年那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年輕的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對今年“兩會”的熱點話題進行了預測，并就“兩會”與中國民主進程，民主黨派在“兩會”中如何參政議政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在兩個半小時的談話中，許嘉璐直爽與坦蕩的性格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F把采訪記錄刊發(fā)，以饗讀者。
　　
　　我感覺“兩會”的報道，讀者是越來越愛看了
　　
　　對外大傳播：每年“兩會”期間，與會代表和委員匯聚一堂，共商國是。去年，參與“兩會”報道的外國記者有近500人，歐洲議會代表也首次應全國人大的邀請，旁聽了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閉幕大會。在世界媒體正向中國聚焦的今天，您認為肩負著對外傳播任務的涉外媒體，應該如何更好地做好工作?
　　許嘉璐：現在我感覺“兩會”的報道，讀者是越來越愛看了。一是人大審議的問題越來越“實在”，代表們的議案也越來越貼近老百姓，再就是媒體及時地“選題”、“選人”，報道得好，不是空話、套話，你們媒體在這方面立了不小的功勞。
　　特別是在當今網絡普及的時代，像新華網、人民網等新聞網站，利用網絡特有的快捷、海量信息、交互性強等便利條件，及時、快速地報道“兩會”信息，下情上達。一些政府官員更是頻頻出現在網站上，與網民對活，展示自己的親民立場，爭取公民對政府工作的理解與支持，這都是傳播中的新氣象。
　　對外大傳播：請您預測一下今年“兩會”將有哪些問題有可能成為熱點話題?
　　許嘉璐：應該會有很多。我估計今年教育問題是一個熱點，現在我還沒有聽到誰對中國的教育滿意過，還有就是進城務工子弟讀書難的問題，也會被關注。
　　《反分裂國家法》也是一個熱點話題，再有一個就是確立完整的科學發(fā)展觀。在這里我想特別強調一下，所謂“科學發(fā)展觀”是要建成一個“以人為本”、協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和諧社會。GDP不是越高越好，我們不能片面追求GDP。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8％，這不是指令，性計劃，而是引導性的、預測性的，到現在為止，各省上報的計劃中，最低的是8．5％，最高達到了15％，可是各地方卻不愿意把增加的稅收用于建設有任何收益的文化中心、學校，或給低保人群增加收入。政府要加大對弱勢群體的關心，或者到農村去扶貧。如何創(chuàng)建一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和諧社會，對科學發(fā)展觀的領會、貫徹和落實還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只要我們認為是對的，就堅持提下去”
　　
　　對外大傳播：1945年12月，中國民主促進會正式成立，從此，它與其他民主黨派一起投入了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yè)當中，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八個民主黨派協助執(zhí)政黨共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yè)。那么，您所領導的民進在今年的“兩會”上會有哪些建議?中國民主黨派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哪些提案被采納?
　　許嘉璐：在今年“兩會”期間，民主促進會擬就以下問題提出建議：合理配置醫(yī)療衛(wèi)生和疾病防治資源；加快《社會救助法》的立法工作：建立大額損失專項審計制度；在大中城市率先實行農產品市場準入制度；建立中央、省、市、縣合理分擔教育經費投入的保障機制，確保義務教育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盡快建立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機構，明確出版社轉制中的國有資產出資人；加快少數民族地區(qū)發(fā)展，攜手共建和諧社會；加強調研、論證制度，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做大做強我國出版業(yè)等。
　　參政議政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要做大量的調研工作。民進有一個特點：調研總是往窮地方跑，往山里跑。只有深入調查研究，才能拿出可操作的措施供政府參考。現在，我們的調研成果已經可以拿出十多個提案了，可我們不輕易拿出提案。提案不去追求新、奇，而要找一個好的切入點。提出問題的同時，還要提出解決問題的可操作性方案，目的不是一吐為快。
　　說到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被采納提案的例子很多。比如，環(huán)境問題，我們最初提議的是對金沙江河谷上游濕地的保護，現在這個項目已經實施了，國家投入了六百萬元的專項治理資金；接著又開始調研長江中游的環(huán)境保護問題，這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濕地保護，經過我們的提議，朱?基同志在2002年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到了要加強濕地保護，國務院也馬上制定了濕地保護規(guī)劃，環(huán)境得到了改觀，中國林業(yè)局也得到了聯合國濕地保護的第一個獎。長江下游的突出問題是水質污染和土地修復，要解決問題就得引入市場經濟，現在已經有很多城市在籌建污水處理廠時開始招標，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都可以加入。
　　當然，不是每個提案都被立即采納和實施，國務院要考慮中國國力的問題。但是，只要我們認為是對的，我們就堅持提下去，一次不行提兩次，兩次不行再接著提。例如，我們曾提出過一年之內免去農業(yè)稅，第一次提出時，就被有關部門當場客氣地駁回了；第二次，我們又接著提，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可以研究。最后，根據國家財政的情況進行了重點研究并決定五年之內全部免除農業(yè)稅。
　　
　　別把外國人的誤解看得太重，他們決定不了中國的命運
　　
　　對外大傳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也是民主與集中的統(tǒng)一。但目前，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民主還存有一定的誤解，比如對中國的人權、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等，您覺得我們如何做，才能更有效地減少誤解呢?
