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日記篇一：高饒事件的再解讀

高饒事件的再解讀

首先說一下高饒事件的性質。在過去的黨史教科書中，高饒事件被稱為建國以后黨內(nèi)第一次大的“路線斗爭”。這次黨內(nèi)路線斗爭發(fā)生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大轉軌階段，為建國以后整個黨內(nèi)斗爭開創(chuàng)了一種模式，影響非常深遠。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事件真相一直不甚清楚，不光是社會大眾不清楚，就是學界小眾，包括黨史學界的資深人士也只知其事，難言其詳。在“文革”結束以后的“撥亂反正”中，過去所謂的黨內(nèi)十次“路線斗爭”，都逐一被否定了，所造成的冤假錯案都得到平反和糾正。只有高饒事件是僅有的兩個維持“原判”的事件之一。1980年鄧小平做“歷史決議”的時候，跟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講：“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薄斑@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同時鄧小平又講；高饒問題“確實沒有什么路線�！甭肪�斗爭是不能成立的。后來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照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定下的調(diào)子。路線問題不提了，“反黨聯(lián)盟”的集團問題也不提了，但仍然是肯定了高饒反黨的性質。稱為：“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建國以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一件是高饒事件，一件是反右運動，這兩件案子沒有翻，其它案子基本都翻了。過后敘述得比較完全的，是薄一波寫的《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那本書，其中對于高饒事件有專門章節(jié)的論述，但是這書撰著者本人對很多事件是避諱的，很多內(nèi)幕、前因后果都言語不詳，而且傳主對自己的事情解釋過多，讓人也有點自我粉飾之感吧！

這以后的官方版本，基本上都是按照薄一波這本書的版本進行敘述。至于一些紀實類的一些小說，什么《高饒事件始末》、《死亡聯(lián)盟》之類，人為添加的東西就更多了，徒增混亂，可信度很低。多年來，黨史界學人對高饒事件都覺得說不太清楚。盡管還是有些零零碎碎的史料披露。比如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的領袖傳記和年譜，還有《楊尚昆日記》，對此事件都有些記錄，但是都比較零碎。最近有這幾本書的出版，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在海內(nèi)外影響很大，對解讀高饒事件形成一個小高潮。第一本書就是原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的《我的回憶》；第二本就是原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這本書披露了很多的細節(jié)，特別讓人震驚的是披露了當時毛澤東讓高崗秘密調(diào)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這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特別是新近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崗秘書和管教組長趙家梁和張明遠女兒張曉霽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是目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饒事件”的一部著作。這本書有大量的史料，是根據(jù)當時的一些日記、筆記等原始材料寫的，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關鍵細節(jié)，給我們對高饒事件的歷史認識帶來一個全新觀感，很多是具有顛覆性的。但是這本書有一個弱點，就是過多運用文學的筆法，在進行歷史敘述時，作者心證太多，猜度過重，這就大大影響了其史學價值。

這幾本書出來以后，使得我們對高饒事件有了一個全新的理解。所以最近這一兩年間，海內(nèi)外學界掀起了一個重評“高饒事件”的風潮，其中也有高崗家屬的聲音。比如高崗夫人李立群和“美國之音”的記者談高饒事件，在海外流傳很廣。李立群還談到一個上層動向，中央組織部對高崗過去革命功績也重新做出了肯定性的結論。

這些新史料的出現(xiàn)，使得我們對原來對高饒事件的歷史結論發(fā)生了懷疑。大家都知道對高饒事件的處理時間很長，發(fā)生時間可以說是在1953年底，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是1954年2月，真正處理完結的是1955年的全國代表大會，整整持續(xù)了一年多。這本身就說明高饒事件很復雜，很多事情都落實不了。那么，根據(jù)當前披露出的大量新史料，對于高饒事件的問題，現(xiàn)在應如何看？如何重新進行解讀？能夠得出什么樣的判斷呢？

首先，高崗和饒漱石是不是個聯(lián)盟？通過一系列歷史細節(jié)的披露，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很難說是個聯(lián)盟，或者說根本不是個聯(lián)盟。當事人無論是高崗，還是饒漱石，都從來沒有

承認過他們是個聯(lián)盟。歷史上他們不是一個派系。高崗是1905年出生的，是陜北土生土長出來的干部。在陜北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去世以后，高崗就成了陜北根據(jù)地的代表，一直在陜北工作，也很受毛的重用。毛曾經(jīng)說過，中國革命有兩個正統(tǒng)，一個大正統(tǒng)是井岡山，再一個小正統(tǒng)就是陜北，這是對高崗的很高的評價。而饒漱石，他是190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直是在白區(qū)工作的，在皖南事變后接替劉少奇任新四軍政委。按道理，從山頭派系來講，他應該算是劉少奇系統(tǒng)的人。高饒兩人在歷史上沒有打過交道，建國以后也沒有來往。饒漱石就去過一次大連，考察東北的工業(yè)，當時東北的工業(yè)是走在前頭的。高饒事件后，定性他們是個聯(lián)盟，是說他們幾個大區(qū)的書記奉調(diào)到北京以后，到1953年秋冬才形成的政治聯(lián)盟。這個理由非常勉強。1955年毛澤東在全國黨代會上講到為什么高饒是個聯(lián)盟呢？他說了幾條：因為在1953年全國財經(jīng)會議批薄一波時，他們兩個意見是一致的。在1953年10月份召開的全國組織會議批安子文時，他們也是一致的。另外，他們出事以后，高崗替饒漱石說好話，饒漱石替高崗說好話，這就證明他們是聯(lián)盟。毛澤東還說：聯(lián)盟不需要簽字，不需要契約的。這樣定性的反黨聯(lián)盟，理由太牽強了，顯然是很難成立的。

我們看看當年給高、饒定下的罪狀，能夠落實下來的究竟有哪些？ 1954年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他們的問題講的比較全。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周恩來對高崗問題有一個發(fā)言提綱，周講了幾條，第一條是制造“軍黨論”，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第二條是搞宗派活動；第三條是私下散布黨內(nèi)討論安子文的一個絕密文件，指的是就是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草擬的“八大”政治局的最初名單，制造黨內(nèi)不和；第四條就是私自封官許愿；第五條就是搞東北獨立王國；第六條是破壞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的威信；第七條是剽竊文稿，抬高自己；第八條在中蘇關系上撥弄是非；第九條是進行奪取國家權威的活動。還有一條就是生活作風腐化，加起來是十項罪狀。

饒漱石的罪狀就少了，因為饒漱石生活比較簡樸，私生活上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情，生活作風沒有問題。主要問題就是他奉調(diào)到北京當上中組部長后，在中組部部務會議上批斗安子文，而斗安子文的目的，就是為了整劉少奇，這個罪狀是一個現(xiàn)實的罪狀。其它的就牽扯到了一些歷史問題：一個就是“黃花塘事件”。在新四軍時期，饒組織一些人批判陳毅；另一個就是“玩權術”問題。在確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人選的時候(一般說來軍政委員會主席都是軍隊干部，西南是劉伯承，中南是林彪)，他給中央報告說華東的同志不同意陳毅當主席，華東大區(qū)就成了他黨政一肩挑，這就是“玩弄手段，謀取權力”；還有就是1952年中央讓饒漱石到北京養(yǎng)病的事。這是毛澤東講的。饒漱石認為中央不信任他，半夜三更就打電話給毛澤東要求接見，接見以后沒什么事，扯了三個多小時，最后毛澤東聽出他的意思來了，是不是中央懷疑他，不信任他的問題？毛說沒那個事，你要愿意在北京養(yǎng)病就養(yǎng)病，你不愿意在北京養(yǎng)病，你回去也可以，他這才放心�？梢姡�上述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事，弄不到臺面上來，怎么能構成罪狀呢？所以從當時一直到現(xiàn)在，他們的罪狀問題都沒有說清楚。拿這兩個人的“罪狀”進行對比，我個人認為，高饒事件說到底是高崗事件，饒漱石實際上是搭上來的。

從高崗的“罪狀”中可以看出來，有些是與事實不符的，有些是張冠李戴，而且還有些就是純粹的扣帽子。比如剽竊文稿、抬高自己這一條，本來中央領導人讓手下寫文稿的多了，讓部下弄個發(fā)言提綱，他拿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一講，中央政治局說高崗今天發(fā)言很好，毛主席表揚高崗，這個就等于說是剽竊？如果說這個事就是剽竊文稿、抬高自己的話，那我們領導人剽竊文稿、抬高自己的就太多了。有的還把集體起草的會議文件編到自己的文集里，那么，性質是不是更嚴重。

對高饒事件的處理，后來搞《歷史決議》時有個說法，說高饒事件，我們處理的比較寬容沒整多少人。實際上不對，高饒事件的整人，當然與后來的“反右”、“文革”是沒法比的，但就當時來說，應該說還是錯整了不少人。東北局班子里的人，除了林楓以外，其余全部拿

下。張秀山、張明遠分別是第二書記和第三書記，當時稱之為“東北五虎將”的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全部被處理，而且一直整到了下邊省市委的領導干部。例如，旅順市委的領導班子就整的很慘。饒漱石牽扯的面也很廣，首先是山東分局的代書記向明，因為牽扯這個事情被打倒，以后又牽扯到了上海市潘漢年和揚帆的案子。而且當時在東北，許多省市一級的領導人都受到牽連。東北原來是全國先進單位，出干部的地方，高饒事件發(fā)生以后，牽涉了一大批干部，有的是壓制多年不能起用，有的是直接受到降級和黨紀處分。更重要的是，高饒事件的處理為建國后的黨內(nèi)斗爭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以后，才有了后來整彭德懷，整劉少奇的更多事情出現(xiàn)�？梢哉f，這個事件開創(chuàng)了一個制度路徑。

牽扯到高饒事件中的這些干部，在“文革”后基本上都官復原職了。這就成了毛澤東在1955年的時候說的，高、饒成了兩個單干戶了。毛澤東當時是反對這兩個單干戶的觀點，給他們加上了反黨聯(lián)盟的帽子。現(xiàn)在查明了，東北局干部與高崗只是工作關系，沒有高饒聯(lián)盟這回事兒。說高崗和饒漱石是聯(lián)盟的最重要的一個例子，是在1953年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張秀山在會上發(fā)言，饒漱石很欣賞，掀起了一個批判安子文的風潮，所謂“討安伐劉”，批判安子文實際上就是打擊劉少奇，定的是這么個罪狀�，F(xiàn)在，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jīng)搞清楚了，無論是張秀山的回憶，還是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的回憶，都沒有這個“聯(lián)盟”的事情。事實上，張秀山到北京來是參加糧食會議的，他原來根本不想在組工會議上發(fā)言，而且高崗還阻止他發(fā)言，說這些問題在組織會議上解決不了，不要發(fā)言了。然后，高崗就南下休養(yǎng)去了，連看都沒有看過張秀山的發(fā)言稿。讓張秀山到組工會議上發(fā)言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張秀山參加糧食工作會議期間，講到東北對于中組部是有幾點意見，講了五條。毛澤東就說你到會上去講講，但是你講的這五條都和劉少奇有關系，你先和劉少奇談一談。開會的時候，張秀山找了劉少奇同志，說是主席讓我先給你說說。劉少奇也知道他要講什么，就說不用講了，你就發(fā)言吧。張就這樣發(fā)了言，這完全與高崗、饒漱石無關，有關的倒是劉少奇、毛澤東。張秀山把提的意見也給安子文說了，都是公開提的，放到桌面上的意見。但是張秀山的這個發(fā)言引起了會議上的爭論，對組織工作的批評意見很大，所以后來就把這件事情當成了高饒聯(lián)盟的一個主要事件，其實完全是和“聯(lián)盟”不搭界的事。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高崗里通外國的事，現(xiàn)在爭論得比較多，有來自蘇聯(lián)的材料記載為證。但這也是與事實出入很大的事情。當時在中長路的蘇方代表，叫科瓦廖夫，他向斯大林報告，說據(jù)高崗報告，中共黨內(nèi)有一些反蘇的人，比如劉少奇這些都是反蘇的人。這事情已經(jīng)查明了，確實有這么一個文件，但這事件和高崗一點關系也沒有，科瓦廖夫是信口胡說，但事出有因。因為毛澤東在訪蘇期間，罵了科瓦廖夫一頓，這是有點打狗給主人看的意思。毛澤東訪蘇在莫斯科期間，一開始斯大林曾經(jīng)把他晾在那里，不提重新修訂中蘇友好條約的事，毛澤東就很生氣，把科瓦廖夫找來痛罵了一頓，說我到你這里來是有事的，現(xiàn)在我是干什么事呢？整天就吃飯拉屎�？仆吡畏虬堰@個事情報告斯大林了，斯大林認為此人辦事不力。為了彌補過失，科瓦廖夫就給斯大林打了這么一份報告。另外還有一個說法，就說高崗想要把東北變?yōu)樘K聯(lián)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軍在東北的時候，拆遷了東北很多工廠，而且蘇軍違反紀律的也不少，包括高崗在內(nèi)的東北局的干部都很反感，但當時為了顧全大局，就沒提這個事。但說高崗要把東北并入蘇聯(lián)，這是沒有來由的。最重要的一個證據(jù)是：高崗不懂外語，他每次和外國人接觸都得借助翻譯，都有秘書到場。所以當時劉亞樓還揭發(fā)說高崗和洋人密談了三天三夜，這個根本不可能，已經(jīng)完全被否定了。