　　許嘉璐：“民主”這個東西不是西方獨有的，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就開始追求的。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這一概念，至今地球上還沒有一個地方實現了原始意義上的民主，民主仍處在一個探索的過程中。
　　很多西方學者特別推崇希臘文化、城邦文化，他們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化。如果是，那時的奴隸、外來人、婦女為何都沒有選舉權，只有市民才有選舉權?這是民主嗎?即使現在的美國和法國，也是20世紀40年代和60年代才給了婦女選舉的權利，法國婦女擁有選舉權的時間還沒有中國早。
　　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民主制度很完美，與他們兩百年前的民主比起來，是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你問問英國人，他們并不承認美國的民主模式就好。
　　當然，要減少國外對中國民主進程的誤解，媒體必須注意報道的技巧和手段。媒體可以做一個長期的策劃，然后不間斷地就某一個問題進行訪談式的報道，不要在某一天的頭版頭條突然地出現一個“大標題”，這樣會給人一種宣傳的感覺。 　　不過，也別把外國人的誤解看得太重了，他們決定不了中國的命運。有時，人和人的溝通是非常難的。我們國家強調“依法治國”，江澤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建立我們的民主法制社會。這“德”就是中華文化，全世界這么多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提出“以德治國”，外國人就不理解，“道德也能治國嗎?”他們罵就罵吧，中國人是不怕罵的。他們提出問題，我們就解答。發(fā)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強大了，外國人就會來問：“你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怎么搞的?你們的發(fā)展速度怎么這么快?”到那時候，他們就會信服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空說是沒有用的。
　　
　　一定讓中國接受某一個國家的民主模式，這是不講理的
　　
　　對外大傳播：正如您所說，一些西方國家主觀地認為，他們本國的民主制度是最完美的，并希望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能夠接受他們的民主模式。
　　許嘉璐：一定要讓中國接受某一個國家的民主模式，這是不講理的。
　　歷史實踐證明，我們這套民主理論適合中國國情。在封建體制下，中國的民主很難實現。但中國人并沒有停止對民主的追求。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孫中山先生的“一黨執(zhí)政、一黨參政”，到新中國的一黨執(zhí)政，多黨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中國一直在追求民主。
　　有的青年人說，在中國再成立一個黨派吧。我就說，成立新的黨派以什么為宗旨，是不是給中國人民謀利益?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不是，就違反了中國憲法，是非法的。如果說是，那九個黨派，你可以隨便加入，為什么要成立新的黨派呢?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沒有完善，我們還在不斷自我完善，我們小心翼翼地試驗，因為稍不小心，會給全中國帶來混亂，最后倒霉的還是老百姓。
　　中國一黨執(zhí)政，多黨參政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想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大家都沒私利，一個目的，共同目標。哪干嘛要九個黨?因為身份不一樣，知識結構不一樣，職業(yè)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就更不一樣了。執(zhí)政黨沒考慮到的，我們民主黨派能看出來，這就是集思廣益。第二條是遇到了問題怎么解決？這就說到了中華文化――合和文化，遇事要商量。所以，多黨合作的后面，還有一個政治協商呢!通過協商，大家磨合，意見趨于一致，最后少數服從多數。
　　
　　我們是靠協商吃飯，不是靠辯論和表決吃飯
　　
　　對外大傳播：半個多世紀以來，全國人大不斷在革新求變，人大代表的“代表與監(jiān)督意識”也不斷增強，在國家事務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梢恍┩鈬�人說中國“人大”是“橡皮圖章”，在表決時，絕大多數都投贊成票，您對此怎么看?
　　許嘉璐：他們并不知道我們表決之前協商了多少次。凡是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我們都要調查研究，所以中國立法時間長嘛!有人算過一筆賬，中國平均一部法律出臺需要七年半的時間，要開無數次研討會，征求無數人的意見。
　　舉一個例子，一部《國旗法》就征求了十多萬人的意見，集思廣益，代表們將不同的意見放在一起磨合。
　　每次人大常委會結束的時候，我們都有一次委員長會議，各小組組長在會上匯報，如果多數人都同意了，那么，再表決議程，所以表決的時候，大家都同意。
　　其中，也有多次協商不成的議案。比如《公路法》第一次就沒有通過，《高教法》第三次討論時還不行……我們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一個法出臺后要適應全中國，你制定錯了，就要影響全中國。例如，《監(jiān)督法》經過了三屆討論還沒有上會表決。所以我經常跟外國人說，我們是靠協商吃飯，不是靠辯論和表決吃飯。但是我們代表還要表決那是為什么，是為了保證大家的民主權利，讓最后有不同意見的人自由表達，這是他們的權利。
　　對外大傳播：您在人大工作多年，有哪些值得您個人記憶的事情呢?
　　許嘉璐：不要談我個人。給你們舉個例子，前不久，曾經有一個記者一張口，就讓人不痛快。他上來就問我這一生的閃光點是哪里?我說我沒閃光點，沒有什么風光的，我當副委員長風光嗎?我不承認，我當教授的時候也非常風光，每講完一堂課，底下就是一片掌聲，難道這不是我的閃光點嗎?
　　我認為，無論做學問、教書、管理學校還是到政府工作，再到人大，只要是不謀私利，都能做好。我是干什么，愛什么，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我們這一代是跟著共產黨一步一步地學，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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