那么里通外國的事情不存在了，聯(lián)盟的事情也不存在了，集團的事不存在了，那么能落實什么？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解讀的一個問題。其中講到高崗的問題，有這么一個情節(jié)，就是高崗到中央以后不安分，老想奪周恩來、劉少奇的權。最重要的一個例證就是講高崗拉陳云，拉鄧小平。拉陳云的時候，就說是中央現(xiàn)在要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我們現(xiàn)在的黨史都是這么敘述的。這是高崗作為野心家搞交易的一個鐵證。但據(jù)現(xiàn)在的材料，

趙家梁的《高崗在北京》一書的披露，這個話并不是高崗說的，而是陳云說的。陳云為什么要說這個話呢？因為陳云跟高崗原來關系是非常好的，高崗是把陳云當圣人看的，一些重大事情都與陳云商量。但從政治上看，高崗的道行還比較淺，是個“二桿子”。

所以，高崗反黨的事情怎么發(fā)生的？如果僅僅是圍繞在這些具體歷史細節(jié)中間打交道，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高饒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發(fā)生的背景是什么？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來是支持高崗的，為什么后來又把高崗一巴掌打下去了呢？也就是說歷史細節(jié)的披露，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需要對這些新的史料進行梳理，找出一個事情發(fā)生的邏輯線索來。所以我就試圖在更大的背景下對高崗的事情做一個解讀。

我是把這場黨內(nèi)斗爭分成兩個大背景看，一個是叫政爭的背景，一個是權爭的背景。也就是從“政爭與權爭”的雙重背景來認識這個事件。

那政爭是指什么呢？因為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這是在建國時期中共和民主黨派一齊制訂的《共同綱領》中確定的。建立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抗戰(zhàn)以后一直打的旗幟，而新民主主義路線的要點是什么呢？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講的“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但是新民主主義在馬列經(jīng)典作家中是個不經(jīng)不典的非常話語，你找不到什么叫新民主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意思就是中國的生產(chǎn)力特別落后、特別不發(fā)達，處于前現(xiàn)代化的時期，要發(fā)展一些資本主義，要多元經(jīng)濟成分的共同發(fā)展，然后在生產(chǎn)力發(fā)達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夠轉到社會主義。這是它的一個本意，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奪取天下的一個旗幟，這是很清楚的。建國以后，從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共同綱領》一直到七屆三中全會，都是按照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按照多種經(jīng)濟成分共同發(fā)展的方針進行建國布局的，而且當時還做出“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計劃。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綱領是中共的建國理念和建國旗幟。1952年的時候，情況有了新的變化。朝鮮戰(zhàn)爭基本上進入了膠著狀態(tài)，雙方開始談判了。毛澤東這時候就把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提上了日程。1952年10月，劉少奇到蘇聯(lián)去，參加蘇共十九大，毛澤東就讓他把中共中央的意見(實際上是毛的個人意見)，就是現(xiàn)在準備從現(xiàn)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告訴斯大林，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見。此后，中共就開始了建國路線的轉變。建國路線轉變是綱舉目張的根本轉變，是牽動大局的一動百動。由此就產(chǎn)生了很多問題與矛盾。比如，人民群眾能否接受的問題，黨內(nèi)思想如何統(tǒng)一的問題，特別是中央高層思想統(tǒng)一的問題。在高層，特別是以毛為代表的，在建國以后就為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執(zhí)行什么樣的建國路線，發(fā)生過多次的沖突。重要的有四次，這些沖突不僅僅是毛、劉之間，實際上也代表了黨內(nèi)的高層和中層之間的沖突。

一次是關于劉少奇的天津講話。進城以后，許多干部把在農(nóng)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也帶到城里去了，在城里組織什么貧農(nóng)團，還是采取依靠窮人的做法，分店鋪這種事件屢有發(fā)生。天津的資本家被搞得很恐慌。劉少奇1949年4月份就到天津解決這個問題。劉在天津講話安撫資本家，鼓勵他們安心生產(chǎn)，其中講到資本家剝削問題，說從馬克思的觀點來講，資本主義對于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進步，說你們現(xiàn)在剝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劉少奇的天津談話，在當時對穩(wěn)定城市是有很好的效果，以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看，這個觀點也沒有什么錯。但當時黨內(nèi)的一些干部，特別是從農(nóng)村打土豪分田地出來的干部覺得很不順耳，說怎么叫剝削有功了呢？我們搞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主資本家嗎？高崗就是其中反對最激烈的人物之

一。劉少奇處理了天津問題以后，了解到東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東西，就給東北發(fā)了一個電報，讓東北注意一下民族資本家的政策問題。當時劉少奇看到了東北社會部部長鄒大鵬給中央的一個報告，談到了在東北城市政策中的一些“左”的傾向。就是對資本家光講斗爭，不講團結，急于消滅資本主義等等問題。劉少奇就給東北局發(fā)了電報，以天津的情況為例，要求東北也要注意“左”的問題。高崗則不予理會。還說劉少奇這個思想是“右”的，他不支持。毛澤東對于劉少奇講的這些話，也認為是講過頭了，不合適。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富農(nóng)黨員問題。這是1950年的時候，那時候新解放區(qū)剛剛土改，因為東北土改早，很多農(nóng)民分了土地以后，憑著自己的勞動致富了，就成了新富農(nóng)。土改后出現(xiàn)的新富農(nóng)，跟過去的老富農(nóng)不一樣。農(nóng)民富起來了，就引起人們的一種疑慮：“現(xiàn)在打土豪分田地運動已經(jīng)結束，出了新富農(nóng)怎么辦？”特別是有些新富農(nóng)都是土改的骨干。那時候就產(chǎn)生了這么一個問題，說共產(chǎn)黨不講剝削的，你這三十畝地一頭牛，你還得雇人，又成了新富農(nóng)，你這不是和黨的宗旨發(fā)生了矛盾嗎？劉少奇是堅持新民主主義路線的，他就說出現(xiàn)富農(nóng)黨員不可怕(新民主主義是允許剝削的)，允許雇工單干，并且給中組部當時的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講了。安子文就根據(jù)劉的意見，就這個問題怎么處理給東北寫了封信，說允許雇工，而且你現(xiàn)在制止了以后，大家都不敢雇傭了，生產(chǎn)力會受損失。所以他贊成富農(nóng)黨員，贊成黨員可以雇傭。對此高崗是不高興的。而且，高崗背后有毛的支持，毛澤東是不贊成這種做法的，認為只要是搞剝削的，就不能進入黨。

再一次是1951年的互助合作問題。事由是華北局對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個批示。農(nóng)村分田單干以后，產(chǎn)生的問題除了新富農(nóng)發(fā)財?shù)膯栴}，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戰(zhàn)爭時期形成的一套組織及生產(chǎn)系統(tǒng)需要轉換�，F(xiàn)在大家都種自己的地了，那過去的互助合作形式就發(fā)生了變化。山西這時候就提出來還要重新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為戰(zhàn)時的互助合作是一種代耕制，有人上前線打仗，他家那地村里用互助合作的代耕方式給解決�，F(xiàn)在搞完土改了，不打仗了，搞建設，大家都種自己的地去了，那農(nóng)村基層組織還怎么管？所以這就帶來一個老區(qū)農(nóng)村的組織問題。山西省委就把組織互助合作的方式，實際上也當成了一個重新組織農(nóng)村黨的組織的一個方式進行鼓勵。這個事情山西報到了華北局，華北局認為這是“左”傾，報給了劉少奇。劉少奇同意華北局的意見，認為這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在小農(nóng)基礎上是搞不出社會主義的，現(xiàn)在還要發(fā)展生產(chǎn)力。從劉少奇的思路可以看出來，他還是主張先發(fā)展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搞機械化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機械化條件下再搞合作化，這個思路就叫先機械化再合作化的思路。毛澤東、高崗的思路與劉少奇的思路不一樣，他們都是要先組織起來，把組織起來作為機械化的條件。這當中有這么一個差異。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否定了他的意見，而推廣了高崗的東北合作化經(jīng)驗。

其它還有工會工作方針的問題。工會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是站在政府的立場，還是站在工人的立場？這個問題到現(xiàn)在也沒解決。在當時李立三和劉少奇贊成工會有相對的獨立性(這個被批判了)，高崗表示反對，強調(diào)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澤東否定了劉少奇的意見，支持了高崗的意見。從1950年到1951年發(fā)生的這些事情中間可以看到，劉少奇是頻頻丟分，高崗是頻頻得分。當時高崗所領導的東北是全國的模范地區(qū)，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全國的前頭。在建國以后的政爭分歧中可以看出，毛和高崗是一致的，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一致的。劉、周堅持的是建國時期確定的新民主主義路線。

到了1952年下半年，中央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事情，這個政治轉軌馬上帶來了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法理上的沖突。建國的《共同綱領》講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現(xiàn)在突然搞社會主義社會，那么執(zhí)政黨過去的承諾還算不算數(shù)？從黨內(nèi)來講，中共依據(jù)的是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具有兩重性。決議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建立國家工業(yè)化的初步基礎，然后再向社會主義轉變；同時，決議又提出工人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是國內(nèi)的基本矛盾，也表達了要與資產(chǎn)階級作斗爭的方面。所以這樣就產(chǎn)生了一個“雙軌制”，可以這樣執(zhí)行，也可以那樣執(zhí)行。所以，即使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為法理基礎，它本身也有兩重性的問題。當然從一個國家的法理基礎看，還是《共同綱領》明確提出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法理。這就是法理上的沖突。

第二個問題是戰(zhàn)略和策略的沖突。對新民主主義，是作為一個戰(zhàn)略方針，作為國家的一個確定的能夠長期執(zhí)行的方針呢？還是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策略方針？等到共產(chǎn)黨力量強大

楊尚昆,日記篇二：高饒事件的再解讀

高饒事件的再解讀

首先說一下高饒事件的性質。在過去的黨史教科書中，高饒事件被稱為建國以后黨內(nèi)第一次大的“路線斗爭”。這次黨內(nèi)路線斗爭發(fā)生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大轉軌階段，為建國以后整個黨內(nèi)斗爭開創(chuàng)了一種模式，影響非常深遠。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事件真相一直不甚清楚，不光是社會大眾不清楚，就是學界小眾，包括黨史學界的資深人士也只知其事，難言其詳。在“文革”結束以后的“撥亂反正”中，過去所謂的黨內(nèi)十次“路線斗爭”，都逐一被否定了，所造成的冤假錯案都得到平反和糾正。只有高饒事件是僅有的兩個維持“原判”的事件之一。1980年鄧小平做“歷史決議”的時候，跟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講：“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同時鄧小平又講；高饒問題“確實沒有什么路線�！甭肪�斗爭是不能成立的。后來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照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定下的調(diào)子。路線問題不提了，“反黨聯(lián)盟”的集團問題也不提了，但仍然是肯定了高饒反黨的性質。稱為：“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建國以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一件是高饒事件，一件是反右運動，這兩件案子沒有翻，其它案子基本都翻了。過后敘述得比較完全的，是薄一波寫的《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那本書，其中對于高饒事件有專門章節(jié)的論述，但是這書撰著者本人對很多事件是避諱的，很多內(nèi)幕、前因后果都言語不詳，而且傳主對自己的事情解釋過多，讓人也有點自我粉飾之感吧！

這以后的官方版本，基本上都是按照薄一波這本書的版本進行敘述。至于一些紀實類的一些小說，什么《高饒事件始末》、《死亡聯(lián)盟》之類，人為添加的東西就更多了，徒增混亂，可信度很低。多年來，黨史界學人對高饒事件都覺得說不太清楚。盡管還是有些零零碎碎的史料披露。比如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的領袖傳記和年譜，還有《楊尚昆日記》，對此事件都有些記錄，但是都比較零碎。最近有這幾本書的出版，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在海內(nèi)外影響很大，對解讀高饒事件形成一個小高潮。第一本書就是原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的《我的回憶》；第二本就是原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這本書披露了很多的細節(jié)，特別讓人震驚的是披露了當時毛澤東讓高崗秘密調(diào)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這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特別是新近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崗秘書和管教組長趙家梁和張明遠女兒張曉霽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是目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饒事件”的一部著作。這本書有大量的史料，是根據(jù)當時的一些日記、筆記等原始材料寫的，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關鍵細節(jié)，給我們對高饒事件的歷史認識帶來一個全新觀感，很多是具有顛覆性的。但是這本書有一個弱點，就是過多運用文學的筆法，在進行歷史敘述時，作者心證太多，猜度過重，這就大大影響了其史學價值。

這幾本書出來以后，使得我們對高饒事件有了一個全新的理解。所以最近這一兩年間，海內(nèi)外學界掀起了一個重評“高饒事件”的風潮，其中也有高崗家屬的聲音。比如高崗夫人李立群和“美國之音”的記者談高饒事件，在海外流傳很廣。李立群還談到一個上層動向，中央組織部對高崗過去革命功績也重新做出了肯定性的結論。

這些新史料的出現(xiàn)，使得我們對原來對高饒事件的歷史結論發(fā)生了懷疑。大家都知道對高饒事件的處理時間很長，發(fā)生時間可以說是在1953年底，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是1954年2月，真正處理完結的是1955年的全國代表大會，整整持續(xù)了一年多。這本身就說明高饒事件很復雜，很多事情都落實不了。那么，根據(jù)當前披露出的大量新史料，對于高饒事件的問題，現(xiàn)在應如何看？如何重新進行解讀？能夠得出什么樣的判斷呢？

首先，高崗和饒漱石是不是個聯(lián)盟？通過一系列歷史細節(jié)的披露，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很難說是個聯(lián)盟，或者說根本不是個聯(lián)盟。當事人無論是高崗，還是饒漱石，都從來沒有承認過他們是

個聯(lián)盟。歷史上他們不是一個派系。高崗是1905年出生的，是陜北土生土長出來的干部。在陜北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去世以后，高崗就成了陜北根據(jù)地的代表，一直在陜北工作，也很受毛的重用。毛曾經(jīng)說過，中國革命有兩個正統(tǒng)，一個大正統(tǒng)是井岡山，再一個小正統(tǒng)就是陜北，這是對高崗的很高的評價。而饒漱石，他是190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直是在白區(qū)工作的，在皖南事變后接替劉少奇任新四軍政委。按道理，從山頭派系來講，他應該算是劉少奇系統(tǒng)的人。高饒兩人在歷史上沒有打過交道，建國以后也沒有來往。饒漱石就去過一次大連，考察東北的工業(yè)，當時東北的工業(yè)是走在前頭的。高饒事件后，定性他們是個聯(lián)盟，是說他們幾個大區(qū)的書記奉調(diào)到北京以后，到1953年秋冬才形成的政治聯(lián)盟。這個理由非常勉強。1955年毛澤東在全國黨代會上講到為什么高饒是個聯(lián)盟呢？他說了幾條：因為在1953年全國財經(jīng)會議批薄一波時，他們兩個意見是一致的。在1953年10月份召開的全國組織會議批安子文時，他們也是一致的。另外，他們出事以后，高崗替饒漱石說好話，饒漱石替高崗說好話，這就證明他們是聯(lián)盟。毛澤東還說：聯(lián)盟不需要簽字，不需要契約的。這樣定性的反黨聯(lián)盟，理由太牽強了，顯然是很難成立的。

我們看看當年給高、饒定下的罪狀，能夠落實下來的究竟有哪些？ 1954年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他們的問題講的比較全。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周恩來對高崗問題有一個發(fā)言提綱，周講了幾條，第一條是制造“軍黨論”，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第二條是搞宗派活動；第三條是私下散布黨內(nèi)討論安子文的一個絕密文件，指的是就是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草擬的“八大”政治局的最初名單，制造黨內(nèi)不和；第四條就是私自封官許愿；第五條就是搞東北獨立王國；第六條是破壞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的威信；第七條是剽竊文稿，抬高自己；

第八條在中蘇關系上撥弄是非；第九條是進行奪取國家權威的活動。還有一條就是生活作風腐化，加起來是十項罪狀。

饒漱石的罪狀就少了，因為饒漱石生活比較簡樸，私生活上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情，生活作風沒有問題。主要問題就是他奉調(diào)到北京當上中組部長后，在中組部部務會議上批斗安子文，而斗安子文的目的，就是為了整劉少奇，這個罪狀是一個現(xiàn)實的罪狀。其它的就牽扯到了一些歷史問題：一個就是“黃花塘事件”。在新四軍時期，饒組織一些人批判陳毅；另一個就是“玩權術”問題。在確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人選的時候(一般說來軍政委員會主席都是軍隊干部，西南是劉伯承，中南是林彪)，他給中央報告說華東的同志不同意陳毅當主席，華東大區(qū)就成了他黨政一肩挑，這就是“玩弄手段，謀取權力”；還有就是1952年中央讓饒漱石到北京養(yǎng)病的事。這是毛澤東講的。饒漱石認為中央不信任他，半夜三更就打電話給毛澤東要求接見，接見以后沒什么事，扯了三個多小時，最后毛澤東聽出他的意思來了，是不是中央懷疑他，不信任他的問題？毛說沒那個事，你要愿意在北京養(yǎng)病就養(yǎng)病，你不愿意在北京

養(yǎng)病，你回去也可以，他這才放心�？梢�，上述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事，弄不到臺面上來，怎么能構成罪狀呢？所以從當時一直到現(xiàn)在，他們的罪狀問題都沒有說清楚。拿這兩個人的“罪狀”進行對比，我個人認為，高饒事件說到底是高崗事件，饒漱石實際上是搭上來的。

從高崗的“罪狀”中可以看出來，有些是與事實不符的，有些是張冠李戴，而且還有些就是純粹的扣帽子。比如剽竊文稿、抬高自己這一條，本來中央領導人讓手下寫文稿的多了，讓部下弄個發(fā)言提綱，他拿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一講，中央政治局說高崗今天發(fā)言很好，毛主席表揚高崗，這個就等于說是剽竊？如果說這個事就是剽竊文稿、抬高自己的話，那我們領導人剽竊文稿、抬高自己的就太多了。有的還把集體起草的會議文件編到自己的文集里，那么，性質是不是更嚴重。對高饒事件的處理，后來搞《歷史決議》時有個說法，說高饒事件，我們處理的比較寬容沒整多少人。實際上不對，高饒事件的整人，當然與后來的“反右”、“文革”是沒法比的，但就當時來說，應該說還是錯整了不少人。東北局班子里的人，除了林楓以外，其余全部拿下。張秀山、張明遠分別是第二書記和第三書記，當時稱之為“東北五虎將”的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全部被處理，而且一直整到了下邊省市委的領導干部。例如，旅順市委的領導班子就整的很慘。

饒漱石牽扯的面也很廣，首先是山東分局的代書記向明，因為牽扯這個事情被打倒，以后又牽扯到了上海市潘漢年和揚帆的案子。而且當時在東北，許多省市一級的領導人都受到牽連。東北原來是全國先進單位，出干部的地方，高饒事件發(fā)生以后，牽涉了一大批干部，有的是壓制多年不能起用，有的是直接受到降級和黨紀處分。更重要的是，高饒事件的處理為建國后的黨內(nèi)斗爭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以后，才有了后來整彭德懷，整劉少奇的更多事情出現(xiàn)。可以說，這個事件開創(chuàng)了一個制度路徑。

牽扯到高饒事件中的這些干部，在“文革”后基本上都官復原職了。這就成了毛澤東在1955年的時候說的，高、饒成了兩個單干戶了。毛澤東當時是反對這兩個單干戶的觀點，給他們加上了反黨聯(lián)盟的帽子。現(xiàn)在查明了，東北局干部與高崗只是工作關系，沒有高饒聯(lián)盟這回事兒。說高崗和饒漱石是聯(lián)盟的最重要的一個例子，是在1953年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張秀山在會上發(fā)言，饒漱石很欣賞，掀起了一個批判安子文的風潮，所謂“討安伐劉”，批判安子文實際上就是打擊劉少奇，定的是這么個罪狀�，F(xiàn)在，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jīng)搞清楚了，無論是張秀山的回憶，還是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的回憶，都沒有這個“聯(lián)盟”的事情。事實上，張秀山到北京來是參加糧食會議的，他原來根本不想在組工會議上發(fā)言，而且高崗還阻止他發(fā)言，說這些問題在組織會議上解決不了，不要發(fā)言了。然后，高崗就南下休養(yǎng)去了，連看都沒有看過張秀山的發(fā)言稿。讓張秀山到組工會議上發(fā)言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張秀山參加糧食工作會議期間，講到東北對于中組部是有幾點意見，講了五條。毛澤東就說你到會上去講講，但是你講的這五條都和劉少奇有關系，你先和劉少奇談一談。開會的時候，張秀山找了劉少奇同志，說是主席讓我先給你說說。劉少奇也知道他要講什么，就說不用講了，你就發(fā)言吧。張就這樣發(fā)了言，這完全與高崗、饒漱石無關，有關的倒是劉少奇、毛澤東。張秀山把提的意見也給安子文說了，都是公開提的，放到桌面上的意見。但是張秀山的這個發(fā)言引起了會議上的爭論，對組織工作的批評意見很大，所以后來就把這件事情當成了高饒聯(lián)盟的一個主要事件，其實完全是和“聯(lián)盟”不搭界的事。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高崗里通外國的事，現(xiàn)在爭論得比較多，有來自蘇聯(lián)的材料記載為證。但這也是與事實出入很大的事情。當時在中長路的蘇方代表，叫科瓦廖夫，他向斯大林報告，說據(jù)高崗報告，中共黨內(nèi)有一些反蘇的人，比如劉少奇這些都是反蘇的人。這事情已經(jīng)查明了，確實有這么一個文件，但這事件和高崗一點關系也沒有，科瓦廖夫是信口胡說，但事出有因。因為毛澤東在訪蘇期間，罵了科瓦廖夫一頓，這是有點打狗給主人看的意思。毛澤東訪蘇在莫斯科期間，一開始斯大林曾經(jīng)把他晾在那里，不提重新修訂中蘇友好條約的事，毛澤東就很生氣，把科瓦廖夫找來痛罵了一頓，說我到你這里來是有事的，現(xiàn)在我是干什么事呢？整天就吃飯拉屎�？仆吡畏虬堰@個事情報告斯大林了，斯大林認為此人辦事不力。為了彌補過失，科瓦廖夫就給斯大林打了這么一份報告。另外還有一個說法，就說高崗想要把東北變?yōu)樘K聯(lián)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軍在東北的時候，拆遷了東北很多工廠，而且蘇軍違反紀律的也不少，包括高崗在內(nèi)的東北局的干部都很反感，但當時為了顧全大局，就沒提這個事。但說高崗要把東北并入蘇聯(lián)，這是沒有來由的。最重要的一個證據(jù)是：高崗不懂外語，他每次和外國人接觸都得借助翻譯，都有秘書到場。所以當時劉亞樓還揭發(fā)說高崗和洋人密談了三天三夜，這個根本不可能，已經(jīng)完全被否定了。

那么里通外國的事情不存在了，聯(lián)盟的事情也不存在了，集團的事不存在了，那么能落實什么？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解讀的一個問題。其中講到高崗的問題，有這么一個情節(jié)，就是高崗到中央以后不安分，老想奪周恩來、劉少奇的權。最重要的一個例證就是講高崗拉陳云，拉鄧小平。拉陳云的時候，就說是中央現(xiàn)在要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我們現(xiàn)在的黨史都是這么敘述的。這是高崗作為野心家搞交易的一個鐵證。但據(jù)現(xiàn)在的材料，趙家梁的《高崗在北京》一書的披露，這個話并不是高崗說的，而是陳云說的。陳云為什么要說這個話呢？因為陳云跟高崗原來關系是非常好的，高崗是把陳云當圣人看的，一些重大事情都與陳云商量。但從政治上看，高崗的道行還比較淺，是個“二桿子”。

所以，高崗反黨的事情怎么發(fā)生的？如果僅僅是圍繞在這些具體歷史細節(jié)中間打交道，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高饒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發(fā)生的背景是什么？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來是支持高崗的，為什么后來又把高崗一巴掌打下去了呢？也就是說歷史細節(jié)的披露，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需要對這些新的史料進行梳理，找出一個事情發(fā)生的邏輯線索來。所以我就試圖在更大的背景下對高崗的事情做一個解讀。

我是把這場黨內(nèi)斗爭分成兩個大背景看，一個是叫政爭的背景，一個是權爭的背景。也就是從“政爭與權爭”的雙重背景來認識這個事件。

那政爭是指什么呢？因為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這是在建國時期中共和民主黨派一齊制訂的《共同綱領》中確定的。建立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抗戰(zhàn)以后一直打的旗幟，而新民主主義路線的要點是什么呢？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講的“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但是新民主主義在馬列經(jīng)典作家中是個不經(jīng)不典的非常話語，你找不到什么叫新民主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意思就是中國的生產(chǎn)力特別落后、特別不發(fā)達，處于前現(xiàn)代化的時期，要發(fā)展一些資本主義，要多元經(jīng)濟成分的共同發(fā)展，然后在生產(chǎn)力發(fā)達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夠轉到社會主義。這是它的一個本意，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奪取天下的一個旗幟，這是很清楚的。建國以后，從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共同綱領》一直到七屆三中全會，都是按照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按照多種經(jīng)濟成分共同發(fā)展的方針進行建國布局的，而且當時還做出“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計劃�？梢哉f新民主主義綱領是中共的建國理念和建國旗幟。

1952年的時候，情況有了新的變化。朝鮮戰(zhàn)爭基本上進入了膠著狀態(tài)，雙方開始談判了。毛澤東這時候就把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提上了日程。1952年10月，劉少奇到蘇聯(lián)去，參加蘇共十九大，毛澤東就讓他把中共中央的意見(實際上是毛的個人意見)，就是現(xiàn)在準備從現(xiàn)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告訴斯大林，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見。

此后，中共就開始了建國路線的轉變。建國路線轉變是綱舉目張的根本轉變，是牽動大局的一動百動。由此就產(chǎn)生了很多問題與矛盾。比如，人民群眾能否接受的問題，黨內(nèi)思想如何統(tǒng)一的問題，特別是中央高層思想統(tǒng)一的問題。在高層，特別是以毛為代表的，在建國以后就為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執(zhí)行什么樣的建國路線，發(fā)生過多次的沖突。重要的有四次，這些沖突不僅僅是毛、劉之間，實際上也代表了黨內(nèi)的高層和中層之間的沖突。一次是關于劉少奇的天津講話。進城以后，許多干部把在農(nóng)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也帶到城里去了，在城里組織什么貧農(nóng)團，還是采取依靠窮人的做法，分店鋪這種事件屢有發(fā)生。天津的資本家被搞得很恐慌。劉少奇1949年4月份就到天津解決這個問題。劉在天津講話安撫資本家，鼓勵他們安心生產(chǎn)，其中講到資本家剝削問題，說從馬克思的觀點來講，資本主義對于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進步，說你們現(xiàn)在剝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劉少奇的天津談話，在當時對穩(wěn)定城市是有很好的效果，以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看，這個觀點也沒有什么錯。但當時黨內(nèi)的一些干部，特別是從農(nóng)村打土豪分田地出來的干部覺得很不順耳，說怎么叫剝削有功了呢？我們搞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主資本家嗎？高崗就是其中反對最激烈的人物之一。劉少奇處理了天津問題以后，了解到東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東西，就給東北發(fā)了一個電報，讓東北注意一下民族資本家的政策問題。當時劉少奇看到了東北社會部部長鄒大鵬給中央的一個報告，談到了在東北城市政策中的一些“左”的傾向。就是對資本家光講斗爭，不講團結，急于消滅資本主義等等問題。劉少奇就給東北局發(fā)了電報，以天津的情況為例，要求東北也要注意“左”的問題。高崗則不予理會。還說劉少奇這個思想是“右”的，他不支持。毛澤東對于劉少奇講的這些話，也認為是講過頭了，不合適。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富農(nóng)黨員問題。這是1950年的時候，那時候新解放區(qū)剛剛土改，因為東北土改早，很多農(nóng)民分了土地以后，憑著自己的勞動致富了，就成了新富農(nóng)。土改后出現(xiàn)的新富農(nóng)，跟過去的老富農(nóng)不一樣。農(nóng)民富起來了，就引起人們的一種疑慮：“現(xiàn)在打土豪分田地運動已經(jīng)結束，出了新富農(nóng)怎么辦？”特別是有些新富農(nóng)都是土改的骨干。那時候就產(chǎn)生了這么一個問題，說共產(chǎn)黨不講剝削的，你這三十畝地一頭牛，你還得雇人，又成了新富農(nóng)，你這不是和黨的宗旨發(fā)生了矛盾嗎？劉少奇是堅持新民主主義路線的，他就說出現(xiàn)富農(nóng)黨員不可怕(新民主主義是允許剝削的)，允許雇工單干，并且給中組部當時的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講了。安子文就根據(jù)劉的意見，就這個問題怎么處理給東北寫了封信，說允許雇工，而且你現(xiàn)在制止了以后，大家都不敢雇傭了，生產(chǎn)力會受損失。所以他贊成富農(nóng)黨員，贊成黨員可以雇傭。對此高崗是不高興的。而且，高崗背后有毛的支持，毛澤東是不贊成這種做法的，認為只要是搞剝削的，就不能進入黨。

再一次是1951年的互助合作問題。事由是華北局對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個批示。農(nóng)村分田單干以后，產(chǎn)生的問題除了新富農(nóng)發(fā)財?shù)膯栴}，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戰(zhàn)爭時期形成的一套組織及生產(chǎn)系統(tǒng)需要轉換。現(xiàn)在大家都種自己的地了，那過去的互助合作形式就發(fā)生了變化。山西這時候就提出來還要重新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為戰(zhàn)時的互助合作是一種代耕制，有人上前線打仗，他家那地村里用互助合作的代耕方式給解決。現(xiàn)在搞完土改了，不打仗了，搞建設，大家都種自己的地去了，那農(nóng)村基層組織還怎么管？所以這就帶來一個老區(qū)農(nóng)村的組織問題。山西省委就把組織互助合作的方式，實際上也當成了一個重新組織農(nóng)村黨的組織的一個方式進行鼓勵。這個事情山西報到了華北局，華北局認為這是“左”傾，報給了劉少奇。劉少奇同意華北局的意見，認為這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在小農(nóng)基礎上是搞不出社會主義的，現(xiàn)在還要發(fā)展生產(chǎn)力。從劉少奇的思路可以看出來，他還是主張先發(fā)展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搞機械化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機械化條件下再搞合作化，這個思路就叫先機械化再合作化的思路。毛澤東、高崗的思路與劉少奇的思路不一樣，他們都是要先組織起來，把組織起來作為機械化的條件。這當中有這么一個差異。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否定了他的意見，而推廣了高崗的東北合作化經(jīng)驗。

其它還有工會工作方針的問題。工會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是站在政府的立場，還是站在工人的立場？這個問題到現(xiàn)在也沒解決。在當時李立三和劉少奇贊成工會有相對的獨立性(這個被批判了)，高崗表示反對，強調(diào)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澤東否定了劉少奇的意見，支持了高崗的意見。從1950年到1951年發(fā)生的這些事情中間可以看到，劉少奇是頻頻丟分，高崗是頻頻得分。當時高崗所領導的東北是全國的模范地區(qū)，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全國的前頭。在建國以后的政爭分歧中可以看出，毛和高崗是一致的，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一致的。劉、周堅持的是建國時期確定的新民主主義路線。

到了1952年下半年，中央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事情，這個政治轉軌馬上帶來了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法理上的沖突。建國的《共同綱領》講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現(xiàn)在突然搞社會主義社會，那么執(zhí)政黨過去的承諾還算不算數(shù)？從黨內(nèi)來講，中共依據(jù)的是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具有兩重性。決議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建立國家工業(yè)化的初步基礎，然后再向社會主義轉變；同時，決議又提出工人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是國內(nèi)的基本矛盾，也表達了要與資產(chǎn)階級作斗爭的方面。所以這樣就產(chǎn)生了一個“雙軌制”，可以這樣執(zhí)行，也可以那樣執(zhí)行。所以，即使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為法理基礎，它本身也有兩重性的問題。當然從一個國家的法理基礎看，還是《共同綱領》明確提出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法理。這就是法理上的沖突。第二個問題是戰(zhàn)略和策略的沖突。對新民主主義，是作為一個戰(zhàn)略方針，作為國家的一個確定的能夠長期執(zhí)行的方針呢？還是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策略方針？等到共產(chǎn)黨力量強大了，組織起群眾了，就馬上進行改變的一個策略問題。這個戰(zhàn)略與策略的問題，帶來了另一個沖突。實際上許多資本家，包括城市里的一些個體戶在內(nèi)，在聽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消息以后，就大呼上了賊船，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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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北海公園,

那些值得反復邂逅之地(轉發(fā))

20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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